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從社會的曆史發展特別是民主發展的曆史進步考慮，越是專製的時代，其共鳴效應越小，因為那是少數人說了算的曆史時代。比如奴隸社會，奴隸就沒有發言權。比如封建社會，農民就很少有發言權。比如早期資本主義社會，雖然人人都有發言權，很可惜，發言與發言的分量卻有不同。如同美國總統的競選，倘沒有相當數量的鈔票作保證，恐怕這總統是很難當
成的。這也就是說，最好的共鳴效應，在於社會能夠給所有的人提供發言的機會，並且能就多數人的意願為行為準則。就現在這樣的文明條件而言，這種權利應平等地屬於一切公民。
應該說，行為共鳴是各種行為產生的共同性結果。然而，即使到了大同社會，人們的認識、人們的行為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況且真的達到完全一致，也就成了滅亡的征兆——還是不一樣的好。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因為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包括科學進步、民主進步，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等等條件——人類的行為將愈來愈轉入自覺階段。當著有這麼一天，社會終於把本應屬於人民的權力交給全體人民的時候，到了那一天，人類的行為共鳴就可以奏出前所未有的美妙而又和諧的社會效應交響曲來。
以上五點，即本書的指導方法。不用說，規律說、創造說、主客體說、結構說和共鳴說，它們本身也是一個結構，這結構應該是符合規律的，而創造本身就是一條最為重要的規律。結構自有主客體之分，主客體結構的和諧才能產生最佳共鳴。因此，與其把規律說、創造說、主客體說、結構說和共鳴說一分為五，不如把它們看成一個理論整體更合理些。如果我們把這些理論與中國文化研究的結構上歸納為一句話的話，那就是：一個規律，幾種模式，多樣選擇。
二 一個規律，幾種模式，多樣選擇
這是一個統一命題。在這裏分而述之。
一個規律，是指普遍性規律。按照本書的文化定義，文化即等於人類文明的總和，但世界文明的發展，並非一開始就以整個世界為統一單位的。恰恰相反，它經過了漫長的時間，走過了很多階段，才達到了世界性的溝通。在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的時候，歐洲人以及除美洲以外的一切民族並不知道與我們同生共長，處在同一球體上還有那麼一大塊土地。反之，美洲的印第安人，也不知道除去他們和他們信奉的神靈以外，還有與他們相類或相異的歐洲白種人、非洲黑種人和亞洲黃種人。但這不等於人類的發展，即文明和文化的發展，沒有統一的規律。統一的規律是有的，以人的自然屬性而言，達爾文的進化論就揭示了人的進化規律。雖然現在看來，這個規律在達爾文那裏表述得還粗糙了一些。但人的進化這個命題，應該說已成定論，連上帝協會都快接受它了。從人的社會發展文明來看，曆史唯物主義揭示的規律同樣有普遍性，現在也極少有人否認人類社會的幾個基本發展階段了。原始社會，人所共知；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不容否定；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就是現實存在，恐怕隻有優劣與適時與否問題，而沒有“沒有”的問題了。盡管曆史唯物主義的許多說明現在也需要給以某些補充和糾正。
文化的普遍規律不僅對於社會發展，在其他各個方麵幾乎都有普遍性規律的存在。硬文化有普遍規律，軟文化也有普遍規律。廣義文化有普遍規律，狹義文化也有普遍規律。這樣說，普遍規律就包含在特殊規律之中，隻不過因為被曆史發展和科學水平所限，人們常常未能真正找到普遍規律罷了。
