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想到是列夫·加拉汗，這位第一任駐華大使；其次想到了米哈依爾·鮑羅廷——這個支配廣東革命政府的人；他更是懷著-種尊敬(他從未崇拜過什麼人)的感情想起瓦西裏·布留赫爾——這個使中國人難忘的指揮北伐作戰的加倫將軍；在他眼裏，印度人羅易是個失敗的形象；巴威爾·米夫，這個為他送行的東方部副部長，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在通過反對托洛斯基的鬥爭中，他成了斯大林所信賴的紅人。
米夫，是中國的蘇維埃革命戰略的籌劃者，向他介紹了自己1927年2月至6月訪問上海、廣州、武漢的情景，他是中國大動蕩的目擊者；1930年末第二次來華，參加中共1931年1月在上海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深諳中共內部的派別鬥爭。至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1920年向中國派遣的維經斯基工作小組，雖然1924年4月再次來到中國，卻對激烈動蕩的中國幾乎沒留下什麼印象，維經斯基甚至還不知道有個年輕的東方學者、不屈不撓的國際革命家柳德維格·馬季亞爾。在李德看來，米夫，是真正的通曉中國情勢指導中國革命的專家。維經斯基無法與米夫相比。
李德決心超越曆次共產國際顧問，作出舉世矚目的成就。當他在上海禮查飯店和美國人的公寓裏，秘密縱覽中國政治風雲和軍事局勢時，他就下定決心大顯身手了！他在為巴伐利亞共和國而奮鬥的街壘戰中，沒有施展的宏圖大略，很可能要在中國這塊古老神秘的土地上得以實現，也許由他用超人的才智與膽魄，來喚醒拿破侖所害怕的東方睡獅。中國的土地是太大了，人口是太多了！在幅員遼闊的畫布上，大筆揮灑，將畫出多麼燦爛的革命巨圖呀！
但是，在上海時的地圖上展示的圖景很不具體，他把這些靠間接得到的材料畫成數字和草圖，拍在微形膠卷上，送往莫斯科，共產國際靠這種形勢報告所作出的戰略方針和各種指示，能否正確和具有實踐意義隻有老天知曉了。
直到經過千難萬險成了“獨立房子”的主人時，他才對中央蘇、區武裝力量有了最初的印象和真實感。
對於這樣一個獻身國際主義革命事業的人，不管他是成功還是失敗，不管他性格上生活上有多少弱點，我們都不應該嘲諷和蔑視。如果他是勝利者，那獨立房子就是應有的禮遇，他失敗了，就變成了鬧特殊的典型。
以成敗對錯取人，是一種淺薄。
在這種時候，李德並不認為自己已經失敗。可是，他注定不是一個真正領袖人物，他不具備在政治生活舞台上那種精湛的演技——掩飾內心真正的感情。你很難從政治家的溫存的微笑裏看出內心的殺機；你也不會從政治家在談笑風生時看出他內心在哭泣；你很難從政治家的充滿自信的言談裏看出他內心的失望；也不能從他的泰然自若中看出內心的怯懼和空虛。
李德，無法掩飾湘江之戰給他造成的心靈的創傷，無法掩飾對紅軍的前程和對他自己未來的憂慮。喜怒哀樂皆形於色的人，幹不成大事！
博古也跟他相似，很容易衝動。衝動，容易暴露自己的真情，他的憂慮似乎比李德更甚，因為李德責任雖重，但畢竟是客人！
他們雖然都很因倦，由於心事重重，卻很難入眠。夜風從高山上撲下來，吹入門窗的裂隙，如泣如訴地悄悄低語，有時像輾轉反側的病人在呻吟，憑添了無限淒涼。
李德坐在一張竹床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煙。他的思緒很亂，無法凝聚到一個焦點上進行思考。
“這一仗沒有打好，”博古躺在另一張床板上，頹然地說，“給毛澤東的非組織活動以借口。”他的俄語說得不像平時那樣流利。
“是真的還是傳說？”
“當然是真的，起先，他是跟王稼祥在一塊兒，現在，洛甫又加進去了。有人稱他們為‘中央隊三人團’。這不是搞小宗派嗎？”
“他們能談些什麼呢？”
“還不是散布失敗情緒？他幾乎向他能夠密談的人宣傳他的觀點，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是由於我們戰略上的錯誤，西征是倉促的逃跑主義，還有無準備，無計劃，無目的，……”
“這是不公平的！”李德丟掉煙蒂猛然從床沿上站起，在屋子裏急步繞圈，像隻困獸急於突破囚籠，但他終於壓抑了衝動，停在博古床前，“打了敗仗，優點也成了缺點。”
博古也坐了起來，他的眼鏡閃著亮光，頗帶幾分追悔地說：“看來，項英同誌提出的警告，並不是多慮。讓他跟隨大軍轉移，這是一個失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