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封閉下的開放，開放中的封閉
本章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特征研究不是內在性的，而是描繪性的。描繪性研究，也許不能直達本質，但本質雲雲，原來也是一個永無窮盡的話題。正像現代倫理研究，既有傳統的理性倫理研究，又有日新月異的敘事倫理研究。當然，如果能花榮神箭般的一下子就把本質“射穿”，固然好了。假使不能，就不如描述性研究來得更貼近於事實。
《三國演義》的作者寫人物時，特別擅長給他心愛的人物畫像，如寫關羽的“臥蠶眉，丹鳳眼”、張飛的“豹頭環眼，燕頷虎須”。雖然這描寫不能說代表了關羽和張飛的本質，但我們知道，有這特征的正是關羽和張飛，絕對不會是曹孟德或者別的什麼人。
特征性描述的優勢在於，它能更形象地認識研究對象。過去我們喜歡說“透過現象看本質”，現在或許可以說“透過特征看品性”。其意若曰：特征既已如此，品性還會遠嗎？
一 地域特征——大陸文化
地域特征是其他種種特征的一個自然前提。所以我們的討論就從這個前
提開始。
所謂地域，指的是自然環境。
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不過因為人類的社會生活，特別是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軍事生活，似乎有離自然環境愈來愈遠的趨勢，因此，這個前提反而常常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
自然環境的影響是一種客觀存在，不承認恐怕不行。人類的誕生有內因條件，也有外因條件。內因條件，就其初始原因而論，首先和人類祖先的生理特征有別於確切地說是優良於其他動物有關。不然的話，為什麼始祖鳥、大象、恐龍、鱷魚沒有進化為“人”，而偏偏人類的祖先進化為“人”了呢？依照我們通常的見解，是勞動創造了人。然而，為什麼隻有人能勞動，而其他動物就沒有選擇勞動這種進化方式呢？由此可見，盡管人的社會屬性是人的本質屬性，但如果人沒有成其為人的自然屬性基礎怕也隻能如聰明的猴子一樣在叢林中跳來跳去，或像同樣聰明的海豚那樣，在遼闊的海洋中遊來遊去。
但僅有內因是不夠的，還需要外因。人類誕生階段的外因條件不是“文明”條件，而是“自然”條件。在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人類之所以可能進化為人類，與其說是勞動選擇的結果，不如說是自然選擇的結果。
自然環境對於人類的影響，現在看來，是與人類的曆史命運相始終的。因為人類文明的發展階段不同，其影響的大小也不同而已。一般地說，在人類文明水平越是低的條件下，自然環境的影響也就越大。比如人類的祖先是有過動物圖騰崇拜的，又有自然圖騰的崇拜，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崇拜？因為人類在那個曆史階段，對於某些自然現象表現得無能為力或軟弱無力。比如現在的人類對於閃電全然沒有懼怕的感覺，對於洪水颶風一類自然災害，也有了相當的抵抗能力。然而這在遠古時代，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不要說是遠古，就是在宋朝，聰明博學的人物，蘇東坡可以算一個了吧，您讓他解釋雷電，他恐怕要交白卷，因為他不懂這個，也無法研究清楚這個。頂頂勇敢的人物，武鬆要算一個了，景陽岡上打死一隻猛虎，就成為天下美談。這個恐。怕隻有在宋代條件下才成為美談。今天的人類，已經把老虎殺得落花流水，屁滾尿流，甚至有了斷子絕孫永遠告別人類的危險。打虎不能成為英雄，還要觸犯法律，成為罪犯。對這個問題，我在早幾年出版的《美學》中曾作過比喻。早期的人類，大自然在他們心目中就是神靈，觸犯了神靈，必遭天譴；就是對於神靈有某種不敬，也就危險得很。此種遺風，表現在今天，就是爬泰山、華山的人們，是不許你說不吉利的話的，比如說“死”啦、“傷”啦、“挨摔”啦等等。如果你偏偏不信這一貼老膏藥，萬一您從華山上摔下來的話，可別抱怨“言之不預”也。但後來人類文明進步了，人類在自然麵前，已經挺起腰來，要和自然比一比高低，甚至“與天奮鬥，其樂無窮”。且看一看是天王老子厲害，還是人類厲害？所謂“天上沒有玉帝，海中沒有龍王，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這時候，大自然已經成為人類的一個較量勝負的對手。再後來，人類文明又發展了，人類日益偉大，大自然日益渺小，終於在人類麵前，愈來愈小，成為一個可憐兮兮的沒有爹娘疼愛的孤獨的孩子。而人類卻變成了一個暴君，對於自然界要拿就拿，要搶就搶，要燒就燒，要殺就殺，燒殺搶掠，無所不為。結果，人類虐待了自然，自然又開始懲罰人類。非洲的大幹旱，東北的森林大火，南極的臭氧空洞，世界各地隨處可見的酸雨、煙霧，種種讓人擔驚受怕的後果都出現了。自然是人類的伴侶，未來的人類應與自然建立相親相愛白頭偕老的和睦關係。
自然環境對於人類初期文明的影響是巨大的。因此，我們又可以聯想到，自然環境本身的差異對於人類文明的影響想來也是巨大的。僅以人種而言，非洲就有了黑種人，歐洲就有了白種人，我們亞洲就有了黃種人。人類的文化差別一大半來源於人類文明本身，而人種的（自然）差別，卻一大半來源於遺傳基因，一小半來源於自然環境。縱使非洲的人類祖先曾有白色皮膚或者黃色皮膚的亞種，也因為自然選擇原因而被淘汰了。正如中國人種中即使有很白或黑膚色的同胞，也終究不能真的如評書所說“黑的黑似鐵，白的白似雪”一樣，就是中國京劇臉譜上的黑頭包拯和猛張飛也沒有非洲同胞的膚色黑的漂亮。不僅如此，自然環境即使在人類文明達到相當程度之後，其對人類文化類型的影響依然是巨大的。從生產上考慮，中國舊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之說，沿海地區的人口和居於深山老林中的人群顯然有不同的科學技術和知識結構，也有不同的人物崇拜和生活習慣。從生活上考慮，平原和山區的人在飲食與住房方麵就有很大不同。生活在中國南方和北方的人也有不同。以住房來說，平原的住房一般都以正南正北取向，無論東房、西房還是南房、北房，都講究端端正正，住宅也整齊，街道也整齊。山區的住房，倚山而居隨山而設，這實在也是環境使之然也。飲食習慣也不同，山東人好吃大蔥，四川人好吃辣椒，山西人好吃老醋。其實，中國地方大了，人的飲食習慣差別也大。不僅僅南甜北鹹，東辣西酸而已。飲食習慣的差別，認真研究起來，不僅對於生活，對於性格，對於健康，對於遺傳，對於生產，對於國民經濟，乃至對於整個人類的文明發展和生態平衡都有大幹係，所以也曾有人很有見地提出過中國文化十大怪的，其中就包括“為什麼吃糧食不吃肉”。《中國文化史三百題》中有一段話說得好：
“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國’（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國，古巴比倫）的出現，與尼羅河、印度河、黃河和長江、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聯係在一起，在大河流域的特定地理環境下，農業文化特別發達；這時文明古國的君主專製集權製度的出現，又或多或少地與有效地組織和管理水利灌溉事業的需要有關。而古希臘文明則由於半島多山地，土地不甚肥沃，所以相對說來航海業和商業文化就顯得發達，並由此形成了奴隸主民主政體。因地製宜，可以說是文化形成的一個共同規律。古埃及的曆法是根據尼羅河的漲落周期而形成的；古巴比倫則因地處平原，加上這一地區空氣清朗而特別有利於觀察天象，所以其曆法是通過天文觀測得來的。”
因為自然環境的影響，再加基礎因素，人類文化的類型，就其地域特征而言，就被分為三種類型，即：大陸文化、海洋文化和介於大陸文化和海洋文化之間的島國文化。
中國作為大陸文化的一個代表具有如下五個文化特征：
對外封閉
中華民族的自然環境，決定了它的文化封閉性，而中國文化的特征，又強化了這種封閉性，從而從不易開放走向不予開放，又從不予開放走向反對開放。
中國地理環境，有優有劣。優在特別適宜自然農業文化的生存和發展，特別是有利於自然經濟的興旺和發達。作為一種自然環境能夠最有利自然經濟的興旺發達，應該說這樣的自然環境可是再好沒有的了。然而，不幸的很，這種自然經濟卻非常不利於商業流通，也不利於民族文化的對外開放。
