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指出，在中國社會是否存在封建殘餘這個要害問題，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是一致的：認為中國沒有封建殘餘，即使有，也沒有重要意義。
在這一點上，博古站在斯大林一邊。
拉狄克和斯大林之間的分歧，使他丟掉了校長的職位，1927年的夏天(博古無法弄清具體時間)，拉狄克沒有向學生們告別一聲，丟下他未講完的課程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後來，他才知道拉狄克卷入了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權力之爭的漩渦中。
那時候，博古大惑不解，共產黨內應該允許進行各種不同見解的爭論，怎麼能演化成權力之爭？王明給了他通俗而又深刻的回答：
“沒有權力，就無法推行自己的主張！”
博古思索了很久，他承認王明比他成熟。
原來的副校長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一年，這位新任的中山大學的校長隻有二十六歲。
米夫，並不真正了解中國，他是個政治活動家卻不是學者，他的辦學作風辦學經驗沒法跟拉狄克相比。在學生中威信不高，他隻跟一群俄語流暢的青年學生接觸，他很少說笑，用一臉嚴峻，使人莫測高深。
在米夫當任期間，唯一值得稱道的是他在大學裏建立了中國問題研究所。此時，他唯一值得驕傲的是政治觀點正確。他把托洛茨基派來的教授免職，而代之以黨性雖強卻又不學無術的人來當教員，後來的中國名詞叫“隻紅不專”。
博古以他的熱情奔放和聰明幹練贏得了米夫的喜愛，但王明卻以他的“成熟”贏得了米夫的器重。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後，中國共產黨於4月27日在武漢召開了五次代表大會。米夫便偕同他的最信賴的學生王明參加了會議，直到8月才回到蘇聯。
那時，博古和同學們正在離莫斯科不遠的休養勝地特拉索夫卡度暑假。米夫和王明到風景秀麗氣候宜人的賓館裏向同學們報告中國之行。他們的報告給博古心上留下了沉重的陰影。
米夫，參加中共五大，在中國逗留了三個多月，取得了政治資本，並以中國問題專家自居，用他所占有的第一手材料侃侃而談，博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被提升為共產國際中國部部長，並委托他籌備中共六大。
五大，毛澤東被排斥在大會領導之外，甚至剝奪了他的表決權，陳獨秀仍然當選為書記。米夫和王明的帶有傾向性的傳達，在留蘇的學生中留下了毛澤東無足輕重的效應。
這種情況，1943年12月16日，洛甫在延安整風時的檢查中得到了證實。他說：“我一進中央蘇區，不重視毛澤東同誌是事實。在我未當人民委員會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過政府工作，同他的關係也還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給他在《鬥爭》上發表，但究竟他是什麼人，他有些什麼主張與本領，我是不了解，也並沒有想去了解過的。”
博古比洛甫更甚，他認為山溝裏出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不過是一個新型的農民起義的領袖。
博古看了看手表，已是十時五十分。
寒風從門縫裏鑽進來，透著徹骨的寒冷。
李德比他耐寒，在幾經反側之後，終於進入了夢鄉。
博古想起來了，做枕頭的包袱裏還有一件毛衣。這是他的愛人劉群先在莫斯科大學時給他打的。
這件灰色毛衣曾喚起過多少美好的回憶啊。
他輕輕地撐坐起來，門板“吱吱嘎嘎”地響了一陣，終於把毛衣加在身上。他突然看見李德兩眼閃閃發光地望著他：
“噢，對不起，我把你弄醒了！”
“我本來就沒有睡。我覺得我已經老了，怕冷，是老的象征，記得我在1918年冬天，在意大利戰線，在維托裏奧威尼托的戰壕裏，隻穿著單薄的已經不保暖的軍衣。那時，年輕血熱。”
李德斷斷續續地說著，博古並沒有很用心地去聽，但他記起，在莫斯科時，沒有現在怕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