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斷送了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改變了中國的曆史，也極為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文壇的麵貌。國共兩黨決裂後，中國革命的主要特點由“五四”時期的思想革命，變為了以武裝鬥爭為手段的社會革命。知識階層的思考中心和思考方式，也相應地從個性解放轉變為社會解放。在文學創作中，則表現為題材的不斷開拓和手法的不斷創新，出現了一大批表現社會變革和社會衝突的作品。以前繁榮而自由的文壇凋零了，無產階級文學卻獲得了嶄露頭角和發展壯大的機會。
1928年1月，在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影響下，蔣光慈、錢杏邨（阿英）、孟超等共產黨員作家新成立的太陽社，在上海創辦了《太陽月刊》，而從日本新近歸來的創造社成員李初黎、馮乃超、彭康等也在上海創辦了《文化批判》。這月出版的《創作月刊》在郭沫若的領導下發生了“突變”。這兩個社團三個刊物一起，共同提倡革命文學，形成了一場無產階級文學倡導運動。他們與魯迅、茅盾等圍繞著“革命與文學”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即著名的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這場論爭，是新文學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發展道路上的一座裏程碑，一方麵加劇了新文學內部的分化，另一方麵也促成了革命文學的傳播和左翼作家的聯合。
無產階級文學倡導運動在1928年的出現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原因。其客觀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隨著馬克思主義的不斷深入，許多作家漸漸接受了馬列主義，認識到了無產階級的曆史作用，必然需要有人來倡導，這是新文學發展的必然結果；二是“四·一二”政變後，無產階級單獨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使命，在文學上必然會形成一個與之呼應的文學運動，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其主觀原因主要在於當時的上海集中了一大批革命作家，一是由於一部分在“大革命”時期投身於實際鬥爭的作家，在北伐失敗後又回到文壇上，如郭沫若、茅盾等；二是由於蔣介石集團的清黨運動和白色恐怖，一部分作家轉移到上海租界裏，如魯迅、阿英等；三是受國際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影響，從日本回來參加革命的留學生，如馮乃超、李初黎、彭康、朱鏡我、李一氓等。
不同政治傾向作家間的相互論辯和競爭，導致了新文學隊伍的進一步分化，也促使了新文學創作的進一步發展，推動著新文學沿著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軌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