中國特別是漢民族的古代生活環境，有人曾作過極為精彩的描述。東麵臨海，波濤萬裏，縱有穿洋過海的壯誌，怕也很難成功。秦始皇作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大中國的皇帝，一心所追求的事情，莫過於長生不老。雖然有方士告訴他東海有仙山，仙山有不死藥，然而，彼可望也，不可得也。他隻能望洋興歎，無可奈何。長生固然令大皇帝神往，驚濤駭浪又使大皇帝有些膽怯。所以，寧可派徐福代勞，決不自己親身前往。孔夫子與子路論道，說到感奮處，不覺慨言日：“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夫子又說：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對這末一句，就有爭議。有認為孔夫子不讚成子路的“魯莽”。也有以為這是夫子對子路治學態度的嘲弄。說，“你雖然勇敢的程度超過我，可是找什麼材料做‘桴’呢？”我讚成這後麵的解釋。夫子聰慧，知道大海是渡不過的；夫子保守，因為畢竟有華北大平原做夫子的後盾；夫子怯懦，可悲的是他把這種怯懦的精神也傳給了他的億萬個後人。東邊是大海，已然難有出路，西邊則除去高山，便是沙漠，除去玄奘一樣的人物，怕是不能穿越那屏障到印度去吧？東西皆不通，南邊又瘴氣過盛，漢人不欲往也。況且走到天涯海角處，依然是大海茫茫，“無所取材”。東、南、西三麵不通，唯北方可走。然而，北麵偏有遊牧民族。常常弄得中原大地寢食不安，於是中原人便下定決心，要修一道天然屏障。中國的長城就是這麼修起來的。中國的長城是人類文明史的奇觀之一，然而也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悲劇性象征之一。就此而言，中國文化，也可以稱作“牆”的文化。
什麼叫牆的文化？牆的文化是說，即使在自然環境允許發展的地方，中國人為著自己傳統文明的需要，也要豁出生命，築起牆來。
中國人對外是封閉的，即使有了張騫通西域，玄奘取真經，鄭和下西洋，依然不改其封閉本性，這個就不再是地域原因而是文化原因了。
對內統一
中華民族的文化發祥地，以黃河長江為源泉，而以黃土高原，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遊平原為基礎。三大基礎，又以黃土高原資格最老。黃土高原的自然環境可以稱為中國文化發祥的第一搖籃。人的本性與自然的本性也許天生就是矛盾的，所以，黃土高原孕育了中華民族，中華民族的第一個覺醒，就是破壞了黃土高原的生態平衡，而使它成為光禿禿的一片。於是兒子超過了母親，兒子又遠離了母親。華北平原繼而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第二搖籃。以後，中國民族文明的發展，又轉向南方，使長江中、下遊平原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第三搖籃。後來三者合一，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共同的母親。
中國的自然環境決定中國的生產方式應該以自然經濟為主。而自然經濟的發展，首先就需要一個良好的特別是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作為保護。這一點，在奴隸社會也許還不顯得那麼強烈，而在鐵器普遍應用以後，也就是自然經濟的發展達到一定程度之後，這要求就變得越來越強烈了。鐵器的使用提高了中國的文明程度。這種文明的程度的提高，仿佛一柄雙刃劍：一方麵它助長了掠奪，所以春秋無義戰；一方麵它又要求統一，以保護它發達了的
新的文明環境。
中國的自然環境仿佛一個大的黃圈圈。在圈圈之外，是高度封閉，或者說隻許自己把恩澤放出去，不許別人把腳插進來。在圈圈內部又要高度統一。中國要統一，這是一種曆史的趨勢。商鞅變法領導了這種趨勢，秦始皇順應了這個趨勢。最終並吞六國，成立了中華民族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大帝國。這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曆史命運。不管你說它好也罷，說它壞也罷，曆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如此，不由你不相信它，不承認它。所以，中國漫長的曆史，雖有幾次大的分裂，然而，分裂畢竟是短時間的，統一才是長時間的，統一是主流。《三國演義》開宗明義，說：“話說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實中國的合乃是一種共同的民族文化追求，至少在傳統文化的曆史範疇之內，是這個樣子。
而且，中華民族就在這個黃圈之內，以自己的勤勞和創造精神，創造了數千年燦爛的文化。公正地說，大陸文化作為人類文化發展的一種類型，曾經是某種特定的曆史階段的典型代表，在那個階段，它所取得的文明成就也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
以農業自然經濟為主體
在經濟選擇上，注定了中國傳統經濟要以農業自然經濟為其主體。而小農經濟又必然要選擇儒家文化。關於這一點，我們留待下一個題目再作詳細分析。
重鄉土情誼
大陸文化的一個民族心理特點，就是最重鄉土情誼。有首古詩，叫做“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把它看成人生四件大喜事。久旱甘雨，洞房花燭，金榜題名，這都好理解，唯他鄉遇故知一說，如果不是僅僅中國人才有的情感，也隻有傳統的中國人才能體會得那麼情深意切。我們傳統中關於鄉情故土之類的成語甚多，如本鄉本土、熟鄉熟土、故土難離、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寫成美妙的詩作的，還有“我住江之頭，君住江之尾。思君不見君，共飲一江水。”喝一條江水長大的，吃一口井水長大的，都成為關係密切或者關係就該親密的最有力的佐證。直至今天還有所謂“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和“十個公章比不上一個老鄉”之類的說法。可見中國文明古國的文明之古。我曾在另一書中，對中國文化、日本文化和歐美文化進行過一個比較。認為，歐美文化是一種功利主義文化，它們所注重的乃是人——物關係。它們所強調的是創造實績，進入資本主義階段，更公開地明確地理直氣壯地提出贏利要求。因此，歐美文化的倫理學特點，就是個人主義加功利主義，可以說是利之所在，義之所在。所以歐美民族的鄉土觀念相對說要淡薄得多。美國人大部分是歐洲移民，然而，一入美國便成為美國公民。日本文化則強調“種”的價值，至少特別強調日本人人種的關係，很多日本人是相信日本人同根同源的。認為大和民族的子孫，有著共同祖先；因此，日本人很難和其他民族同化。僑居日本的異族兒女，即使已經加入日本國籍，要同化為日本人也是不易的。日本人以人劃界，形成了它獨特的民族風格和民族傳統。是非福禍，曆曆在目，至少亞洲人是難於忘記的。中國人雖然也重血緣關係，然而，更重鄉土之誼。不論哪個民族的人，隻要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居住久了，都可以成為炎黃子孫，成為地道的中國人。我們還有句成語，叫做“狐死首丘”，說狐狸臨終的時候總要回到自己初次生活的巢穴的。由物而及人，又有了另一句成語，叫“落葉歸根”，不但死要死在家鄉，就是活著，也以能夠榮歸故裏為幸福。英雄蓋世如漢高祖劉邦，可以說，一生隻有兩次真情實感的大暴露。一次是當他感到已經不能滿足親愛的妃子戚夫人的要求，即不能讓趙王如意為太子的時候，於是高歌一曲，涕下沾襟。再一次就是他榮歸故裏，在故鄉與親族共飲的時候，也是高歌一曲，留下了千古流傳的《大風歌》。
中國人之所以重鄉土之誼，因為他們是把生養自己的土地看成命根子的。看過《紅旗譜》的人，怕永遠也難以忘記嚴誌和賣土地時的悲傷和憤懣。他竟然把一把土放在嘴裏並能從中感到那土的香甜。
明白了這一點，就知道為什麼很多在解放戰爭甚至抗日戰爭甚至延安時期出生入死的老戰士，一旦革命勝利了，馬上打道回府，回家鄉種地去了。所謂“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難道說，這就是他們所追求的共產主義理想嗎？
明白了這一點，就知道為什麼中國人那麼容易就相信大躍進時期“超英趕美”的神話，不費一點力氣就想出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這樣的共產主義的美妙藍圖。
明白了這一點，就很容易理解，大陸文化雖然曾經是人類文明的一種輝煌的文化形式，但在今天，它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繼續發展的沉重的包袱。因為大陸文化的本質，在於它屬於小農文化這個曆史範疇。
民族姿態上，以自我為中心
中國古來先進，後來就不先進了。然而中國特別是人數最多的漢族對於其他民族的姿態都和這種曆史發展趨向成反比——越是不先進態度還越是傲慢。
中國文化實際是全國各民族文化創造的結晶。但大漢族主義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都在作祟。曆史上漢族與少數民族關係不睦，主要責任在漢族這一麵。當然，這是從總體情況來看的。國內民族關係不說，與國外民族的關係，這種傲慢態度更是有恃無恐，日甚一日。中國是農業大國，赤縣神州，地廣人多，因為交通不便，沒有看到過域外的世界，於是，以為中國就是世界的中心，或者幹脆中國就幾乎等於世界。華夏民族是禮儀之邦，是萬國中心，萬國為臣，華夏為君，別人都是夷蠻。夷蠻小國，何足道哉！所以，鄭和下西洋，目的就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不一樣，一石為黃金，二不為財寶，黃金財寶中國有的是，三不為人才，四不為學識，中國的人才多得都用不了，中國的學識天下無雙。這些統統不要。其實不僅這些，中國簡直就沒有什麼需要向別人學習的。隻有蠻夷學華夏，哪有華夏學蠻夷的道理？鄭和固然下西洋七次，所走的路程絕不遜於哥倫布的船隊，然而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簡直沒有多少。就是作者小時候學習曆史課學到這一節的時候，也隻是強調中國文化如何偉大。所以友誼雲雲，不過陪襯罷了。