既研究文化，又講一個規律，就涉及到民族性問題。那些喜歡國粹，對國粹著了迷，誰一說外國，馬上給你一個屁墩的人，對普遍規律往往最感興趣，又最容易反感。其實反感也沒用。中國古代有四大發明，不因為這四大發明是中國人的成就，它就非得呆在中國，如看家犬似的一步也不離去。近代科學技術絕大部分是歐洲人發明的。如火車、飛機、電能、原子彈、機關槍、迫擊炮、的確良、高層建築等。你不能說，中國人有老傳統，凡洋人的玩藝，咱這兒全不要。任你縣城的蔥花切得再細，到咱未莊就得改為一大段一大段的老樣式。由此，我們又想到，所謂一個規律，其中也包括了凡是先進的內容畢竟要取代落後的內容這樣一個規律。反映在文化問題上，不同文化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衝突的結果就是“不打不成交”。不同文化間的交流也是無可爭辯的，交流的結果就是引他山之石以攻玉，異姓通婚，為的是生出更健美的孩子。
文化的普遍規律的認識有一個曆史過程。因為文化的曆史發展也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大致說來，自從人猿相揖別始，經過了部落階段、民族封閉階段、小的區域性如我國南北文化和大的區域性如以洲際為區域的民族文化交流階段，直到現在的國際文化交流階段。但我們可以這樣說，未來的人類文化，不管怎樣，總要走向一個共同的方向上去，從而使原本客觀存在尚未自覺的規律變成自覺的帶有指導性的普遍規律。但請諸位讀者不要誤會，文化的未來大同階段絕不等於文化的單調和死板。相反，它會更其豐富多彩。
需要說明的是，現在很多中國人對一般規律沒有興趣。這也有曆史原因，因為近幾十年來，中國人民受害最深的還是教條主義。打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牌子走了不少彎路，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應該說，科學越發達，人類對於普遍性規律的要求愈強烈。現在中國人向往西方的不少，羨慕西方的個性自由、個人主義、發財致富以及高工資高消費。但西方人好像並不這樣看，他們對於東方文化反而大有興趣。他們對中國的人情味，對中國古代哲學中的“道”的理解，對老子的《道德經》，對《周易》，對禪宗，乃至對於孔老夫子常常感情深厚，百聽不厭。用句形象的話來比喻，當我們東方人極力追求個性化的時候，西方人對於共性對於整體哲學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西方人那一麵來講，科學的發展，社會的發展，人際關係的發展，都使他們有了整體性的要求。從中國人這一麵講，因為個人的公民權利還沒有完全獲得，所以對某些在西方已經失去鮮明色彩的東西不免大感興趣。不論這個說法正確與否，但我可以說，關於東、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互補和融會這個曆史發展方向的論斷肯定是準確的。
但是隻講一個規律不行。畢竟東方文化不同於西方文化，中國文化也不同於印度文化；雖然日本人喜歡說“文源於唐”，但中國文化也不同於日本文化。未來如何，暫且不論。曆史的發展道路肯定是不同的，現在的發展道路同樣是不同的。人類文化最終要走向大同，達到大同之前，前提還是各自得到充分發展。而各個民族文化充分發展的曆史道路，恐怕也還長得很呐！於是我們來說“幾種模式”。
幾種模式屬於形象之辭。其實未必幾種，可能是幾百種。但大致分來，就世界範圍而言，也可以說是幾種。人類文明古國隻有四個，那麼就當時的情況而言，就是四種模式。從現在的研究情況看，西方基督教文化，東方的儒家文化，以中東為集中地域的伊斯蘭文化，佛教文化，非洲文化等可以稱為幾種最主要的傳統文化模式。
模式近乎結構。模式的不同，實際上就是各種基本因素的組合情況的不同。初一聽，似乎沒有多大區別，實際上，區別很大。相同的分子，因為結構不同，可能一硬一軟，這個我們在前麵說過了。這類例子很多，可以說舉不勝舉。以一個人人皆知的例子而言，男女的生理遺傳，在於遺傳基因的不同，但那有多少不同呢？在23對基因中，女子23對皆為X，男子則有一對為X+Y。您不能說，不就差一個X嗎？對了，就差一個X。可是就這麼一個X，就可能使男孩變成女孩，也可能使女孩變成男孩。加上落後文化的幹擾，於是就因為這一個小小的X，弄得妻離子散的也有，弄得家破人亡的也有，弄得產婦得意如天仙的也有，弄得淒淒惶惶，恨不得自己先一刀殺了自己的也有。以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傳統文化比較，有人說，西方人信奉基督教，中國人信奉孔夫子，這本質上沒有多大區別。