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年的九月到來了。冀東並不平靜，除了日本鬼子的殘酷“掃蕩”之外，來自內部的衝擊更讓我寢食難安。
九月十日開始，孟華哥去了延安，參加□□中央在延安召開的□□擴大會議。他們檢討了□□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政治路線，那位□□同誌在會上作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講話。黨內部分高級幹部都作了初步的自我批評。從孟華哥的來信中看，他很是高興的提到，這次會議使□□的高級幹部對中國革命的許多重要問題，取得了一致認識。我心裏隱隱有些不安，但又不知道為甚麽。
到了九月二十六日，□□中央通過《關於高級學習組的決定》，指示在中央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普遍成立高級學習組。我沒有資格參加，反倒是駱秭替我帶了春杏兒姐和向明哥的口信兒，叫我還是看看文件。我隻得硬著頭皮看了，其實文件本身沒有甚麽，但我心裏的不安感越來越強烈。說不清楚，但心底卻在企盼孟華哥早點兒回來。
熬到十月二十二日，孟華哥終於回來了。我們沒來得及說上幾句話，他就奔赴根據地與日占區交界地帶。鬼子的“肅正作戰”全麵升級，這群天殺的鬼子們製造了千裏“無人區”，對根據地進行嚴密封鎖和細碎分割，使邊區鞏固區大為縮小。我沒有跟去，因為這個時期鬼子的做法使得根據地的財政經濟發生了嚴重困難，我們進入了極為艱苦的鬥爭時期。我與孟華哥的通信內容幾乎沒有任何私人感情，我們討論的全是如何解決糧食、彈藥、醫藥的問題。個人的感情在現實的殘酷情況下，擠成了小小的扭曲的一條，幾乎要消失了。也許唯一的好消息是春杏兒姐有了孩子，向明哥每天都樂嗬嗬的。可能是的，任何時代，孩子都是希望。但我與孟華哥，大約是不會再有自己的孩子了。我不曉得他是否後悔。我們沒有這個時間去思考這種哲學問題，至少我沒有。
春節眼看就要到了，我看著落雪飄忽的灰色天空，心裏一陣一陣的發緊。民國三十一年二月的時候兒，那位□□同誌連續發表了《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兩篇演說，標誌著□□全黨普遍□□的開始。我曆來對這些□□運動下意識的抵觸，一提到這些就會想到狂熱的呼號與瘋狂的行動，胃裏免不得一陣陣翻騰。孟華哥卻來信叫我放鬆，還得意的說回來時要我煮麵給他吃。我這才想起，竟又是他的生日了。但我心裏一點兒愉快的感覺都沒有。心情如同天氣一般，不是頹敗得凋謝的墨黑，也不是純淨的白色，而是含糊不清的灰色。
四月三日，□□中央宣傳部作出《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同誌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對□□的目的、內容、方針、方法和學習文件作了明確規定。我望著文件上“□□是思想上的清黨，審幹是組織上的清黨”部署的文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清黨…審幹…我苦笑著，如果這次□□運動轉入肅清內奸、審查幹部的階段，不曉得又有多少人要被打倒了。而我，這個地主階級出身，曾經意圖投考美帝國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崽子，會不會給孟華哥帶來麻煩呢？
從向明哥那兒了解到，這項工作雖是由□□同誌親自掛帥的中央總黨委負責領導，但卻由□□具體主持其事。這個□□記得孟華哥說過，他擔任總黨委副主任，同時也是中央社會部部長和情報部部長。
不可否認，我對情報部這幾個字沒有好感。雖則孟華哥與劉叔叔都曾是情報部的成員，但每每想到劉叔叔，不免黯然神傷。至於孟華哥，難怪他幾次申請上戰場，他那個性格，確實不適合做情報工作。情報…更多的時候，我卻是想到劉懿洲…他在我心裏的模樣，這些年越來越模糊，但莫名其妙的，就會同時聯想到狠心這一類的詞語。
春風脖子短，很快進入初夏。六月八日的時候兒，中央宣傳部發出了《關於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同時孟華哥那邊兒也接到了軍委總政治部發出的全軍進行□□學習的指示，從此□□運動在各抗日民主根據地陸續展開。
情況如何呢？冀東這邊兒我很難斷言，駱鎮暫時還在學習文件的階段。但聽其他村的政委提起，說那個□□利用手中掌握的□□審幹大權，在延安各機關單位、學校發動了“搶救失足者運動”，且不說這個失足者是如何定義的，僅僅在幾天內就揪出“特務份子”一千四百多人，由□□負責領導的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黨員更是普遍地成為被懷疑的對象。我隻曉得巴掌大的延安地區若是有特務這麽多，豈不是“特務如麻”，難怪聽說現在延安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籠罩在一片恐怖的氣氛之中。
我越聽心裏越打抖，就覺得要出事兒了。給孟華哥的信剛交給通信員兒，尋思著還是去找找春杏兒姐。現下也隻得她因著身子不便才在家裏，其他人都是忙得腳不著地。才出門，就看見一個警衛員站在門口，他後麵跟著五六個士兵。他衝我敬個禮：“方榮同誌，組織上想請你去一趟區政委。”
我啞然一笑，該來的還是要來的，對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