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體大解放後出現的許多粗製濫造之作，極大地損害了白話新詩的聲譽。人們在批評的同時，又開始了新詩觀念和原則的探討，提出了新詩格律的問題。第一個有意創新的詩人是陸誌韋，“舍平仄而采抑揚”便是針對《談新詩》對詩歌節奏的否定提出來的；聞一多則在對《冬夜》的批評中提出了詩歌音節問題；梁秋實對《草兒》、《繁星》也提出了批評；成仿吾、穆木天、王獨清等則對新詩疏略粗陋的批評最為嚴厲。
1926年4月，主編《晨報副刊》的徐誌摩邀請聞一多在《晨報副刊》上開辟了“詩鐫”專欄，新月詩派（格律詩派）正式形成。徐誌摩在創刊號上發表《詩刊導言》，公開亮出了他們的藝術主張。聞一多的《詩的格律》則對新詩格律做了係統的論述，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張：“詩的實力不獨包括音樂的美（音節），繪畫的美（辭藻），並且還有建築的美（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此外，還發表了朱湘的《新詩評一·嚐試集》和《新詩評二·郭君沫若的詩》、饒孟侃的《新詩的音節》和《再論新詩的音節》等重要詩評和詩論。《詩鐫》於1926年6月終刊，雖然隻出版了11期，卻造就了徐誌摩與聞一多，培養了朱湘、劉夢葦、饒孟侃、孫大雨、楊世恩等一大批青年詩人。
徐誌摩（1897～1931），浙江海寧人。他是新月詩派的代表人物。1916年赴津京求學，1918年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學位後，想追隨羅素，轉投英國劍橋。但羅素因反戰已被劍橋大學除名。徐誌摩進入劍橋後隻能寄情於愛情和文學，從此，“康橋”（Cambirdge，現通譯“劍橋”）便在徐誌摩的心中成為了一個解不開的情節。出版有詩集4部：《誌摩的詩》（1925）、《翡冷翠的一夜》（1927，“翡冷翠”，現通譯“佛羅倫薩”）、《猛虎集》（1931）和去世後出版的《雲遊》（1932）。
徐誌摩詩歌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對理想的追求，二是對現實的不滿，三是對愛情的歌唱。其創作傾向總體上呈現出一種趨勢：隨著理想的越來越渺茫，情緒也變得越來越焦急和消沉。他的理想，就是先進文明的資本主義。具體地說，就是英國工黨式的政治模式，對理想的追求，既是徐誌摩詩歌的主要內容，也是他的詩魂。對現實不滿，是因為理想得不到實現，而對愛情的歌唱，又多半是借情詩表達其政治理想，有“詩哲”之稱。茅盾在《徐誌摩論》中說：“誌摩是中國布爾喬亞‘開山’的，同時又是‘末代’的詩人。”
徐誌摩詩歌變化多樣，既寫散文詩和自由體詩，也寫富有建築美特點的新格律詩。但徐誌摩的新格律詩形式自由而又精巧典雅，深得白話新詩的精髓。在詩行的排列上，更注重在變化中保持整體的協調，具有現代風尚。他重視詩的音韻，形成了“自由輕快”的獨特風格，在音樂美方麵的貢獻最為突出，影響也最為深遠。他的作品幾乎全部采用當時的口語，讀起來朗朗上口，韻味十足。《雪花的快樂》表現了“雪梅之戀”的優雅，情調是歡快的；《沙揚娜拉一首》表現了是客人對侍女的留戀，情調是溫馨的；《再別康橋》是徐誌摩詩歌的代表作，也是其詩歌的音樂美和運用現代口語的典範。徐誌摩開拓了新詩的表現形式，對現代新詩加快藝術進程起到了重要的推進作用，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聞一多（1899～1946），原名聞家驊，湖北浠水人。他是新詩革命的主要倡導者和理論家。他對詩歌格律的研究，與他的新詩創作和新詩評論幾乎是同時開始的。留美期間寫有《女神之時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兩文，前者肯定了《女神》對於“五四”青年心聲的表現，後者批評了《女神》存在的過於歐化的弊病，是他早期詩評的代表作，《詩的格律》則是他多年的總結性文章。
聞一多出版有《紅燭》（1923）、《死水》（1928）兩部詩集。《紅燭》分五篇，寫於在清華和在美國兩個期間。序詩《紅燭》是詩集內容的集中體現。《太陽吟》曆來被看做是聞一多愛國思鄉的代表作，是典型的“聞一多式”的赤子之歌。《憶菊》是1922年在祖國傳統節日“重陽節”前一天寫下的一篇“菊花讚”。《死水》多是1925年回國後創作的，既為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運動所鼓舞，又對社會現實的黑暗腐朽感到失望和悲痛。《死水》是新格律詩和“三美”主張的完美典範，也是聞一多的代表作。如果說《死水》從反麵表達了詩人對現實的憤怒，那麼《發現》和《一句話》等則從正麵抒發了詩人對現實的不滿。因此，《死水》的愛國主義精神與《紅燭》是一脈相承的。《紅燭》表現了遊子的思鄉情，《死水》表現了赤子的拳拳心。《紅燭》流的是淚，《死水》嘔的是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