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莫言的《紅高粱》發表，以及張煒的《古船》等相繼出現，標誌著新曆史小說的誕生。
新曆史小說是對曆史的一種重構，從思維方式到敘述語言都超越了傳統的曆史小說，打破了社會/政治的思維模式和“黨史模式”的曆史框架，以個人化的立場對近代曆史進行重寫，創造出一種新的藝術境界。
90年代，新曆史小說得到了迅速發展，產生了劉霞雲的《故鄉天下黃花》（1991）、《故鄉相處流傳》（1993）和《故鄉麵和花朵》（1999）、蘇童的《米》（1991）和《我的帝王生涯》（1991）、李銳的《舊址》（1992）、李曉的《民謠》（1992）、陳忠實的《白鹿原》（1993）、張煒的《柏慧》（1994）和《家族》（1995）、王安憶的《長恨歌》（1995），以及葉兆言的“夜泊秦淮”等優秀作品。
莫言（1956～），山東高密人，原名管謨業。小學五年級輟學，回家務農近10年。1976年入伍，1981年開始小說創作，發表《枯河》、《秋水》、《民間音樂》等。1985年以《透明的紅蘿卜》等與尋根文學相呼應，1986年以《紅高粱》開創性地敘述民間的曆史故事。90年代後又創作了《豐乳肥臀》等作品，但最具有代表性的，仍是《紅高粱》。
《紅高粱》（《人民文學》1986年第3期）以民間的視覺去審視抗戰曆史，敘述了一個民間的抗日故事。通篇以虛擬的家族回憶形式，把大量筆墨都用來描寫由土匪司令餘占鼇組織的民間武裝，以及發生在高密東北鄉的各種野性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曆史的政治色彩，還原成一種自然主義式的生存鬥爭。以“我爺爺”、“我奶奶”及“我父親”為敘事人稱的敘述方式，對後來的小說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莫言較深地受到美國作家福克納和拉美作家馬爾克斯的影響，從他們那裏大膽借鑒了意識流小說的時空表現手法和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的情節結構方式，把故事講述得非常自由散漫，充滿了生機勃勃的自由精神。莫言小說的主要特點是關注民間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態，塑造出一個充滿生命意義和力量的帶有理想色彩的民間世界，表現出強烈的“神的退化”的憂患意識，同時在小說敘事藝術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張煒（1956～），山東棲霞人。1976年高中畢業後回鄉，1978年考入煙台師專中文係。1980年畢業後分配到山東省檔案局工作，同年發表小說。1984年調山東省文聯從事專業創作。1986年，發表成名作《古船》，90年代又連續推出了《九月寓言》、《柏慧》、《家族》等長篇，在對曆史的拷問中，更加突出的是對於大地的崇敬與懷戀，探尋著曆史、家族、人的生存與野地、土地、大地的精神聯係。
《古船》（《當代》1986年第5期）以隋、趙、李三個家族的興衰曆史構成基本框架，以家族的矛盾與鬥爭消解了階級的對立和鬥爭。其開拓意義不僅體現在小說的題材和思想內涵上深層次的開掘，以及表現在對家族這一中國特殊文化形態的苦難曆史和對於人類生存及其精神文化曆程的藝術表現，而且在於以民間與知識分子的立場和藝術視角，來審視和建構中國幾十年的曆史。作品深受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等作品的影響，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吸取了魔幻、象征等藝術營養。
陳忠實（1942～），陝西西安人。1962年畢業於西安第34中學，曾在本村小學和毛西公社農業中學任教，1965年開始發表散文，1969年任公社副書記，1973年後開始發表小說。後任西安市灞橋區文化館副館長、文化局副局長等職。80年代後調西安市作協從事專業創作。
《白鹿原》（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以關中地區白鹿原上仁義村白、鹿兩個家族的鬥爭及其曆史為基本視點，描繪出從清末到新中國建立半個多世紀的曆史變遷。它的特異而深刻之處，在於將曆史作為一種背景，而將筆墨的重心放在了最具中國傳統文化特點的家族、宗法觀念這一特殊視點上，寫出了中國家族的曆史。白鹿兩姓，本同為一宗祖，後來發生了分化，成為兩個家族，幾十年間，以白嘉軒與鹿子霖為代表的兩個家族之間的爭鬥，具有深刻的文化意義和深遠的曆史意味，打上了中國政治鬥爭的特殊烙印。
《白鹿原》的問世，標誌著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一個新的超越。它是吸取80年代文學創作的經驗和對西方現代文學借鑒的結果。它以凝重的筆法敘述了中國近現代半個世紀沉重而深厚的曆史，給人以心靈的震撼。可以說這是新時期以來最有中國曆史文化意蘊、最得中國曆史文化真諦的少數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