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戰國策·秦一》記載：戰國時張儀為秦國獻連橫之計而名聞天下，威望高遠，但對“伐蜀”之事，其謀略則未必高明。張儀主張“攻韓逼周”，其理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弊兵勞為，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司馬錯主張伐蜀：“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為，而彼已服矣。”曆陳“攻韓逼周”之弊。秦惠王擇善而從，聽取司馬錯之謀，“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能否“一一看明”，擇善而從，關係戰爭的勝負及事業的成敗。唐朝的裴寂曾為李淵起兵太原謀劃，當李淵奉兵攻打關中途中，其又建議“回師太原”，“還救根本，然後再圖他舉。”後來由於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的正確主張及努力爭取，李淵未采納裴寂的謀略，最後避免一場錯誤。
唐朝建立後，李世民領兵出關東征，與王世充決戰，將王世充圍困在洛陽城內。眼見洛陽即將攻下之時，河北竇建德率師10萬前來援救。在前線的唐軍將領對此提出了不同的謀略。蕭踽、屈突通、封德彝等人認為：唐師疲勞，王世充據守堅戰，一時難於攻下，竇建德乘勢而來，兵鋒甚銳，使唐軍腹背受敵，不易抵擋，不如撤圍退守新安，日後再圖進攻。郭孝恪、薛收則認為：王世充所率之兵皆江淮精銳，今因乏糧窮蹙，垂將瓦解，若讓王、竇會合，則可轉運河北的糧餉供應洛陽，戰事將拖延數日，故而主張應該留一部分兵力圍攻洛陽，深溝高壘，閉壁不戰，同時另選精兵扼守成皋要道，斷絕鄭、夏之間聯係，而大軍立即趕赴武牢，據險以拒夏軍，伺機而破，隻要竇建德一敗則王世充不戰自破。李世民采用後者主張，結果在武牢大敗竇軍，洛陽王世充也隨著投降，從而加速關東的統一。
對此，我們必須指出，中國人向來推崇道德，《論語》中要求一個人每天要“三省吾身”，即多次反省自己在道德上有無過失。孔子甚至說如果把孝順父母、友愛兄弟這些道德規範推廣開來，這就能影響政治，這樣一個人雖然沒有當官為政，也算是參政為政了。不過，光有道德說教就能解決問題嗎？將帥如能做到“廉明”，定然會受到擁護，但是若做不到呢？還讓他繼續當官嗎？如果壞人當道，士兵群眾交頭接耳議論，甚至人聲鼎沸、怨聲載道又有何用？
儒家的道德感化理論是建立在“性善”基礎上的，所以假定執法者都是善人，如果君上、尊者有缺點錯誤怎麼辦？隻要對他們加以規勸就行了。不行又怎麼辦？再勸諫，又不聽，一味諫，再不聽，就“死諫”。頑固不化如桀紂那樣的“獨夫”，孟子認為可以推翻他們，但後來的漢儒和理學家則連這樣的話也不敢說了。而西方的法製主張是假定執法者是惡人，所以要預先製定嚴密公正的法律來製約他們，防止他們實行專製獨裁。早在古希臘時代就設立了“五百人議事會”，改革家梭倫首創“作為法庭的公民大會”的陪審法庭，使得公民有參與審判的權力。在這種製度下很難產生獨裁者，因為執政者無時無刻不在公民的監督下，違背民意者，甚至會在公民投票後被流放。
曆史的經驗與現實的教訓告誡我們：沒有法律監督的道德說教隻是美麗的幻影，有時甚至會成為別有用心者偽裝與欺騙的手段；而且把道德標準訂得過高，企求“人皆可以為堯舜”，反而連最基本的道德標準也難以達到。
十三四川試用知府馮卓懷稟
本調大營差委自川啟程日期由【原文】
該守已於七月初八日，自萬縣啟行，八月內，即由長沙馳赴大營。閱稟至為忻慰。皖南軍事吏事，均有乏才之患。該守如回，籍時物色賢能之上，即邀同來營，相助為理，多多益善。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要。辦事之法，以“五到”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則親驗命盜案，親巡鄉裏；治軍則親巡營壘，親探賊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終條理，理其緒而分之，又比其類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認真看公牘也。手到者，於人之長短，事之關鍵，隨筆寫記，以備遺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囑也。
該守前在四川，循績大著，以該守已試之效，參以本部堂之所論，用以訪求人才，當可拔十得五。《中庸》所謂取人以身，朱子所謂以類求之，胥於是乎在。仰即博采速來，無稍延緩。
【注釋】
籍時：借此機會。
理：治理軍務。
式：標準。
親驗命盜案：親自審驗命案、盜竊案等重大案件。
大條理、小條理：全部和局部。理其緒而分之，理出頭緒加以分解。
比其類而合之：按照類別加以綜合分析。比：排比。
該守：即指四川知府馮卓懷。
循績：政績。循：巡視。
已試之效：已經取得的政績。
本部堂：指曾國藩。曾國藩曾任兵部等部的侍郎之職，清代各部尚書、侍郎稱為部堂，故有此稱。
中庸：《禮記》中的一篇，因其以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為最高道德標準，故為宋代理學家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