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最不濟的“麵糊章京”，手不能文，隻能用麵糊粘一些奏章，最為同僚所卑。軍機大臣每天都要接受皇帝召見，商議軍國政事，根據皇帝命令草擬詔旨，直接寄給有關部門。寄給地方督撫的，稱“廷寄”，寄給駐京機構的叫“交片”。軍機處辦事效率很高，有簡、速、密的特點。簡是指機構簡單，人員精幹。速是指效率高，皇帝有旨隨時奉召承辦，而且必須當日事當日畢，每天處理文件幾十份乃至上百份。密是指保密性強。皇帝召見軍機大臣時，太監亦須回避。部院大臣非有旨不得擅入軍機處，軍機大臣也不得私下和部院督撫大臣相結納。軍機大臣多為皇帝心腹大臣，富有政治才幹，善於處理政事，同時與皇帝相處日久，也善於揣摩皇帝旨意，因此多為皇帝所倚重，從而久安於位。如劉綸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以工部侍郎兼軍機大臣，深為高宗倚重，前後入值軍機處近二十年；尹繼善父子兩代人均為軍機大臣，尹之子慶桂前後擔任軍機大臣三十年，為有清一代擔任軍機大臣時間最長的人，可見其除了有傑出的政治才能之外，還須固寵有術。
清代軍機處主要處理一些機密大事，軍機大臣負責為皇帝擬定諭旨，轉發奏章，雖參預機密，但無權對軍國大事參預意見，一切按皇帝的旨意辦事，實際上是皇帝的高級秘書班子。加之清朝的大多數皇帝都精明幹練，勤於政務，很少出現像明代那樣臣權欺淩君權的現象，皇帝是絕對的一統之尊。同時清代還存在內閣機構，主要用來處理大量的公開性事務，二者並行不悖。軍機大臣地處緊要，位崇職尊，自然會出現專權納賄現象。如前麵提到的傅恒，就極力搜羅黨羽，時之稱之“門多故吏，有袁氏（東漢袁氏家族）之風”。大貴族昭連對此抱怨不已。乾隆時的軍機大臣於敏中，入值軍機處近二十年，廣收賄賂，地方官員趨走其門。最有名的軍機大臣和，執政二十餘年，高宗對他特別寵愛，幾乎言聽計從。
和恃寵而驕，官員的升降陟殺任由己意，大小官吏無不爭相獻納。 在當政期間，和通過貪汙受賄積累了十億兩銀子的家財。而當時清
政府年收入不過四千八百萬兩白銀，和半生搜刮相當於清政府二十 年的財政收入，可謂中國曆史上最大的貪官。高宗死後，仁宗當即將和
抄家問斬，龐大家財全部沒收。故時人有“和跌倒，嘉慶吃飽 ”之語。
七、“製台”和“撫台”??清朝地方官製
清代的地方行政機構一般分為省、府（州、廳）、縣三級。總督和巡撫是省一級的最高軍政長官。總督為正二品大員，後多兼兵部尚書和都察院右都禦史銜出任，官品調為從一品，稱之為“製軍”、“製台”、“製憲”或“都堂”。一般統轄兩省以上軍政大事，對知府和副將以下官員有權奏請升調黜免。全國共設有總督八人，計有直隸總督（河北及內蒙一部）、兩江總督（轄江蘇、安徽和江西）、閩浙總督（轄福建、台灣和浙江）、湖廣總督（轄湖南湖北）、陝甘總督（轄陝西、甘肅和新疆）、四川總督（轄四川）、兩廣總督（轄廣東、廣西）、雲貴總督（轄雲南、貴州）。清末又設東三省總督，管理東北三省。總督有行政權、監察權和統兵權，權力很大。巡撫，是總管一省地方政務的長官，官品為從二品，後都兼兵部侍郎和左副都禦史出鎮地方，官品也調升為正二品。
全國除直隸、湖北、福建、四川、廣東、雲南等省巡撫由總督兼任外，其他各省都設巡撫，巡撫也有行政權、監察權和統兵權。論職權，巡撫略遜於總督，但都是獨當一麵的封疆大吏，職重位顯，因此清初地方督撫大員多由滿族親貴擔任，即使是漢人擔任，也都是皇帝的心腹親信，如直隸總督李衛、川陝總督嶽鍾琪是雍正朝最受信任的封疆大吏。這種狀況直到太平天國興起時才被打破，當時由於曾國藩的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有功，因此其心腹大將都被清政府任命為地方督撫，如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李續宜、劉長佑、嚴樹森、江忠義、沈葆楨等都是湘軍舊人。清朝一代對各地督撫控製極嚴，一切重大政務必須奏報皇帝，等候批示，如果督撫們偶有越軌行動，立即法辦，如乾隆時的川陝總督張廣泗，因失誤軍機被清廷處死。同時駐防全國各省的八旗軍隊將軍都是滿族人，對督撫有監視作用，因此在有清一代沒有發生地方督撫恃勢自重，對抗朝廷的情況。