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散文的繁榮，給新文學貢獻出兩朵奇葩，一是雜文，一是遊記。遊記與雜文一樣，也是中國文學的傳統體裁。早在“前五四文學”階段，吳汝綸、容閎等人出使西洋後帶回來的遊記、遊行記和日記，就已成為了現代敘事性散文（特別是遊記散文和報告文學）的先聲。文學革命後，遊記散文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許多散文名家，都是遊記高手。瞿秋白的《餓鄉紀程》、冰心的《寄小讀者》和徐誌摩的《巴黎的鱗爪》等大多為遊記的結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以及他倆的“同題散文”《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等眾多散文名篇，也都是遊記散文。
30年代以後，俞平伯的散文從內容到風格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曠達的心態和幽默的筆調取代了以前的刻意仿古，但仍然得到了周作人一如既往的讚美。朱自清將1931~1932年留學英國的經曆寫成了《歐遊雜記》和《倫敦雜記》，表現出對現代漢語的成功駕馭和熟練運用，風格更趨於質樸，語言也更接近口語。而鬱達夫在1933年舉家遷往杭州後，也徘徊於山水之間，足跡遍及浙江、浙西、皖東等地，先後出版了《屐痕處處》和《達夫遊記》兩部遊記散文。在《中國新文學大係》的兩部散文集中，遊記散文占有很大比重。
左聯開展的“工農兵通訊運動”促使了報告文學的發展。阿英編輯的《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1932）一書出版後，“報告文學”得以正式命名，逐漸從遊記和散文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文學體裁。1936年，茅盾主編了規模巨大的報告文學集《中國的一日》，特別是夏衍的《包身工》，以豐富詳實的材料揭露半殖民地社會特有的“包身工”製度的同時，刻畫了“蘆柴棒”的包身工形象，增強了作品的文學性和藝術感染力，標誌著報告文學進入了成熟期。
30年代，由於散文的“文體意識”受到普遍重視，散文創作並沒有因政治態度的不同而出現危機，反而使雜文、小品和抒情散文以及報告文學、遊記等不同形式的散文品種得到了長足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