當然也可以這麼說，人總是要有信仰的。所以古人心甘情願地讓自己崇拜一個偶像，哪怕這偶像一經異化便統治和壓迫自己也心甘情願。從這一點說，叫做一般規律。但基督教畢竟不同於儒家學說，耶穌也不同於孔夫子。別的不去說它，因為有上帝的幫助，西方人就實現了一夫一妻製，而中國卻實行妻妾製。請想一想，僅這一點，對東西方的男子和女子，兒童和老人的影響還算小嗎？西方人不娶妾，所以要他們明白賈探春和趙姨娘的感情是困難的。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麼一個親生的女兒會那樣對待自己的母親，而做母親的又會用如此畸形的態度去對待自己的女兒。更何況基督教與儒家學說的差別遠遠不止這一個方麵。歐洲強國不少，為什麼隻有德國和意大利產生了“法西斯”？東方國家很多，為什麼隻有日本能異軍突起，進入近代世界列強的行列，也隻有日本出現了軍國主義？不用說，這裏邊也就有一個文化問題。而且時至今日，德國人對於二次大戰的戰爭責任都是坦誠的承認的，日本國中卻偏偏有那麼一些人，對於“侵略”二字羞羞答答，今天承認，明天就不承認，全不想它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給亞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說到底，這裏邊還有一個文化差異問題。
產生不同模式即文化差異的原因很多，有曆史的，也有現實的，有主觀的，也有客觀的，曆史、現實、主觀、客觀相聚為一股合力，就形成巨大的民族文化差別，因為差異太大，無以名之，稱為不同模式。
一個文化模式的形成，是千百萬個基因組合的結果，即使從最基本的方麵考慮，也應該包括自然環境的影響，宗教信仰的影響，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影響，以及由因而果，又由果而因，因果轉換生成的文化影響。文化（曆史文化或民族文化）相互影響，就會形成新的文化差異。對於這些方麵，在後麵的章節還要詳細分析。這裏講一個小例子，某些東方人和西方人在對孩子異性關係方麵的教育差異。中國自孔夫子以來，強調男女授受不親，時代遠了，不去說它。到了清代，應該說比較開化了。但看《紅樓夢》上賈政對寶玉的教育，可以知道，中國人在這方麵實在沒有什麼進步。那書上借冷子興之口這樣說道：賈寶玉“周歲時，政老爺試他將來的誌向，便將世上所有的東西，擺了無數叫他抓，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隻把些脂粉釵環抓來玩弄；那政老爺便不喜歡，說將來不過酒色之徒，因此不甚愛惜。獨那太君還是命根子一般。——說來又奇：如今長了十來歲，雖然淘氣異常，但聰明乖覺，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這種奇談怪論，在那個時代卻以為光明正大得很。擺上無數的東西，讓一個孩子去抓，以常識而論，我認為，什麼好玩孩子就應該抓什麼，或者什麼好吃孩子就應該抓什麼。依著那冷笑連聲的冷子興的意見，豈不個個都成了大飯桶或小玩鬧？這使我想到了莫紮特。莫紮特還在9歲的時候，每當有青年婦人要求他彈琴，他總以認真的口吻對她們說：“我願意彈琴，但事先你們必須講好，你們是愛我的。如果不是麵對情人，我是不喜歡彈琴的。”社交界的貴婦淑女們，都為他的認真而深感有趣，便像對自己的情人一樣，親熱地叫他“我的心肝”、“我的寶貝。”於是乎，這位開心的兒童就坐在鋼琴前，即興彈奏起來，仿佛在向他的情人傾訴衷腸。評論者說：“盡管9歲的莫紮特未必理解愛情的涵義，他所追求的愛也不是成人所謂的愛情，但是，愛的意識已經在他血液裏誕生，已經成為他創作所需求的心境和氛圍，成為他美感的源泉，則是無疑的。”西方的兒童需要愛的氛圍，而且在小小年齡就需要對異性“愛”的氛圍，而中國的家長一聽到自己的孩子有了異性朋友就大驚失色，或者大發雷霆；精神有些過敏的就可能一下子昏死過去，脾氣暴躁的又可能把孩子像小狗一樣的惡罵惡打。難道中國的兒童都應該一個個成為呆木頭死木頭，我們這些臉上有皺紋，嘴上有胡子的人心裏才舒服嗎？幸好莫紮特的事情賈政和王夫人未曾聽說，倘或聽說，一準背過氣去。這群沒出息沒人性的狗男女們！
