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滬抗戰打響，流亡中的馮庸大學抗日義勇軍，由馮庸率領到上海參加陣地宣傳和救護工作。這些一路唱著“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而流亡到關內來的東北男女大學生，在戰場一線做了很多工作，事跡廣為傳頌。
值得注意的是，戰後，在十九路軍的宣傳材料中，曾有一批馮庸大學女兵照片被刊載出來，當時十分鼓舞士氣。不過，這批女兵照片如果和題圖照片相比，可以發現有兩處不同：
首先，十九路軍的宣傳照片中，馮庸大學女兵皆戴式樣優雅的船形帽，而且服裝剪裁頗為合體。其次，這些女兵在做射擊動作時並不標準，而且表情上帶有戰場上不應該有的輕鬆。
與之相比，題圖照片中的女兵，頭戴大蓋帽，表情更為嚴肅。
這其實是拍攝背景不同造成的。
十九路軍宣傳材料中的馮庸大學女兵，實際拍攝於戰鬥結束之後。淞滬事變後，上海的抗戰吸引了全國的目光，著名電影製片人張石川因此派出攝影師，以重現當時情景的方式拍攝了大批電影膠片和照片，因此，這批照片屬於擺拍。
然而，懷國恨家仇，馮庸大學的學生軍，到戰場並非鍍金或擺姿勢，根據曆史記載，他們確曾深入前線，參加直接的戰鬥。他們承擔的任務，是在長江沿岸監視敵海軍行動。相對來說，這是一個安全一些的任務。但是，3月1日，日軍以一個師團在十九路軍側背的七丫口登陸，直撲其後方咽喉瀏河。此時，十九路軍在瀏河沒有駐軍，守在那裏的就是馮庸大學的學生軍。幸而增援上來的中央軍第五軍軍長宋希濂率五二一團第一營及時趕到，否則這些學生可能全部要在瀏河打光。
於是，就有了戰場上和擺拍中兩種不同的馮庸大學女子學生軍。
沒有證據表明馮庸大學的女生在瀏河保衛戰中曾在前線作戰，但是，從日方發現的資料證實，她們確實參加了第二年的熱河保衛戰。在熱河—長城戰役中馮庸大學的三名學生兵在淩源戰鬥中被俘，其中包括一名叫作楊淑真的女學生軍。
我方曆史文獻記載，1933年初，日軍進攻熱河省，馮庸又帶領學生赴承德參加抗日，楊淑真等人大約就是此時開赴前線的，從照片上可以看到，她的衣著也是大蓋帽，打綁腿。
幸好，在同為海城老鄉的翻譯幫助下，這名女生後來脫離險境。
由此可見，馮庸大學，乃至當時東北各地的男女學生們，並沒有因為自己書生的身份遠離戰火，他們曾為了自己的故土投筆從戎，在這一頁曆史上留下了自己血與火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