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的作法，應該有好說好，有壞說壞。但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以中國現代曆史而論，西方人不理解中國人，對中國人有偏見，是誰也不能抹煞的事實。享有東亞病夫之稱的中國人，被西方人看做隻會打遊擊鑽山溝的中國軍隊，卻在朝鮮和美國軍隊來了一場空前的惡戰。最著名的上甘嶺戰役，山頭都被美軍炮火削平了二米，但陣地未丟，中國軍隊守的陣地未丟，中國人民的英雄氣節常在。後來戰爭結束了，應該說，美國軍隊的裝備是十分精良的，美國人的武器裝備、技術裝備以及戰略戰術都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然而，我們每每講到這一段曆史，卻很少提到過這個。仿佛中國人僅以血肉之軀就可以擋住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炮導彈火箭以至原子彈和氫彈似的。後來，在對青少年的教育中，幹脆連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太平洋戰爭也不講了，就是講也是一筆帶過。反正美帝國主義就是一隻紙老虎唄，沒準哪
一天，中國人高興起來，伸出一個手指頭，就把它捅破了。
不公正的比較，是專以自己的優點去比對方的缺點，或以對方的優點來比自己的缺點。
專以對方的優點來比中國人的缺點，似也不好。比來比去，越比越沒情緒，把人家比成了大象，把自己比成了螞蟻，當然不好。而且，現在確有這樣的比法，也有這樣的危險。我們有些幼稚的同胞，以為美國是天堂，日本也是天堂，就是香港也屬於天堂的一個角落。天上的乞丐勝似人間的皇帝。於是拚命去美國，去日本，去歐洲，去香港。有護照就堂堂正正去，沒護照就偷偷摸摸去，被遣送回來，還要去。為了出國，不惜以身相許，不惜出賣色相，不惜出賣國家機密。其結果，不是為中國的法律所製裁，就是在異國他鄉弄得淒淒惶惶，如喪家之犬。中國必須開放，但開放的目的，在於自強。如果認為開放就是坐洋車，喝洋酒，吸洋煙，直到弄得自己半洋不土，還好不得意，那就錯了。特別是一些被人們譏諷為“惡大少”的享有特權的人們，他們沒為祖國做半點事情，卻把自己來一個徹頭徹尾的洋化，臨了還罵辛苦操勞的中國老百姓是土包子，這樣的人，這樣的事，才是真正的精神汙染呢！然而，“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縱然一時未曾“身與名俱滅”，如不幡然悔悟，必將成為曆史的罪人。
但以中國傳統文化的脾氣，最流行的還是用自己的優點和人家的缺點比。日本文化算什麼，日本文化“文源於唐”；要沒有我們中國的“唐”，簡直就沒有日本文化。西方文化算什麼？連馬克思都高度評價中國四大發明對西方文明的巨大作用。沒有指南針，你哥倫布憑什麼去發現新大陸？沒有造紙術，看你文藝複興的大塊文章怎麼產生影響？沒有火藥，別說兩次世界大戰，連法國大革命恐怕都成功不了。沒有活字印刷，哪有歐洲教育和學術的巨大繁榮。總而言之，中國人是偉大的偉大，西方人不過是渺小中的渺小。中國人的這種自高自大，不知天高地厚的脾氣，有時候，真讓人哭笑不得。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寫過一個冠曉荷，也寫過一個祁老人。冠曉荷是中華民族的敗類，不說也罷。但他那種直到被日本人抄了家，還把日本人當祖宗的醜態，隻消看一眼一輩子也忘不了。中國人應該記住，我們民族不但有吉鴻昌、趙一曼這樣的英雄人物，也有冠曉荷、大赤包這樣的人類渣滓。中國不但有過嶽飛，也曾經有過秦檜。正因為我們常常想著嶽飛而忘了秦檜，才使得那些無恥小人往往就成為大權在握，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的政壇惡棍。冠曉荷不說他。祁老人可謂忠厚善良，公正不欺，富有民族心又富有同情心的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了。