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劇是19世紀末由在上海的西方僑民引進中國的。而中國人演話劇，則是從聖約翰書院、南洋公學等上海教會學校的學生業餘演出開始的。1907年，在日本的留學生李叔同、歐陽予倩等組織的“春柳社”，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話劇團體。這種西方戲劇形式，當時被稱為“文明戲”或“文明新戲”、“新劇”。“話劇”的命名，是1927年在易卜生百年紀念演出活動中，由田漢、洪深、歐陽予倩等人共同提出的。
1910年由任天知發起，汪仲賢、歐陽予倩、陳大悲等參加的“進化社”，是我國第一個職業性話劇團體。他們創造了中國現代話劇早起的創作與演出模式：“幕表製”，即強調現場的宣傳作用，強調演員在表演中的創造性，不用劇本，隻用演出提綱，演出內容由演員即興發揮，具有“街頭劇”特點。後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而逐漸走向衰落。
1914年，以上海為中心，以職業化與商業化為特色，現代話劇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崛起，史稱“甲寅中興”。其中，以鄭正秋導演的《惡家庭》為代表的家庭劇風行一時，並創造了文明戲的最高票房紀錄。然而，由於他們盲目追求票房成績過於遷就小市民的欣賞趣味，以及藝術上的粗糙和演員的墮落，再次失去了觀眾。
文學革命後，話劇屢戰屢敗的局麵終於有所改觀。新文學倡導者們實際上是放棄了用傳統戲曲的形式來表現現代生活的嚐試，而決心以引進的方式來創建中國的新戲劇，一麵加強對傳統舊戲的批判，一麵全盤引進西方的戲劇理論和作品。
從1917年起，《新青年》幾乎每期都有關於新舊戲劇觀的討論文章。這時的戲劇界仍表現出“理論非常豐富，創作卻十分貧乏”的特點，但在西方戲劇的引進中，卻取得意外的收獲。1918年6月，《新青年》4卷6期推出了“易卜生專號”，發表了胡適的《易卜生主義》、袁振英的《易卜生傳》，以及羅家倫、胡適合譯的《玩偶之家》（也稱《傀儡家庭》或《娜拉》）、《國民公敵》和《小愛友夫》等名劇，集中介紹了這位被稱為“（歐洲）現代戲劇之父”的理論、生平和創作，造成了一個影響巨大的“易卜生熱”，使“問題劇”幾乎成為了創作的唯一樣式，而且還波及小說界，促進了“問題小說”熱潮的形成，成為新文學運動最主要的文學思潮之一。
最先在話劇創作上掀起“問題劇”熱潮的是胡適。1919年3月，他模仿《玩偶之家》創作的獨幕劇《終身大事》（《新青年》6卷3期），塑造了一個“娜拉式”的新女性田亞梅，很好地表達了當時青年們的心聲，體現出“五四”時期的中國特色和時代精神。他雖然不是劇作家，卻比任何劇作家都更有號召力。隨後，出現了歐陽予倩的《潑婦》、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郭沫若的《卓文君》以及稍晚的白薇的《打出幽靈塔》等以歌頌“時代新女性”為特征的劇目，塑造出了一批娜拉式的“出走者”形象，壯大了“問題劇”的規模和聲勢。
1920年秋，著名文明戲演員汪仲賢在上海主持演出的蕭伯納名劇《華倫夫人之職業》失敗後，1921年5月，沈雁冰、鄭振鐸、陳大悲、歐陽予倩等13人，又在上海發起成立了“民眾戲劇社”。他們主張把戲劇看成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一個輪子，搜尋社會病根的X光鏡。這是人生派的文學觀在戲劇領域的反映，是戲劇界的“人生派”。為避免重蹈覆轍，民眾戲劇社以提倡“愛美劇”來反對戲劇的職業化與商業化。“愛美”是Amateur的譯音，意為“業餘的”、“非職業的”。這是第一個具有新文學特征的戲劇社團，他們創辦的《戲劇》（1921）月刊，是新文學第一個專門的戲劇刊物。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天津南開學校、北京清華學校為代表的學生業餘演劇活動再一次形成高潮。
1921年中華職業學校的學生與穀劍塵、應雲衛等組成的“戲劇協社”在上海成立，後又邀請歐陽予倩、洪深等加入，成為新文學第一個講組織、講紀律、講方法的規範化話劇社團。1922年蒲伯英出資創辦的北京人藝戲劇專門學校，則是我國最早係統講授西洋戲劇理論的學校。1926年田漢在《南國》（半月刊）基礎上成立的南國社和南國藝術學院，趙太侔、餘上沅主持的北京藝術學校戲劇係等，都對中國話劇運動的開展和話劇藝術的探索作出了自己的獨特的貢獻。
這時期的主要收獲還有洪深的《趙閻王》、蒲伯英的《道義之交》等揭露社會黑暗和陳大悲的《幽蘭女士》、熊佛西的《青春的悲哀》、汪仲賢的《好兒子》等揭露家庭腐朽的“問題劇”。《趙閻王》（1923）的主人公趙大是一個殺人放火、奸淫搶掠的閻王，作者模仿美國表現主義劇作家奧尼爾名劇《瓊斯王》的形式，讓趙大在森林裏亂竄，精神發生錯亂。演出雖然未能成功，卻具有開拓性意義，對曹禺的《原野》也有直接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