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洛甫和王稼祥，他們都是莫斯科來的同誌，都是堅決貫徹國際路線的布爾什維克。為什麼跟反對國際路線的毛澤東攪在一起？”
“是的，我得找機會跟洛甫談談。毛澤東不斷用他的反圍剿勝利喚起這些人的回憶和對比，人們在遭受挫折時很容易懷念過去，不能小看他的影響。”
李德眼前又出現了湘江邊可怕的一幕，聲調變得奇特而帶淒惻地說：“我們唯一的出路是早日與二、六軍團會合！”
這句話他已經說過很多遍了，幾乎成了他的祈禱詞。在總司令部的軍事會議上，新出現的敵情，給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罩上一層陰影。
李德說得不像往常那樣有力。博古這時才注意到這兩個月來李德經曆著一個深刻隱蔽的變化，特別是最近幾天，尤其是眼前的時刻，他滿臉淡黃色的茸毛和胡須，抹掉了他往日的勃勃英氣，他的微藍色的眼珠也失去了晶瑩的光彩，潛溢出一種鬱悶難抒的痛楚。
博古還發現，李德說的“我們一定與二、六軍團會合”與“我們唯一的出路是與二、六軍團會合”所含的心理因素是有微妙的差別的。難道他對與二、六軍團會合失去了信心？
李德並沒有喪失信心，但被湘江邊的那一幕慘景深深地刺傷了，那個慘死在他麵前的參謀的身影老在他麵前閃現，那生澀的令人產生褻瀆感的目光直刺他的胸臆，使他產生了一種宿命感。他朦朧地意識到腳下就是他事業的頂點。他的悲劇在於徒有雄才偉誌，前程卻再無進境，他承認並不了解中國。他也知道，權力之爭有時是很激烈的。他在蘇聯的年代，正處在權力搏鬥之中，那是十分殘忍的鬥爭。
李德在泡子燈上又點了一支煙，回坐到自己床上，他的情緒越來越灰暗。他記起1921年在漢堡時，台爾曼曾讓他讀過一首歌德的詩。他隻記得大意：
在命運的天平上，
指針很少不動。
不是下降就是上升。
不能凱旋，就要受罪；
不做鐵砧，就做鐵錘。
李德想到了自己的未來的命運，是跟這次西征成敗緊緊聯在一起的，萬一失敗了，第三國際怎麼對待他？失敗的責任是否落在他的肩上？
就在此時此刻，基洛夫在列寧格勒的斯莫爾尼宮，被爭奪權力的子彈謀殺了。
李德猛吸了幾口煙，把煙蒂用腳碾碎，躺在床上。他的情緒不斷反複。他不是一個容易灰心的人。恰恰相反，他的性格是倔強的，不屈不撓的，特別是在遭到危難的時候。
李德於1900年9月18日出生在慕尼黑郊區的伊斯瑪寧。他的父親是個會計，母親是個教師。他父親去世時，留給他母親是五個未滿成年的孩子，當時，奧托·布勞恩才六歲，他被送進一所天主教孤兒院，在那裏接受了初等教育，他的勤奮和優異成績使他獲得了獎學金。1913年被慕尼黑的一所師範學院破格錄取。1917年像履行勞動義務一樣，他被征召當了勤雜工和農業工人，這是他為自己貧窮的母親和兄弟姐妹付出的犧牲；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達到白熱化的最後階段。他應征服兵役，上了奧地利——意大利前線，作為列兵他在連續的拚殺中，獲得了實戰經驗，也開闊了他的政治視野；戰爭結束，返回慕尼黑，重進師範學院，1919年，他獲得了畢業證書。他的優良成績，是本可以留校任教的，但他那進步的反宗教觀點，未能得到校方的準許。
那時，他在日記中寫了這樣一段話以自勉：
獻身的人是偉大的，即使他的處境艱難，但他能平靜處之。那麼他的不幸也是幸福的。
奧托·布勞恩在學院時已經開始了他的革命活動。1917年他卷入了社會民主青年反對派：1919年4月，他加入了自由社會主義青年團——這是德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前身。不久他被選進自由社會主義青年團慕尼黑委員會，並負責中等學校學生的組織工作。
這位十九歲的青年很快就成了著名的黨的工作者，他積極地參加組建和保衛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德國巴伐利亞首府慕尼黑的工人，在共產黨領導下，通過武裝起義建立的共和國，從1919年4月13日誕生到5月1日被艾伯特政府鎮壓)李德為之浴血奮戰的共和國，活了還不到四百八十個小時，比巴黎公社的壽命短了五十二天！
就是在這短短的二十天的街壘戰鬥中，他編了一首“不獲勝利，戰鬥永不休止”的歌。在槍炮聲中，當作口號來喊。他不僅是戰鬥者，也是組織者，他以共和國執行委員會委員的身分，手持毛瑟槍，指揮工人弟兄們同反革命的武裝士兵浴血奮戰。奧意前線的戰鬥經驗，使他表現得特別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