中國文化是大陸文化，自以為大陸之大，天下第一。所以日本人是願意承認文源於唐的，而且也不羞於承認應該向西方國家學習。日本文化中有許多中國文化成分，也有西方文化的成分。然而，到頭來它仍然屬於日本民族的文化，憑您怎麼解釋，日本文化也不等於中國文化，更不等於中國文化的附庸。然而我們中國人不屑於向外國入學習，不但不向他們學習，還要讓他們臣服在中國大皇帝麵前。所以自18世紀以後，中國人與西洋人打交道，為著禮節問題，也曾大鬧亂子。先是為英國使節給中國皇帝下跪問題，鬧了一個不亦樂乎。後來又為中國對西方國家文書上的“夷”字，鬧得筋疲力盡。但是，西方人沒有屈服，不僅沒有屈服，而且從中看到了中華大帝國虛弱本質。這不但因為他們有洋槍洋炮，不容你勝他，而且因為人家在這兩侖問題上占了理去，使得最好講“禮”的中華帝國也因為有“禮”而虧“理”，弄得自掌自嘴，鼻青臉腫。
大陸文化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未來的文化前途在於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的奇妙結合與結晶，說得俏皮一點，就是兩個不同係統的文化的美滿婚配，以便生出比之他們父母更加聰明、智慧、勇敢和俊美的兒女來。
二 經濟特征——小農文化
小農文化是大陸文化的本質，小農文化一經打破，大陸文化的曆史命運也就行將結束了。
所謂小農文化，並不是說古代中國隻有農業自然經濟一種經濟成分，而是說中國文化以農業自然經濟作為主體經濟的文化形態。
中國很早就成為農業大國，或者確切地說是小農經濟的農業大國，首先是大自然厚賜的結果，然後是我們老祖先艱苦奮鬥的結果，但終於成為了中國文化自我選擇的結果，從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麵。
中國的小農文化有自己的獨特風格。這風格集中地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小農經濟之小，一是農業大國之大。因為是小農經濟，雖然有時竟也如孫悟空一樣的可以一個跟頭十萬八千裏，但跳來跳去，終於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因為是農業大國，所以又在農業自然經濟的基礎上表現出某些自己的特有風格和品質，所謂混凝土統治了馬鈴薯。什麼是馬鈴薯？一般的小農經濟形態就是馬鈴薯。什麼是混凝土？照我的看法，中央集權的政府和倫理本位的士文化就是混凝土。於是本來在西方表現為特別渙散和脆弱的馬鈴薯（農業自然經濟），到了中國這塊神州聖土上就成為一種超穩定係統，一直綿延不絕，有了數千年的漫長曆史。
中國的小農文化有如下幾個特點。
從要求統一到要求一統
我在前麵說過，中國的自然環境為中國農業自然經濟提供了良好的環境，而中國的農業自然環境又必然提出要求在中華民族的主要居住區的統一要求。因為農業自然經濟在本質上是比較脆弱的經濟，它要求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作為自己的保護層。因此，中原地區包括黃土高原、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遊平原地域的統一是一種曆史的也是經濟的必然趨勢。中國要麼徹底滅亡，要麼走向統一。滅亡既不可能，統一就成為必然歸宿。不論你五胡亂華也好，不管三國鼎立也好，不管你五代十國也好，不管你元末明初的天下大亂也好，統一是必然趨勢。“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中華民族曆數千年而不分裂，不破滅，其道理概源於此。然而，小農經濟既是脆弱的經濟，它就經不住各種社會動亂的衝擊，也經不住各種其他經濟因素的衝擊。因此，中國文化的統一要求，就很快成為一統的要求——小農經濟決定了小農文化，小農文化決定了中央集權的一統天下。因此，中國是最重視權威的國家，也是最需要權威的國家。
從以商補農到重農抑商
不論何時何地，當農業自然經濟作為一種社會主要經濟成分的時候，它都不可能是純而又純的。因為，不管這些農民怎麼勤儉持家，他都不可能把一切生活和生產用品都包攬下來，由自己生產。所以，在農業自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必然要術某些必要的商業活動作為自己的補充，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一點也沒有值得奇怪的地方。奇怪的是，當著中國的農業自然經濟已經發展到相當成熟的狀況以後，為什麼中國的商業就不能得到比較充分的發展，以至最終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影響甚至左右中國社會的發展前途呢？這是因為，中國文化的一大支柱，就是堅定不移長久不衰地推行重農抑商政策。並且從政治、文化、輿論以及經濟分配等各個方麵保證這種政策的執行。對於商業的發展在各個方麵給予壓抑甚至打擊。
首先是政治上的壓抑。唐朝詩人李白家為富商，其經濟實力實在一般官宦之上。然而，李白並不以經商為榮，亦不以經商為業，還是要考取功名，以為將、相為大榮耀。商人地位不高，非自唐代始。秦以前，商業尚有機會，所以春秋戰國時期的著名賢相如管仲、範蠡這樣的人物，並不以經商為賤業。漢以後情況就不同了，對於經商者采取壓抑政策，使之在經濟上雖有所得，在政治上卻有所失。據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介紹：劉邦即帝位後“令商賈不得著絲織衣服，不得攜兵器自衛，不得乘車騎馬，不得做官吏，商賈買饑民子女為奴婢，無償釋免，算賦比常人加倍”。這種政策，簡直
就是釜底抽薪，斷了商人的去路，又斷了商人的歸路。中國的商人總在戰戰兢兢中生活，雖富而不貴。所謂“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鬥”。商人一見官吏，馬上兩腿酥軟，成了軟體動物。據說元末明初南京大富豪沈萬三，富可甲天下，然而，朱元璋一不喜歡，便叫他修南京城一麵城牆，結果一敗塗地。
其次是製度上的壓抑。中國古代製度自秦漢以來就實行中央集權的封建製度。這種製度隻重生產，不重流通。論其財富，則無論什麼人，也比不過皇齋。“漢哀帝時王嘉說，漢元帝時都內積錢40萬萬，水衡積錢25萬萬，少府積錢18萬萬。王嘉桓譚所說數字，當有一定的可靠性，依據這些數字，可以看到下列幾點：(1)皇帝私人收入相當於國家收入的1/3。漢元帝節省賞賜費，少府積錢約有都內積錢的半數，加上水衡積錢，超過都內的國家公積。皇帝是無比的大富豪。(2)掌天下經費的大官稱大司農，說明農業是社會生產的根本，從事農業生產的人自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所以農民是天下經費的主要負擔者”。不僅如此，賺錢的行業如鹽、鐵業的贏利，從漢武帝時改為官營，從而使朝廷輕而易舉就控製了主要的經濟收入。中國的經濟製度，對於皇帝的大大小小的官僚來說，實在是一大塊肥肉。不論多麼衰敗的時代，都有吃不盡的民脂民膏，而對於商人來說，卻是一根精瘦的雞肋，棄之可惜，食之無味。
封建王朝，皇族之外，以官吏地位最高。然而，官吏的正當收入，在唐以前，卻主要或半數以上以實物支付的。漢代以後，官吏的俸祿比較混亂。西漢開始正規化，按照官吏的不同級別，給予不同的俸祿。如秩中二千石一級官，月俸為180斛，秩二千石一級官，月俸為120斛；秩六百石一級官，月俸為70斛。東漢則一半給錢幣，一半給實物。如秩中二千石一級官，月
俸給錢9000文，米72斛；秩二千石一級官，月俸給錢6500文，米36斛。以後變化有差，無須細論。自唐代開始以貨幣作為俸祿的主要支付成分的時期。以實物作支付形式，於商業發展顯然不利。就是以貨幣做支付形式，官吏的俸錢也很有限。例如明朝一、二品官的俸錢，月俸不過幾兩。這麼少的收入，實在對於市場的活躍也是一個不小的打擊。中國古來皇家貴族、大官僚、大豪富，富固富矣，然而，要講經營，卻一竅不通。雖然堆得金銀如山，卻無半文增殖。中國的小農經濟反映在農業大國的致富行為方麵，主要是集財致富，和西方近代文明實不可同日而語。
再次，人格方麵的壓抑和打擊。中國傳統文化重農抑商，抑商也還罷了，連商人的人格也大為貶低。好像天下萬事萬物，唯商人最惡。中國是研究道德的國家，最重仁、義、禮、智、信。然而偏偏給商人批一個“奸”字。更加要命的是，在我們中國一沾上“奸”字的邊，馬上大為不妙。朝中大臣自有忠奸之分，忠則萬古流芳，奸則千夫所指。為官奸則遺臭萬年，為人奸則一錢不值。偏偏把這麼一個不吉利的諡號放在商人頭上，任你鐵打的腰杆，也休想直起來。何況說，還有“無商不奸”一條，幹脆把普天下的商人一股腦兒地判了“死罪”。世人不信商人，商人沒有威信。對於君子，雖有過失，也表現得萬分寬容，所謂“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對於商人則特別苛刻，說是“從南京到北京，買的沒有賣的精。”更有所謂“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好像一沾商業的邊，馬上成為小人，從此永遠不得翻身矣。
