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新詩是作為傳統舊詩的對立物出現的，它從一開始就以西方的詩歌為榜樣。在新詩完全取代了舊詩後，詩人們逐漸認識到了全盤西化的弊病，開始向大眾化方向努力。在30年代，曾有過“文學大眾化”的三次大討論。因此，在40年代的詩壇上，除以“七月詩派”為代表的自由體詩歌和以“九葉詩派”為代表的現代派詩歌外，還活躍著以大眾化為特色的民歌民謠體詩歌。
40年代解放區民歌體敘事詩崛起的原因，一是文藝整風運動對人們的影響，二是在解放區群眾文藝創作的熱潮中，陝北民歌《東方紅》等革命民歌的出現和流行，起到了推動作用，三是文藝整風運動之後，抒情詩受到了限製。李季的民歌體敘事長詩《王貴與李香香》是解放區詩歌的代表性作品。勞動人們以勝利者的形象出現在文學作品中，這在現代詩史上還是第一次。作品采用陝北民歌的“信天遊”形式，在敘事、抒情以及人物刻畫、語言風格等方麵保持了民歌的原汁原味，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此外，比較重要的作品還有阮章競的《漳河水》、田間的《趕車傳》、張誌民的《王九訴苦》、李冰的《趙巧兒》等。
國統區的諷刺詩與諷刺暴露性的小說、曆史劇一起，構成了一股諷刺暴露文學的巨大潮流。袁水拍的《馬凡陀的山歌》（1946）和《馬凡陀的山歌續集》（1948）是當時國統區最有影響的政治諷刺詩集。臧克家這時期也寫了《寶貝兒》、《人民是什麼》《槍筒子還在發燒》等諷刺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