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他並不完全像斯諾描繪的那樣總是處在極度興奮之中，而是恰恰相反。
他以二十七年的經曆(1931年負責中央工作時隻有二十四歲)，擔負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職務。自己似乎也覺得肩膀的稚嫩，他作為王明的化身，支撐著中國革命的危危乎幾欲坍塌的蒼穹。他是不是一座博大精深基礎穩固的頂天立地的高山？
嚴格說來，博古獲得如此職高權重的地位，連他自己也感到偶然。臨時中央負責人的地位，一下子就把他推上了峰巔的高度。他應該具有政治上的遠見，軍事上的才能和一個偉大人物的決策能力。在這方麵他都不夠，他沒有辦法跟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相比，甚至也不能和任弼時、彭德懷這些人相比！
凡是意外的獲得崇高權力的人，總是感到身心煥然一新，他會極力敦促自己的言行、邁出的每一步都符合這一崇高的身份，牢記住曆史賦予他的重大的責任！
在“最高三人團”中，他的能力最差、資曆最淺，在部隊中享有的威望也最低。但他又處在作最後決策的地位，這是曆史偶然的安排。他並不是那種不可一世剛愎自用的人，他骨子裏是個滿腔熾情的知識分子，他必須依重李德和周恩來。但是，在老一代和新一代的革命家中，對周恩來的印象是不相同的，有人認為他是調和主義，而王明、項英等人則認為他已經邁到右傾機會主義邊緣了！但他有辦事的卓越的才能和超人的優良品格。用他的能力，卻不用來決策。這樣，博古偏向於李德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博古，這位從二十四歲起就擔負著領導重任的精明的年輕人，是不是一根擎天巨柱？
他長於馬列主義理論，卻短於軍事知識，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的那種短期軍事訓練，簡直形同兒戲。他隻能通過周圍隆隆的炮聲和湘江上的浮屍感到形勢的嚴重。
即使順利過了湘江，即使打勝了這一仗，往後呢？“瓦罐總在井邊破”！拖過十一能拖得過十五嗎？他也希望快些與二、六軍團會合。但是，他沒有李德那樣堅強的信心。未可知的危險在前麵等著他。
他不敢再想下去，他悵然若失，他取下沾滿灰塵的眼鏡，用手帕擦擦，又擦擦暈眩酸澀的鼓突的眼睛。他感受到一種沉落江底的那種永劫不複的陰冷和沉重。
意想不到的最高權力驟然落進手中時，他振奮了很久，這種變化太突然，太巨大，一時難以適應，在他慢慢習慣了這種變化時，振奮之情也就淡化了，他產生了一種置身於絕巔危崖的惶悚感，在這種位置上是不能失足的！
他在保持他的地位的同時，卻把權力之柄，委托給李德和周恩來，而他隻處在選擇決策的地位。由於李德頭頭是道的軍事理論和國際顧問的身份，他的天平的指針自然會向李德一邊傾斜。
不斷襲來的茫然心緒，遠在紅軍出征之前，他就感受到了，當他在廣昌前線時，由於對自己缺乏自信，常常感到精神緊張。那時，李德便是他的精神支柱，現在他仍需要這根堅強的支柱，來克服時時出現的茫然若失的心情。
在整個軍事會議期間，博古幾乎沒有個人的見解，隻會點頭搖頭。他相信李德，也相信周恩來，他把朱總司令當成一個經驗豐富的可以信賴的按照別人意圖專事指揮作戰的將軍。
在博古心頭，籠罩著雙重陰影：一是紅軍的前程，二是正在散布不滿情緒的毛澤東。他想起了項英對他的警告。
不滿情緒早就有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消除了許多隱患，而現在卻證明隱患並沒有消除。
李德已經感到他的威望在逐漸喪失。雖然他還是“最高三人團”的主宰，卻已經不是眾望所歸為大家所依重的人物。許多事情已是不經他的過問便命令實施了。
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失去權力是痛苦的事。在哲學思想上，李德推崇英雄史觀，他曾一度強烈地表示要造出一個革命的熱火朝天的大好時勢來：爭取一省或數省勝利，必將載入世界革命史冊，不辱來華使命。
在莫斯科，他披著霏霏雨雪，跨出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拱形大門時，他就撫摸著各科都是優等的畢業證書，為自己規劃了遠大的前程，自封了一世將才！
當他身著西裝，懷揣一張奧地利護照坐在橫越飛雪漫漫的西伯利亞的列車上時，他就列數了來華的曆屆政治顧問和軍事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