一、中共地下報刊的創辦
大革命失敗後，在國民黨反革命統治下，中國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但共產黨並未放棄輿論宣傳，而是迅速重建了自己的報刊係統，繼續傳播革命聲音。中共中央著名的地下報刊有《布爾塞維克》、《紅旗》、《紅旗日報》、《中國青年》、《中國工人》等。《布爾塞維克》192年10月24日創刊於上海，是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瞿秋白、羅亦農，王若飛等組成編委會，瞿秋白任編委會主任。初為周刊，後改為半月刊、月刊。1932年月出至第5卷第1期停刊，共出版52期。為躲避國民黨當局的查禁，封麵曾以《中央半月刊》、《少女懷春》、《中國文化史》、《金貴銀賤之研究》等為名。《布爾塞維克》創刊之時，正是蔣介石、汪精衛叛變革命後不久，國民黨反動派顛倒黑白，汙蔑共產黨是“反革命”，將他們無恥叛變革命、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倒行逆施說成是革命行動。為了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欺騙宣傳，揭穿蔣介石的無恥謊言，《布爾塞維克》在發刊辭中義正辭嚴地指出：“國民革命因為國民黨領袖的背叛革命而受著非常嚴重的打擊——國民黨，中國最早的革命黨已經因而滅亡了”，“此後民眾所看見的國民黨，已經不是從前的革命的國民黨，而是屠殺工農群眾、壓迫革命思想、維護地主資本家剝削、濫發鈔票紊亂金融、延長禍亂、荼毒民生、屈服甚至於勾結帝國主義的國民黨”。
特別強調指出：“此後中國的革命，隻有無產階級的政黨能夠擔負起領導責任”。《布爾塞維克》還揭露批駁了國民黨改組派的反動言論。國民黨改組派是國民黨內汪精衛、陳公博等組成的一個派別，他們提出“改組南京政府”的口號，實際上仍舊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反對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陳公博主編的《革命評論》是他們的代表性刊物。《布爾塞維克》發表了《論國民黨改組派》、《國民黨的新理論家——陳公博》等評論，著重批駁他們散布的“製裁階級鬥爭”的謬論，揭露他們的所謂“改組”，目的還是為了維護和鞏固國民黨反革命統治。大革命失敗後，被開除出黨的陳獨秀打出中國托派的旗幟，組成“托陳取消派”。他們認為，國民黨政權的建立表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主張現階段無產階級隻需進行議會鬥爭之類的合法改良運動，甚至汙蔑中共領導的根據地人民武裝鬥爭是“流寇運動”。他們出版《無產者》、《火花》等刊物，鼓吹取消革命，散布悲觀失望情緒。《布爾塞維克》對托陳取消派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指出蔣介石政權代表的是買辦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中國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並沒有完成，無產階級必須領導這一革命，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這些批判有力地抵製了托陳取消派的影響，鞏固了革命隊伍。《紅旗》1928年11月20日創刊於上海，是中共中央的政治機關報，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主辦。第14期為16開本，第5期改為32開本，第24期又改為8開的單張報紙。前期注重鼓動性，每周對新發生的政治事件都發表評論；後期加強指導性，大量刊登黨的文件。因是秘密發行，每期隻發200多份。
1930年8月14日，根據中共中央決定，《紅旗》與《上海報》合並為《紅旗日報》。《紅旗日報》發刊僅1個月，銷數就達1800多份。在白色恐怖下出版地下報刊，革命工作者冒著坐牢乃至殺頭的危險，付出了血的代價。這是新聞史上難忘的一頁。《紅旗日報》出版僅1周，就被上海租界巡捕房和國民黨當局先後捕去發行人員四五十人。《上海報》先後約有10名送報人被捕，其中有的被判重刑8年。地下報刊麵對反動派的瘋狂迫害，進行了異常艱苦的鬥爭。他們為了取得新聞來源，反映群眾鬥爭，常常依靠地下黨組織和一些進步團體在工廠、學校秘密發展自己的通訊員；巧妙地利用公開的報紙、通訊社的材料來進行革命宣傳；采取種種偽裝的、隱晦曲折的宣傳形式，為地下報刊如何開展工作積累了一些寶貴經驗。但是，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地下報刊也出現了嚴重錯誤。不僅宣傳了一些“左”的錯誤觀點，就是在宣傳策略和發行方式上也背離了秘密工作應該遵循的原則，往往采用幼稚魯莽的盲動冒險做法。《紅旗日報》在工作人員一再遭緝捕、印刷所一在被破壞、被迫一再改版、壓縮篇幅的情況下，不是考慮改變宣傳策略，而是一味堅持公開發行，認為這就是“對於中國反動派的一個嚴重的政治示威。”這樣的結果，不是掩護而是暴露了秘密工作。《上海報》不止一次地公開刊出黨組織進行活動的時間、地點，這實際上是在給敵人義務報信，結果導致每次行動幾乎都有人被捕。1932年前後，隨著共產黨在白區的工作的全部喪失，黨的地下報刊也全部停辦了。