然而當日本人的大炮在盧溝橋瘋狂吼叫、日軍的鐵蹄馬上就要踏進北京城的時候，他是怎麼說的，他又是怎麼準備的？他說：“日本鬼子又鬧事哪！哼！鬧去吧！庚子年，八國聯軍打進了北京城，連皇上都跑了，也沒把我的腦袋掰了去呀！八國都不行，單單幾個日本小鬼還能有什麼蹦兒？咱們這是寶地，多大的亂子也過不去三個月！咱們可也別太粗心大膽，起碼得有窩頭和鹹菜吧”！話不多，內容可不少。一共說了五層意思。頭一層日本鬼子又鬧事哪！哼！鬧去吧！一連三個大歎號，表示了老人九分氣憤，又有一分無可奈何的情緒。接著就說了段曆史的回憶。想當初八國聯軍打中國，怎麼樣，我老頭子也沒事。有點自我寬慰，又帶點寬慰下人，還有點自覺得意。到了第三句，可就不成話了，八國都不行，幾個日本小鬼能怎麼樣？為什麼日本小鬼就不能怎麼樣呢？難道盧溝橋的炮聲您就沒聽見，整個北平亂哄哄的氣氛就不能感染您這位老頭嗎？於是他講出了自己的根據，因為北平“是塊寶地，多麼大的亂子也過不去三個月。”最後，第五層意思，就是準備好窩頭鹹菜，且等三個月後小日本退兵言和便了。
我們不能說，日本人侵略中國，就是祁老人弄成的。但是中國人在日本人侵略麵前，表現出的軟弱，散漫和混亂，不能說和祁老人一樣的心理沒有關係。中國人自大慣了，就是讓人家打倒在地，又在身上撒了一泡尿，還要口中念念有詞說這是以小犯上，老子的孫子還要比你大三輩哩！由此而言之，我寧可讚賞那些用西方人的優點比中國人缺點的人們，以為雖有偏頗，也可理解。
科學的比法。科學比較的前提是開放。如果閉關自守，或者別人對你進行封鎖，你不知道外邊的情況，別人也不知道你的情況，要比較也是空談。清朝末年，聰慧有為如林則徐、魏源一流的人物，因為不了解外國的情況，相信洋鬼子沒有膝蓋，乃至外國教堂把小孩的眼睛挖下來當醃菜吃的奇談怪論，還把這些奇談怪論寫入文章，流傳下來，遺笑後人。
科學比較的基礎在於資料準備。資料包括文學資料、統計資料和其他各種資料。資料不足，是中國（主要指大陸）的研究者們最為頭痛的事情。對國內的很多情況，知之不詳，或者知之甚少，甚至一無所知。正因為知之不多和知之甚少，或者一無所知，所以謠言最為盛行。中國的乞丐有多少？不知道；娼妓有多少？不知道；貧困戶有多少？不知道；萬元戶，十萬元戶，百萬元戶有多少？不知道；中國有句舊話“一問三不知，神鬼怪不得”，那是知道了不說。如果根本不知道，而且不是三不知，而是三十個不知，沒有流言那才怪哩！現在國家提倡透明度，實在是一件好事情，雖為權宜之計，也屬求之不得。文化資料的內容，至少應包括社會資料、文字資料和統計資料這樣三大部分。文字資料這幾年引進不少，雖不免良莠不分，總比不引進的好。現實資料引進的恐怕也不少，不過看到的還不多，隻鱗片爪，聊勝於無。統計則很不夠。中國人自古輕視統計，什麼事情都用散文語言，依“臣”所見。我在《人才學》、《人際關係學》中說過，古來中國人對於數字似乎無緣，發生饑荒，就說“災民遍野”，出現水災，又是“民不聊生”。有了農民起義或者匪盜，就說“流賊群起”，有了些違反道德的行為，又說“世風日下”。災民遍野究竟是多少災民？民不聊生又有多少人不聊生？“流賊群起”是多少流賊？“世風日下”，都是哪些世風，怎樣日下？好像上奏的大臣無須管這些，皇帝的批示也不問這些。總而言之，大體不差，“著爾等”去辦便了。中國之大，世界少有；人口之多，世界第一；曆史之長，堪為古國；文明之古，值得自豪。然而有多麼長的時間裏，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的人口，就憑皇帝老爺幾句批示，就算掌穩了船舵！思之想之，不覺一歎！
科學比較的關鍵在於確立科學研究法。縱然開放，縱有資料，方法不對，也是枉然。中國開放了，請外國朋友來，也到各個國家去。然而去看什麼，學什麼，怎麼學都是學問，這裏就有一個方法問題。如果滿眼淚花流，看的全是美國的高樓大廈，小轎車，高消費，那就壞了。如果名為交流，實則一門心思隻注意街頭娼妓和同性戀，那就更壞了。當然，艾滋病也要研究，同性戀也要研究，這要看你出國的目的是什麼。如果沒有目的，或隻有平庸的乃至下流的個人目的，那麼，不去也罷。資料的準備固然是基礎，沒有正確的方法不能使用這資料。所以《一件小事》那樣的小事到了魯迅手裏，就成妙文；一個普通的刑事案件到了托爾斯泰手裏，就成了《複活》。倘或這樣的小事讓阿Q碰見，一定沒什麼反響，連他自己頭上的禿疤，他還不讓人說呢！瑪斯洛娃的案子若落在王熙鳳手裏，說不定又來個“弄權審判廳”，敲上一筆。
