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地下文學”上承新文化傳統，下啟新時期文學，對於以傷痕文學、知青小說為代表的人性、人道主義複歸潮流，和以“崛起的詩群”、“後崛起的詩群”為代表的現代主義實驗等，都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
1968年前後的兩年中，隨著“文革”的迅猛發展，全國各地的紅衛兵組織開始擺脫“中央文革小組”的控製，創辦了《萊茵報》、《新湘江評論》、《井岡山》、《東方紅》、《長征》、《中學文革報》、《紅衛兵文藝》等“紅衛兵小報”，發表了遇羅克的《出身論》、《寫在火紅的戰旗上——紅衛兵詩選》等大量影響廣泛的評論、雜文、詩歌、散文等，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紅衛兵文藝運動。這些以“公開形式”出現的“非正式出版物”，直接誘發了“文革”地下文學的發展和繁榮。與此同時，一些在“文功武衛”的內亂中在退出政治舞台的“老紅衛兵”，成為了“文革”中的“逍遙派”，並開始傳看“文革”前“供批判用”的“內部讀物”（即“灰皮書”）和“文革”中“供高幹閱讀”的“內部讀物”（即“黃皮書”），如《第四十一個》、《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麼》等小說和《鐵托傳》、《斯大林傳》、《新階級》等政治讀物，形成了許多“地下文藝沙龍”，對後來的地下文學創作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畢汝協的《九級浪》以“文革”後的社會為背景，表現一代青年走向迷茫、幻滅、墮落的過程，明顯地受到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的影響。取名“九級浪”，一是因為小說中繪畫老師家中出現的俄羅斯畫家埃瓦佐夫斯基的油畫《九級浪》，描繪了茫茫的大海，狂浪滔天，一隻帆船即將傾覆；二是因為主人公“我”與心中的“女神”司馬麗結伴跟繪畫老師學畫，司馬麗先後被老師和“我”玩弄後，走向了沉淪，其放縱如“九級浪”。1970年，《九級浪》開始在北京知青中秘密傳抄，迅速擴散。畢汝協是“文革”初的老紅衛兵，出生在北京一個幹部家庭，進入北京女才子黎利的“文藝沙龍”後開始文學創作。
與《九級浪》同時流傳的是佚名作者的《逃亡》。作品講述了在東北插隊的幾位知青，在一個寒冷的冬夜扒車回城的故事。最後，在一節拉煤的空鐵皮車廂裏，他們抱在一起，一睡不起。通過不同人物的回憶，展示了“文革”初和“文革”中的曆史場景，表現了“文革”中知青的悲慘命運。
“文革”中影響最大的“手抄本”小說是張揚（1944～）的《第二次握手》。這部小說最初寫於1963年，第一稿為短篇《浪花》。1964年改名《香山葉正紅》，增加到10萬字。後經過多次修改，1970年定名為《歸來》，在流傳中出現了《歸國》、《氫彈之母》、《一代天驕》和《第二次握手》等不同的名字。張揚因在通信中“攻擊林副統帥”於1970年初被捕，“九一三”事件後於1972年底獲釋。1975年因《第二次握手》的廣泛流傳，再次被捕，並導致了一次著名的文字獄。作品以化學家蘇冠蘭和核科學家丁潔瓊的愛情故事為主線，把曲折的愛情故事與對知識分子的歌頌以及愛國主義的主題融合了起來，這對正統文藝的清規戒律是一次很大膽的觸犯。
“文革”地下文學中最成功的小說是趙振開的《波動》。趙振開（1949～），北京人，筆名艾姍、北島、石默等。畢業於北京四中，1969年在北京當建築工人，1970年開始寫詩，1972年開始小說創作，1976年參加天安門運動，1978年與芒克等創辦地下刊物《今天》，任主編。《波動》（1974）原係手抄本，署名艾姍，在《今天》雜誌第4～6期連載時，署名改為“艾珊”，後收入小說集《歸來的陌生人》（花城出版社，1986）。《波動》中的楊訊與蕭淩，同是時代的反叛者，卻代表著覺醒的一代知青中絕望與希望兩種典型的心態。作品采用複調敘述的方式，敘述者有楊訊與蕭淩，有充滿矛盾的地方領導林東平及其女兒，還有徹底的虛無主義者、充滿了原始獸性的流浪漢白華等，語言精練、感覺敏銳、象征手法圓熟、人物意識準確而富有流動感，從不同視角展現出“文革”的社會現實，展示了一副多角度、多側麵的時代圖景，被稱為“從黑暗與血汙中升起的星光”。
這時期比較有影響的手抄本，還有一些遭到圍剿的“黃色小說”。《少女之心》（佚名）五六千字，帶有明顯的“自敘傳”色彩，主要表現主人公“我”與表哥的戀愛過程，通過三次身體接觸，表現了主人公性意識的覺醒和發現。《曼娜回憶錄》（佚名）也是一部具有“自敘傳”特點的小說，約有萬字，有的版本更長。講述了主人公與三個男人的三次婚姻中的性生活，但性描寫並不露骨，文筆多感情色彩。此外，還有《塔裏的女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