除此以外，商業環境也十分惡劣。沒有與之配套的行政部門的必要支持，隻有與之不配套的各種部門的歧視和壓抑。時到如今，中國商業環境依然不能盡如人意。即以蓋章這一件事說，在中國就難倒了多少英雄好漢；即以辦審批手續一事而言，又嚇跑了氣跑了多少熱心在中國做生意的外國商人。就以經濟案件的處理來說，就因為多少有權有勢的人胡亂插手，把本來清澈見底的一潭清水攪得濁黃一片。中國是個小農文化根深蒂固的國家，雖然我們親愛的同胞也十分恭敬財神老爺，但真的能把商業這個仙女請來與財神老爺成婚配，還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呢！任重道遠，勿鬆勿懈。
從勤儉持家到安貧樂命
中國老百姓特別是農民的勤儉持家，可謂獨一無二，舉世無雙。勤儉持家一在勤，二在儉。勤即勞作，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唐朝有詩人知農人辛苦，做詩雲：“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此詩在我國幾近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然而農業自然經濟的勞累與辛苦，非親曆而永不能真知。筆者幼時寒暑假間回故鄉勞動，每每見年輕的農婦，自日出而起，和男人一起下地，一起勞動，男人擔水便擔水，男人推獨輪車便推獨輪車。中午回家，男人便可吸上一袋旱煙，在樹陰下清閑片刻，女人還要淘米做飯，外加喂雞喂鴨喂兔喂豬。作者每次歸京，和母親道及辛苦，母親便說，這還是好的哩！你二外祖父舊社會給地主做長工，白天勞作不算，晚飯以後，每天晚上要一個人獨自磨一鬥綠豆的澱粉，過籮（一道工序）之後才能休息。早晨五更即起，又該擔水拉磨，開始一天的活了。我二外祖父今年八十有四，除耳聾以外，身體還健。我們這些後來人，很難想象出他們那一代以及他們的祖祖輩輩過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勤勞而外又講節儉，所謂從牙縫上刮下來的積攢。中國農民就以這種精神報償了生他們養他們的土地。因為有這樣的經曆，我們中國人最喜歡聽愚公移山、精衛填海、懸梁刺股、誇父追日一類的寓言，以為唯有這種堅忍不拔雷打不動的頑強勞作精神才是人生在世獲得衣食的根本。
這種精神表現在勞動上，就有山東大漢王國富把一把大鎬頭磨成小鐵塊的黃牛精神；表現在科學研究方麵，就產生了陳景潤那樣的不靠計算機，硬以一張一張的小紙片，算出了哥德巴赫猜想的新的結果；這種精神表現在藝術上，就有趙燕俠女士為著提高嗓子的亮度和力度，每天早晨對著一個小水罐喊聲的毅力；這種精神表現在政治鬥爭方麵，就有伍子胥含垢忍辱十幾年，乞討於吳國街頭，吹簫過市以覓知音的堅忍不拔的忍耐力；這種精神和中國革命理想結合在一起，就有了華子良在渣滓洞監獄假裝瘋癲的英雄壯舉；這種精神表現在手藝創作七，就有了師傳口授，而終於把很多幾乎不可思議的絕技揚名於全世界的奇跡。然而這種精神的文化基礎畢竟有些過時了。所以它也有種種不足和某些重大缺陷，反過來又吞噬著這精神的創造和繼承者們。
中國小農文化的先天性缺陷很多，加上其他文化的影響，就表現出一種對於文明享受的知足常樂態度，對於艱苦生活和艱苦環境的隱忍精神，以及一切聽命於天、聽命於人的懦夫意識。
中國小農文化的知足常樂，源遠流長。漢有梁鴻與孟光一段對話，史書上說，“梁鴻，字伯鸞。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日‘欲得賢如梁伯鸞者，。伯鸞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跽床下請日：‘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日：‘以觀夫子之誌耳。，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日：‘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日德輝，名盂光。居有頃，妻日：‘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首？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彈琴以自娛。”孟光敬夫，舉案齊眉。梁鴻並作《五噫歌》，知其有不平之氣也。然而，其誌向並不在遠。粗茶淡飯，舉案齊眉足矣。中國的士大夫大多有這種脾氣。鼎鼎大名的陶潛，不為五鬥米折腰，歸家種秫釀酒去也。繩床瓦灶，門植五柳，讀書不求甚解，生活不求享樂，不樂而樂，樂在其中矣。此中國士大夫氣，亦中國小農文化氣也。1984年7月19日《陳望》雜誌第29期曾登一專訪，上有河南商城縣河口村老農王駕運的中堂詩作一首，其詩雲：
“依山傍水，瓦屋幾間，朝也安然，暮也安然；
耕種幾畝責任田，種也由俺，管也由俺，豐收靠俺不靠天；
大米白麵日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
的涼的卡身上穿，長也稱心，短也如願；
人間邪惡我不幹，坐也心閑，行也心閑；
晚間妻子兒女話燈前，古也交談，今也交談；
安民政策喜心間，如今娛樂在人間，不是神仙，勝似神仙。”
據說這首詩傳至日本，日本姬路市書寫美術協會會長福田一郎先生大受感動，與王老漢成為朋友。中國記者順口捧之，也就稱這位中堂詩的作者為“農民外事家”了。
然而我卻不能感動。日本人大約是太富裕了，富足之後，不免生些竹窗瓦舍，小橋流水之歎。中國人可沒有那麼富裕，而且我們現在已經體會到了，中國的改革道路還很長很遠哩！僅僅責任田——聯產責任製這一成功的政策還不能使中國的農民真正得到經濟上和文化上的複興和解放。1980~1984年確實是中國農業史上的少有的興旺時期。然而，隨著城市改革的開放，化肥漲價了，農藥漲價了，農產品事實上貶值了。糧食，確實多了，但交餘糧有困難。糧食、棉花少了，國家又很作難。可謂多也不是，少也不是。自1985年開始，糧食生產出現徘徊。而且從現在情況來看，中國的農業真正走出徘徊境遇，還需要整個改革開放事業的成功和各項經濟政策的配套與完善才行！
小農文化知足常樂。然而，知不足方能進取，有風險才能進步。知足常樂，一遇風吹草動，往往成為不樂。不過按我們中國人的傳統脾氣，對於“危機感”這幾個字實在是太陌生了。
小農文化最易滿足，所以才知足常樂。小農文化對危機往往考慮不足，所以才最容易陷入短期消費和盲目樂觀的境地。然而小農文化又有特別強於隱忍的一麵，形成對艱苦生活和艱苦環境的隱忍風格。
中國人能忍，對於艱苦生活可以忍，對於富人的壓迫，也可以忍。所以，楊白勞麵對黃世仁的逼債，確實隻有三條路可走，第一還債；第二躲債；第三結束自己的生命——了債。還債，常常是還不起的。所以才要躲，躲債又常常躲不過的，所以才要死。中國小農文化中自然也有很強烈的反抗精神。然而，那隻是問題的一麵，問題的另一麵就是楊白勞所代表的一麵。因為農業自然經濟是脆弱的經濟，這經濟的代表人物也是脆弱的，他們要忍受一切自由人不能忍受的欺辱、壓榨、盤剝和迫害。他們苦慣了，相信“多年的大道走成河，多年的媳婦熬成婆”，相信“憤怒是禍，隱忍為安”。他們如石頭下麵壓迫的小草，一方麵有頑強不屈的生長精神，一方麵終於曲曲彎彎成為畸形的發展。孔夫子說“小不忍則亂大謀”。然而，中國農民的大謀實在也沒有什麼。頂大的大謀就是發動起義，揭竿而起，高呼造反。然而，逼走了舊皇帝，迎來了新皇帝，新皇帝猶然舊皇帝，於是還得慢慢隱忍下去。小農經濟的基礎不滅，小農文化的幽靈不散。
還有聽命於天，寄命於人的懦弱意識。中國農民自然也有強悍的一麵，這種強悍往往隻有表現在土地所有權的問題上才最為充分。為了土地，可以上告，可以械鬥，可以拚命，可以造反，可以丟棄自己的一切。因為土地就是農民的命根子，命都丟了，還有什麼舍不得犧牲的呢？除此而外，他們的生命大半是孤獨的、自閉的，輕賤的和怯懦的。他們敬畏官府，一聽說要打官司，不免心慌氣短。而且他們也有自己的智慧，“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別進來”。窮人進了衙門，伺候你的就是老爺的堂威和差役手中的木板。他們又敬畏富人，雖然也厭惡富人，卻相信“貧不與富鬥”的哲理，以為胳膊終歸擰不過大腿去。於是在富人麵前表現出的常常是忍氣吞聲。實在說，中國農民盡管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主要的代表，然而在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卻很少改變自己卑賤的人生和低劣的社會地位。農民要受地主盤剝兼並之苦，要受官府和富人的種種壓迫。於是，他們從敬畏富人走向厭惡富人，又從厭惡富人走向反對富人，直到要與富人拚命一鬥。於是他們就常常把未來的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西方人是寄希望於上帝的，中國人卻寄希望於清官。大凡去過農村的人，也許都可以看到這樣的情形，有些農民發生糾紛，隻要某個有權威的幹部，站在他們麵前，胡叫亂喊一頓，便會天氣晴朗，風消雲散。他們敬畏權威，而自己卻沒有勇氣去做這權威。於是中國人常常以訛傳訛，糊裏糊塗地就自己為自己找來一個權威，全不管這權威以後對自己采取什麼惡劣的作法。
