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雙百方針”提出到“反右”運動開始，這一年半的時間裏，在《人民文學》等文藝刊物上陸續出現了一批批“幹預生活”的作品，在創作主題、題材和風格上都有所突破。
王蒙（1934～），北京人，筆名有“陽雨”等。1953年開始創作長篇小說《青春萬歲》，1955年發表處女作《小豆兒》，1956年在“幹預生活”的作品中以《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原題為《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引起轟動。作品通過描寫新到一個區委組織部工作的青年幹部林震的思想和感情，表現了社會生活的複雜性和人的思想的多樣性。作品雖然以大膽揭露官僚主義現象、積極幹預生活而著稱，但最突出的特點卻是新中國第一代青年特有的“青春加革命”的“少共精神”和他們的個人理想與現實環境的衝突。從1956年12月起，《文藝學習》組織了專門討論，隨後，《人民日報》、《文彙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和《延河》等全國各地的著名報刊也都發表了討論文章，以至驚動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毛澤東仗義執言，雖然使爭論暫時平息，但王蒙仍然沒能逃脫被補劃為右派的厄運。
對革命的忠誠和對生活的熱愛，決定了這些作家都必然是革命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的作品大多細膩地描繪主人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真實的內心活動。南丁的《科長》描寫了一個與契訶夫筆下的“小公務員”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基層幹部形象；劉紹棠的《田野落霞》和《西苑草》描寫了農村幹部的腐敗和墮落；李國文的《改選》描寫了工人們在抵製官僚主義、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方麵所作出的努力，充滿了當時現實題材創作中少有的批判精神和悲劇色彩；豐村的《美麗》描寫了一位美麗的女秘書因愛上首長而產生的令人心碎的感情波瀾。在陸文夫的《小巷深處》中，可以聽到一個曾經受過侮辱的女性發自心靈深處的生活顫音；而在高纓的《達吉和她的父親》、李威侖的《愛情》中，則可以感受到人情美和人性美的魅力。
這些新中國文學童年時期的產物，在藝術上試圖超越“好人好事”或“敵敗我勝”的創作模式，但仍沒能完全擺脫“寓教於樂”的道德說教傳統的影響。鄧友梅的《在懸崖上》在大膽描寫主人公見異思遷的感情變化過程中，不敢真正地越雷池半步，最後仍然回到了“浪子回頭”的陳舊套路中；而阿章的《寒夜的別離》，雖然用濃鬱的感情色彩描寫了兩位在抗戰中分離的老幹部，卻唯恐讀者誤解，生硬地以在寒夜裏話別的年輕戀人作為陪襯。
這批作品還有劉賓雁的《在橋梁工地上》和《本報內部消息》、耿簡的《爬在旗杆上的人》、秦兆陽的《沉默》、李準的《灰色的蓬帆》、白危的《被圍困的農莊主席》、高曉生的《不幸》、耿祥龍的《入黨》、方之的《楊婦道》、李岸的《戒指》等。這些原本屬於“頌歌文學”的作品，或被認為情緒消沉，宣揚了資產階級人性論、愛情觀、人情味；或被指責為散布了沒落的、猥褻的資產階級情調；或被汙蔑為惡毒攻擊社會主義新農村，把農村寫成黑暗統治等等；它們隨著“反右”運動的不斷深入，很快遭到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