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國藩之軍事功勞
鹹豐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軍自湖南北出，攻克漢陽。鹹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建立地方團練，稱為湘軍，分陸軍、水師兩種，士兵則招募湘鄉一帶農民為主，薪俸為一般綠營的三倍左右，全軍隻服從曾國藩一人。鹹豐四年（1854年），總計有陸軍13營6500百人，水師10營500人，會集湘潭，誓師出征。初戰在嶽州、靖港敗於太平軍，接連吃敗戰，曾國藩幾跳水自盡，在上書時，隻能以“屢敗屢戰”自嘲。後重整軍實，複占嶽州、武昌，太平軍勢力退出湖南。鹹豐八年（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氣勢很盛；鹹豐十年（1860年），曾國荃包圍安慶，以“紮硬寨，打死仗”聞名。同治三年（1864年），湘軍攻破天京（南京）。
太平軍抵抗湘軍，讓湘軍吃足苦頭，南京城破時，曾國藩說：“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黨，如李開方守馮官屯、林啟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萬餘賊無一降者，至聚眾自焚而不悔，實為古今罕見之劇寇”。曾國藩入南京後，搞三光政策，“……分段搜殺，3日之間斃賊共10餘萬人，秦淮長河，屍首如麻，3日夜火光不息。”其實10餘萬人大多是老百姓，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軍一麵，則潰敗後之虜掠，或戰勝後之焚殺，尤耳不忍聞，目不忍睹，其慘毒實較“賊”又有過之無不及，餘不欲言，餘亦不敢言也。”（李圭：《思痛記》），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在《能靜居日記》有詳細記載南京城破：“……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曾國荃殺人如麻，縱兵焚城，“雪帥”彭玉麟見狀不滿，先後二次（1861年安慶之圍與1864年金陵之圍）致函曾國藩，要求大義滅親。曾國荃於南京搶得大量財物，曾國藩對朝廷奏稱“偽宮賊館，一炬成灰，並無所謂賦庫者，然克複老巢而全無貨物，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見之事”。曾國藩處死李秀成，是為殺人滅口。
二曾國藩之文學成就
曾國藩繼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風格，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他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一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後世所稱。
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化、發展，又選編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範，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清末及民初嚴複、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啟超等均受他文風影響。著有《曾文正公全集》，《為學之道》。
曾國藩文學思想主要表現在衛道論，即功利的文學思想。理學是封建社會後期的儒學，它將封建道德“理”視為世界的最高本原，為維護封建生產關係和鞏固中央集權，封建登極製度奠定了理論基礎，自宋代以後它一直成為社會統治地位的思想。
清代則更為最高統治者所尊奉，並成為廣大封建知識分子的進身之階。尤其是當時清王朝遭到雙重夾擊，一是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入侵，一是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儒學受到極大的衝擊，官僚士大夫階層感到要挽救嚴重的社會危機、政治危機，便要提倡明道。
明道就是用倫理道德來激勵士大夫的氣節，維護封建秩序，壓製農民起義，同時，用倫理道德來整頓吏治，刷新吏治，革除封建官僚製度的種種弊端。理學講內聖外王，內聖就是個人道德修養，外王就是用好的道德來治理政事。政治腐敗、士林無恥的頹風需要以提倡理學來糾正。
在這種社會條件下曾國藩自然要受到理學的影響。考入翰林院以後，除應付朝廷的各種考試外，更是致力於理學，並追隨理學大師唐鑒學習程朱理學，曾國藩從之“講求為學之方”。曾國藩“遂以朱子之學為日課，始肆力於宋學矣”從而進一步強化了理學信仰，開始了初步的身心修養的係統訓練。
曾國藩生平以理學信徒自居，宣稱“一宗宋儒”。他將作學問的“義理”“考證”“文章”三者中“義理”放在中心地位，在他看來，“義理”是體，是根本，所以義理的熏蒸和陶冶，強化了曾國藩的理學信仰，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礎，成了一個服膺理學的忠實信徒。
曾國藩是以理學為宗，然而他並不如唐鑒那樣，隻知脫離現實，閉門思過，他能從剛剛興起的經世致用之學中汲取營養，注重對現實問題的考察與研究。他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而且進而說明“道統”與“文統”的一致性。他的文以載道的觀點乃得之於桐城派的衣缽真傳，但是在道與文的關係上，在對道的強調和對道統的維護上，他較桐城派的前輩實有過之，這主要體現在強調“衛道”與“立言”的結合，以文學作為捍衛封建禮治的武器。
他從維護地主階級的思想體係和強化封建統治的角度來認識文學的本質及其社會作用。這是為什麼呢？
就思想淵源來論，曾國藩出師於唐鑒、倭仁一類理學家門下，就時代而論，當時地主階級的思想體係，尤其是程朱理學正遭逢前所未有的危機，不僅地主階級內部的異端思想層出不窮，更可怕的是千百萬手持刀槍的革命農民對封建統治及其整個思想體係在進行武力的批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