中國的傳統農民是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半人半獸、可親可敬而又可惱可憐的人。他們不能超越這土地，能統治這土地的人，就成了農民的主人；凡能把土地交給農民的，就成了農民的恩人。他們不惜向這樣的恩人燒香上供，無比虔誠地跪拜在這恩人的牌位麵前。傳統農民的未來希望在於他們能夠最終擺脫土地的束縛，而成為自由的勞動者，然而這需要科學的幫助、民主的幫助以及本人素質的更新。
從實用道德到抱殘守缺
生產小，家庭大，於是就主張勤儉持家。家庭大，人口多，又主張上下有序。父母在，需要贍養，就主張父母在，不遠遊；兄弟多，要團結，又要講兄友弟恭。總而言之，中國的道德觀念大體上屬於實用類型。說來說去，是以多角關係為基礎，而以三綱五常為基本框架的。中國農民雖也信奉四書五經，然而文化低劣，能讀懂四書五經的有幾個人？沒幾個人。倒是很多啟蒙讀物，在傳統農民中有著更廣的影響，如《三字經》，《百家姓》，《增廣文》一類。《百家姓》無甚要義，要在識字而已，可略去不論。《三字經》就不同，大凡中國封建文化中提倡的道德觀念，大體囊括，雖有個別處未合史籍本意，而大體不差。《三字經》出世較早，在宋已有影響，可占去中國封建文化的一半時間，而且恰恰是中國封建文化由盛而衰，走向沒落的一半。《增廣文》出世較晚，產生在清朝中葉，但文意大抵與四書五經相近，和《三字經》一類啟蒙書籍相和諧，不過字句較長，更有七字詩句風格，流傳也十分廣泛。應該說這些文章警句確曾在農民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在他們的政治生活中也占有重要位置。
講到鄉鄰關係，便說“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家鄉人”。
講到人際關係，便說：“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麵不知心”。
講到生活態度，便說：“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得忍且忍，得耐且耐，不忍不耐，小事成大”。
講到人情世態，便說：“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人情似紙張張薄，世事如棋局局新”。
講到功利道德，便說：“溫飽思淫佚，饑寒起盜心。”
講到道德觀念，便說：“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
講到孝敬父母，便說：“鴉有反哺之孝，羊知跪乳之恩”。
講到兄弟關係，便說：“兄弟相害，不如友生；外禦其侮，莫如弟兄”。“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
講到家庭和睦，便說：“父子和而家不敗，兄弟和而家不分，鄉黨和而爭訟息，夫婦和而家道興”。
如此等等，中國的實用道德，在如下三個方麵有特別突出表現：
其一，多子多福思想。
其二，短期消費思想。
其三，對生老病死的關注，特別是對婚喪嫁娶形式的極度重視。
以上這三點，本書將在中國文化的習俗特點——消費文化，中國文化的群體特征——親緣文化等專題再作詳細探討。小農文化的道德，大抵與生老病死、貧富貴賤、父子夫妻、鄉鄰學友、吃穿住用、男耕女織這些與人類最基本最切近的生活規範有關。公正地說，小農文化的道德觀念的基本點，就在於“生育溫飽”四個字上。為著生育溫飽，才有了那麼多的清規戒律和同樣多的禁區與忌諱。
小農文化注意道德，然而卻不能對道德進行理性思考。所以，無論表現在宗教觀念、生產觀念、生活觀念、知識觀念和人際交往關係方麵都有這種鮮明的實用特點。
小農文化的道德觀念的消極影響大抵有三。
其一，目光短淺，實用第一。比如說，農民對讀書的看法，如果用兩句話來概括，就是識得字固然很好，不識字也無大礙。所以有條件的時候也願意讓孩子們讀書，然而讀書的目的，不在於學文化，而在於更便於溫飽生活。毛澤東的父親讓他讀書，其最重要的目的是讓他學點文化幫自己算賬；此外，因為和別人發生訴訟，對方引用古語，便使自己有理難言，於是敗訴。所以對毛澤東的學習要求有了些變化，最主要的是讓他多學古來格言，以備再有訴訟之用。至於讀“三國”，看“水滸”之類的書籍，從來都是堅決反對的。所以毛澤東幼年讀書，總把被子掛在窗上，使外麵一絲光線不透，始能安心讀書。因為讓孩子讀書的目的一大半在於家庭生活，所以就出現了如下三種情況：
首先，家庭生活有困難便首先取締孩子讀書的權力。肉體與心靈比較終究肉體更重要些。
其次，讀書與賺錢發生矛盾時，馬上賺錢第一。因為讀書是花錢的生意，而賺錢是進寶的機會。直到如今，人們為了賺錢的需要，不讓孩子讀書，孩子自己不讀書，以為讀書無用的思想依然十分活躍。應該說，這首先和腦體倒掛等極不合理的社會分配政策有關，但似乎也與中國文化中占有特別重要地位的小農文化的傳統讀書觀念有關。據有關部門統計，1988年中小學學生中途輟學人數達715萬人之多，真可謂一個天文數字。這實在是比任何一種社會問題都大得多的社會問題。
再次，對於兒女的學習態度有明顯差異。學習是為了生活自助，而兒女的未來歸宿不同，所以在傳統技藝的傳授原則中，就有“傳子不傳女，傳媳不傳婿”的老祖宗遺訓。而且在上學方麵對於女兒也就表現出特別的歧視。中國人雖然是一貫標榜重義輕利的民族，但在對待兒女的態度上，卻有強烈的實用主義表現。女兒嫁人便成外姓人，平白無故為外姓人投資，這等傻事，聰明偉大的中國人才不幹呢！
其二，行為保守，難於革新。公正地說，中國古來農業生產水平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例如漢代就已經有很高的發展水平。然而後來卻難於進步，其原因，當然不能統統歸咎於小農文化，但小農文化的天生保守性，卻是阻礙生產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
農民習慣於按祖宗戒律辦事，不求變革，可謂時間久遠，源遠流長。他們寧可要舊精神，也不接受新精神；寧可堅持已經被證明十分落後的舊耕作方法，也不要新的耕作方法。他們可以為著麥壟的寬窄而產生大憤怒，也可能為棉花的種植方法產生大悲劇。作者幼年在農村生活過一段時間，1958年實行“人民公社”的時候，也曾推廣過一段新的耕作方法，然而很多農民特別是有名的老莊稼把式對此十分反感。但上級機關推行“新法”是作為政治任務看待的，要怎麼辦就非怎麼辦不可，誰不怎麼辦，誰就有反革命之嫌。守祖宗舊法的老農，卻不管你革命不革命，祖宗舊法，千古不變。於是發生衝突，無法調和，農村幹部不照上邊的指示辦不行，照上級的指示辦人家又不接受。於是以革命促革命，便召開鬥爭大會，讓那些頑固不化分子跪板凳，強迫他們低頭認罪。現在回想起來，雙方都有問題，但胡鬥亂鬥農民的則有罪惡。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小農文化的保守品格已經成為一種深層次的社會化心態。
其三，生活散漫，不講衛生。農民的生活渙散，但僅講渙散，似乎也不全麵。小農文化所依托的乃是自然經濟，而自然經濟是因地球的運轉而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的。因此才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就是說一天的生活按照地球的自轉行事。然而地球不僅自轉，還要公轉，自轉有了日夜之別，公轉有了春、夏、秋、冬，生活在農業自然經濟基礎環境中的人們，就按著地球的行為方式決定著自己的行為方式。早在三國時代，曹孟德就曾經說過他曾經隱居鄉裏，“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然而那是大富豪的生活。作為小農文化的主體部分的農業勞動者，則隨著太陽的升落而作息，隨著春、夏、秋、冬的軌跡而勞作，春種、夏管、秋收、冬藏。
傳統農民的生活是自由的，輕、重、緩、急由自己來安排。農民的生活是符合自然規律而違背文化規律的，其間的勞逸差別非常巨大。忙時要忙得精疲力竭，閑時又要閑得無所事事。農民的渙散也許在傳統農業生產環境中一點也顯露不出來，而在現代文明的背景下就顯得萬分突出，大有水火不容之勢。
農業生產主要遵循的是自然規律，因為他的生產手段十分低下，他們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軀與天地間的種種困難做鬥爭。我記得在幼年時候，暑假回鄉探親，隊裏為了多收畜草，規定利用個人時間打草的，可以按草的多少計分（農民把這稱為包活兒，而把隊裏的集體勞動稱為“鹹”活——閑活）。於是17、18歲的孩子，用午休時間，打得150~160斤草歸來，真仿佛背著一座小山似的，汗水透衫，泥水透褲，氣喘籲籲，彎腰駝背，此情此景，至今難忘。因為生產手段低下，而生活環境也十分簡陋，所以，小農文化中幾乎就沒有衛生觀念。在傳統的道德觀念中也很少有衛生觀念。不論《三字經》也好，《名賢集》也好，《增廣文》也好，對於“衛生”二字，大多絕口不提。
