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上述女性主義陣營內部的爭議相似，對於賣淫的看法和政策選擇，此次調查的調查對象的觀點也明顯地分為兩大派，一派主張禁娼；另一派反對禁娼。
主張禁娼的一派主要從道德角度、維護家庭角度申述自己的理由。一位城市老年女性、退休工人、共產黨員說：
賣淫的人不就是為了掙錢嗎？我看幹這事的人有兩種，一種是窮的真沒轍了，另一種是好吃懶做的人。香港（她女兒在香港，所以了解香港的情況）叫北姑，有的人就辦去香港三個月的簽證，去那裏撈一把，幹這個來錢快，容易，不用賣力氣。聽說有的還是大學生呢，挺有學問的。你找不著好工作，還找不著個壞工作？幹這個再怎麼說也不是體麵事。再怎麼也是偷偷摸摸，不能大張旗鼓的。幹這事說不出口去，對孩子影響多不好。孩子填表，說我媽是幹這個的，多難看。我猜有的人沒準喜歡這個，又來錢，何樂而不為呢？她們就那麼輕鬆錢就到手了，正經人誰跟她們比，誰跟她們一般見識呀。她們這些人道德不好，屢教不改，圖錢圖舒服呢。我覺得應當靠法律來管，管得嚴一點。現在管得還是鬆，要是管得嚴點，她們就不敢了。我讚成現在的法律，抓她們，罰款，要不影響家庭，破壞家庭。本來夫妻吵架吵完就完了，結果一吵架他找小姐去了，覺得小姐好了，就不願回家了，家庭就完了。
一位河北農村青年女性主要是從維護社會秩序角度主張掃黃的：
我們學校旁邊就有一家歌廳，有小姐，穿得特別裸露，都是外地人，南方人。縣城裏有很多，她們都和警察勾著呢。她們是被窮逼的無路可走了才幹這事。抓她們，她們就得幹別的。她們也可以幹別的，可是幹這個輕省，來錢快。應該把她們抓到婦教所去，如果不管她們，就會越來越厲害，應該給她們點教訓。
一位城市青年女性是從女性身體客體化的角度反對賣淫的：
在外國是有組織的，有體檢，像一種職業。中國不行，不能說是合法職業，對女性身體有傷害。我認為這事反正不好，但是也不知道應否禁掉。它是為了滿足男性的欲望，將女性客體化了。
有些人是對禁娼隻抓妓女、不抓嫖客的現象不滿，例如一位中年女性說：
你抓女的，為什麼不抓男的呢？男的不就是因為有錢才幹這事嗎？光處置女的不合適，應當重罰男的。男的不是有錢嗎？中國不能公開有妓院，有了中國就完了。因為賣淫合法了，幹這個的人就更多了。
為性工作辯護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個角度：
第一，性工作非法化的實際後果對女性不利。目前的局麵是，從買方到賣方都想繼續做，政府的禁娼政策並不能真正掃清賣淫，政府政策的效果隻是使性工作更困難一些，使違法者從娼妓身上剝削得更多。這就是廢娼政策的實際後果。反對性工作的人忽視了性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包括壓迫、暴力和受害者化。
第二，在批判賣淫和批判妓女之間的矛盾。妓女和同性戀的人權難得保證，殺害他們受到的懲罰較輕或者比較不容易受到懲罰。妓女是父權製社會中所有婦女群體中最孤立、最汙名化的一群，她們不但被整個社會貶低詛咒，還被警察、嫖客、皮條客甚至女性主義者貶低詛咒。
第三，從功能論角度分析賣淫：它為廣大男性軍人、變態者和長相醜的人服務。在中國，有一個特殊群體，就是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2004年，北京的統計資料顯示，強奸案中有57％是外地農民工所為，雖然可以歸咎於這個群體道德水平較低，但是也反映出他們的生理需求被壓抑的程度。這就從功能上解釋了對性工作的需求。沒有這種需求的人往往會忽視有這種需求的人和他們的需求。
