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清明》第1期和《人民文學》第2期分別刊登了魯彥周的《天雲山傳奇》和茹誌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隨後，又有張一弓《犯人李銅鍾的故事》和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以及王蒙、張賢亮、古華、方之等的小說出現，形成了一個反思文學的創作思潮。其作者大多在50年代中期因“幹預生活”而陸續被趕出文壇，也是文壇上的“歸來者”。
沉默了20多年的王蒙，重新拿起筆後，意氣風發，一口氣創作出《布禮》、《蝴蝶》、《春之聲》、《夜的眼》、《海的夢》、《風箏飄帶》和《雜色》等一批作品，成為同代人中最具有藝術探索精神的作家之一。從80年代中期更加注重探尋中國知識分子文化人格的曆史淵源的《活動變人形》，到90年代以中國知識分子在特殊年代的種種“失態”為情節深入解剖了民族劣根性的“季節”係列（包括《戀愛的季節》、《失態的季節》、《躊躇的季節》等），雖然思想藝術有變化，但基本的藝術思維模式並無根本的改變，心中的“右派情結”始終沒能解開。
《布禮》（《當代》1979年第3期）講述了鍾亦成的人生遭遇。他少年時代便成為革命的一員，對未來充滿幻想，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即使被莫名其妙地打成“右派”，在“文革”中受盡肉體與精神上的折磨，仍不改其忠誠和追求。這位連名字都具有象征意味的鍾亦成，他的理想和追求充滿了悲劇性，隻知忠誠與執著，卻不懂獨立思考，直至平反之後，才開始曆史的反思。
《雜色》（《收獲》1981年第3期）試圖在“意識流”式的敘述模式與傳統的情節結構之間，尋求一條中和的道路，但他的理想主義與曆史理性主義並無改變。作品以曹千裏騎著一匹雜色老馬去牧場路上的所經、所思、所感為敘事內容，表現了人物複雜而深厚的內心世界和幾十年的社會風雲。
張賢亮（1936～），江蘇南京人。抗戰時期在重慶讀小學，抗戰勝利後回南京讀中學。1951年到北京讀書，1954年被開除學籍，1956年自願報名去西北，在甘肅省賀蘭縣農村當文書。1957年因詩歌《大風歌》被打成右派，在寧夏農場勞動改造。1979年平反後，創作了《肖爾布拉克》、《龍種》、《河的子孫》、《男人的風格》和以“唯物主義者的啟示錄”為題的《綠化樹》、《男人一半是女人》等係列作品。
《邢老漢和狗的故事》（《朔方》1980年第2期）講述了發生在中國西部偏僻鄉村的一個悲慘故事。50年代初，邢老漢分得了幾畝土地，40歲成了家，但妻子病故後他的全部積蓄耗盡，“大躍進”又使他續弦的希望化為泡影。79年代的大饑荒使一位逃荒女意外地走進了他的生活，但這位富農的女兒卻沒有嫁給貧農的權利，隻得悄悄離去。與他相依為命的狗也在“打狗運動”中被槍殺，他終於在孤獨與寂寞中鬱鬱而死，這幾乎是屠格涅夫《木木》的翻版，但更殘酷。
古華（1942～），湖南嘉禾人，原名羅鴻玉。中學時代開始詩歌創作，1961年從郴州農業學校肄業後到地區農科所當工人14年，參加過村史的編寫。1975年調郴州歌舞團，出版有長篇小說《山川呼嘯》和短篇小說集《莽川歌》。1979年調郴州文聯從事專業創作。
《芙蓉鎮》（《當代》1981年第1期）“貫政治風雲於風俗民情圖畫，借人命民運演鄉鎮生活變遷”，以50年代後的社會生活為背景，描寫了芙蓉鎮20年的變遷，對中國當代社會進行了較為深刻的曆史反思。胡玉音與黎滿庚的愛情成為政治的犧牲品，胡玉音與秦書田的婚姻權利被剝奪，還強製他們掃大街。人情、鄉情、親情被政治取代，人與人成為政治鬥爭的符號，王秋赦、李國香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黎桂桂、胡玉音、秦書田則成為鬥爭的犧牲品，穀燕山、黎滿庚雖未泯滅人的良知，但也無可奈何。
一些反思文學作品更突破了當代史的範疇，對中國革命40餘年的曆程進行全麵的整體性反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方之的《內奸》。
方之（1930～1979），原籍湖南湘潭，江蘇南京人，原名韓建國。抗戰結束後參加地下黨組織，並開始文學創作。50年代從事共青團工作，並發表小說。1957年在南京市文聯工作，因與高曉聲、陸文夫、葉至誠等組織“探求者”文學社而被下放農村勞動，並創作有電影劇本《綠洲》和小說《歲交春》、《看瓜人》等。“文革”中再度下放，1978年回南京市文聯。
《內奸》（《北京文學》1979年第3期）講述了一個榆麵商人田玉堂的故事。田玉堂在民族陷入外族的蹂躪時惶恐不安，看到八路軍日益壯大時又感到驚異，卻冒著生命危險，掩護救助了共產黨八路軍。解放後當上了縣蚊香廠廠長和政協委員，成為受人尊敬的民主人士。但在“文革”中卻變成了“牛鬼蛇神”。作品通過一係列傳奇情節和生動場麵，在與各種各樣的共產黨人的對照中，揭示了“內奸”的複雜內涵，體現了作者對40年中國曆史別具特色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