從各掃門前雪到合夥吃大戶
中國有句俗話，“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在很多的格言當中這兩句話還真有點代表性哩。舊時代有人說中國是一盤散沙，人口雖多，地域雖廣，而國力不強，形象不佳。日本和中國比，仿佛是小國，可欺負起中國人來，卻有恃無恐。不僅日本人，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好像是個國家就能讓大清帝國受氣。把個西太後趕得小雞不下蛋式地向西逃命，多少王公大臣三孫子似的跪倒在洋人麵前。
中國人有人情味，有助人為樂的傳統，然而中國古代經濟的主體成分是小農經濟，最有特色的文化也是小農文化。小農文化決定了小農與小農之間的隔膜，終不免“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遇到風險，更容易避之唯恐不遠，很少有樂意向前打抱不平管“閑事”的人。在很多中國傳統人物看來，自己的事才是正事，別人的事總是閑事。所謂“管閑事，落不是”。寫成文章就是“疏不間親”。蜀漢時的孔明先生深通此道。劉表的少爺劉琦公子求問安全之策，雖三問而孔明不答。直到上了小樓，搬走梯子，賭咒發誓說“出於君口，入於吾耳”，方始出了一點主意。因為小農文化的緣故，中國人最重家庭關係，也最不樂於讓別人介入自己的家庭關係，所謂聰明人也就特別警惕不涉嫌別人的事。很多醜陋的見不得人的事情，在家庭的屏障之下卻可以做出來。巴金的《家》中講過一個惡人，馮樂山馮老太爺。那馮老爺在公共場合，也是滿嘴仁義道德。然而，對於自己的家人、奴仆和強迫娶來的妾，卻是一個可以任意剝取別人生命，吃人不吐骨頭的閻王。
“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進一步發展，就是隻管眼前利益，不關心未來發展；隻關心家庭和個人安危，不關心國家的前途。中國人缺乏危機感，除去自高自大，自以為是的落後文化心理以外，和小農文化大有關係。知識分子，因為可以因士而入仕，對國家興旺，還算關心，可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中國的老百姓，特別是居於小農文化圈子中間的人們，往往不管這個。所以日本占了東北，凡有一些良知的中國人固然大憤怒，但最最關心的恐怕還是自己和家庭的安全。我們中國人最講愛國主義，然而那要和自己的故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職業，自己的生存環境聯係在一起的時候，才來得更有說服力。否則，不過是一句口號而已。說固然也要說的，怕沒多少人真往心裏去。
小農文化的這個特點的惡性發展，就是合夥吃大戶。20世紀20年代農民運動的時候，也有吃大戶一說，那是可以理解的。大戶者，地主也。地主壓迫農民，農民起來奮鬥，吃吃又待何妨？這裏講的吃大戶，是說對於國家利益對於公共環境的肆意偷竊、搶劫和破壞。這風氣也許自古而然。直到20世紀90年代依然表現瘋狂，難於根絕。最典型的，比如濫伐森林，比如偷獵野生動物，比如破壞公共衛生環境，比如搶劫和偷竊公共財產。比如靠不正之風，出賣國家和集體利益而為個人謀取小利小惠。比如為著自己多子多孫，而不顧國家法令，雖百般勸說，就是要多生孩子，至少得生一個兒子，甚至為了保險起見還要生兩個兒子。如此等等。
中國人講道德，對於偷盜之類，深惡痛絕，就是街坊的一根草，也不好沾的。借了東西務必要還，就是撿到人家的東西，也一定要還。二人共事，為一毛錢，也要弄弄清楚。我們這些炎黃子孫，恐怕人人都有這樣的經驗，常能看見朋友之中，同事、鄉鄰之間為著幾毛錢的事情推來推去，非一清二楚不可。然而，一遇到公家的財產，很可能馬上改變態度。好像偷公家的東西便可以不算偷，而搶國家的資產也就可以不算搶了。別的不說，僅以坐公共汽車不買票這件事來說，就已+分驚人。1986年6月23日《北京晚報》一篇報道中有幾個數字令人驚歎，這篇報導的題目叫做《本市公共電汽車漏票現象嚴重》。文章有這樣兩段：
“據不完全統計（請注意，這還是不完全統計），市公交總公司在今年1~5月份就查堵漏票款，罰違章月票款近10萬元，查獲違章月票近5千起。有數字表明，今年頭5個月市公交總公司的普票收入款額（不合月票款），比去年同期減少5.4 010。據分析，普票收入減少的原因之一，是逃票者增多造成的。”
“據統計，今年1—5月份，電車一場共查出漏掉的普通車票達92276張，收回票款9527元；並查出違章月票1950張，罰款收入10264元。兩項款數相加，等於108路電車20天的普票收入總額。”
怎麼樣？夠驚人的吧？但那是1986年的事情了。這幾年怎麼樣呢？到了1988年，即兩年以後，作者又從《周末》1988年12月17日的一篇報道中看到這樣的消息，《公交公司“大請客”探源》。什麼大請客？就是乘客乘車不買票。據報道，不買票的人中，有小孩，有成年人，有老年人，有男人，有婦女，有公務人員，也有其他各種身份的人。《北京晚報》是首都的報紙， 《周末》是南京的刊物，可謂從南京到北京，賣票的沒有買票的“精”。究竟中國人中有多少逃票，中國公交企業一年中能有多少因此而造成的虧損，恐怕隻有老天爺才知道了！問題還不止此。除去逃票者外，賣票者恐怕也有推卸不掉的責任。1989年3月8日出版的《北京晚報》的“古城縱橫”一欄，又登一篇讀者的批評，題目叫做《主動買票招惡語豈非怪事》。一位乘客自訴乘22路公共汽車，主動買票，而讓售票員罵了一頓的經過。罵什麼呢？罵他“瞧你那賤相”！“真是賤骨頭”！的確，中國人——不——某些中國人的骨頭是太賤了，賤到是非不辨榮辱不分的份上去了。
除去賣票“小”事而外，其餘種種怪事，皆有發生。據有的軍人寫信給報紙反映，現在一些軍屬專門到軍人的駐地做生意，擺小攤的也有，開小鋪的也有。白天出門賺錢，晚上回營房一住，真是又舒服又便宜又溫暖又安全。據說有一位連長，因為常去替夫人看管櫃台還受了處分，令人哭笑不得，堪稱咄咄怪事。
更有甚者，幹脆就把軍糧“倒”出來，以此為生財之道。據《每周文摘》1989年2月8日的一短文載《軍糧外流日趨嚴重》。
“僅去年12月一個月中，從駐赤峰部隊發往外地的大米、麵粉就高達29123公斤，其中最多的一人一次托運大米就達到740公斤。”
當然上述種種現象不能都歸結於中國傳統文化，歸結於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的小農文化。但是小農文化在中國確實影響深遠，不可低估。中國的“大鍋飯”現象之所以如此不易改變，除去製度原因而外，落後的社會文化心理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三 信念特征——道德文化
已故梁漱溟先生曾對中國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作過生動的比較，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據了一個重要位置。他以為中國文化是強調人——人關係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強調人——物（自然）關係的文化；印度文化是強調人——自我（靈魂）關係的文化。比較不可謂不妙，雖妙又不失於輕浮，慧眼獨見，發人深省。
西方人信奉基督教，雖不必自古而然，就其文化傳統來說有這個特征：雖不必由某一個教派獨霸天下，但在東方人看來，其主旨大體不差。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上帝的誕生出於對不合理社會和黑暗社會現象的抗議；上帝的勝利，則成了宗教的勝利；由此進入中世紀的宗教與政權合而為一的封建社會，可謂因福得禍，情形不妙。後來打破了神的統治，找到了新教改革和資本主義精神；又因禍得福，後來居上。西方文化的主流因基督教的統治而黑暗，又因基督教的改革而光明，可謂雖曾失之蕭何，亦曾得之蕭何。古來印度人信奉佛教。佛教是苦難社會的抗議和逃避。抗議不成而逃避，逃避也是抗議。佛教出於塵世而遠離塵世，與中國的儒家、道家不同，與法家、墨家更其不同，與西方基督教也不同。雖遠離塵世，卻要超度塵世，使苦難之中痛苦煎熬的靈魂得以解脫。在基督教那裏，任你什麼人，沒有一個不是帶著原罪的包袱的，若不向上帝懺悔，死後決意難進天堂。在佛教這裏，如不能擺脫輪回之苦，你就隻能永生永世伴隨不幸，或者更大的不幸。其生也苦，其死也苦，死後遭受煎熬更苦。何況說，還大有可能墜入阿鼻地獄，遭受你做夢也想不到的種種苦難。西方走了自己的路，雖有封建社會，終不是如中國一般的封建社會。印度佛教獨辟蹊徑，雖被人稱為最無迷信色彩的佛教信仰，終於中途滅絕，印度文化出現重大的文化斷層。中國人不關心這些，對於上天的事情既沒有深究的興趣，也就沒有深信的必要；對於死去的靈魂，雖希望它也能如生時的幸福，卻終於認為死是人間最為不幸的事情，縱然是去了天堂，畢竟離別了親愛的家庭和美好的塵世，頗覺萬般無奈，戀戀不舍。中國原來沒有宗教，後來有了宗教，也是儒家的天下。現代有人主張儒家也可以看做儒教。看做可以，當真不行，因為它沒有宗教所必有的一些條件。例如宗教信仰所必需的最高的神靈；也沒有宗教組織必須的嚴格的組織形式和同樣嚴格的約束力量。中國古來的信仰，與其說是對神的信仰，還不如說是對人的信仰，中國人信仰的是高尚的道德精神。所以梁漱溟先生才認定中國人最重人——人之間的關係，實際上也就是道德關係。
