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雖然把司馬光得罪了，但也沒有向王安石靠攏，在短短的兩個月的時間裏，他給神宗皇帝上了《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皇帝書》兩道奏章，全麵批評了王安石的新法，朝野上下，無不震驚。王安石的新黨派人士對其更是恨得牙癢癢。
之後，王安石派謝景溫把蘇軾請來設宴款待，席間，他憤怒地斥責蘇軾道：“你同司馬光站在一邊，竭力反對新法，用心何在？”蘇軾聽了這樣的斥責，忍不住火道：“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王安石說：“仁宗在時，你主張革新立法，打破傳統理念，如今到我王安石推行新法，你卻又夥同司馬光排斥我，還敢說沒有任何目的？”蘇軾更怒：“既然你話已經挑明，那我就告訴你，我既反對司馬光“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泥古不化！又反對你不審時度勢，貿然推行新法的草率行為！”說罷，拂袖而去。
不久，便有人上書誣告蘇軾，說他利用官船販運私鹽，雖然官方調查並無此事，但早已厭惡朝廷爭鬥的蘇軾，並沒有為自己爭辯，任由新黨排除異己，將其貶到杭州任杭州通判，不久又到了徐州。
幾年後，蘇軾又從徐州遷到湖州。此時，掌握大權的新黨內部鉤心鬥角，互相傾軋，王安石最終被貶為庶民，李定、舒宣等人獨霸朝權。蘇軾看到朝廷發生的這些事，氣憤不已，於是在給朝廷上謝表時加了這樣的詞句：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份謝表正給了那幫小人一個彈劾他的機會，李定、舒宣等人惟恐蘇軾東山再起，於是借機彈劾，結果，蘇軾被神宗勒令拿問。這就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文字獄——“烏台詩案”。
此後，蘇軾又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由於功績顯著，連升幾次官，升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製法、侍讀等職。但又因為其直言不諱，意見與朝臣不符，被貶為瓊州別駕，昌軍安置。
蘇軾這一生的波折，追根究底是因為他的張揚個性，如果他說話委婉些、處世低調些，就不會同時激怒王安石和司馬光等當權派，而成為眾矢之的了。
由此可見，無論是什麼樣的人，都不要盡顯張揚，低調的處理事情，才能在派係紛爭中左右逢源，遊刃有餘。
3．鋒芒太露，傷人傷己
人各有誌，每個人各有自己的品行與特點，適時適度地展露自己的鋒芒，可以獲得一些機會或者使自己脫穎而出。然而物極必反，過分的外露自己鋒芒會招致他人的嫉恨與陷害。所以，聰明的人要學會掩藏自己的鋒芒。
如今的年輕人，總是希望在最短時間裏，使人家知道自己是個不平凡的人。想讓全世界都知道，當然不可能；使全國人都知道，還是不可能；使一個地方的人都知道，也仍然不可能；那麼至少總要使一個團體的人都知道吧！要使人知道自己，當然先要引起大家的注意，要引起大家的注意，隻有從言語行動著手，於是，便容易露出言語鋒芒、行動鋒芒。
鋒芒是刺激大家最有效的方法，但如果仔細看看周圍的同事，你會發現，那些處世已有曆史，已有經驗的人，往往“和光同塵”，毫無棱角，言語發此，行動亦然，深藏不露，好像他們個個都是庸才，誰知他們的才，頗有位於你上者；好像個個都很訥言，誰知其中頗有能言善辯者；好像個個胸無大誌，誰知頗有雄才大略者，這是什麼道理？
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已經懂得有所顧忌。言語鋒芒，便要得罪旁人，被得罪了的旁人便成為你的阻力，成為你事業的破壞者；行動鋒芒，便會引起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會成為你的阻力。假如環顧四周，都是你的阻力或你的破壞者，那麼，你連立足點都沒有了，哪裏還能實現揚名立身的目的？
年輕人往往樹敵太多，與同事不能水乳交融的相處，就是因為言行鋒芒的緣故。言語所以鋒芒，行動所以鋒芒，是急於求知於人的緣故，而那些有經驗的同事，之所以能“以緬合歡”，也是因為曾經受過這種教訓。
