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日本對華戰爭開始的時候，能夠用於遠程作戰的轟炸機，可謂屈指可數。
當時，日軍使用的最典型的兩種轟炸機，一種是九六式中型轟炸機，一種是九三式重型轟炸機。
九六式陸上中程轟炸機，是日本海軍1936年6月正式開始使用的長程雙發攻擊機，航程倒是比較充裕。1937年8月13日上海開戰後，由於日軍暫時沒能控製大陸機場，駐紮在台灣的日本鹿屋、木更津兩航空隊的九六式轟炸機從台北起飛，對中國大陸上海、杭州等地進行“越洋轟炸”，日本輿論喧囂一時。
然而，喧囂一時的背後，卻是巨大的損失。在中國空軍的奮勇迎戰之下，日軍的轟炸機部隊損失慘重，按照日本航空史學專家野原茂《史上空前的“越洋轟炸”敢行之勇者》一文（《丸》雜誌648期）記載，僅僅8月13、14、15三天，日方就被擊落12架（含返航中墜毀的3架），九六式中型轟炸機，被擊傷不能再戰的，僅15日一天就超過10架。三天後，兩個日本航空隊被迫暫停這種半自殺式的攻擊。
在八一四空戰中，被高誌航率先擊落的是日軍陸屋航空隊領隊指揮官新田慎一中佐。新田綽號“凶猛之熊”，是日本著名試飛員，也是“戰鬥機無用論”的狂熱信徒。在這次戰鬥中，他為自己的理論付出了最合理的代價。而新田慎一的老師，日本鹿屋航空隊領隊指揮官，後擔任第十三航空隊領隊指揮官的得豬治郎中佐，1938年4月26日在實驗新戰法單機突襲武漢的戰鬥中被擊落陣亡。得豬是九六式中型轟炸機首席試飛員，曾經留學德國，也是日本航空理論的學者之一。得豬、新田、佐多直大（少佐）、曾我義治（少佐）號稱日軍對華開戰時的“中攻四天王”。
中攻四天王在短時間就陣亡一半，日軍中型轟炸機部隊的損失可見一斑。
之所以損失如此之重，原因很多。首先，由於一二八抗戰中，中國空軍的出色表現，使日軍產生了一種錯誤的理論——戰鬥機無用論，認為保護轟炸機最好的辦法就是增強轟炸機的自衛和速度，而不是用戰鬥機護航。不幸的是，九六式中型轟炸機並沒有美國B-17重型轟炸機那樣完備的火力，而且為了追求長航程結構薄弱（後來的“日本打火機”一式陸攻機就是它的發展型號），結果沒有戰鬥機護航的中型轟炸機成為中國軍隊的靶子。其次，中國空軍出乎意料的英勇善戰，也讓日軍眼鏡大跌。而中型轟炸機載彈量十分有限，付出如此代價，隻不過給中國軍隊的陣地上扔幾個作用不大的小炸彈，日軍這筆買賣不虧才怪。
當然，日軍當時也不是沒有重型轟炸機。最典型的就是“九三重爆”轟炸機。這種轟炸機載彈量倒是比九六大多了，可惜作戰半徑隻有四百公裏，屬於身重腿短的類型。而且，這種固定式起落架的飛機的操縱性極差、故障率極高、對地麵勤務依托極大，得了個外號叫做“直線飛行迫降練習機”，打起仗來實在是力不從心。
在七七事變中，熟悉當時曆史的朋友都記得南苑之戰中日軍對二十九軍的轟炸使佟麟閣、趙登禹兩將軍所部遭到巨大損失，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此後戰鬥中的一個細節——此後的戰鬥中日軍轟炸機是從承德起飛投入轟炸的。實際上，根據《日本陸軍重爆隊》一書所記，這是因為此戰日軍主力第十聯隊、第十二聯隊使用的主力機種都是九三式重型轟炸機。7月27日至29日，張自忠將軍三十八師所部連續攻擊日軍在天津的機場，日軍支援設施多被摧毀，加上連日大雨，跑道積水，“嬌嫩” 的九三重爆竟然無法起飛出戰，隻好後撤到承德才能投入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