第四，權力無權幹涉女性的個人行為。大多數國家規範公民的性行為是通過規範女性的行為，有些強調婚前貞節，有些強調婚後忠誠，還有些使賣淫刑事犯罪化，侵犯了成年女性自由支配自己身體的權利。
第五，對性工作者的性別歧視。雖然男妓一般占賣淫業的十分之一，但是一說賣淫總是批評女性。男性從賣淫業獲利，但卻製定使之非法的法律。也許這一法律的製定與獲利是相輔相成的。
有一位女性主義妓女寫了一篇論述自己經驗的文章，文中寫道：“我是個妓女——每一個女人的職業。”她說，作為妓女要麵臨搶劫、暴力、強奸甚至謀殺，為什麼她幹了12年呢？第一，以性換錢使妓女有了一種控製權，這種感覺不僅是指控製這一交易行為本身，而且是指控製她自己的身體和生活。通過與男性的討價還價，商定的價格是雙方認為最合適的，妓女並沒有賤賣自己。他對她沒有其他感覺，隻是性宣泄而已，因此妓女用不著發誓忠實於任何人。第二，認為妓女出賣了身體是錯誤的，他並沒有把她帶回家，把她轉賣掉，或者把她扔進垃圾堆。妓女在行為前、行為中和行為後全都掌握著自己的身體的所有權。她最多不過是出租了身體，而不是出賣。她們是以協商好的價格提供性服務。相比之下，與男性談戀愛的女性比賣淫更容易被強迫，被強奸，還沒有報酬。妓女要了報酬，所以不是強奸。強奸不是性，是男性對女性的控製。第三，男性權力控製每個女人，以致她認為，所有的女人都和她一樣是妓女。在銀行和在飯店工作的女性都和她一樣是妓女。她出租身體作性服務，其他女人出租她們點錢和打掃房間的能力，辦公室裏的女人要用外貌取悅男人，還要被性騷擾。她現在已經不再做妓女了，她說：我現在不做妓女，在公司做職員，有一個公寓房，正在上學，有三隻貓。我仍認為我是妓女，因為我是妓女。（Minas，364～366）
美國妓女權利團體COYOTE的重要成員蕾芙（Caral Leigh）在1979年的妓女權利運動中創造了“性工作”（Sex Work）一詞，為英語注入了一個具有女性主義意識的新名詞，也宣告了性產業內女性主體得到能動力的可能性。（何春蕤，2003-2，1）
在中國台灣，1997年誕生了第一個當地的妓權運動和組織。他們提出“性工作是女性的權利”這一觀念。台北128名半文盲的中年公娼於1997年9月開始利用各種場合和機會走上街頭，抗議市政府片麵取消她們的營業執照。台北公娼自救會在這個曆史節點上創造了妓權運動，引入“性工作”的自我命名，持續用各種靈巧的策略來對市府施壓，終究贏得兩年緩衝，也間接促成了廢娼市長陳水扁的連任失利。14國妓權運動代表曾麇集台北，參加公娼自救會舉辦的“性產業政策與性工作權益國際論壇”，抗議台北市政府踐踏公娼的工作權，一起打造性產業合法化與除罪化的可能性。（何春蕤，2003-2，49）
台灣著名女性主義學者何春蕤認為，女性與性工作並不必然對立：許多性工作者發展出自主的力量和能動性，甚至能創造出某些形式的“專業操演”與論述建構，以重新描繪女人與身體情欲之間的可能關係，改寫女人的情欲宿命，甚至重新打造有關性工作的文化想象。（何春蕤，2003-2，2）所謂“專業操演”就是性工作者努力將工作和快樂區分開來。性工作者往往以用不用安全套來區分性工作與性關係。性工作時用安全套；與真正的性伴侶進行性活動時不用安全套。何春蕤認為，“婊子無情”的辱罵是抹黑扭曲性工作者的論述，它不但想要否認性工作者的專業自主，更強製要求性工作的性成為工作者生命中全麵主導——而非片麵操作——的力量。而性工作者堅持“婊子無情”的工作態度，則是維護自己的專業身份不被汙名抹殺，以積極拒絕“性”成為個人（女人）生命的價值指標。（何春蕤，2003-2，11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