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並沒有最後失望，隻是沒有想到在湘江兩岸會出現如此大的挫折！
“大概損失兩萬人！”李德嘟噥著，但他錯了。大大低估了湘江一戰的嚴重性。
他希望部隊拚死渡過湘江進入湘西，不惜一切代價迅速與二、六軍團會合，以求新的發展。而且此時此刻，任何後退猶豫便是死亡！
他同隨從人員向界首走去，又向血跡斑斑的湘江望了一眼，這最後的慘烈的一瞥，競使他全神貫注地凝望了一生。
二、萬分危急的態勢，十萬火急的命令
界首，是一個四百多戶人家的大集鎮，東臨湘水西靠大山。彎曲的街道兩旁，大多是青磚灰瓦的房屋，在窮山惡水的桂北來說，這是一個物產豐富生活充裕的一方寶地。正象毛澤東在江東岸所預言的那樣，這裏是籌措糧款的好地方。但是，對數萬大軍來說，這裏所能補給的畢竟太有限了。
紅軍的臨時總司令部設在鎮中一所庭院裏，院中有兩棵粗壯的楓橡樹，它高大、挺拔、蒼勁、威風凜凜，傲岸的高踞於鱗次櫛比的房屋之上。橫空直伸的枝幹，撐起一把黃中透紅的傘蓋，蔭護著在這個院子裏繁衍生息的世代臣民。
軍用地圖鋪展在客廳中的兩張八仙桌上。參謀部人員請首長就坐。李德坐在朱德對麵，博古坐在李德左首，他和李德可以用俄語流利地交談。
他們每人麵前都放著水杯，但沒有茶葉，白開水散發著蒙蒙蒸氣。
總部作戰局負責人扼要而又精確地報告著目前的戰況：形勢的嚴重性，與會者早就想到了。
這次西征，與李德最初的設想很不一樣，它並不象蘇沃洛夫率領的那支在阿爾卑斯山苦戰的大軍，那支大軍，佼若遊龍，可以指揮來去。而中央紅軍的西征並不單純是一次軍事行動，既不能大踏步前進也不能大踏步後退，更不能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它是包括中央、中革軍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在內的一次戰略轉移。不是要不要大搬家，行動本身就是大搬家，一個“國家”的開動。
參加西征的作戰部隊有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五個軍團總數達八萬六千餘人，軍委縱隊(機關)四千六百九十三人、中央縱隊(機關)九千八百五十三人。此外，這裏麵還有老人、病號和懷孕的婦女，挑夫、馱騾、擔架，還有那數不盡的輜重。這就是曆史上被人千百遍提起的那頂“轎子”。你可以比作背著石碾爬山，也可以比作掛著啞鈴渡海。但石碾啞鈴是可以丟棄的，輜重也是可以丟棄的，唯獨“轎子”不能甩，必須抬。因為那是龐大的領導機構，是人不是物。
由於五次反圍剿及遠征的特殊性，最高權力領導核心集中在三個人身上。博古、李德、周恩來，這個當時稱之為“最高三人團”的機構，握有直接指揮中央紅軍西征的全部權力。
周恩來還留在湘江東岸，組織指揮中央縱隊(代號為紅章縱隊)和中央軍委縱隊(代號為紅星縱隊)迅速渡江！然而這兩個中央機關和軍委機關及下屬各部門，即使在萬萬火急的命令連電催促下，仍然跚跚來遲！
曆史，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有些事，當時看是清晰的，後來看，卻是朦朧的；有些事當時看是迷茫的，回頭看又是清楚的。“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格言，恐怕隻對了一半！
如果不囿於傳統的說法，那麼關於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的許多結論性的提法，就很值得作進一步的剖析。在戰爭的棋盤上，後人都可以進行複盤深究。
1934年11月25日(夏曆10月19日)。
中央紅軍在湘南道縣至江華段，全部渡過瀟水。中革軍委立即發布命令：野戰軍分四路縱隊迅速搶渡湘江，通過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向全州、興安西北前進，具體部署的行進方案是：紅一軍團主力為第一縱隊向全州以南前進；紅一軍團一個師、軍委第一縱隊、紅五軍團(缺一個師)為第二縱隊，經雷口關或永安關以南，然後根據偵察結果決定前進路線；紅三軍團、軍委二縱隊及紅五軍團一個師為第三縱隊，先向灌陽、後向興安前進；紅八紅九兩軍團為第四縱隊，經永明向灌縣、興安前進。
26日，中央紅軍向江華、永明(今江永)前進時，廣西軍閥白崇禧一度命令他的部隊退守龍虎關和恭城，其用意是既防止紅軍也防止蔣介石軍隊進入廣西，此時湘敵劉建緒部隊尚未到達全州，紅一、三軍團主力順利地到達文市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