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個月下旬在寓所設立了審案局，10天內殺了5個人。由於社會風氣的刻薄，世人又各自抱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對我憑空捏造了許多謠言。恰好此時各處鬧事，貧農會黨又欲叛亂，對他們稍加寬仁，他們的氣焰則更加囂張，竟蔑視長官，肆無忌憚於光天化日之下在城市裏劫掠。對這些人不使用嚴刑峻法痛加誅戮，則將會有更多和他們一樣的人出現，將來就無從下手處置他們了。所以，我堅持對他們實行殘酷鎮壓，以達到扭轉一點社會頹風敗俗的目的。並不是我這個書生愛開殺戒，完全是形勢所迫，不這樣做就不能夠鏟除強暴，安定懦弱的庶民百姓。我與您同時從政，夙願是相同的。前一封信寫好了，但尚未寄出，剛好又收到您的來信，就多談一些。如果就以現在國家的軍隊，經過訓練把他們變成素質良好而有用的兵勇，那是最好不過的辦法。然而，他們的腐敗習氣已經過於嚴重，豈能重新改變他們的麵貌，從本質上洗刷他們內在的汙濁呢？嶽飛若能複生，用半年的時間或許能把這支軍隊的武藝訓練好；但若使孔子複生，花費3年的時間也改變不了他們的惡習。所以，以我之見，現有的士兵因陋習已根深蒂固，是無法訓練成有戰鬥力的軍隊，而新招收的兵勇卻可以練好以代替現有的武備。關於救荒的問題，是我這裏和你那裏的當務之急，但公款既難於四處頒用，而民間又無法征收捐稅，雖有善良的人給予捐款，也隻能補救極小部分。搜集軍情本來應是當前的第一要緊大事，張製軍在北去時曾和我約定，每天通一封信，現在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僅接到他的兩封來信。關於長江下遊的情況也寫得不詳細。本月初六我收到從江西來的一封信，獲悉太平軍於11日攻破九江，17日安徽失陷，25日占領安慶後東下。太平軍離湘南越來越遠，借此機會正可以稍作休息。
【心得】
曾國藩在這封書信中主張以重刑治理亂世，堅持嚴刑峻法。
的確，所謂治亂世用重典，矯枉必須過正。“矯枉過正”較早見於《越絕書》，作“矯枉過直”。《鹽鐵論》也有此語，作“撓枉者過直”。《漢書》始作“矯枉過正”，該書在《諸侯王表》前麵的序言中說：“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可謂播枉過其正矣。”唐朝的學者顏師古注道：“橋，與矯同。枉，曲也；正曲曰矯。言矯秦孤立之敗，而大封子弟，過於強盛，有失中也。”
據《後漢書·仲長統傳》載：仲長統的論著《昌言·理亂篇》中，也出現過此語。仲長統，字公理，漢獻帝時曾任“尚書郎”等官職，為人倜儻，直言無忌；他對當時衰亂的局勢頗有不滿，常常說古論今，表示憤慨。他的《昌言》，就是在這樣的情緒下寫成的，共34篇、10餘萬言。《理亂篇》中有這樣幾句：“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逮王清世，則複入於矯枉過正之險。上《後漢書》作者範曄，在《仲長統傳》中評論說：“……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在這一句下麵，有注說：“孟子曰：‘矯枉過直。’矯，正也；枉，曲也；言‘正曲者過於直’，以喻為政者懲奢則太儉，患寬則傷猛，不能折衷也。”可見，早在戰國時期的孟軻，就已經說過“矯枉過直”這樣的話了。
《後漢書》在評論馬武等所謂“中興二十八將”的功績和漢光武帝糾正前漢封賞功臣過重的缺點時也說：“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誌。”這一句下麵，又有注道：“矯，正也；違，失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
但是，《後漢書》武英殿本（清朝乾隆年間的校印本），卻在這個原注之下，加注道：“今本《孟子》無此語。”大概，早先的《孟子》中是有“矯枉過直”和“矯枉者過正”等語的，而後來以至現存的《孟子》，則已失傳了有關的章句。因此，孟子最初說這句話的含義是不可考了，而後來的人則都把它用作“過火”、“過分”，比喻糾正某種缺點或偏差而做得過了頭的意思。
在一個國家或一個團體、部門，當某一不良風氣或不良習慣出現時，作為領導者，要糾正這一個偏差，采用不偏不倚的中庸辦法，常常無法達到預期的目的。急切解決問題的領導者，常采用矯枉過正的方法。采用這個方法，如同要弄直一根彎了的竹竿或扁擔，如果隻是把彎了的竹竿或扁擔壓到正直或水平位置，是難以達到目的的。隻有把彎了的竹竿或扁擔壓到與彎度相反的水平或垂直線之外，待彎了的竹竿或扁擔慢慢彈回，才有可能使其達到“正”、“直”的標準。
二十一與儲石友
【原文】
弟移駐衡城，公私平順。每念天下大局，不堪再有失壞。意欲練勇六千，概求吾黨忠義樸誠之士統領，而一歸江岷樵調度，以為澄清海宇之具，而紓君父宵肝之憂。昨閣下稟來，即令魏崇德歸湘，補招一百，合成一營，茶陵安仁之事，經塔副將一戰成功。其善後事宜，搜捕餘匪：妥撫難民，請閣下與周守備妥為辦理。諸勇在外，須約束嚴明，秋毫無犯，至要，至要。待安仁一案辦理完畢之後，即與周守備，帶勇同來衡城，商議一切。在外無事，每日仍須認真訓練。將來到衡，恐為日不多即須東征，不得多加操練之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