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雖然出現了浩然等人的一些新作品，但文學創作仍在《紀要》所規定的框架內進行。
浩然（1932～），天津寶坻人。1956年發表小說處女作《喜鵲登枝》，隨後發表了大量農村題材小說，出版有《喜鵲登枝》、《蘋果要熟了》、《杏花雨》等十餘部小說集，是當時有名的青年多產作家。1964年、1966年和1971年先後出版《豔陽天》第一、二、三部，在“文革”期間享有巨大聲譽，被看做是深刻反映農村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的優秀作品。1972年和1974年相繼出版的《金光大道》前兩卷，是他在檢討了《豔陽天》的不足，學習了樣板戲“三突出”創作經驗後，努力塑造“高大全”英雄形象的結果。雖是個人創作，但已完全放棄了作家的個體性話語，使作品從主題、人物到情節結構，都成為“文革”主流意識形態的演繹。
《虹南作戰史》（1972）則是當時“集體創作”的一個“怪胎”。由“土記者和農村幹部相結合”組成的“上海縣《虹南作戰史》寫作組”，直接聽命於“上海市委寫作組”，表現上海農村50年代合作化運動中的“兩條路線鬥爭”，其寫作方式完全按照《紀要》的規定進行。原計劃兩部，但隻完成了一部。類似的作品主要還有南哨的《牛田洋》、浩然的《西沙兒女》等。1974年，隨著“批林批孔”運動的展開，“四人幫”先後策劃了一批寫“與走資派鬥爭”的電影，如《春苗》、《決裂》、《反擊》、《盛大的節日》、《歡騰的小梁河》等，這些作品已經談不上什麼藝術審美因素，完全淪為政治影射的“幫派文藝”。
這時期，在公開出版的小說中，較有影響的主要有姚雪垠的《李自成》（第2部）、克非的《春潮急》、李雲德的《沸騰的群山》、李心田的《閃閃的紅星》、李汝清的《萬山紅遍》和《海島女民兵》等。
與此同時，圍繞著文藝創作而進行的政治鬥爭也日益激烈，湘劇《園丁之歌》、晉劇《園丁之歌》、電影《創業》和《海霞》先後受到批判。江青對《創業》批判開始時，鄧小平已經主持中央工作，毛澤東對文藝現狀和文藝政策也有明顯的不滿。在鄧小平等人的直接推動下，毛澤東在1975年7月間作出了有關《創業》的“兩個批示”，才使這些影片最終得以問世，也使《人民文學》、《詩刊》等文學雜誌在不久後得以複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