那麼，科學方法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這問題我答不出。但我可以說，整個世界好像都在探討。包括東方、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現代主義者和其他一切科學流派和哲學流派。曆史唯物主義是一門科學，但曆史唯物主義同樣要發展。西方現代主義需要借鑒，但完全照搬，恐怕行不通。這是最簡單的答案。就本書和作者力所能及的見解，就是前麵我說過的規律說、創造說、主客體說、結構說和共鳴說。更深層次的文化研究理論，非吾所知也。
那麼，對於中、西文化的比較非得大塊文章才行嗎？非得有根有據，言之有理，持之有據才可以發表嗎？非得弄通了種種方法論以後才有發言權嗎？反之，那種見到什麼就說點什麼的議論就沒有價值嗎？回答全是否定的。
應該說，文化研究有種種渠道，也有種種層次。見一說一也好；見微知著也好；有準確資料，言論不夠穩妥也好；言論尚可，資料不足，結論屬於天才的猜測也好。沒有這樣的寬容氣氛，這研究恐怕難有光明的前途。有時候，雖知之不多，就是冒叫一聲，叫到點上也獎勵。延安時期美國作家史沫特萊見到毛澤東、朱德等中國人民的領袖人物，就對毛澤東發表了一段見解。那見解大半恐怕還是來源於一個記者的敏銳感覺和女性的直覺。但現在看來，那感覺確實夠準確的，您能因為史沫特萊女士對毛澤東了解並不很多，就可以完全不重視她的意見嗎？實際上，包括毛澤東主席本人在內，如能細細聽聽史沫特萊女士的意見，可就好嘍！
四 水在動．河沒動
本書意欲論述中國文化，其實“中國文化”四個字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概念。因為中國文化是在不斷演變的。中國有5000年文明史，文字記載的曆史也有3000年。商朝不同於周朝，更不同於清朝。何況說清朝後麵還有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呢？如果以為孔夫子的思想可以代表中國整個封建時代的話，那麼，自宋以來，他就沒有程朱理學的影響更深入，更具體。但那畢竟屬於一脈相承，雖有變化，依然徒子徒孫之變也，雖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畢竟色調相近。拿孔夫子和魯迅先生比較，就大相徑庭，和胡適博士比較也差距不小。何況孔夫子固然可以算得中國傳統文化的傑出代表，卻絕對不能代表他出生以前的中國遠古文化。因此，弄不好就捉襟見肘，不能自圓其說。但是，研究總還要研究下去，人世間本沒有不能解答的題目。縱然今人未解，後人必當解之。中國文化概況這個題目也終究會有滿意答案的。
在作者看來，首先應解決好這樣幾個關係：
個別與一般的關係
個別與一般比，當然“一般”較之“個別”更有代表性，但一般不能取代個別，頂多可以涵蓋個別。例如先秦諸子，或者宋明理學。先秦諸子，世人以為有百家之多，其實流傳下來的沒有這麼多。一般而論，儒家對中國文化最有代表性，其次道家、法家、墨家。所以，儒家可以說是一般，餘下諸家就是個別。講中國文化，自然應以儒家為代表。研究了儒家，就是研究了中國文化的代表。隻研究了名家，盡管您研究的如何透徹，如果對儒、道、法、墨不曾懂得，還不過半瓶醋而已，論中國文化怕沒資格。宋明理學，宋代大儒，便有周、程、朱、張（濂、洛、關、閩）四大家，但最能代表其主流的，恐怕還是朱熹和程氏兄弟，所以宋明理學也稱程朱理學，當矣。如果您非得認為張載是最大的代表，那麼，費九牛二虎之力得出的結論，也難免遠離中國當時與後來的事實。
所謂一般與個別的關係，就是要在最有代表性的方麵多用功夫。
典籍和世俗
