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後，解放區在政治上是全國最先進的地區，很容易激發起詩人們謳歌的熱情，丁玲、蕭軍、艾青、田間、何其芳等著名作家奔赴延安後，都一改以往憂鬱低婉的感傷情調，變得明快歡樂，充滿浪漫主義色彩。1938年，毛澤東為魯迅藝術學院（後改名為“魯迅藝術文學院”，簡稱“魯藝”）成立的題詞：“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成為解放區文藝的指導思想。但解放區的經濟文化十分落後，封建傳統還有很大的影響，以丁玲為代表的小說和散文創作，因此也表現出濃厚的啟蒙文學特點，諷刺性作品漸成泛濫之勢。於是，中共中央在開展全黨整風運動的同時，也開展了文藝界的整風運動。
1942年5月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回顧了“五四”運動以來文藝工作的曆史經驗和教訓，並聯係延安文藝界的思想和創作實際，進行了檢查和批判。毛澤東到會做了兩次長篇講演，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簡稱《講話》）。《講話》不僅成為延安文藝整風運動的指導性文獻，而且以後很長時期內一直是中共共產黨擬定文藝政策和方針的理論基礎。
1942年後，解放區文學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小說方麵，以趙樹理和孫犁為代表，形成了農村和戰爭兩大題材。詩歌方麵，以李季為代表的民歌體敘事詩創作風行一時。在散文方麵，報告文學一枝獨秀。在戲劇方麵，群眾性的演劇活動蓬蓬勃勃，傳統舊戲的改革和利用也有所收獲，《白毛女》更在融合中西戲劇藝術方麵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被看做是中國“民族新歌劇”的成功嚐試。解放區文學為新中國文學的起步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