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好吧，老爺！”
“行行善吧，洋大人！”
他分不清這叫聲是乞求還是詛咒，也搞不清他施舍是作惡還是行善。他也分不清這些乞丐是應該可憐還是可恨，他也辨認不出其中有沒有剛剛拿到他的鈔票的兩個人。
“醜惡！醜惡！”他怒衝衝地衝出乞丐的重圍，他聽見背後揚起一片咒罵和猙獰的調笑聲。
端納回到寓所，他不覺餓，隻覺得一塊灰色的巨石壓在心頭。他貪婪地喝著不加糖的苦味的咖啡，直覺得他的尊嚴受到了嘲弄和玷汙。窗外，便是一個花園，他平時喜歡晚飯後到花園的彎曲的甬道上漫步，他喜歡仰望明淨的夜空，而後是浮想聯翩。今天，他對漫步失去了興趣，寫字台上精致而古老的座鍾的“嘀嗒”聲，反而比高山巨瀑和峽穀狂風更能喚起他的感覺。
那雖不宏偉卻莊嚴肅穆的教堂和教堂外那一群可憐又可惡的乞丐，使他陷入人生善惡的沉思。
他原來認為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一向是涇渭分明的。他本無非分的欲求，無須棄善行惡。可是，現在忽然成了問題，自己也陷入善惡難分的魔潭之中。
蔣介石擔任北伐軍總司令時，殺人如麻，謂之善，而北洋軍閥卻為之惡；上海“四一二清黨”，國民黨為之善，而死在屠刀下的共產黨人卻為之惡；在蔣介石征服各地方實力派時，互相爭權奪利，使中國大地沉人戰亂的血海，各認為自己是善而對方是惡；現在，蔣介石全力投人對共產黨的作戰，共產黨謂之作惡，而蔣則認為行善。
那麼善惡的界限在哪裏？
假如端納知道毛澤東和羅自勉那場善惡之爭時，他又作何感想？兩個世界觀人生觀絕不相同的人，在善惡的思辯上是同工異曲還是殊途同歸呢？
他，端納，以多年在中國獲得的知識和才華為蔣介石出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盡職盡力，到底是在為善還是為惡？
如果像國民黨的宣言那樣：蔣介石統一中國之後給中國帶來的是幸福，那麼，他端納就是在行善。
如果像共產黨的宣言那樣：蔣介石的血腥統治給中國帶來的是災難是黑暗的地獄，那麼，他端納就是在作惡了。
端納跟馮·賽克特有所不同。後者是極端仇視共產黨的法西斯分子，他的頭腦裏不存在善惡的觀念。隻存在法西斯主義的信仰！他隻知道用“鐵與血”實現他的信仰，不分是非。
端納卻不同，他是記者，編輯，他的財富是他的學問。他也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合中國國情，但他不是那種不問是非的死硬派。
端納的思索很容易陷進自相矛盾中，如果共產黨有共產黨的善惡是非，國民黨有國民黨的善惡是非，那麼，善惡是非的客觀準則是什麼呢？
蔣介石認為一切派別和各種勢力都服從他才是善，而各派勢力卻認為是惡。當他們的力量能夠力挫群雄時，他們不也要源源不斷異已嗎？那時，他們就跟蔣介石一樣，把吞並異已統一中國為之善了。
端納終於想到了“立場”。看你站在誰的立場上說話。中國曆史上講春秋無義戰。何止春秋時代？那隻能各為自己的或自己的集團利益而奮戰，各為其主，而無是非可言了！
難道真無是非？他想起國民黨殺進蘇區時，見到一個個蘇維埃政府門上的一幅對聯：
豪紳不入地獄
窮人難進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