中國古代典籍很多。應該說研究中國文化首先應該了解這些典籍。但中國書是讀不完的。那麼怎麼辦？抓住最主要的細讀。最主要的讀了，也可以說把中國書讀完了，沒的讀了。什麼是最主要的？有人開過書單，但研究古代文化，恐怕先秦典籍應列在首位，宋明理學又當重視，明清啟蒙家著作，也要重視。在“重視”二字前麵還要加上“特別”二字的就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新文學的代表著作，特別是魯迅先生的著作，實在不可不讀。但僅有典籍不夠，還要了解世俗。照作者的意見，中國文化是官文化、士文化和俗文化的一種合力。如果隻知其一，不知其二，那麼隻能算了解了一小半，隻知其一、二，而不知其三，仍然不能算真正的了解。研究中國人的本質，你不能隻看《周易》，隻知道“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還要知道農村老太太是怎樣燒香拜佛，怎樣為著求一個孫子而跋山涉水去給泰山娘娘燒高香才行。對這一點，費孝通先生早有遠見，作為一個大社會學家，寫中國的事
情，偏偏看中了“鄉土中國”。
階段與整體
中國曆史漫長，可分為好多階段。階段不能代表整體，然而沒有了階段也就沒了整體。中國古代史上最光榮的還要算炎漢盛唐。漢唐文化最有特點。然而現代中國人與漢代祖先相去遠矣，與唐代祖先相去亦複遠矣。唐代以貞觀之治，開元之治最為著名，那已經是一千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但我們直接繼承的不是漢唐文化，而是宋文化、明文化、清文化以及殖民地的奴才文化和反抗文化。所以講改革，你不能隻講商鞅；商鞅雖死，雖死猶榮，因為他的改革勝利了，秦漢偉業便是商公的豐碑；您還要講王安石，王安石的變革就沒有勝利；還要講張居正，張居正的改革更沒有勝利。而且連帶著這改革的局限性也越來越大。您還要講戊戌變法，戊戌變法不但沒有勝利，連康、梁都成了流亡者，譚嗣同六君子的熱血都灑在菜市口的藥鋪門前了。請問，是商鞅更能代表古代中國文化？還是王安石更能代表古代中國文化？抑或還是譚嗣同更能代表中國古代文化？
階段的不同，許多社會關係都有實質性變化。宋明理學盛行，中國女人更其不成人了。有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寡婦如果再嫁，就成了十足的罪惡。但寡婦再嫁這件事在漢代不算什麼。所以司馬相如琴挑卓文君，也沒被當成小流氓看待，卓文君和司馬相如私奔了，還成為一時美談。漢光武的姐姐死了丈夫，就要求皇帝給她做媒，她私下看上了宋弘，就要嫁給他。於是才引出了宋弘先生“貴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那兩句名言。但在宋代，即使名人再嫁也成恥辱。李清照死了丈夫，就有再嫁一案，文人墨客爭論很多，譴責也多。仿佛偉大的才女，一經再嫁便成了十足的賤貨。卓文君是人，李清照也是人，卓文君是女人，李清照也是女人，其待遇何其不公乃爾！但請問讀者諸君，是卓文君的遭遇更能代表中國文化，還是李清照的遭遇更能代表中國文化呢？
主觀意見與客觀實際的差距
何為主觀意見？《史記》就是主觀意見。何為客觀實際？《史記》所反映的絕大多數史實就是客觀實際。不用說，這裏有矛盾。難道《史記》可以和《史記》所反映的史實分開嗎？回答說不可以分開又可以分開。司馬遷為什麼作《史記》？他花費了幾乎一生的精力，讀遍典籍，走訪古跡，可以說是一位態度極其嚴謹的偉大史學家。他所記錄的史實，應該有比較充分的代表性和可信性。但同時也應看到，《史記》畢竟隻是“史記”，而不是所記述曆史的整體再現。他不能不受著作者取舍和愛憎的影響。準確地說，《史記》所反映的曆史是司馬遷眼中的曆史。雖然那些史實不是太史公杜撰的，但是既經司馬遷的主觀理解之後不能不在字裏行間留下太史公的主觀印記。《史記》尚且如此，前後漢書可想而知。然而前四史曆來被認為是最有價值的曆史著作，24史後麵的20部，其主觀痕跡特別是禦賜痕跡就更為明顯了。魯迅先生有一段極其著名的見解，曾被廣為應用，先生說：“我們從古而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我們可以這樣說，對於中國文化的研究，就是要通過代表中國脊梁的“光耀”，去照出中國曆史的本身。
特異與常規
