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痕文學是新時期最先出現的創作潮流。它以揭露“文革”的罪惡和提出尖銳的社會現實問題為主要內容，富有直麵現實的勇氣和敢於揭露社會陰暗麵的批判精神，開拓了現實主義道路，是“五四”新文學傳統的複歸。無法彌補的心靈上的“傷痕”，伴隨著“已逝的青春”的感傷，給傷痕文學籠上了一層陰鬱和絕望的色調。
反思文學出現的時間稍晚，但反映的內容更廣，從“文革”擴大到革命勝利前後，具有較為深邃曆史的縱深感和較大的思想容量，但也失去了傷痕文學那種刻骨銘心的懺悔與絕望，在某種程度上回避了“文革”的災難性實質，而且多以苦盡甘來的“大團圓”為結局，削弱了批判的力度。揭露和批判極“左”路線，反對官僚主義，揭示社會和曆史悲劇，呈現和剖析悲劇人物的命運遭際，刻畫悲劇人物性格等，是反思文學與傷痕文學的共同特色。
改革文學是在社會改革大潮中應運而生的。1982年後，農村相繼實行聯產計酬和承包責任製，城市經濟改革的步伐也進一步加快，改革真正成為中國大地上的第一重大事件。於是，具有社會參與傳統的新時期文學，也就承擔了新的曆史使命，在這些改革英雄身上，傾注了作家們對新時代英雄的讚美，也滿足了讀者對改革的向往。
人道主義文學是“五四”新文學傳統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從50年代開始，人道主義被視為異端邪說大肆討伐，成為文學創作的禁區。這一狀況，到“文革”時登峰造極。1979年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對人的重新確認，為文學創作中的人道主義思潮提供了思想基礎。80年代初興起的人道主義文學思潮與“五四”新文化思想與新文學傳統實現了重接，不僅在創作與理論上，而且在整個文化思想界，引起了一場大討論。這次討論，雖然沒有以大批判的方式進行，也沒有做徹底否定的結論，最終仍以政治幹預的方式終止，但在對《人啊，人》的圍攻式批評和在對《綠化樹》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的爭鳴中，人們逐漸接受了它的存在。
新時期文學對現代意識的追求，剛開始時雖然局限在對現代派藝術技巧的探索，但很快就顯現了作家對現實生活矛盾與個人生存意義的整體性思考。對西方現代主義的評價，在80年代初成為文學界普遍關注的一個現象，並由此引起了一場有關現代派文學的爭議。1983年，對現代主義的批判使得這股文學新思潮一度低落。
正是在這種社會文化背景之下，1985年出現了尋根文學熱潮，作家的創作個性逐漸顯現，審美精神也愈加多樣化，一些作家別開生麵地提出了“民族文化”的概念，包含民族性、鄉土性、文化小說、西部精神等一組新的審美內涵，風土人情不再僅僅是環境描寫，而成為了一種藝術的審美精神，“五四”以來被遮蔽的審美傳統得以重新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