直到清末才發生“東南互保”事件，但也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發生的。督撫以下設有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布政使司主掌一省的行政和財賦，長官為布政使，官品為從二品，又稱為藩台、“方伯”。除江蘇兩員外，其它各省隻設一員。按察使司掌管一省司法與監察，兼管驛傳事務，長官為按察使，官品為正三品，時人稱之為“臬台”，每省設一員。清人常把巡撫、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合稱為三大憲。布政使和按察使的輔佐官叫道員，清初設布政使左右參政、參議等官，駐守在一定地方，叫做“守道”。
又設按察使僉事，分巡某一地方，叫巡道。乾隆以後，守道、巡道定官品為正四品，分管一些州府，成為省與府州之間的地方長官，守道掌錢穀，巡道掌刑名，並節製轄境內的軍權，職權很重，常與布、按二司相提並論。另外還有一些專職道員，如糧儲道、鹽法道等，都是因事而設，沒有地盤。省級機關除了管理軍政民政事務的督撫大員外，還有學政、漕運、河道等衙門。學政是督察各府、州縣教育事務的長官，叫提督學政，一般由進士出身的侍郎、翰林充任，其地位略低於巡撫，但高於藩臬兩台。每省設一員。漕運總督隻有一員，專管南糧北運，官級與總督相同，但沒有地盤。河道衙門主管河道治理、防洪防災事務，長官叫河道總督，全國設北河、南河和東河三總督，北河總督由直隸總督兼任，南河總督由漕運總督兼任，東河總督為專任官，叫河東河道總督，官品與地方總督同級。在封建社會，治河帶有很強的政治內容，因為河流泛濫往往影響國計民生，以致引起社會動蕩。因此國家每年要撥出大量銀兩用來治河，從而河道總督也是最有油水可撈的職位，治河官員貪汙中飽，損公肥私。省以下的地方行政機構為府、直隸州和直隸廳。府的長官為知府，官品為從四品。知府主管一府的民政事務，總管所屬州縣的賦稅、刑獄等各種事務，全國共設府一百八十八個。
直隸州的長官為知州，官品為正五品，掌一州之政令，全國有直隸州七十三個，另有散州一百四十五個，長官也叫知州，官品為從五品，歸知府節製。在少數民族地區設廳，直隸廳與府同級，長官有同知，全國共有直隸廳四十一個，另有散廳七十八個，散廳與散州同級。縣的長官叫知縣，掌管一縣之政令，為親民之官，官品為正七品。清朝為了控製全國，還在一些戰略要地分設八旗兵駐防。因此也設立一套軍事機構以統八旗兵，最高長官叫將軍，官品為從一品。因駐防各地，也是封疆大吏，地位要高於總督，在與總督一起聯銜奏事時，要以將軍領銜。全國共設將軍十三人，分駐下列地方：盛京、吉林、黑龍江、綏遠、江寧、福州、杭州、荊州、西安、寧夏、伊犁、成都、廣州。將軍都手握重兵，構成了嚴密的鎮壓網絡。另外清王朝在各少數民族地區設將軍、都統、副都統、辦事大臣等官員，以管理少數民族地區事務。清在內蒙古的大員，有綏遠將軍，察哈爾都統、副都統、熱河都統、歸化副都統。在外蒙古設烏裏雅蘇台將軍、參讚大臣，科布多參讚大臣、辦事大臣，庫倫辦事大臣，幫辦大臣。在青海設西寧辦事大臣。在新疆設有伊犁將軍、烏魯木齊都統、副都統、塔爾巴哈台副都統，喀爾噶爾參讚大臣等官員。在西藏設辦事大臣、幫辦大臣，分駐前後藏，管理兩藏事務。總之，清王朝時期，我國疆域廣大，地方機構設置也最完備，從而比較有效地實施了對地方的管理。
八、炮口下的震撼??鴉片戰爭後官製的變化
從1840年開始，英國兵艦鼓浪而來，給以天朝大國自居的清王朝迎頭痛擊，從前在中國人麵前朦朧一團的英國人挾著堅船利炮呼嘯而至，中國清朝官兵的抵抗被一一粉碎，最後龐大的中華帝國戰敗，並割地賠款。十二年之後的“庚申之變”，更是大大震動了朝野上下。從此中國傳統社會就脫出常規、改道變形了，中國傳統的政治製度也隨著外夷的入侵而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鴉片戰爭前，清朝統治者以“天朝大國”自居，在對外交涉中沒有建立專門的機構，由禮部和理藩院等機構負責接待外國的朝貢使節。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設立了五口通商大臣，由兩廣總督兼任，辦理對外交涉事務。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外國公使進駐北京，在外國侵略者的壓迫下，清政府於1861年正式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主持對外交涉事務。總理衙門主要設置大臣和章京兩種官員。大臣分三種：一是總理各國事務親王、郡王、貝勒，由皇帝選任。二是大臣，以軍機大臣出任。三是大臣上行走，由內閣、各部院堂官內選任。首任大臣共三人，即奕142、桂良和文祥，後增至十多人。大臣以下設章京，從內