常規的研究往往不被重視，然而那也許是最重要的。比如中國人好隨地吐痰，雖是極不文明的行為，可在很多中國人也許絕大多數中國人眼裏，還屬於“常規”。有屁放屁，有痰吐痰，天經地義，誰也無權幹涉！所以，盡管北京火車站，總是“隱藏”著好多老太太專門“緝”拿吐痰者，還是痰跡不斷（不過，比之過去不“緝拿”不罰款的時候確實強多了）。隨地吐痰，可以說是中國落後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對中國文化興趣濃厚的人，如果不了解這個，就是沒有真懂中國人是怎麼回事。對中國文化充滿得意之情的同胞們，如果在得意之餘沒有想到我們親愛的同胞還有這麼一個“小”毛病，您那得意也應該打個大折扣的！
常規的研究很不容易，因為司空見慣，不知不覺就有些麻木不仁了。
特異不等於前麵所說的“一般”，因為一般說來，它沒有多大代表性。特異有性質之別，好的“特異”，可以說有代表性，如董存瑞、黃繼光，就代言了中華民族英勇不屈的英雄氣概；彭德懷、梁漱溟就代表了中華民族為民請命不屈不撓的正直精神。壞的特異不能說有代表性。中國名著中有一部《品花寶鑒》，講的是同性戀，現在也有同性戀，不能說同性戀是中國某種文化的代表，實在它沒這資格。中國舊時代有過青紅幫，現在也有流氓盜竊集團，這又不能算作代表。但是很多特異行為，因為它出奇的惡劣，比如溫州某些人的娶妾行為，不能說溫州有人娶妾，就說它代表了中國．或者說代表了中國文化。即使它沒有多大代表性，畢竟是中國落後文化的一種產物。就好像全世界隻有一個人得了腫瘤，大夫也不會因為他沒有代表性，就放棄治療而不與這惡魔般的疾病進行鬥爭的。
絕對值與相對值
絕對值其實也是相對的，本質上還是相對而言。好像地球圍繞太陽轉動，太陽似乎是不動的。然而在大的宇宙背景下，它動的比地球更厲害！
我們前麵說過一個規律，外國有的事情，中國大約都是有的，所區別的，僅在於模式的不同。比如現代中國人和美國人比，在兩性關係上是夠嚴肅的了。但美國人也並非個個都是嬉皮士。西方文化在性的問題上比中國浪漫、解放和開明，這是事實，但絕非自古而然。有一篇文章叫做《乳罩創始人伊黛》，那上麵就說：
“20世紀初葉，美國婦女的胸脯受著傳統的嚴厲束縛。她們‘應該像男孩子一樣’。那時候的婦女都要把胸部捆紮起來，看起來越平坦越好。所有的婦女都親身體會這種束縛是不舒服的，但沒有人有勇氣率先提出改革，直到伊黛結婚後，才逐漸改變了這一違反自然的時尚。”
不用說，美國人和歐洲人比較，美國屬於更開化的民族。然而20世紀（請注意，是20世紀而不是15世紀）還要求婦女束胸。所以如果以為美國的文明一開始就是主張性解放的，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又比如，西方的價值取向一般是以個人主義為標準的。但個人主義不同於自私自利。即使等於自私自利，比起古今中外的“大惡”來，同樣是小巫見大巫。但這不是說，中國人和美國人在性生活和個人主義價值追求方麵沒有明顯的文化區別。隻不過是說這種文化區別的數值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罷了。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好比長江黃河，水無時無刻不在東流去，但河沒有動，周代的河水而今不知何去也，西漢的河水而今亦不知何去也，連中華民國的水流而今都不知何去也。但黃河、長江猶然在。同理，中國文化走過了漫長的道路，但它的基本特征還是可以尋見的。
本書在評估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時，注意了如下數點：
注意了長期起作用的因素；
注意了至今仍有影響的因素；
注意了有爭議的因素；
以及作者認為應該注意的因素。
其具體內容，請看下文。
五 首要的還是人和多數人
不論文化研究的方法還是視點，它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應該隻有一個，那就是“人”和“多數人”。至少在人們對於“人”和“多數人”的權利與義務沒有得到充分認識之前應該是這樣。
這是什麼意思？簡而言之，就是文化研究的基本出發點和歸宿點，應該有利於“人”的生存和發展，應該符合“多數人”的利益和願望。
