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吉堂，入學前原為商人，憤於兵亂欲學習軍事以圖報國。回國後到綏遠前線十三軍任職，參加過南口血戰、武漢會戰、棗宜會戰、冬季攻勢、湘西戰役、桂柳反攻等，他曾作為湯恩伯的代表，多次與駐山西中共部隊聯絡協同抗日作戰事宜，會見過朱德、彭德懷、徐向前、劉伯承，有“朱彭徐劉個個逢”之語。苟在國民黨軍中官至中將。新中國成立後下放農村勞動，受傷後遭退職失去經濟來源，靠子女接濟為生。“文革”中複遭批鬥抄家。1976年病逝。直到晚年，軍人風度儼然，有“我有一點敢向先母保證的，我為民始終是愛國家和社會，而我過去服官二十年中，除僅以滿腔赤誠保國為民之外，從無半點自私”之語。
蔡文治，湖北人，祖父為清末舉人，在武漢第二中學畢業後，棄文就武，自費東渡日本，進入士官學校。回國後插班進入黃埔軍校第九期就讀，畢業分派在陸軍第十三師，又因機緣選送大本營工作。在著名的“台兒莊戰役”中，蔡文治作為具體業務的負責者，作出的建議和計劃，得到上級重視，後參與中、英、美、法四國聯合參謀部在華盛頓召開的亞洲對日作戰計劃的製訂，升任陸軍總部中將副參謀長。電影《開國大典》中曾有他和湯恩伯就長江防線爭吵的鏡頭，此是實情，蔡因此憤恨辭職去了美國。1980年受葉劍英邀請多次回國，任全國黃埔同學會理事。有意思的是蔡晚年致力國家統一，曾專心幫助解放軍研討攻台策略，有上中下三個獻策之說。
李昊，湖南人，1924年考入長沙明德中學，1930年考入日本士官學校二十四期步科班。回國後任國民黨第十師上尉連長，隨即保送入南京步兵學校第一期，陸軍大學十四期學習。全麵抗戰爆發後，在西南遊擊幹部訓練班擔任主任教官兼情報室主任，與英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商定合作訓練突擊隊，後任突擊隊第六營上校營長，在邵陽一帶和日軍進行遊擊戰。1944年其調任國民黨暫編三十三師一團上校團長，駐守溫州，率部參加了麗溫戰役。後追隨程潛舉行湖南和平起義，任解放軍第二十一兵團司令部參謀處長。在“反右”運動中受到迫害，後平反。1995年去世。
海競強，廣西桂林人，白崇禧的外甥。回國後入陸軍大學第十三期深造。抗戰期間曾任桂林行營少將高參，曾參加著名的昆侖關戰役和桂柳追擊作戰，其軍事才能被白崇禧看重，視為接班人。對日作戰頗有才氣的海競強打內戰卻完全外行，1946年在萊蕪戰役中被俘，此戰，電影《紅日》中張軍長有話：“三天六萬人，趕鴨子也沒這麼快。”一八八師少將師長海競強就是“六萬隻鴨子”中的一隻。1949年4月，因國共和談，中共為表誠意釋放了海競強，他可算是國共和談中唯一的國民黨方受益者。但海不久赴台灣經商，終止了軍事生涯。
胡景通，陝西人，國民二軍軍長，是綽號“不要命”的名將胡景翼的弟弟。去日本前已經是團長，退學回國後任國民黨陸軍師新兵訓練總隊總隊長等職務，全麵抗戰爆發後曾任鄧寶珊部騎兵第六師師長。1949年9月率部隨董其武將軍在包頭起義，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任副軍長兼師長。“文革”期間，受到嚴重迫害，蒙冤入獄，“文革”後平反。1998年病逝。
劉子奇，湖南人，出國前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警衛團參謀處少校參謀。退學回國後到錢大鈞部下擔任軍官訓練班中校隊長。全麵抗戰開始後在陳大慶部下處理參謀業務，參加了多次對日作戰，但在河南戰役的失利中也不無責任。1947年在米脂戰役中被俘，從此為解放軍從事敵工工作。曾擔任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後勤軍牧部部長。全國政協委員。1993年病逝。紅軍中也有一個劉子奇。兩人一個是國民黨少將，一個是共產黨少將，不能不說十分湊巧。
盡管命運各不相同，但可以看到，他們在那場衛護國家生存的國戰中，都盡到了一名中國軍人的職責。
中國人之間的戰爭，多半幾代之後都能得個“各為其主”的評價，要是投降當了漢奸，那可真是進不得祖墳的。
寫到這裏，忍不住披露一下寫作這兩篇文章的緣起——那就是在《曆史寫真》中，哥倫比亞的中國留學生們在“九一八”之後抗議的一張照片（參見《地陷》題圖）——照片上那些風華正茂的中國學生背後，橫幅上是一句飽含深情的詞句——Daughters of China（中國的女兒們）。
中國人中，膽小怯懦者有之，內鬥成性者有之，但每逢民族危亡的時刻，總有一些人，無論身在何方，無論這個國家待自己如何，總不曾忘卻自己是——Daughters of China（中國的女兒們）。
也許，這就是中國在那個最黑暗的時刻，仍然不會亡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