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第二路日軍是日軍第七十二旅團山澤大隊（新四軍紀錄為“三澤大隊”）一部，由大隊長山澤幹夫少佐親自指揮。因為兵力上新四軍占據絕對優勢而且熟悉地形，日軍開路的裝甲車陷入泥沼，後續部隊被紛紛切斷，最終日軍山澤大隊長被擊斃（日本文獻的描述非常古怪，這個大隊長是“負致命傷”，這個，到底是打死了呢，還是負傷呢？讓人沒法弄明白，不過從後來軍服都丟給新四軍了來看，應該是打死了，否則負那樣重的傷還要脫衣服，不怕傷風感冒轉肺炎嗎），其“一杠一朵花”的軍服也被新四軍繳獲，殘部掉頭逃跑。此後，又有三路從寶應、淮陰等地趕來的日軍先後遭到新四軍的伏擊。從山本一三所部二百餘人的命運看，新四軍此戰殲日軍四百六十餘人，尚是個保守數字。
而此戰的效果也顯然體現了消滅敵軍有生力量的好處。雖然車橋最後的約二十名日軍是逃走而不是被全部擊斃，但此後新四軍對涇口、曹甸等地日軍據點的攻擊，就一路順風，日偽軍望風而走，再沒有組織像車橋這樣大規模的死守或增援作戰。原因無他，當地日軍總共可以調動的機動兵力不過七八百人，車橋一戰被葉飛幹掉過半，已經是元氣大傷，無力再打一次這樣的戰鬥了。
有趣的是，山本一三對他作為新四軍俘虜的日子也多有描述。從其文中的蛛絲馬跡，我推測這個山本一三，後來應該是在新四軍中後來一直擔任炮兵教官的，他也是日本反戰同盟盟員，真名叫作山本敬一郎，被俘前為日軍中尉，所謂S？J，不過是中文中“山本”和“敬一郎”的縮寫罷了。在日本用這樣的縮寫，是很難有人猜出他的真實來曆的。很多新四軍老兵記得山本這個人，他的中文不怎麼好，所以沉默寡言，但是每有聯歡會，他都會用口琴吹奏日本民歌作為節目。
不管山本一三是不是山本敬一郎，他在這本書中描述的俘虜生涯都挺值得一看。
被俘的時候，山本根本就沒有想到自殺報效天皇。這是為什麼呢？且看他在書中的描述：
被俘之前，在部隊裏已經有“被共產黨軍抓了俘虜不會殺，如果願意還會被放還”的說法。如果是這樣，那麼能活下來的話，溜到南京或者上海作點小生意，不是也可以嗎？（翻譯到這裏，感到有點兒似曾相識，日軍中的大阪第四師團頗有這種風格。一查，山本敬一郎祖上，果然是大阪人。雖然他本人不是出生在大阪，但看來“大阪商販”的精神，可以隔代遺傳的），我被俘的1944年，頗有些戰友被俘又被共產黨軍放回來的事例。所以，當時一點兒要自殺的想法都沒有。不過，放回來的都受到了軍法會議的審判，有的被槍斃了。所以，被俘的士兵們之間商量說，要是死就沒辦法，要是能活呢，那就得琢磨怎麼活下去不被槍斃。同時被俘的富山安壽郎、藤田豐出主意說我們可以報個假名，這樣上邊會認為我們都陣亡了。然後到南京或者上海開個澡塘或者飯館過日子也很好。對此，大家深以為然，於是富山化名香河正男，藤田化名古賀初，我則化名為山本一三。
在新四軍中，我們開始了“學習”的生涯。每天，有一位來自台灣的教官王先生來講《資本論》、曆史唯物主義，要講兩三個小時。我們對此毫無興趣，姑且聽之。奇怪的是，過了半年，看事情的眼光慢慢改變。不拿老百姓一針一線的“三大紀律”的紀律我們竟然也接受了，到老百姓家借宿，還會去幫老百姓掃院子。看來真是環境改變人。半年以後，我和清水、宮本開始為新四軍作些事情，主要是從事日文新聞與宣傳材料的翻譯和印刷。材料來源很雜，顯然新四軍在南京上海這些地方也有很多細作。包括我們在高郵湖畔安豐的印刷所的設備，都來自上海。至於我們印的這些東西，則由新四軍拿去散發。中間一度遭到日軍掃蕩，我們還搬到湖上去工作過……
再後來？
就是加入反戰同盟唄，去延安唄，對日軍老鄉喊話唄，幫著共產黨炮打湯司令唄……最後，他是回了日本，但是這本書出來的時候是2001年，看來他是到了晚年也“赤化”未改的。
莫非，這就是所謂的“洗腦”？
似乎，這個過程，也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