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與公開的文壇相對應，許多因各種不同原因失去了發表權利的作家們，始終在堅持“潛在寫作”，穆旦、豐子愷等在詩歌和散文創作上的成績最為突出。
穆旦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幾經周折，直到1953年初才回到天津，在南開大學擔任外文係副教授。1954年因“中國遠征軍”問題被列為“審查對象”。1957年先後在《詩刊》和《人民日報》發表《葬歌》和《九十九家爭鳴記》，同年9月受到批判。1958年底，被定為曆史反革命，降職降薪，甚至被逐出課堂，強迫在南開大學圖書館接受管製。“文革”中，又因“中國遠征軍”問題被打成“曆史反革命”。他雖然停止了詩歌創作，但一直堅持詩歌翻譯，以本名“查良錚”和筆名“梁真”出版了普希金、拜倫、雪萊、濟慈、布萊克、朗費羅、艾略特等著名詩人的詩集十餘種，由一個著名詩人變成了一個著名的文學翻譯家。這一時期是他創作的衰退期，卻是他翻譯的高潮期。
1957年，停止寫作多年的穆旦，心中鬱積已久的詩情得到了一次突然的噴射，一口氣創作了近30首作品，由於幾十年坎坷經曆的浸泡，這些作品意蘊深厚。主要有《智慧之歌》、《停電之後》、《冬》等，顯示了在幾十年坎坷之後所獲得的苦澀的智慧。特別是他的《神的變形》，以“詩劇”的形式，通過“神、魔、權、人”這四個人的戲劇性衝突，展示了一個寓言式的人類悲喜劇，是他在生命的晚期對人生的回顧和總結。
豐子愷（1898～1975），浙江崇德（今崇福）人，原名豐慈玉、豐潤、豐仁。他出身書香門第，1914年考入浙江省第一師範學校，受老師李叔同的影響。1921年自費留學日本，學習美術和音樂。一年後回國，先後在上海師專、中國公學、浙江上虞春暉中學任教。1924年在上海創辦立達學園，並開始散文創作，後任開明書店編輯。1933年回故鄉，抗戰後，在桂林師院、浙江大學、國立藝專等校任教，抗戰結束後重回故鄉。除美術畫冊和著作外，出版有《穀訶生活》（1927）、《緣緣堂隨筆》（1931）、《隨筆20篇》（1934）、《子愷隨筆集》（1935）、《車廂生活》（1935）、《緣緣堂再筆》（1937）、《甘美的回味》（1940）、《子愷近作散文集》（1941）、《教師日記》（1944）、《率真集》（1946）等散文集和1925～1948年間的散文選集《緣緣堂隨筆》（1957），並翻譯出版了多部俄羅斯和日本的文學作品。
在“文革”中，豐子愷身受殘酷的批鬥與迫害，上海甚至專門成立了“打豐戰鬥隊”，但在靈魂深處，他始終堅守心靈的一方淨土。在1971～1973年受批鬥的日子裏，他竟寫下了幾十篇散文，後結集為《緣緣堂集處選文》。在對舊人舊事的瑣憶中，老作家對人生、對生命的親和達觀的態度與過去一脈相承，顯示出在那個瘋狂的年代難得見到的超脫、從容與鎮定，這顯然與作家的佛學修為有很大關係。
許多老作家也以或曲折或直露的方式表達對“文革”的反抗。牛漢的《華南虎》、《悼念一棵楓樹》、《半棵樹》，以及曾卓的《懸崖邊的樹》、綠原的《重讀〈聖經〉》等七月派詩人的作品，超越了自己在40年代的作品中的強烈的社會功利意識，著重思考在重壓之下的生命、死亡與背叛等主題。廖沫沙在被批鬥時作的《嘲吳晗並自嘲》，將辛酸化為無奈的自嘲，在平淡中顯出時代的荒謬；《悼吳晗同誌》則借對吳晗的悼念，抒發了知識分子對文化專製主義的無限憤慨。楊沫《自由——我的日記》中的“文革”部分，真實地記錄了時代的殘酷以及知識分子的真實心態。郭小川的《團泊窪的秋天》、《秋歌》等創作於“文革”末期的作品，在“文革”剛剛結束時，曾廣為傳播。唐湜、流沙河、蔡其矯、李英儒等也創作了為數不少的優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