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四人幫”（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團）的覆滅，標誌著“文革”的結束。但當時仍存在著“改革派”與“凡是派”的鬥爭，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1978年5月，新時期文學終於在一係列重大事件中拉開了帷幕：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隨即引起了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場大辯論，標誌著“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始；5月27日，中國文聯及五個協會正式恢複工作，《文藝報》複刊；11月15日，北京市委正式為“天安門事件”平反；11月16日，新華社正式報道，中共中央決定為1957年被錯劃的“右派分子”平反；12月5日，《文藝報》和《文學評論》編輯部召開文藝作品落實政策座談會，為《保衛延安》、《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等作品平反；12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確立了“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方針和“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線。
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會召開，鄧小平到會並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詞，明確提出對文藝工作“不要橫加幹涉”的意見，承認文藝創作是一種複雜的精神勞動。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以“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總方針，取代“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和“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1984年，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召開，胡啟立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辭，首次以科學的態度總結了曆史上黨領導文藝工作存在的缺點，並提出“創作自由”。
新時期文學充滿了生機勃勃的創新精神，也充滿了新舊文學觀的衝突，階級鬥爭的思維模式仍然存在，知識分子依然被看做“小資產階級”，對西方文化思想依然采取拒絕態度，對文藝思想問題依然希望用“搞運動”的方法來解決。這些都決定了新時期文學過渡時期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