因為文化模式差異的形成關聯著千百萬個具體因素，所以，不同的文化模式固然受同樣的人類文化發展規律支配，其差距也就大得多了。況且人類相阻隔的曆史如此漫長，其間的差距可想而知。仿佛一個人一年走100裏路，其方向上的誤差隻有5%，即差5裏路。那麼400年後，就差去了2000裏路，一個從華盛頓要來北京的旅客，就可能飛到上海，或者飛到哈爾濱。人類的文明史，在古埃及大約有7000年了，在中國也有5000年左右的時間，如此漫長的時間，不同文化所造成的模式差異也就可想而知了。
文化模式的差異，總體上說來，並不等於文化模式的優劣。從曆史的宏觀發展考慮，可以說各有優勢。那種自以為偉大，比任何文化都偉大的民族主義者，又豈止是知識不夠，方法不對而已。自封天下第一，實則夜郎自大。中國人最好當第一，當第一有時候還不夠味哩，要以自己為天下的中心。君臨天下，方足我心。這毛病真把我們這些活著的老百姓害得可以。西方人也有這毛病，所以有時候我們看西方人編的世界史、專業史，比如文學史、科技史等等，好像西方就等於世界，令人讀來氣悶。從未來發展考慮，隻有相互學習，才能有所發展，隻有平等相待，才能相互學習。歧視其實就是近視，封閉簡直等於自殺。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很多中國人不滿意祖國的現狀，西方人也不滿意他們的現狀，實在是一件自古未曾有過的大好事。
規律也好，模式也好，都是通過人的實踐實現的。因此隻講規律則近乎黑格爾與老聃先生，隻講模式又近乎列維——施特勞斯的結構主義了。除去規律和模式還要講實踐，實踐反映在人們的文化繼承文化開放和文化創造上，也可以說是一種選擇。規律隻有一個，模式已有幾種，選擇則是多種多樣的。少說有幾百種，多說有幾千種，以至多至無數。可以說，任何一種理論都是一種選擇，任何一個政策也是一種選擇，甚至任何一個行為都是一種選擇。講大的方麵，斯大林模式屬於一種選擇，鐵托模式又是一種選擇，中國建國初期屬於一種選擇，1957年以後又有新選擇，所謂的“文化大革命”還是一種選擇。選來選去，找到改革開放，算是找到了一條正路。然而這不過是一個雛形，一個開端而已。
選擇在舊文化背景下，例如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屬於少數人的行為，表麵上則以國家或者上天的意誌出現。中國古代曆史上，秦始皇選擇了法家，對韓非的著作最有好感，豈但好感，簡直就是好感之極。以至讀韓非的著作，要大聲感歎說“寡人得與此人遊，死無憾矣！”漢高祖似乎看中了儒家，然而那是取得政權以後的事。骨子裏還是對道家無為之治更有興趣。呂後問政，舉薦蕭何、曹參。蕭規曹隨，實出一典。文帝、景帝對道家大有興趣，於儒家態度寬容，但不甚感興趣，然而達到文景之治，是中國曆史上很有光彩的一頁。到了漢武帝時代，對於道家已無興趣，他本是雄才大略之人，又繼承了祖先基業；中華帝國，沸沸揚揚，蒸蒸日上。於是伐匈奴，揚國威，終於成就了一番英雄事業。從此儒家交了好運，成為諸子百家的學上之學。公平地說，這些選擇，首先有社會發展的具體背景作基礎，貌似一人專斷，實則斷亦有據。如果無據，必然不能持久。但直接決定“選擇”誰和怎樣選擇命運的，畢竟是少數人，最高當權者——皇帝在這中間起著十分特殊的作用。從客觀上講，既然儒家適合中國封建王朝的需要，那麼你漢武帝不選擇它，自有後來人選擇它。但從具體的曆史發展考慮，如果推遲選擇儒家學說50年，則對中國漢王朝的影響想必也是巨大的。然而，選擇誰，如何選擇，那種最後的判決權力卻偏偏不在多數人手裏，而在少數人特別是個別人手裏。專政製度必然為民主製度所取代其道理大約亦在於斯。