中國人重視道德，重視做人，願意以崇高的道德精神作為人生的信念，和西方中世紀的宗教統治比起來要先進許多，和印度佛教時代比較起來，也要先進得多。中國的封建社會是取得了曆史成果的封建社會。在封建社會這個時期所允許的發展空間之內，做出了最為卓越的曆史貢獻。直到把那時代能夠挖出的潛力統統挖出取盡之後，才宣布了它必然滅亡的命運。即使如此，在“五四新文化運動”誕生47年之後，中國還出現了一場所謂“文化大革命”。這個“文化大革命”可以看成中國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也可以理解為中國傳統文化不滅幽魂的一次回光返照。中國的曆史大人物秦始皇開創書同文，車同軌的中華大帝國時代，可以說開創了一個輝煌的時代，它使中國的文明得以存在和發展。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秦王朝所建立的體製，以及為維護這一體製而形成的文化越來越不能適應現代文明的要求。“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不能不說這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著某種聯係。因此，中國文化需要重建，需要破舊立新。
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它的信仰特征，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和興盛提供了很重要的保證。
西方中世紀的文明與中國封建社會的文明，其模式不同，自有其曆史原因，又有其現實原因。東西方曆史環境的差異，決定了他們的模式差異，而東西方現實（封建社會）的差異，又決定了它們未來發展的差別。然而，需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出現混凝土統治了馬鈴薯這種情況，而西方中世紀卻沒有出現這種情況，這與二者的信仰方式不同有關。西方人信奉統一的最高的神靈——上帝。所以，各個領主或各個城邦，他們無須向塵世間的最高統治者負責，隻需要向自己靈魂的主人——上帝負責。他們在上帝麵前統統是非常渺小的，而在塵世間的權威麵前卻並不渺小。因此，西歐易分裂，分裂也無須承擔多麼大的民族責任和道義責任。中國卻不同。中國人不信上帝，在多數人心中根本就沒有上帝，對於比較熟悉的神靈也往往采取實用主義態度，然而中國人對於塵世間的權威是極其敬畏的，敬畏而崇拜，使自己終於成為了塵世間的上帝——皇帝的忠心仆人。中國人不信上帝，卻崇仰道德；中國道德的核心乃三綱五常，頭一條就是君為臣綱，要忠於皇帝。因此，中國的封建社會是有秩序的社會，且不問上帝那裏的秩序如何，塵世間的秩序一貫井然。全國則以朝廷為主，地方則以衙門為主，家庭則以家長為主，父子則以父親為主，夫妻則以丈夫為主，上下左右成一大網絡。居於網絡之中，隻能按照現行的道德行事。所以中國曆史雖然也多有動亂，然而，亂來亂去，還是要回到老路上去。這是因為，中國地理環境——大陸文化和中國的經濟環境——小農文化，加上中國的信仰環境——道德文化共同發揮了強大的共同效應。中國封建時代取得燦爛的文化成就，實在與這幾條因素最為有關。
具體地說來，中國古來的道德信仰，也給中國的理論研究，中國的社會統治和中國各個具體文化領域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中國自古有無神論傳統。先秦諸子，主張有神論的墨家學說雖曾和儒家學說分庭抗禮，但很快沉寂下去，不為所用。儒家學說對神鬼之說態度不算鮮明，然而主要傾向十分鮮明；特別是當著其他信仰危及儒家學說地位的時候，態度馬上激烈起來，無論你神也鬼也，一律痛加駁斥，毫不留情。有一本書，叫做《中國無神論史綱》的，對此多有記載。此外，範文瀾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對此也有充分的議論。其對佛教的批評，也曾被人視為最精彩的篇章。中國人反對宗教信仰，以知識分子最為激烈。南北朝時，南朝就有一位範縝先生，曾與佛教大開“殺”戒。佛教主張神不滅論，他就宣揚神滅論。說明物質是實在的，精神是派生的；物質既滅，靈魂不存；文詞犀利，立論堅實；正氣凜然，所向無敵。有人在理論上不能駁倒他，在現實中更拿不出駁倒他的證據。他說人死神滅，你說人死神不滅，神既不滅，請出一位來見識見識好不好，誰也做不到這點。於是一位佛教徒王琰，便借著中國人敬重祖宗的傳統，出來難為範縝，說，範先生呀，你競不知道你的祖先神靈在哪裏！這可謂惡毒攻擊。不知祖先很容易變成不敬祖先，而不敬祖先，就是不孝。試想連祖先都不敬不孝的人，還有什麼資格出來反駁神不滅論？但範縝正氣在胸，不為所動。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馬上嘲諷王琰說，王先生呀！你既然知道你的祖先神靈在哪裏，為什麼不自殺去找他們呢？輕而易舉地就把不孝的罪名奉送給了這位王先生。
北朝時期也曾有一位周世宗柴榮，同樣不信神佛，甚至親自動手把廟裏的佛像也砸了一個稀爛。後來柴榮因背癰病死，有人就造謠說這是他毀佛的結果。但是佛誠有靈，絕不至如此心胸狹窄。想當初佛為了救老虎的性命，也曾經以身殉虎，何況柴榮先生還是一位十分開明的皇帝，在他的時代也曾為社會為民族作過不少好事哩！
到了唐代，又有一位韓愈先生，輕視佛教，滿不在乎。他的千古名文《論佛骨表》，雖似曆史經驗之論，然文思浩蕩，正氣凜然。千載之下，讀此妙文．猶不能不聳然動容，對韓公一表敬意。文章末尾，有這樣一段議論：
“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吊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莉，祓除不祥，然後進吊。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莉不用，群臣不言其非，禦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我想，唯有敢以自己生命為質的無神論者，才是真的無神論。而中國古來的知識分子便有這種品格。
降自宋朝，佛與不佛已不成大問題。仿佛儒家既從佛學那裏學到不少知識，佛教也不再對儒家地位構成威脅。於是有大才子蘇東坡談佛論道，好不瀟灑；縱然僧學裏手論講佛學佛理，也要退避三舍。這個大胡子才子可謂風流倜儻一儒生。
理論以外，中國的統治者也大不以佛道為意。雖有百般信奉以至因此丟了小命的，但論其主流，還是儒家學說占據主導地位。
中國統治者不為佛教所束縛，所以容易產生許多開明的皇帝，在行為上他們也有更多的主動性。一些開明皇帝的所作所為也容易近乎社會實際。
除此以外，中國的文學、藝術，也因為少有宗教束縛而有比較充分的發展。所以歌德見了中國小說是要表示讚賞的，布萊尼茲看到中國古籍是要發出感歎的，羅素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人文主義精神。很可惜這話說得太過了些。中國文化雖有重視人生，重視現實的傳統，於“人文”二字，卻相距甚遠。講道德本是好事，但講道德講過了頭，物極必反，又成了壞事。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德文化的最大缺陷，就是道德本位思想。
中國的文化信念與西方人的文化信念不同，中國社會的發展曲線也和西方社會的發展曲線不同，不僅發展曲線不同，而且發展道路也不同。講文化信念不同，中國無神論傾向明顯，重塵世勝過重天國。天國如何不是中國人最為關心的，所以即使在明代那樣的專製時代，也有吳承恩作《西遊記》，寫石頭縫裏蹦出來的猴子，英勇無比，大鬧天官，這在基督教占統治地位的歐洲中世紀是不可想象的。中國社會的發展平緩穩定，其曲線起伏不大，看先秦時期的情況，比如政治、經濟、軍事、學術、文化等文化成就與古希臘時期相比，多在伯仲之間，不相上下。然而，西方進入中世紀就走向了低穀，政治、經濟、文化、學術種種方麵低於古希臘、古羅馬的發展水平，然而文藝複興以後，又突飛猛進，後來居上。中國社會發展曲線，沒有大起大落，既沒有過深的低穀，也沒有突起高峰，直到明末清初方始慢慢發生些變化。西方社會的發展道路從其整體情況看，化整為零為其主要傾向。羅馬帝國版圖遼闊，僅一個西羅馬，就包括今天的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等許多地方。後來分裂了，一分為三，各自為政，雖有共同的文化源流，終成為不同的國家。一分而不可收拾，經過近千年的發展，各自創造了燦爛的近代文明。中國人也有分裂，一鬧數百年，天下大亂，生靈塗炭，然而，雖有合久必分，更有分久必合，終於歸於一統。無論如何大鬧，還是一個統一的中華。綜合上述三種情形，實在是令中國人自豪的事，也是使中國人自愧的事；是令中國人歡喜不勝的事，也是使中國人羞愧無地的事。究其原因，和中國文化的道德信念占據顯赫位置有密切關係。
