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56年，齊威王即位，其在位的9年中，一切朝政都委托大臣管理，自己從不過問。9年後，威王忽然召見即墨的大夫說：“自從你擔任即墨的大夫以來，幾乎每天都接到誹謗你的報告。可是經我派人調查即墨的情況：田野不斷開拓、人民的生活富足，衙門的事務也處理得有條不紊，使我國的東方邊境，沒有任何危險的事情發生。這表示你盡心治理即墨，從未賄賂我身旁的眾臣。”隨後，威王賞賜他1萬戶的封地作為獎勵。
齊威王排除眾人對即墨大夫的誹謗幹擾，並重賞即墨大夫，從而使齊國逐漸地強盛起來。
古人奉行“以正治國”、“以信論兵”，還有“以奇用兵”。治理國家、對待部屬，要以誠相待，隻有秉公辦事、正直不阿，才能贏得群眾的信任與威望。反之，盡管你有過人的智力、高超的計謀，但心機用盡，小聰明要盡之日，就是威信掃地，眾人發指之時。
同時，信則不欺。據《韜·龍韜·論將第十九》載：周武王問薑太公關於選擇將帥的問題時，薑太公說：將帥應具備5種美德，避免10項缺點。5種美德是指勇、智、仁、信、忠；又說：“信則不欺。”孫武也把“信”當作將帥應當具備的5個條件之一，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曾國藩就和古代絕大多數的軍事家一樣，都把“信”視為將帥所應具有的品格之一。將帥統領三軍，舍生忘死，最重要的條件是將帥平時即要以“信”帶兵，平時信而不欺，推心置腹地對待士卒，打起仗來，士兵就會衷心服從指揮而不懷疑，這樣的軍隊，無往而不勝。
春秋時齊桓公曾九合諸侯，信守盟約，歸還侵占魯國的上地；晉文公不渝“退避三舍”之約，大敗楚軍，並在踐土稱霸；晉文公伐原，原定攻打10天。10天未攻下，遂依前言，罷兵而去。有人勸他繼續攻打，他說，我已和士卒約定攻打10天，不能失信，為攻下原而失去士卒信任，不智也。諸葛亮正準備進攻隴西時，長史楊儀報告說，有4萬軍人輪休要回蜀國。諸葛亮立即命令這些士兵收拾行裝，準備回去。這4萬多人將要啟程時，魏軍突然來攻。楊儀建議，讓這4萬人留下，等打完仗再走。諸葛亮說，用兵命將，以信為本，得利失信，古人所惜。軍情再緊，也不能失信前言。諸葛亮對眾將士說：“你們的父母妻兒無不倚門而望，我怎麼可以把你們留下呢？”於是吩咐大家按時啟程。部隊士卒異常感動，幾次下令，都不願走。諸葛亮隻好令他們參戰。魏軍遠來，一經交鋒，蜀軍大獲全勝。
取信士卒，是勝利的不二法門，聰明的將帥都重視取信於兵。一旦失去部屬的信任，將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
古代兵書說：“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是故君子以信為寶大也。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兵，則無敵矣。”《百戰奇法·信戰》也指出：“凡與敵戰，士卒蹈萬死一生之地，而無悔懼之心者，皆信令使然也。上好信以任誠，則下用情而無疑，故戰無不勝。”諸葛亮之所以能使士卒奮勇殺敵，臨戰之日，拔劍爭先，以一當十，一戰大克，關鍵在於他取信於軍，贏得士卒的信任。
古代將帥君王深知“信則不欺”的重要，雖然有些理論和做法失之偏頗，或其出發點並不可取，但我們仍然可以學古人之精華，去舊論之糟粕，悟出有價值的新意，求得上下目標一致，相互信任，同仇敵愾，這在平時和戰時都具有積極意義。
公元200年，曹操與袁紹展開了著名的官渡之戰。在這次戰爭中，曹操贏得以寡擊眾的勝利，從中可以看到，曹操在統禦人才方麵，很注重取信於人。
袁紹的將領高覽、張郃二人，由於攻打曹營失敗，又遭袁紹的謀士郭圖的誹謗，決定棄袁投曹時，曹操部屬怕二人有詐，曹操卻認為即使有詐，隻要厚待他們，即可使他們真心歸附，於是把二人各封為侯，在曹營中任職。在曹操進攻袁紹營寨時，高覽和張郃自願做先鋒，把袁紹打得大敗。
現代社會中，無論是政府機構，還是企業的領導者，都要取信於人，這樣，自己的下屬才能聽從指揮，服從約束；如不能取信於人，便無法發揮團隊效能。
上海新苑賓館的名聲享譽海內外，管理以紀律嚴明著稱。有位經理（跟賓館總經理是老同學）因為夜班加班耽誤了回家的班車，本應在值班室留宿，可是他卻跑到客房裏睡了一夜。第二天，總經理對此事做出兩項處置：第一、該經理必須受到嚴格檢查外，並按客房價格繳交罰款；第二、如不願罰款，請自行引咎辭職。該經理當即認罰。
以“信”治兵，還必須做到信賞、信罰。賞罰，曆來是統治者非常重視的問題。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領域，隻要有統禦和被統禦的關係存在，這個謀略就有它的存在意義。《孫子兵書》開篇就在“五事”、“七計”中提出“賞罰孰明”的問題。據《韓非子·外儲說》記載：晉文公問狐偃，他給士卒和百姓很多好處，加緩刑罰、補不足等，不知能不能使軍隊勇於作戰？狐偃明確回答：不足為戰。晉文公又問：“然則何如足以戰乎？”狐偃回答：“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即該賞者一定要賞，該罰者也一定要罰。後來，晉文公依狐偃之言，執法嚴明，在戰場上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勝利。信賞必罰，是古今兵家極為重視的統禦謀略之一。吳子說：“若法令不行，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可見，吳子也把“信賞必罰”看作是對敵作戰、欲求製勝的首要條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