人類文化發展了，進步了，文化背景不同了，少數人的選擇必然走向多數人的選擇。例如我們一開篇就引用過的，“中國人不直接選國家領導人，卻直接選經理、廠長；美國人直接選國家元首，卻無權選經理、廠長。”就是一個例子。由人民——盡管還有種種限製——直接選國家元首，這在封建社會是難以想象的。誰作皇帝乃是天命，連李闖王當了三天半皇帝，還要大造“十八孩兒兌上座，當從陝西得天下”的輿論哩！夫子所雲“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芸芸眾生，不過受治而已。但美國人還不能選經理和廠長，因為你沒錢，公司不是你的，廠子不是你的。中國人現在開始有了選廠長和經理的機遇了——雖然我們麵對天經地義的權力，行使起來還有點不太自然、不太習慣也不太熟練，但畢竟有了一個曆史性開端。可以肯定，人類文明越是發達，則多數人的選擇權利就越是充分。中國人應繼承什麼文化，發展什麼文化，創造什麼文化，應該由絕大多數中國人自己說了算。世界人民應該繼承什麼文化，發展什麼文化，揚棄什麼文化，創造什麼文化，應該由絕大多數世界人民說了算。天下人管天下事，庶幾天下無事；天下事屬天下人，從此天下有人。如此而已，豈複他哉！
然而選擇需要眼光，需要良好的環境，需要進行文化比較。
選擇需要眼光。這思想魯迅先生在《拿來主義》一文中已經講過。無論繼承也好，發展也好，吸收也好，揚棄也好，都需有比較高超的眼光才行。如果看不準，或者幹脆看不見好的，偏偏看見壞的。如魯迅先生所言，看見美人，便想到臍下三寸，那可就糟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文化的選擇上，偏偏存在“馬太效應”關係。越是文化環境落後的文化主體越容易選擇那些不利於自己發展的外來文化，而越是文化環境比較先進的文化主體越容易選擇於自己有利的異族文化。比如中國20多年來的開放。我們在禁錮了幾十年以後，終於自覺打開大門，麵向西方，麵向世界，麵向未來。美國的、歐洲的、日本的東西，也開始迅速地大量地湧人中國。這好像一個人進了商店，要選擇商品。中國奉行開放政策，借鑒外國的先進東西，借鑒什麼呢？開始是借鑒技術，很好，中國生產力十分落後，永不借鑒別人，就可能長期落後。後來又借鑒管理經驗，這就需要一點勇氣，然而，走走看看，也借鑒了一些，效果不錯。再後來呢？又去“借鑒”資金，結果借來不少。有人說多了，有人說不多。有人要求來點透明度，想知道到底借了多少，都是借準的，什麼時候償還等等。多與不多，還得看看。再以後呢？又要借鑒文化了，現在雖還有爭議，卻是一邊爭議，一邊已經引進了不少。但是，引進昀最快的，在老百姓眼裏還是高級轎車，彩電生產線，進口紙煙和西方某些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且不去說它。引進這麼多高級轎車，不知什麼道理，引進那麼多彩電生產線也不知什麼道理，引進那麼多——至少多到任何一個內地縣城“鬼子煙”卻隨處可見的程度，更不知什麼道理！然而對於外國，例如日本、美國、德國、韓國、新加坡重視教育的經驗，卻充耳不聞，視而不見。以至改革以後，還出現了新中國建國以來第二次“讀書無用論”思潮泛濫的情況。中國要實現現代化，首先應該在文化模式的選擇上站得高點，看得遠些。
選擇需要良好的環境。淮南為橘，淮北為枳，因為水土不同。淮北人如果堅持自己種橘子的話，就得改變土壤，為之提供適宜的生長條件。良好的文化環境是一個係統工程。非三言兩語可以盡數。如果僅從題目上講，那麼，包括物質環境、製度環境和精神環境三個大的方麵。但最為緊要的還是首先創造一個良好的理論環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隻有百家爭鳴，才能聽出哪一家“唱”得更好，於是，就選擇這一家；隻有百花齊放，才可以看出哪一朵花開得最美，於是就折此一枝。中國曆史上的學術自由，曆來很少，最為光輝的一段就是先秦時期。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因為有百家，後代君王才有選擇的餘地。如果自古以來隻有一家，要選擇也沒辦法。公正地說，改革開放以來，學術自由是越來越多了，也確實出現了一批好書籍、好文章，然而這不過是一個開頭罷了。中國既然要自立於世界之林，就應該產生無愧於當今世界的偉大的理論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社會活動家，偉大的科學家和偉大的藝術家。照我的看法，中國如果在理論上沒有偉大的建樹，那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之舟，就可能常常觸礁，付出的代價也就大了。