二、左翼報刊和魯迅的報刊活動
在國民黨統治區，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左翼文化運動。這個運動的中心在上海，以報刊作為重要陣地。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先後創辦了《萌芽》、《拓荒者》、《巴爾底山》、《前哨》、《十字街頭》等機關刊物。它們以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為主要內容，同時重視對社會、文化的批判，報道左翼文化運動。1932年3月20日，左翼新聞記者聯盟成立。“記聯”是在中國新聞學研究會簡稱“新研”的基礎上成立的。“記聯”成立以後，通過各種方式，團結新聞界，開展進步新聞活動。出版機關刊物《集納批判》周刊，旨在爭取言論出版自由，批判反動新聞事業，探討無產階級新聞學，建立代表大眾利益的新聞事業。“記聯”還創辦了“國際新聞社”和小型報紙《華報》，編發抗日稿件。向讀者報道了中共提出的在立即停止進攻革命根據地等條件下，願和國內一切軍隊訂立抗日協定的主張，以及紅軍北上抗日等重要消息。1934年夏，“記聯”的活動全部轉入地下。左翼文化團體通過報刊和多種新聞活動，在國統區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批判了“民族主義文學”等反動文化思想派別，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魯迅是左翼文化運動的主帥。他主編或指導“左聯”的多種機關刊物，還利用《申報》副刊《自由談》，支持它的改革，積極為它寫稿。魯迅率領左翼文化工作者，以報刊為重要陣地，與國民黨的文化“圍剿”進行了英勇的鬥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首先是注意守住營壘，發揚“韌”的戰鬥精神。魯迅不讚成一些左翼刊物的“左”的幼稚做法，主張從白色恐怖統治的實際出發，要講究鬥爭策略，不要追求表麵上的“激烈”。他說：“戰鬥當先守住營壘，若專一衝鋒，而反遭覆滅，乃無謀之勇，非真勇也”。他主編的刊物，一被查禁，往往隨即更換名稱，繼續出版。如《萌芽》出至第5期被禁，第6期即改名《新地》。
1933年後，在左翼刊物大部分被封的情況下，魯迅等並未放棄戰鬥，他們利用《申報》副刊《自由談》等，采用隱晦曲折的筆法，使用各種化名投稿，以突破新聞檢查。魯迅在這個期間發表的絕大多數雜文就是“改些作法，換些筆名，托人抄寫了去投稿”的。他一生用過130多個筆名，其中有40個就是這時在《申報》上換用的。其次，他們重視發揮雜文的戰鬥作用，促進報刊上雜文文體的生長。從五四時期起到1935年，魯迅寫了約80萬字的雜感。其中192年後所寫的有近60萬字。這表明為了對付國民黨“圍剿”的鋼刀和軟刀，魯迅是在用全部的心血來澆鑄、冶煉雜文這一利器的。他批評幫閑文人把雜文弄成文學上的“小擺設”，甚至“麻醉品”，指出：“生存的雜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他的雜文，深刻地反映了這個時期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麵的主要情況和鬥爭，把政論性與形象性融為一體，給讀者以強烈的感染。在魯迅的倡導帶動下，報刊上戰鬥的雜文，衝破“圍剿”，不斷生長，形成了30年代雜文發展的一個高潮。再次，他們憤怒地揭露了反動派屠殺進步文化工作者的罪行。1931年2月日夜，柔石、李偉森等“左聯”5位成員被國民黨殺害。反動派封鎖消息，不讓報紙透露。在魯迅的主持下，於4月25日秘密出版了“左聯”機關刊物《前哨》第1期，醒目地標出《紀念戰死者》專號，刊載了魯迅的戰鬥檄文《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等，激起了國內外讀者的強烈反響。魯迅18811936，著名文學家，文藝報刊活動家和報刊評論作家。1903年開始在《浙江朝》等刊物上發表文章。1912年在紹興創辦《越鐸日報》，任名譽總編輯。1918年參與《新青年》工作，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闖將。1928年後，主編《語絲》，創辦《奔流》，與柔石等創辦朝花社，出版《朝花周刊》等。1930年參加“左聯”，主編《萌芽》、《前哨》等。1936年病逝於上海。魯迅一生勤於筆耕，曾先後參加19種報刊的編輯，為15家日報和6家期刊撰稿。他不僅撰寫了大量的文章，而且在編輯刊物時總是一絲不苟，認真負責。他把自己的“生命”，“割碎在給人改稿子，看稿子，編書，校字，陪坐這些事情上”。他曾說：“巨大的建築，總是一木一石疊起來的，我們何妨做做這一木一石呢？我時常做些零瑣事，就是為此。”魯迅從事報刊編輯的革命精神和優良作用，他的卓越的雜文，都是新聞工作者學習的楷模。
三、抗戰前夕著名報紙《立報》
