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這個理論極為重要。《論語·學而》說：“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指出“以和為貴”的重要性。從軍隊建設來看，所謂“和為貴”就是指士卒上下之間，以大局為重，和睦相處，臨敵作戰才能團結一心，同舟共濟，互相支援，以取得戰爭的勝利。《將苑》也指出：“用兵之道，要在人和。人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將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群下謗議，讒慝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能取勝於匹夫，況為人乎。”“人和”的重要性，這裏講得很明白，但如何做到“人和”呢？這就必須先從將帥做起。
一是要推功於人，攬過於己。西漢名將衛青，在這方麵堪稱楷模。據《漢書》記載，衛青不僅英勇善戰，而且有大將的品德和氣度。他曾親奉騎兵，七次出擊匈奴，屢獲大勝。然而，他從不居功邀封，總將功勞歸於漢武帝與眾將，因而深得部屬的愛戴。
二是嚴於責己，知錯即改。在這方麵，戰國時的廉頗最具代表。廉頗起初曾居功自傲，影響團結，但由於他後來能幡然省悟，向藺相如“負荊請罪”，終於使得“將相和”，兩人還因此成了“刎頸之交”。
三是折節容下，寬以待人。據《三國誌·吳書》載：三國時的周瑜，不僅是一位足智多謀的軍事統帥，而且是一位豁達大度的謀略家，並非《三國演義》中，那個心胸狹窄、不能容人的形象。而程普則是東吳一員戰功卓著的老將，由於年高資深，被人尊稱為“程公”。程普初時自恃不凡，不把年輕的周瑜放在眼裏。當周瑜被任命為東吳全軍的統帥，程普更是不服氣，還多次尋釁侮辱周瑜。但周瑜從不計較，一直非常尊重程普，並主動前往程府探視相請教，終於使老程普感動得說：“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酒，不覺自醉。”
四是相互協作，榮辱與共。明代的戚繼光非常重視官兵之間、士卒之問相互救助的行為與情誼，並將其明定為一條令予以推行。他在《紀效新書·陣令篇》中規定：“凡每甲一人當先，八人不救，致令陣亡者，八人俱斬。一甲被圍，別甲不救：一隊被圖，本哨各隊不救；一哨被圖，別哨不救，致令失陷者，具法斬其哨、隊、甲長。”相關這類近乎連坐性質的條文，還有許多，其目的就是讓大家自覺地從整體利益出發，互相救援，團結一心，共同殺敵。
可見，部屬間的和睦互助與協調一致，不是憑空得來的。“和”，乃是將領自身修養與統率藝術高度結合的產物。“和”，來之不易，影響巨大，以和為貴，獲得團結與友誼，比什麼都重要。
為了達到團結一致的教育與目的，還可以采取“和稀泥術”。“和稀泥術”是指為了平息爭執雙方的怒氣，調解其糾紛，緩和其矛盾，而采取的一種不論雙方是非曲直，不給雙方懲罰的解決方法。
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任命元誌做洛陽令。有一天，元誌乘車上街，遇到禦史中尉李彪的車迎麵而來。按當時封建階級禮節，職位低的官吏應向職位高的官吏讓道。可元誌是一個不避強權的人，堅持不讓道，於是兩個人爭吵起來，一起到孝文帝那裏去請求評理。李彪說：“禦史中尉是皇帝的近臣，元誌作為一個地方官，不讓道就是和禦史中尉對抗。”元誌卻說：“我是皇帝指派國郡都在的地方長官，凡住洛陽的人，不管是誰，都編在我主管的戶籍裏，我為什麼要讓路給禦史中尉！”由於李彪和元誌都是孝文帝的忠實臣僚，孝文帝不便說誰長誰短，也不好指責並懲罰誰，於是孝文帝便運用“和稀泥術”，說：“洛陽，是我的豐沛（指帝王的故鄉），應自分道揚鑣。自今之後，可分路而行。”
對於不涉及重大原則的一些矛盾、糾紛，采取“和稀泥術”，既可以避免雙方積怨愈來愈深，傷害感情，且有助於緩和矛盾，又可以減輕領導者的工作負擔，免得被繁雜瑣事困擾。唐代宗對待駙馬郭暖“打金枝”一事的處理，與其說他是開明大度，還不如說他采用了“和稀泥術”。據《資治通鑒·唐代宗大曆二年》記載：唐代宗的女兒升平公主與郭子儀的兒子郭暖（即駙馬）吵架，郭暖動手打了升平公主。升平公主將郭暖說的不敬之言告訴父皇，郭子儀親自綁縛郭暖向代宗請罪。代宗笑著說：“俗話說“不疾不聾，不作家翁”，兒女們吵架，何必當真呢！”於是一場風波就這樣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