陳先生在年輕的時候，以備有三種特長而自負：筆頭寫得過人，舌頭說得過人，拳頭打得過人。在學校讀書時，是一員狠將，不怕同學，不怕師長，覺得別人都不及他。初入社會，還是這樣的驕傲自負，結果得罪了許多人。不過，他覺悟得很快，一經好友提醒，便連忙負荊請罪，倒是消除了不少的嫌怨，但無心之過仍然難免，結果還是遭受了挫折。
俗語說，久病成良醫，陳先生在受足了痛苦的教訓之後，才知道言行鋒芒太露，就是自己為自己前途所安排的荊棘，為了避免再犯無心之過，他就故意效法金人之“三緘其口”，但即使不能開口，也還是應多方審慎。因此，若聽見旁人說你世故人情太熟，做事過分小心，不但不要反感，而要感到高興才是。
當然，也許有人會說，采用這樣的辦法，不是永遠無人知道自己了嗎？其實，隻要一有表現的機會，你把握住這個機會，做出過人的業績來，大家自然就會知道你。這種表現本領的機會，不怕沒有，隻怕把握不牢，隻怕做的成績不能使人滿意。如果你已有真本事，就要留意表現的機會，若沒有就要趕快預備。《易經》上說：“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無此器最難，有此器不患無此時。鋒芒對於你，隻有害處，不會有益處，額上生角，必觸傷別人，你自己不把角磨平，別人必將力折你的角，角一旦被折，其傷害更多。
5．謙遜與積極進取並存
誇誇其談的人是很難得到信任的，他們的看法隻會引起對方的懷疑。不過，一個人如果把自己擺得太低，而過分謙虛甚至畏縮的話，也不利於樹立在公眾心目中的良好形象。過多的謙遜反而會被人看成虛偽，實際上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虛榮。
我們先來看看有關柯立芝總統的兩則逸事。
在愛莫斯特大學的最後一年，美國曆史學會曾授予柯立芝一枚金質獎章。這在當時是一個被無數人看重的榮譽，但他卻沒有對任何人說起過，甚至連自己的父親也不例外。直到工作之後，他的上司——諾坦普頓的法官菲爾德，才無意中在《斯普林共和雜誌》上看到了對這一事情的報道，此時，距柯立芝領取這一獎章已有六周了。
從佛蒙特州的村莊到白宮，柯立芝在他一生的事業中都以這種真誠的謙遜而聞名於世。然而，下麵這則逸事卻表展現了他性格中的另一方麵。
當柯立芝競選麻省省議員連任時，在選舉即將進行的前夜，他忽然無意中聽到了省議會議長的職位正虛位以待的消息。於是，柯立芝拎著他那“又小又黑的手提袋”，大踏步地趕到諾坦普頓的車站。兩天之後，當他從波士頓回來時，手提袋裏已經裝上了大多數議員推舉他為議長的聯名信。就這樣，柯立芝順利地出任麻省議會議長，從而邁開了自己走向政壇頂峰的第一步。
這位以謙遜著稱的人，在人生的關鍵時刻，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主動出擊，當仁不讓地拿走了他應得的東西。在這兩則逸事中，我們看到了柯立芝身上的一對矛盾：一方麵是真誠的謙遜；另一方麵卻是主動為自己抓住升遷時機的才幹。實際上，這種矛盾在大多數成功者身上都有所體現。
我們再來看另一位以謙遜著稱的人——“石城”傑克遜。他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南方聯盟的一員猛將，和李將軍一同被推崇為世界上最偉大的軍人。
托馬斯？傑克遜似乎具有一種“天生的謙遜”。在墨西哥戰爭中，總司令斯科特將軍曾經對他的英勇善戰給予了公開的稱讚，但傑克遜從未提及此事，甚至在至親好友跟前也隻字不提。直到他彌留之際，他還是堅持認為，“石城”這一美譽不應當僅僅屬於他個人，而應歸他所率領的整個部隊共同享有。
然而，就在墨西哥戰爭剛剛爆發時，傑克遜在寫給姐姐的信中，滿紙都是想要建功立業的勃勃雄心。而在當時，他還隻不過是一個非常不起眼的副官。在信中，他還冷靜地分析了，達到目標的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
這位勇敢而謙遜的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曾有過一次聰明的舉措，即主動要求從常規部隊轉到炮兵部隊裏去。因為他相信，在那裏，“長官們更容易把整個部隊的功績歸功於某一個人”，這樣無疑有利於自己的升遷。果然，他獲得了斯科特將軍的親口讚賞，並且直接導致了他隨後的幾次升遷。幾年以後，因為預先就看到當上弗吉尼亞陸軍大學的教官必將“聲名卓著”，他又用盡渾身解數去爭取這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