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64年，晉悼公時，晉以治聞名。晉伐鄭，鄭求救於楚。楚軍晝夜兼程，想趁晉軍不備，借暗夜掩護，直至晉軍營門，使晉軍無法出營列隊。晉軍麵對不利局勢，絲毫不亂，於營內從容平灶掩井，排列陣勢，並以“二一分四軍”之法對付楚軍，使楚軍疲於奔命。楚軍本想出其不意進攻晉軍，以造成晉軍內部慌亂，卻被晉軍從容瓦解。
公元383年，前秦王荷堅以90萬軍隊攻晉，時東晉總兵力不超過15萬，局勢危急，朝野震動。執掌朝政的宰相謝安竟從容出遊，照常會見親朋好友，並命謝玄和他下棋。之後，又獨自出遊，當夜方歸。但在這平靜之中，他看到了秦軍的上下離心，將士厭戰。於是，沉著果斷地調兵遣將，大敗秦軍。唐代大詩人李白詩讚：“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
驚慌必失措。君心搖則臣心動，將心搖則軍心動。自古謀略家都把鎮定持重、處事不驚視為修養要則。
一個國家、一支軍隊、一個社會團體，莫不須勵精圖治。隻有嚴治，才能使惡人畏懼，防止動亂；隻有久治，才能國泰民安，人心歸向。唯有以治待亂，才能獲致勝利。
八訓練之道
【原文】
若夫訓練之道，則無視乎皇上精神之所屬。臣考本朝以來，大閱之典舉行凡二十餘次。或於南苑，或於西廠，或於盧溝橋、玉泉山。天弧親禦，外藩從觀，軍容一肅，藩邪破膽。自嘉慶十七年至今，不舉大閱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勞而強，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營之兵既不經戰陣之事，又不見蒐狩之典，筋力日懈，勢所必然。伏求皇上於二一年之後行人閱之禮，明降諭旨，早示定期。練習三年，京營必大有起色。外者營武，勢難遽遍，求皇上先注意數處，物色將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一鎮之中，有十餘鎮可為腹心，五十餘萬之中，有十餘萬可為長城，則緩急之際，隱然可恃。天子之精神一振，山澤之猛士雲興，在我皇上加意而已。昔宋臣龐籍汰慶曆兵八萬，遂以大蘇邊儲。明臣戚繼光練金華兵三個人，遂以蕩平倭寇。臣書生愚見，以為今日論兵，正宜法此二事。謹抄錄乾隆增兵，嘉慶、道光減兵三案進呈。伏乞飭下九卿科道詳議。斯道甚大，臣鮮閱曆，不勝悚惶待命之至。謹奏。
【注釋】
天弧：天子。
蒐狩：本意為打獵，尤其是大規模的圍獵，後常用於指軍隊檢閱或作戰。
遽遍：短時間普遍做到。
長城：這裏代指中堅力量。
緩急：指突然發生的事變。
隱然：無形之中。
龐籍：北宋大臣。單州成武（今山東）人。曾為延州知府，有力抗過西夏的侵擾。後為宰相，實行裁兵措施。
戚繼光：字元敬，號南塘。山東登州（今山東蓬萊）人。明代著名將領。他募金華礦工3000人加以訓練，成為戰勝日本海盜的戚家軍骨幹。
倭寇：日本海盜。
九卿科道：清代以都察院、大理寺、太常侍，光祿寺、鴻臚寺、太仆寺、通政司、宗人府、鑾儀衛為九卿。這裏指有關部門官員。科道：都察院六部衙門。
斯：追。
【譯文】
至於說到訓練的道理，那全靠皇上禦駕觀看，以提高軍隊的士氣及評估訓練的成果。據臣下的考察，大清立國以來，已經進行20多次大規模的閱兵典禮。有的在南苑，有的在西廠，或是在盧溝橋，或是在玉泉山舉行。檢閱時天子親自禦駕觀看，外地藩鎮都隨同前往。整肅的軍容，使外邦藩鎮們震懾。但自從嘉慶十七年到現在，已有40多年沒有進行過這樣大規模的閱兵典禮了。大凡軍隊以勞動而強大，因安逸而弱小。太平時間長了，京城軍營的官兵既沒有經曆打仗的陣勢，又沒有見過閱兵的儀式，意誌體力都日益鬆懈。請求皇上3年之後舉行一次盛大的閱兵典禮，請明傳聖旨，及早規定日期。訓練2年，京城的軍隊必然大有起色。至於外省軍隊，勢必難於短時期內普遍做到，請皇上先注意從各地物色將才，將他們分派到全國的要塞地方。隻要在全國71個鎮中選10多個鎮作為心腹，在50多萬軍隊中選出10多萬作為中堅力量，那麼，在突然發生事變的時候，無形中就有了依靠。皇上精神振奮了，天下猛士必然會雲集而至，這隻要皇上重視就行了。北宋大臣龐籍裁減慶曆年間8萬兵，邊關卻治理得井井有條。明代名將戚繼光訓練3000金華兵，便可以掃平倭寇。依我一介書生之愚見，現在談論軍事正適合效法上述二人的做法。因此，我很恭敬地抄錄乾隆皇帝增兵和嘉慶、道光皇帝裁兵的三個方案呈上。請求皇帝命令各部大臣詳細評議這件事。這事關係重大，本人閱曆又淺，隻能惶恐地等待皇上聖裁。謹此專呈這份奏書。
【心得】
當大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時候，曾國藩幻想用皇帝親自檢閱軍隊的行動來挽救這個風雨飄搖的政權，他認為隻要皇帝精神振奮了，什麼事情就都好辦了。如果事實真如他所期望的那樣，大清帝國也不會在他死後30多年便滅亡了。
曾國藩在中國曆史上還算幸運，因為他畢竟還撈到了顯赫的名聲。“文死諫，武死戰”，這在中國數千年的曆史上是一個通例。剛直敢言的諫官不是受刑罰就是被砍腦袋。正直博學的司馬遷在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手上受了宮刑，這並不是因為他犯了什麼罪，而隻是提了幾條和皇帝不同的意見。中國曆史上最有名的諫官是包拯，他膽子大到在朝廷上激烈爭辯，甚至把唾沫濺到了仁宗皇帝臉上。但仁宗居然沒有治他的罪，還勉強接受他的意見。這很令那些鼓吹中國封建社會也有“民主”，也有“權力製約”的人自豪。可是我們要問：為什麼獨獨包拯有這樣的幸運？一來仁宗時代已經危機四伏，再不清除積弊難免有寶座動搖的危險。當然，我們不否認他是有所作為的一位帝王，不然也就沒有“慶曆新政”了。從包拯本人看，他對宋家王朝忠心耿耿，盡管他言辭激烈，卻很留意說話的分寸，絕不會使仁宗下不了台階。比如他在彈劾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時，知道仁宗迷戀貴妃，不願因接受眾大臣的意見使她傷心，於是婉言提出是否將張堯佐調出京城外任，以緩和輿論，使仁宗既保住了麵子又緩和了君臣間的尖銳衝突。然而包拯也並非事事挺身而出，當蘇舜欽等人因為在宴會上發表過於激烈的言論，牽連到一大批改革派人士而獲罪時，包拯隻是冷眼旁觀，不久就提出請調外任的請求，以回避朝廷裏的緊張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