先談有利於人的生存和發展。
既是有利於人的生存和發展，就應該弄清什麼是人，或者說人的本質是什麼？人有自然屬性，又有社會屬性。自然屬性是人的生理基礎。社會屬性是人的本質屬性，換句話說，人之所以可能成人，因為其有生理方麵的優勢；人之所以能夠成人，因為人通過勞動和勞動組織獲得新的生命。不承認人的自然屬性恐怕不行，但自然屬性不是人的本質屬性。人雖然有自然屬性，卻不能通過自然手段得以生存和發展。人之為人，就開了文明之端，從此人就脫離了自然的種屬，而成了有文化的動物，也從此走上了一條充滿荊棘和災難的道路。實在說，人類的文明正是用人的價值換來的或者說取得的。人類文明進入自覺時期，應該從奴隸社會算起，然而，奴隸社會本身又是一個非人的社會。它是以一部分人的非人代價換取來的新的文明。而在對待奴隸這一點上，比之不覺醒的文明，比之動物的自然生態還要不如。兩頭公羊為了一隻母羊，也會弄得鮮血淋漓的，然而，一經勝負，便相安無事，那實在是一個最講實力也最講公正的動物世界。但是人呢？奴隸社會的人呢？因為你是奴隸，你就失去了人的資格，而要戴上鐐銬，如牛如馬的勞作，卻又不能如牛如馬地生活。因為人的壓迫比這獸王的壓迫實在要惡劣十倍。但是，人以非人的代價所取得的文明，又是任何一個物種所絕對無法企及的——它們也根本無法領悟，因為它們畢竟是文明之外的生物。
封建社會，是以封建私有製和人身依附關係或等級關係作為基礎的；
資本主義社會，是以商品私有製度和市場機製作為人際關係基礎的；
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以公有製和完全的公民平等關係作為基礎的。
那麼，未來的理想的人類社會呢？應該以人的自然屬性與人的社會屬性的充分和諧發展作為人類文明的一個基本標誌。
現代文化研究的第一個出發點，就應該建立在這個地方。
再說有利於多數人的利益和願望。
把符合多數人的願望作為“理論原則”和“社會原則”直接起源於西方近代文明。其實原始社會最是尊重多數人意願的，不過那時還沒有達到文明的自覺，所以也就沒有所謂多數人意願的問題。或者換句話說，那是一種朦朧狀態下的人類的類的“民主”時期。奴隸社會也並非一味不顧多數人意
願，但它首先把奴隸排除在外，就已經談不到多數人的意願要求了。封建社會統治者，特別是比較開明的最高統治者也講民心和民意。例如唐太宗就曾經作過比喻說：“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但那是把多數人作為被統治對象去考慮的，即使愛民如子，也不過是把臣子作為兒子看待罷了。縣太爺就是老百姓的衣食父母。多數人的意願來源於少數人的開明和恩賜，一旦這少數人不再開明，不再恩賜，則陷入危機。西方近代文明，明確提出三權分立，明確規定公民的義務和權利，鮮明地舉起人權旗幟。美國總統是要選舉的，而且任期有所限製，縱然德高望重，到期也要卸職。但是，西方近代民主，並非民主的終極，因為商品經濟與私有製的固有矛盾，弄來弄去，弄成悖論。比如窮人和富人在理論上是平等的，然而在金錢麵前並未平等，盡管窮人可以變成富人，富人也可能變成窮人。然而，靠著救濟金生活的貧民和美國大財團的股東們一起站在民主陽光下，決然不會露出同一個笑臉。
多數人的意願應成為社會民主的一個基本原則。這個原則如果還沒有得到充分實現的話，那隻能說明現代文明還沒有真正得以完善。
有利於人的生存和發展，有利於多數人的利益與意願二者是統一的。實際上，個人的權利——確切地說是公民的權利，如果得不到充分保證，則關於多數人利益的話也就是假的和空的。比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連國家主席的生命都保不住，連彭德懷元帥，連老舍先生，連蓋叫天和周信芳的生命都保不住，奢談多數人的利益和意願，幾近厚顏無恥。
公民權利和多數人意願牽扯到很多理論問題，也牽扯到很多製度問題。有些內容不在本書的直接範圍之內，作者將另有著作加以說明。這個地方隻是強調一下，即使文化研究，如果離開這兩個基本命題，也就失去了它的時代價值和社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