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留給你的一切，
請你細加回味；
苦難過去之後，
苦味就變為甘美。
博古每想到這首詩，總是懷著欣慰的心情進入哲理的沉思：“人，是要在苦難中磨煉的。”他望著李德的蓬鬆的亂發，心想：“這個人經過了多少人生患難啊！他現在的家在哪裏？他沒有任何親人了。一個真正的以革命為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對李德湧起一種崇敬與憐憫之情。
“那時的蘇聯，”博古繼續想道，“雖然十月革命已過去九年，舊製度已被推翻，新秩序時常遇到困難。但是，隻有蘇聯，是真誠的支持中國革命的唯一盟友。”克裏姆林宮上空的紅星，從遙遠的北方向他播散著光芒！王明此時在幹什麼？也許在共產國際寬大的會議室裏高談闊論，也許在俄羅斯溫暖的壁爐旁拜讀列寧、斯大林的著作。想到此處，博古對目前的一些議論深感委屈。他在毫無折扣地執行王明的指示。因為王明的指示就是米夫的指示，米夫的指示就是第三國際的指示，第三國際的指示也就是斯大林的指示。
博古的邏輯推理是十分嚴格的：斯大林不會有錯，因此，王明也不會有錯，而他執行國際路線也不會有錯。革命的挫折，帶有客觀的必然性，誰也沒有辦法。
鮑羅廷於1925年10月7日在廣州向國民黨中執委宣布中山大學在莫斯科正式成立之後。選派學生去俄國學習的消息傳遍全國，有誌於革命的廣大青年，踴躍應試，僅廣州一地就有一千多人報名。
那時候，連蔣介石在蘇聯考察時的手劄中，也用恭謹的正楷寫道：“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
中山大學的成立與關閉，反映了人世間的一切態勢的變幻無常。
博古還清楚地記得沃爾洪卡大街十六號那座四層樓房，房前廣大的校園裏，白雪重壓著樅樹、山毛櫸，中山大學的對麵，是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六個圓形金頂給他以輝煌神聖的印象。
博古聽說，主持中山大學開學典禮的是托洛茨基。他的演說，在第一批學員中留下了良好的鮮明的印象，那時，托洛茨基比斯大林享有更高的國際威望。“威望”，這是一個可喜而又可怖的字眼，在嚴酷的權力奪爭中，它意味著：不清除別人就被別人清除。
蔣介石在他的《蘇俄在中國》中有這樣一段記述：
我同托洛茨基談話比同其他蘇聯領導人多，我發現在他們所有人當中，數他最開門見山，他鄭重其事地說：除了蘇軍不直接參加之外，蘇俄將竭盡全力，幫助中國進行國民革命，積極提供武器和經濟援助。”
當時，中山大學的教授多數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長卡爾·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的積極擁護者。
那時，博古認為拉狄克是一位好校長：他熱情奔放，平易近人，沒有架子，就象一個普通人，他不修邊幅，穿著幾個月不換的深灰色的上衣，他身材矮小，戴著圓形的眼鏡，寬額頭，尖下巴，嘴裏習慣性地叼著一個褐色的煙鬥。他會七國語言，他的才華橫溢的演說使學生們為之傾倒。
博古到校後，正值拉狄克講中國革命運動史的第二部分。他入迷似地聽著，又從中山大學圖書館資料室裏補習了在他來之前已經講過的第一部分。他認為拉狄克是坦誠的，他首次從拉狄克提供的大量文件考證裏，了解到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野心和清政府的驚人的腐敗。
那時，博古認為拉狄克的觀點跟托洛茨基完全一致。後來才知道，他們在一些政策策略上並不相同。托洛茨基說：“我個人從一開始，即從1923年就堅決反對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也反對接受國民黨參加共產國際，拉狄克和季諾維也夫一起反對我。”
博古那時無法分辨誰對誰錯。即使後來，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之後，也很難說托洛茨基就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