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說了一個康熙馮的小段故事。事實上，老字號的源頭比康熙馮要早得多。南宋時期杭州有過，那麼北宋呢？那麼唐代呢？唐代長安有東市與西市這樣兩個大的市場，難道就沒有老字號麼？九十年代中期，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印行了我幾本散文集，隨後要我到該年西安書市上簽名售書，就住在陝西師範大學的招待所。我久聞陝西師大有一位資深曆史學教授黃永年前輩，於是跑去向他請教：我問中國曆史上的老字號，究竟是產生於何時？是北宋還是唐代？黃答曰：應該在北宋，而絕對不是唐代。我問起長安的東、西兩市，不也為老字號的誕生提供條件麼？黃回答：東、西兩市是客觀存在，但僅僅是白天。每天早晨定時開始，下午又定時關閉，這一切都由官方決定。除了這兩個官方承認的“市場”，你再到別的地方進行交易，那就算犯了法。再，長安的老百姓沒有夜生活，而能夠真正感到快樂與自由的時間，隻可能在夜間。可長安一到夜晚，老百姓就要乖乖回到用柵欄圍繞成的“坊”的當中，“坊”門處有士兵把守。應該說，唐代的開放僅僅是對外的，對內並不開放。
而北宋呢？從《東京夢華錄》看，有那麼多的老百姓在自由活動（包括各種各樣的交易敢把自己的小買賣開在某某丞相的府邸門側，這膽子也未免太大了吧？比如魚市行臨近“鄭太宰”宅。“都進奏院”的隔壁，就是百鍾園藥鋪。都亭驛（遼國使驛）的對麵是梁家珠子鋪，禦廊西有鹿家包子鋪、羹店、酒店與香藥鋪。封建社會的官民關係應該是緊張的，但在北宋汴梁似乎卻不那麼緊張。有一個叫“豐樂樓”的酒樓，生意非常好，因為樓高一直能望見禁苑中的風景。後來是宮廷發現了這一弊端，才命令樓上不許再接客人。也沒有大的處罰，不過如此而已。這部叫作《東京夢華錄》的書，簡直是一部開封汴梁的市井狂歡圖，一年當中，不論什麼地區，也不論什麼階層，隨時隨地都是吃著喝著玩笑著打鬧著，似乎就沒有了階級鬥爭與階級差別，因為在許多良辰佳日，皇帝、公主與眾多大臣，全都積極參與老百姓的娛樂。宋朝最有名的官吏包公在開封執政多年，他究竟幹了什麼？他鍘了一個陳士美，他跑到山東放了一次糧（因久旱無雨）但他在自己的地麵上究竟做了些什麼？—似乎看不太出來。這鐵麵清官的三道鍘刀，有兩道是對付官僚與皇族的。在這時的汴梁，許多商家都以“姓氏十商品”命名自己的鋪子，其中已有了字號的底蘊，至多還不夠“老”罷了。茶館為了吸引更多的客人，便在其中設立了浴室，有的還兼教音樂。在店鋪設置上也大力出新，有的布置四時花卉，有的懸掛名人字畫。會計計算上出現了“四柱賬”法，飯館點菜、傳菜、上菜場麵很大，幾百人同時進餐絲毫不亂。這些情況都雄辯說明在北宋晚期，字號已經接近了“老（熟練）”的程度。還有，一些小本經營的酒鋪為了延長營業時間，於是向大酒樓借喝酒用的銀器酒具使用。而大酒樓也慷慨地借出，小酒鋪頭天後半夜使用完了，要等到第二天上午洗涮幹淨了再給予歸還。也從沒聽說小酒鋪使用過後把酒具卷走逃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