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擔任領導職務所麵臨的挑戰比男性領導者要多得多，其原因當然是傳統的性別觀念與習俗，而女性領導人能否戰勝這些困難，對領導崗位勝任愉快呢？一位精明強幹的女性基層領導說：
我在廠裏當總經理時，大家都服從我。有什麼想法建議都跟我說。有一個管後勤的老頭，比我大30多歲，可每次跟我說話都客客氣氣的，像對上司那樣，特別尊重我。業務經理也比我大十多歲，長得人高馬大的，他也很尊重我。我們的關係都不錯，沒人用無理的態度對待我。這一方麵是因為他們知道我跟上麵的關係，另一方麵我辦事的風格個性也有作用。兩方麵的原因都有。我沒覺得有什麼不妥。不管是男子氣、女子氣，隻要有領導的魅力就行。如果辦事沒主心骨，不果斷，恐怕就難勝任。隻要有這些素質，女的也能幹好。女人的氣質也許更具有異性的魅力，招得男人願意在她周圍幹事。俗話說“男女搭配，幹活不累”。我的下屬也許在我身上找不到這種異性的魅力，因為我沒有女性的嫵媚、溫柔的氣質，他們在我身上也找不到那種女人特有的感覺，隻能找到哥們兒的感覺。反正在一起工作挺高興的。我幹總經理的時候，廠子一直贏利。
有一種對女性參政的批評意見認為，女性如果做領導人就不得不放棄女性氣質，變得比較男性，至少要變得中性一些。前引事例似乎證明了這種說法。湊巧的是，這位女性領導人恰恰是一位易性者（生理女性，心理男性）。所以她會說，與男性同事有“哥們兒”的感覺，因為按照她的心理性別，他們本來就是兄弟。然而，無論如何，那些下屬的確是在一位生理女性的領導人的管理下工作的，這是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事情，是中國女性從未扮演過的角色，因此其現實意義和象征意義的重要性是怎麼估計也不過分的。
社會中女性的領導者和管理者角色其實是在青少年時期就開始學習和實踐了。在我們的小學、中學和大學當中，女生當幹部是相當普遍的。可以看出，在我們的小學、中學和大學，幹部的選拔已經做到了完全依個人能力而定，性別因素變得很不重要。一位城市中年女性說：
我從小學到中學一直是中隊委員，高中時還是團支部委員，工作以後做過單位的團支部委員，後來做經理。我沒有覺得因為是女的受壓抑，因為我工作的單位總是女的多，男的少。
這種情況不僅大量出現在城市當中，在農村中也普遍存在。一個農村女青年不會因為性別在學校受到特別的歧視。一位農村青年女性說：
我小學時當過班長，另外還有一個男孩當班長。我小學時學習好，跟老師同學處得好。
有時，在學校中，女生幹部甚至會比男生幹部多，這一方麵說明學校中的性別歧視並不嚴重，另一方麵也因為學生幹部是以服務功能為主的，並不掌握什麼真正的權力和資源。一位曾在一個市重點中學學習的城市青年女性說：
我小學時是大隊長，挺累的。中學老師問我們，你們都想當什麼幹部？我就想當個組長、英語課代表。小學都是學習好的當幹部，所以男孩不占優勢。老師總是盡量動員大家選男生。高中時班長都是一男一女，因為男生說女生，女生不聽。十四五歲時，男生女生溝通有障礙。
有些男性反而會感到對當幹部更加力不從心。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因為人性是豐富多彩、差異巨大的，並沒有一種生理的力量規定男性必定是願意做領導的或強大的；女性必定是馴順服從的或弱小的。一位城市青年男性說：
我不會當幹部，沒有當幹部的願望，幹不了，沒有能力幹。青少年時代，學校裏男孩女孩都有當幹部的，沒有歧視。
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參政的積極性低在某種程度上不是出於性別原因，而是體製原因，這種沒有途徑參政和沒有興趣參政的無力感在男女兩性中並無區別。例如一位擔任私企領導的女性這樣說：
我投過票，沒認真過，因為在中國投票沒有用。選人大代表時，我都不認識他們，所以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這件事。我覺得不值得去想，因為沒有用，還不如農村選村長，有點實際內容。
2005年發生的“超女”事件表明，人是有投票選舉、表達意願的衝動的，可前提是：他的一票必須是有用的。如果明知無用，人們的興趣就下降很多。中國人對權力機構和立法機構成員的選舉不太熱情，原因就在於覺得自己的一票毫無用處。解決這個問題就不是僅僅解決性別不平等問題能夠奏效的了。
總的看來，中國女性在參政方麵的劣勢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在領導和管理人員中女性偏少。這一點既有統計資料來證明，也符合人們對領導人性別差別的觀念。例如，在調查中，一位城市青年男性就是這樣說的：
對於中央領導裏都是男的我覺得挺正常的。如果是女的領導，也能接受，但我是等不到這一天的。女人當領導也沒什麼不好，就是做不到。男的綜合能力比女的要強一點。
這種兩性參政不平等的現狀常常被解釋為女性“素質”較差。而“素質”的性別差距其實也是社會上男尊女卑的機製和觀念造成的。對此，一位中年女工是這樣說的：
當領導的還是男的多，女的還是比較少。難道是女的不聰明？我年輕的時候，女的上大學的少。有好事、提幹都是男的機會多。社會還是以男的為主，以女的為輔。我跟我丈夫爭論。他說，這個社會還是以男的為主。我說，那不行，女的是半邊天。他說，不是半邊天，實際上也做不到半邊天。
女性的素質與參政水平在這裏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由於女性素質較差，所以參政水平低；女性參政水平低又導致參政經驗的缺乏和領導素質的進一步惡化。這個邏輯倒像一些招工單位所提出的招工條件。必須具有工作經驗才能被錄用，而越是從來沒有過工作經驗的就越不能用，那麼人應當到哪裏去獲得他的第一次工作經驗呢？女性在參政方麵就像這個沒有工作經驗的新來者——男性已經做了幾千年的領導，女性才剛剛進入這個領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新來者。後來居上的情況是很少發生的。因此，要想提高女性的參政水平，除了女性自身提高素質和管理能力之外，還要靠傾斜的政策對新來者給予特別的培養。事實上，許多女性在領導崗位上已經做得相當不錯了，正漸漸從新來者變換成一個成熟的領導者。女性隻要努力提高自身的領導素質，再加上製度上的傾斜保證，例如將女性人大代表的名額比例從目前的20％，逐步提高到30％、40％，乃至最終達到男性的水平，相信兩性參政上的不平等將逐漸為平等所取代。
有些人對在選舉中保障女性比例的做法不大讚成，認為它違反了公平競爭的原則。但是，第一，女性作為新來者，作為社會上的弱勢群體，不得不依靠這種傾斜的政策；第二，即使在女性參政水平最高的北歐國家，也會采用對所有需要選舉產生的崗位都要求候選人性別比例男女各半的做法，最終選舉的結果雖然還是男多女少（男性占60％，女性占40％），但是他們為女性提供了公平競爭的機會。這種做法我們應當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