《立報》是成舍我在抗戰前夕創辦的一份著名報紙。1935年9月20日創刊於上海，至1941年12月24日終刊，先後出版6年多。從創刊到193年11月25日停刊，是《立報》最重要的時期，1938年4月在香港複刊後影響已大不如前。《立報》在政治上堅持進步，其創刊號上刊登《我們的宣言》明確宣布：“我們要想樹立一個良好的國家，我們就必先使每一個國民都知道本身對國家的關係。怎樣叫大家都知道，這就是我們創辦的《立報》唯一目標，也就是我們今後的最主要使命。”《立報》決心成為一張“立場堅定，態度公正”，“對外爭取國家獨立，驅逐敵寇；對內督促政治民主，嚴懲貪汙”的報紙。一批進步人士和共產黨人加入了編撰隊伍：惲逸群主編《國際新聞》版，並兼寫社論；途邁進主編《本市新聞》版；薩空了先主編副刊《小茶館》，後當總編輯。報紙實行“大眾化”和“精編”的方針，宣傳抗日，抨擊時弊，反映社會現實，很受讀者歡迎。創刊不到半年，日銷量已超過10萬份，193年到上海“八一三”抗戰時，日銷量達20萬份，創當時報紙銷量的最高紀錄。
《立報》在報紅業務上頗多獨創之處。第一，《立報》以大報的格局安排版麵。《立報》雖然是一張4開的小報，但完全不同於一般的消閑小報，而是一張大報性的小型報，即將大報的主要材料加以濃縮、精編，以質勝量，比大報更為精粹。《立報》創刊時不登廣告，一版登要聞，二版上半版登國內外新聞，下半版為《言林》副刊，三版上半版登本市消息，下半版是副刊《花果山》，四版上半版登文化、教育、體育新聞，下半版是副刊《小茶館》。它完全采用了大報的編排方式，可謂“麻雀雖小，五髒俱全”。其二，《立報》以“精編”的方法組編稿件。對於國內外新聞，在廣泛了解的基礎上，摘取其主要內容，編寫成簡明扼要的消息，對於要發詳細內容的稿件，也力求文字簡潔，準確流暢。這種精編方法，該長則長，該短則短，使這張小型報紙的新聞內容並不比大報少。對於這種稿件精編的方法，茅盾先生非常讚賞。他認為，小型報紙的編輯部是一部提煉機，這樣小型報就會成為大報的精化。第三，《立報》的最大特色是“報紙大眾化”。《立報》從創刊起，就提出兩個口號：“報紙大眾化”和“日銷百萬”。因《我們的宣言》中還著重強調：我們決不是打著大眾化的旗號牟私利，一定要把報紙辦得通俗易懂，刊登的材料要與群眾休戚相關，使國民“能讀、必讀、愛讀，使他們覺得讀報真的和吃飯一樣需要”。為了使“大眾化”這個辦報口號為廣大讀者所了解，《立報》在報紙邊上經常刊登一些醒目明了的短語，如“天天讀報最易增進本身對國家的認識，故欲民族複興必先實行報紙大眾化”，“報紙大眾化是價錢便宜人人買得起，文字淺顯人人看得懂”；“隻要少吸一支煙你準看得起，隻要略識幾百字你準看得懂”等。為了保證群眾按時閱讀到報紙，《立報》自備自行車100輛，每天早晨8時前把報紙直接送給訂戶。第四，《立報》的副刊頗具特色。它的3個副刊各由名家主編，因而各具特色。《言林》屬文藝性質，每期約2500字，四五篇短文，初由謝六逸教授主編，後由茅盾接編；《花果山》由張恨水主編，除刊登長篇連載小說外，還刊登風物小誌，曆史掌故、世界珍聞、諷刺小品之類的短小文章；《小茶館》由薩空了主編，主要刊登常識性的文章，後以刊登讀者來信為主，多反映下層群眾生活。第五，《立報》注重獨家新聞的采訪。《立報》自己有電台，可以直接收到國內外各通訊社的電訊稿，這樣就可以搶在別家報紙前麵刊登一些重要新聞。如轟動一時的西安事變、蔣介石被釋放、“七君子”被捕等重要消息，在上海報紙上首先發表的就是《立報》。對一些需作詳細報道的重大新聞，常不惜花在力氣派記者跟蹤采訪，掌握第一手材料，寫出精彩生動的獨家新聞稿。如對“一二九”運動的報道，即是如此。
四、《解放日報》的創辦及其整風改革
一《解放日報》的創辦《解放日報》1941年5月16日創刊於延安，由《新中華報》和《今日新聞》合並而成。它是中共中央機關報，為中共中央在根據地出版的第一張大型日報，也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貢獻最大、影響最大的一家革命報紙。該報為對開4版，毛澤東經常親自指導《解放日報》的工作，為它撰寫和審改重要的社論、新聞和文章。第一任社長博古，第一任總編輯楊鬆。194年3月2日停刊，共出版2130期。《解放日報》的創刊是嚴峻的鬥爭形勢發展的需要。1941年後，解放區進入一個極端困難的時期：一方麵日本人集中5%以上的侵華兵力對解放區及敵後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掃蕩；另一方麵，國民黨頑固派製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派出大量兵力包圍和封鎖解放區。黨在國統區的《新華日報》受到國民黨當局的迫害越來越嚴重，宣傳上受到很大限製；而當時中共中央的機關報《新中華報》隻是每周出兩期的4開4版小型報紙，已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因此，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共中央決定創辦大型機關報《解放日報》，以便進行更有力的宣傳鬥爭，並更有力地指導各抗日根據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