選擇又需要進行文化比較。夫子雲“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如果一味以孤家寡人自命，那麼，要找一個先生也不可能了，雖有孔夫子一般的偉大謙虛，結果還是一無所有。所以比較的前提是開放。開放才能比較，這是一般常識。然而即使開放了，比較本身也是一件十分複雜的事情。講到這兒，我們也應該暫且打住，轉到下一個題目中去了。
三 老鼠既可與老鼠比，也可以同大象比
文化比較理應列入研究方法中，不過要做到科學似也不易。這包括誰與誰比，誰和誰怎麼比的問題。
誰和誰比這好像不成問題。誰和誰比？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比。但問題並不這樣簡單，中國文化按一般的說法，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世界也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你要比，是籠而統之地比呢？還是拿某一段和某一段比呢？現在的文化比較文章，是以籠而統之在宏觀方麵作大比較的居多。籠而統之，難免膚淺，整體概括，又難免失之不確，於是便有細心明眼的人站出來批評。說這些當今的才子們，於中國文化既不通，於西方文化也不通，胡比亂比，不成規矩。記得前兩年，也有人專門著文批評現在的某些文化比較學者，說“五四”運動時期，我們的聖賢已經解決了誰和誰比的問題，即中國的封建社會隻能和西方的封建社會比，恰如羊隻能和羊比，如果用他們的資本主義比中國的封建主義，就等於拿牛和羊比，首先就弄錯了命題。可笑現在一些人對“五四”運動時候已經解決的問題卻全然不知，還在那裏高談文化比較，有些不成樣子。
公正地說，文化比較是一個係統工程。它的具體內容很多，作宏觀比較可以，做微觀比較也可以。既可以一而貫之，就以東方文化比西方文化，也可以不指定曆史區域，凡有見之，便與比之。
除去整體比較而外，不同曆史階段的比較也是十分必要的。如中國的奴隸社會比西方的奴隸社會，中國的封建社會比西方的封建社會，特別是後者，實有必要大作研究。韋伯就是以研究這個聞名於全世界的。為什麼西方能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而中國卻走向了殖民主義半殖民主義？為什麼日本可以很快進入資本主義，有作為有見識的中國人也曾拚命向日本學習，學來學去終究沒學成資本主義，反倒成了東洋先生殘暴統治下的奴隸，險些兒釀成千古亡國之恨？實際上，如果有資料的話，不但封建社會可比，奴隸社會可比，連原始社會也可比。樹有根，水有源，應該說，從原
始社會起，中華民族和主要的西方民族所走的就是一條不同的道路。
但是，這不是說，隻有相同的曆史階段能比，不同的曆史階段就不能對比。羊既可以與羊比，又何妨與牛比，與駱駝比，與大象比。如果不比，怎麼知道牛比羊大？況且說，中國的奴隸製與封建製的分期問題，直到如今還沒有解決哩。有學者幹脆認為中國根本就沒有奴隸社會，中國沒有奴隸社會，怎麼拿中國的奴隸社會和西方的奴隸社會比呢？中國雖有資本主義萌芽，確實沒有資本主義社會，過去已然沒有，沒有豈容硬造？中國既無資本主義又怎麼和西方的資本主義比呢？其實，不同的曆史階段和社會製度的比較，已成一般常識，某些學者吹毛求疵，不過證明他們的腦筋有些僵化罷了。說通俗點，就是這些學者有點迂腐之氣。社會主義不和資本主義比？怎
麼知道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想當初赫魯曉夫和尼克鬆有過名噪一時的廚房辯論。尼克鬆1972年訪華結束後，飛機在美國剛剛降落，就發表演說，說還是美國的製度好。這不也是通過比較，得出的結論嗎？
除此以外，還可以有具體文化領域的比較，如比較文學，比較藝術，比較科技史，比較史學，比較法學，比較哲學，比較政治學，等等。中國有句俗話，叫做“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應該說，不論哪個方麵，哪個理論，如能有所比較，均可受益。
然而，還有一個誰和誰怎麼比的問題，或者換句話說，就是比什麼，是拿自己的優點和人家的缺點比呢？還是拿人家的優點和自己的缺點比？抑或既比各自的缺點，又比各自的優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