閣、副院的司員中挑選，最初滿漢各八員，後又陸續增加。章京分四種，即總辦章京、幫辦章京、章京、額外章京。總辦和幫辦章京綜理日常行政事務，其他章京分派到各股辦事。
總理衙門下設英國、法國、俄國、美國和海防五股。隨著外國侵略程度的加深，總理衙門的職權不斷擴大，主辦各國外交和通商、各關稅務、陸路通商、邊防疆界、南北海防、長江水師、北洋海軍、要塞炮台、學校、電報、鐵路、礦務以及慶典禮賓、有關官吏的人事行政和考試等事務，總攬了外交及與洋務有關的財政、軍事、教育、礦務、交通等各個方麵的大權。但無權指揮各省督撫，各省督撫也不對總理衙門負責。到1901年，按《辛醜條約》規定，總理衙門改組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首。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由於通商口岸日趨增多，因此清政府又設南北洋通商事務大臣。南洋大臣辦理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各通商口岸事務，原由江蘇巡撫兼任，後李鴻章以兩江總督身份兼南洋大臣，因此以後由兩江總督兼任成為定例，不再變動。北洋通商事務大臣原為專職，稱三口（牛莊、天津、登州）通商大臣，後由直隸總督兼任。南北洋通商大臣不但是地方上的最高長官，還分管對外交涉、通商、海防、關稅等有關事務，權力比一般督撫要大，是清末最重要的官職之一，一直由湘淮兩係軍閥把持。
如先後擔任南洋通商大臣的湘係集團人物有曾國藩、曾國荃、左宗棠、沈葆楨、劉坤一等人，專任達四十年之久。北洋通商大臣由李鴻章擔任二十八年之久，權勢比南洋大臣還大。與半殖民地位相適應的還有總稅務司機構的設置。從《南京條約》簽訂後，通商口岸日多，清朝相繼在各通商口岸開設海關，各關設海關監督，由地方督撫或道台兼任，但時常受外國領事挾製。1853年，外國侵略者利用小刀會起義的時機，奪取了上海海關行政權，並進而控製其它口岸。1861年，清政府成立總稅務司署，設正副總稅務司各一人，由洋人擔任。從此總稅務司壟斷了海關稅務權，其中總稅務司一職，一直由英國人把持，負責統轄全國各海關。全國各地的稅務司高級人員全部由外國人擔任，中國人隻擔任低微的職位。總稅務司原設在上海，後遷到北京。由於清政府財政日趨依賴於海關關稅，因此外國侵略者便利用總稅務司來幹涉中國內政。英國人赫德把持總稅務司一職達四十八年之久，他製訂並推行了一套半殖民地海關製度，控製了中國的財政收入，並進而對中國的內政外交指手畫腳，一度想控製中國海軍，因遭到清政府大部分大臣的反對而未得逞，可見其氣焰極為囂張。就是這樣一個人物，清政府還給予他許多極品官銜和賞賜，被認為是清政府的“洋務功臣”，這隻能說明清政府的腐朽無能。
清政府為了同洋人打交道，急需大量外語翻譯人才，因此在1863年又創立了京師同文館，培養翻譯人才。初設英文館，由英國傳教士包爾騰任教習，以後又陸續增加了俄文館、法文館、德文館和日文館，專門學習外語。以後又設化學、格致和醫學三館，學習天文、算學、物理、化學及曆史、地理等科。同文館主管人員有管理大臣一至兩名，管理同文館事務。以下有提調二人，幫提調二人，具體處理同文館事務。同文館的教習由洋人擔任，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任總教習近三十年，晚清政府曾賞他二品花翎頂戴，以示嘉獎。同文館學生來源是三十歲以下的科舉正途人員。如舉人、進士等，由於受到守舊官僚的攻擊，報名者甚少。總之，上述機構在原來中國的典章中是找不到的，是統治者在外國勢力進逼和壓迫下，新增設的新式機構。這些機構的設置，表明中國半殖民地位的步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