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千年的人類社會生活中，男主外女主內一直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勞動分工模式。例外當然是有的，比如我國摩梭人的以女性為主的社會生活，但是，男權製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男性參與公領域的一切活動——生產、戰爭，女性則留在私領域——哺育子女、做家務。在男權製下的人們看來，這簡直是一個再自然不過的分工，是一個再合理不過的秩序了。這個分工、這個秩序是沒有什麼可以置疑的，也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在世界普遍經曆了現代化的過程之後，這種看似天經地義的分工和秩序發生了動搖。女性一步一步地走出了私領域，走進了公領域。盡管有許多男人激烈反對，盡管有許多女人猶豫不決，這個變化還是越來越明顯，越來越普遍。
在女性應不應當進入公領域的問題上，觀念和實踐上的鬥爭近200年來一直沒有停止過。恩格斯的觀點在主張女性進入公領域的一派中最有代表性。他指出：“婦女的解放主要有待於全體女性重新進入公共的事業。”（轉引自米利特，190）這個公共事業應當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即相對於家庭這一私領域的公領域。
世界各國之間雖然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但是有一個現象是共同的：男女兩性在政治領域中參與程度不同，女性在國家結構中被邊緣化。在近200年間，女性已經從沒有投票權到擁有了投票權，從沒有受教育權到獲得與男性同等的教育，從沒有工作權到擁有與男性同等的工作機會。然而，唯獨在參政實踐中，女性仍舊處於邊緣地帶。各級行政領導人，從最低一級到最高一級，都是如此。
國家基本上是一個男性的事物，即基本上是由男性統治的。一個民族國家的“道德意識”和“自我意識”往往都是由男性來定義的。因此，國家是性別差異製度化的主要基礎。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區分就是將女性鎖定在私人領域中，從觀念上阻止女性進入公眾領域，阻止女性進入權力機構。最典型的狀況是，不僅各國政府機構和行政領導人員中女性占很低的比例，而且傳統的性別觀念竟然已經做到使女性從內心深處覺得自己根本不適宜從政，把政治權力拱手讓給男性。
在早年，男權製反對女性參政的做法是赤裸裸的。美國馬薩諸塞州的立法者當年曾宣稱：如果給婦女選舉權，你就得在每個縣建立瘋人院，在每座城鎮建立離婚法庭。女人太神經質和歇斯底裏，不能介入政治。（埃倫賴赫等，191）在當代，男權製已經不能再公開反對女性參政了，但是男權製的觀念並沒有改變多少。一個男權製思維的例子是所謂“紅顏禍水”的說法。政界要員的妻子幹政受到強烈攻擊。中國傳統思維也總是要為某個王朝的覆滅埋怨女性。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生活中，有人將各級官員的貪汙腐敗歸咎於“紅顏”，仍然不脫傳統思維的軌道。
女性參政的程度直接表現在女性議員在立法機構中所占的比例上。在當今世界，雖然在一些國家女性在國家立法機構中所占比例已經有所提高，如英國的女性議員比例已經提高到10％，但是多數國家的女性立法人員比重還是大大低於男性。
在全世界的議會議員中，女性在1975年占12.5％；1988年占14.6％；1989年占12.7％。以印度為例，印度下院女性占7.9％，上院占9％～10％；美國眾議院女性占6.4％，參議院占2％。印度的情況好於美國，原因在於在印度種姓的重要性超過了性別的重要性。但是在種姓製消退之後，上層女性在競選議員的競爭中仍然不敵下層男性。（French，45～46）女性在英國國會議員中一度隻占7％；在地方政府主管官員中占4％；在部長中僅占0.2％。（Watkins，168）這些數據都是女性被國家權力邊緣化的例子。
在北歐國家如挪威、瑞典等國，相比之下女性的力量是最強大的，女性在立法機構中能占到40％的席位，以致有女性主義者激情澎湃地發出“希望在北方”的感歎。但是有一種解釋認為，女性在那些國家得到政治職位是因為男性放棄了從政，轉向跨國公司。“女性從邊緣化的少數群體變成了邊緣化的多數群體。”（French，47）
僅從最高立法機構的性別比例看，中國的情況還不算太差（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比起最先進的北歐國家，在比例上還是差了將近一半——那些國家的議員中，女性的席位能占到40％，而我國從20世紀50年代初就一直在20％上下徘徊。一項關於中國婦女地位的調查表明，在曾否有過當人民代表的想法這一問題上，選擇“多次向往”的男性占21.8％，女性占12.3％；選擇“從未想過”的男性占67.4％，女性占74.0％。（陶春芳等，132）女性的參政願望大大低於男性。
女性的參政程度低下，除了表現在女性在立法機構中所占比例很小以外，還表現在女性在行政管理職位中所占比例仍然大大低於男性。在發展中國家，女性在國家行政雇員中占6％，歐洲國家占5％～11％。羅馬尼亞的行政官員中根本沒有女性。（French，46）中國的情況比起多數國家算是比較好的，但是還是遠遠無法與男性相比：每100名男性行政管理人員對應13名女性（11.5％）。
從此次調查可以看出，在參政問題上，城市中的狀況已經同傳統的性別秩序有了很大的改變，尤其值得我們驕傲的是，在基層領導中已經出現了相當數量的女性。一位城市老年女性說：
我30多歲在車間從普通工人被提拔當統計，40多歲當了車間副主任，主管生產。幹這個要得罪人，有的人幹得不好就得扣他的獎金。車間一共300來人。我才上過小學五年級，所以考幹部身份的時候我沒去考。女的領導男的也不是很難，能完成任務就行。哪個車間都有幾個調皮搗蛋的，按規章製度去卡他，他也沒辦法。要抓準了，抓不準就幹不成。我先幹了十幾年活，然後就幹管理了。基礎就是我從小就在廠裏幹，車間裏的人不是我的師傅就是我的徒弟，上上下下有個關照。
像這樣普通工人出身的基層幹部群體，應當說是中國婦女幾千年來從未扮演過的角色。這群人的出現之所以意義重大，首先是因為她們是中國女性從“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私領域中的怨婦，一舉轉變為公領域中的勞動者的典型代表；其次是因為她們不僅不再是家庭中男人的附庸，而且成為公共事業中的領導者，甚至使許多男性成為她們的下屬；第三，這個人群相對男性領導人員雖然數量還小，但是其絕對數量卻已經很大。換言之，像這樣的女性基層領導人在我們的社會中已經不再是少數精英人物，而是普通的一群。對於中國婦女的政治地位，她們的存在比少數占據更高領導地位的精英女性更具說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