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末，隨著新文化隊伍的分化，《語絲》成員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分化。1927年10月，《語絲》被北洋軍閥查封後，魯迅先在上海繼續編輯《語絲》，後與鬱達夫合辦了《奔流》，而周作人懷著對政府和群眾的雙重失望，一時間處於“失語”狀態，隨後便徹底脫離了新文學運動，一心“閉戶讀書”，專讀野史筆記，又特別偏愛能體現個性的日記和尺牘，熱衷於“文抄公體”的試驗，以自己精心挑選的古文為文章的主體，雜以樸實的白話點評，其古文更顯其枯澀蒼老，而白話更顯其爐火純青，相得益彰。1930年，他與廢名、俞平伯、林語堂、徐宜正等在北平辦《駱駝草》周刊，作為《語絲》的繼續。《駱駝草》雖減弱了《語絲》的戰鬥鋒芒，卻繼承了《語絲》的隨筆的傳統，並聚集了繆崇群、梁遇春、馮至、李健吾、吳伯簫等散文名家，在熱鬧的上海文壇外，逐漸形成了一個遠離時代潮流的充滿學術氛圍的作家群，後來被稱為“京派”。1932年，他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試圖將新文學與新文化運動分離開來，把明末的公安派作為新文學的源頭，為自己“言誌”派的“性靈文學”尋找理論根據，並以此推動了“論語派”散文的發展，造成了一個小品文繁榮的時代。
到30年代，受政治形勢的影響，雜文創作呈現出緊貼政治和講求趣味兩種傾向。1932年9月，林語堂創辦《論語》半月刊，與周作人、俞平伯、廢名、劉半農，和《金屋月刊》的作者邵洵美，以及徐訏等，共同提倡“閑適”和“幽默”的小品文。繼而，林語堂又創辦了《人間世》（1934）和《宇宙風》（1935，與其兄林憾廬和陶亢德、徐訏合編），形成了以林語堂為中心的“論語派”。林語堂回避現實鬥爭的主張遭到了左翼作家的抵製和批判，魯迅、茅盾、瞿秋白、唐弢、徐懋庸、胡風、聶紺弩、曹聚仁等以《太白》、《新語林》等雜誌為主要陣地，以“新的小品文”矯正閑適小品、幽默小品的泛濫，在文壇上形成了“太白派”與“論語派”的對抗和競爭，雜文創作再度繁榮。1934年也被稱為“小品文年”。
瞿秋白（1899～1935），江蘇常州人。他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五四”時期開始雜文和報告文學的創作，1920年在《晨報》上連載的赴俄考察記（後結集為《新俄國遊記》，即《餓鄉紀程》），是新文學最早的報告文學作品。1932年從莫斯科回國後，在《晨報副刊》、《文學周報》和《新青年》上發表雜文。1925年他主編的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第一份日報《熱血日報》，每期都有他撰寫的具有政論色彩的社論，並辟有《小言》專欄，他也是主要撰稿人，1930年被排擠出中共中央領導崗位後，到上海從事文藝活動，陸續在左聯刊物《北鬥》等雜誌上發表了《一種雲》、《狗道主義》、《鸚哥兒》等深得魯迅筆法和風格的雜文，後集為《亂彈及其他》。
1931年下半年始，瞿秋白與魯迅由通信而交往，結為終身摯友。他同魯迅合作或自己撰寫的《王道詩話》等12篇雜文，用魯迅的筆名在《自由談》上發表，既有魯迅的文風，又有瞿秋白的創造，是典型的“魯迅風”雜文。而他撰寫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則是魯迅生前最有影響的一篇全麵評價魯迅雜文的長文。他犧牲後，魯迅為他編輯了兩卷文集，取名《海上述林》，並以“諸夏懷霜社”（“夏”即中國，“霜”即秋白）的名義出版。
唐弢（1931～1992），浙江鎮海人。他是在魯迅的直接影響下成長起來的青年雜文家。1933年，唐弢在憤恨而找不到出路時，讀到了魯迅的雜文，開始了與魯迅的通信交往，其雜文筆調酷似魯迅，文筆犀利而富有文采。他這時期的主要作品是1936年連續出版的《推背集》、《海天集》兩本雜文集。他在《自由談》上發表的《新臉譜》，人們都以為出自魯迅之手，在《自由談》主編黎烈文宴請作者時，魯迅以讚賞的口吻對唐弢說：“你做文章，我挨罵！”
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他從小讀魯迅雜文長大，1933年加入左聯後，迅速成長為一位多產雜文家，在抗戰前就已經出版了《不驚人集》、《打雜集》、《街頭文談》等雜文集和十多種著譯，與唐弢並稱“雙璧”。徐懋庸的雜文內容廣泛，形式多樣，極富針對性和戰鬥性，在寫法上也善於從大處著眼，小處落筆，表現出知識淵博、長於思辨的特點，自認為具有“浮躁淩厲”之風。魯迅對他的雜文也十分讚賞，《打雜集》出版時曾為之作序。因此，他在“兩個口號”論爭中與魯迅關係的破裂，也就成為了他的終生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