中國古來的道德信念可以成為獨特的道德文化。它有自己的獨特體係和傳播公式。簡而言之，就是三綱五常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中國文化的特有邏輯。顯然和西方文化與佛教文化相去甚遠。其思想出於《禮記》，原話是這樣說的：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雖然說得複雜，然而既有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效力，雖複雜也非照辦不可了。何況細一分析，又不複雜，說來說去，無非兩條公式。一條公式，為什麼要修身。聖人先談我們因為要明明德於天下，就非治國不可，要治國就非齊家不可，要齊家就非修身不可。而要修身就非正心不可，要正心就非誠意不可，要誠意還非致知不可。公式有了：明明德於天——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致知。那麼，怎麼治國平天下呢？反過來就行，這就是公式之二。後人簡而言之，謂之“修、齊、治、平”四個大字而已。可見“道德”二字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有著怎樣的地位！
但是，要修身，就要有修身的標準；要正心，也要有個正心的標準；誠意，致知，莫不如此。於是漢武帝時便出了一個振興儒家學說的大聖人——董仲舒。他把三綱五常提到極其重要的位置上，而且為這種作法找出了充分全麵又充滿神秘色彩的理論根據。金春峰說：“董仲舒倫理思想的核心內容和首要目標，是確立三綱五常的神聖地位。漢初，崇尚黃老清澈無為思想，在實際政治上，繼承秦代的法治政策，導致等級權威色彩削弱。‘法不分貴賤’，大臣冒威犯法，與庶民同罪。天子與諸侯王在衣服、器飾、乘輿及禮儀待遇方麵，不加區別，‘奴隸衣文繡，而天子皇後或服錙衣’。針對這種情況，賈誼提出了嚴格封建等級製度，建立禮治的建議，董仲舒繼承了賈誼的工作，以天人關係為根據為封建等級製度作了多方麵的論證。他說：‘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內外遠近新舊之級者也。’董仲舒認為，禮的基本內容就是建立嚴格的封建等級差別，而建立這種等級差別是天道的要求。”自從董仲舒為三綱五常張目，漢武帝采納董仲舒意見，“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三綱五常就成為中國道德文化中的一根脊梁。中國古來道德學說固多，道德著作固眾，然而其主流不出於此。反對派雖竭力奮鬥，亦難出於此，當到要把這“綱”“常”痛而擊之一風吹散的時候，已經是近代舊民主革命的曆史時期了。
三綱五常，重在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即五倫，五倫雖重要，是為三綱服務的。中國的道德思想不離三綱五常。三綱五常確實也保護了中國大一統社會，保護了中國的小農經濟。凡現實的即合理的，三綱五常自有它合理的一麵。三綱五常對於中國道德觀念影響最大的，還在於忠、孝、節、義四個字上。對皇帝要忠，對父母要孝，對丈夫要節，對朋友要義。這裏講講那個居於首位的“忠”字。忠即忠於皇帝。然而，中國人的忠君和愛國不可分。因為照中國古人的理解，皇帝之所以為皇帝，在於他受命於天，既是受命於天，便是真龍天子，膺天命而馭萬民，他是當然代表。因此，愛國必須忠君，忠君又要愛國。二者合而為一，成為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一大特征，過去有人批評嶽飛，說嶽飛愛國可嘉，忠君可厭。其實，要愛國非忠君不可，這是一條定律，隻有明白這條定律，才能理解為什麼中國人最為敬愛的人物，如嶽飛、於謙、袁崇煥等民族誌士最終都不免落一個可悲可慘的人生結局。
中國道德文化的另一個缺陷是它的義利觀念，即重義輕利，義利對立，此說源於孔子。昔日子貢問政，說兵（軍隊），食和仁義，三件事必去其一不可，那麼去掉那一項呢？夫子回答說，去兵。又問，剩下的兩項必須去其一項，去哪一項呢？回答說，去食。去兵去食就是不能沒有道德，因為“民無信不立”。當然這可以看做形象之詞。因為有一個假設的前提，如果以為孔子的意思是說隻要有仁義別的皆可不要，似也不合夫子的本意。
但通觀《論語》，孔子對於義、利的看法，確有偏頗之見。在他看來道德是最重要的，所以才說“君子憂道不憂貧”。不唯如此，他還認為，君子與小人不同，其區別之一，在於君子追求的是道德，而小人追求的是利益。他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他的學生樊遲向他問種莊稼的學問，他就說“我不如老農。”又請求學習種菜蔬，他又說“我不如老圃”，這時候他已經很不高興了。等樊遲出去以後，他還議論人家說：“樊遲真是小人！統治者講究禮節，百姓就沒有人敢不尊敬。統治者行為正當，百姓就沒有人敢不服從；統治者誠懇信實，百姓就沒有人敢不說真話。做到這樣，四方的老百姓都會背負著小兒女來投奔，為什麼要自己種莊稼呢？”
孔子看不起體力勞動，連要求學習體力勞動的人也看不起。他看不起勞動者，勞動者也看不起他。有人幹脆說他“四肢不勤，五穀不分”，是個老糊塗。
孔夫子的義利說，在我國曆史上影響深遠。後輩儒生變本加厲，更有愈演愈烈之勢。
義利相較，重義輕利，甚至以義為高尚的追求，以利為不祥之物，實在並不高明。比起管子的“倉廩實而知禮節”，都相去甚遠，和現代商品經濟相比，更是大相徑庭。中國知識分子受其影響極深，所以雖有聰明才智，用於經濟事業上的不多。但是，憑你仁義道德再發達，沒有經濟做基礎，這道德也是蒼白無力的。何況說，一個道德之士，本可以如伯夷叔齊那樣，寧可餓死在首陽山，也不違背自己的信念。可是如果天下人個個餓得麵黃肌瘦，兩眼發藍，一家人蓋一條被子，兩個人穿一條褲子，房是破的，菜是爛的，人是病的，男子都成趙光腚，女人都成白毛女，這樣的社會，不論有多少仁義招牌，也非天下大亂不可。
現代人的義利觀念，二者不可偏廢。見利忘義，固然要不得。隻知道空談道德，全不想創造物質財富也是莫大的荒唐。而且，現代經濟千變萬化，別說你漫不經心，就是全力奮鬥，拚命努力，怕還追不上飛快發展的世界經濟形勢呢1 1958年中國人忽然感到自己有點子落後，決定要“大躍進”了。提出三年超英，五年趕美，現在過去了40多年，超過英國了嗎？趕上美國了嗎？別的不說，中國的五星啤酒質量很好，好不容易打入美國市場，聲稱要為國家賺些外彙回來時，卻忘記了在美國商標部門登記。結果，美國商人搶先一步，先把五星商標占去了。咱們這些好講道德的聖人的後代，隻好打掉牙齒往肚裏咽，改五星商標為九星商標，為此付出很大代價。經濟問題萬分複雜，關係到國計民生，重要百倍，重要千倍。
“利”這件事，當然要視獲利主體的不同情況有所分別。比如團體可為主體，個體也可以為主體，企業可以為主體，事業單位也可以為主體，政府機關，人民團體還可以為主體。以企業而論，贏利是天職，仿佛軍人要打仗，行船要靠岸一樣。身為軍人而不打仗，懼怕打仗，一聽槍聲撒腿就跑，還振振有詞說自己仁義之心過甚，見血就要頭暈，這類軍人輕則處分，重則槍斃。企業不考慮贏利，無論怎樣辯解都不可思議。過去提倡企業為社會主義政治服務，口號太“左”了，聽不得，一聽就得出岔子。也說要為人民服務，這是一句好話，但僅為人民服務不行。或者換個角度說，使顧客和用戶滿意固然是為人民服務，使企業能贏利能發展多創稅又能為職工創造福利，也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不僅僅是一句漂亮的口號，它還應該有完美的內容。隻圖虛名，不問實績的企業無論說得多麼好聽，都應列入整頓停業之類。
事業單位也可以講點有償服務。培養人才，也應該講按勞取酬，這原本是不錯的，但如果一心為了賺錢，就把方向搞歪了。但這不是說，事業單位如做教員就應該成為苦行僧，教員收入過低，人心不穩，會惡化向錢看的傾向。造成這種情況，首先是國家有責任，體腦倒掛，是政策有問題造成的。其次是社會對教育支持不夠，教育的地位天天在講提高，基礎不牢，如何提高？但從教育部門的職能考慮，贏利常常是第二位的。倘若待遇優厚，無須考慮贏利問題，那個最好。
藝術部門，或者藝術生產部門，現在也講贏利，仿佛可以理解，倒是過去的一味補貼有不可思議之處。不過藝術畢竟是藝術。好的藝術是無價的，例如《紅樓夢》和《戰爭與和平》就是無價的。藝術既然是無價的，如果商品化傾向過於強烈，使藝術家不是走向庸俗就是走向貧寒，豈非社會之過耶？
個人的贏利，隻要勞動所得，便是天經地義。而政府機關的贏利行為，無論如何都不能自圓其說。我們前麵說過中國文化是大陸文化，又是小農文化。小農經濟雖小，大陸國家卻大。一小一大，就決定了政府的無上權力，隻講垂直管理，不許橫向聯合。其結果是權與錢的統一，有權則有錢，權大則錢多。作為社會主義的人民政權如不能在這個方麵斬釘截鐵，防微杜漸，而是乘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又未曾真正分開之際，便伸手撈他一把，這種人就應該看作中華民族的罪人。
那麼，講贏利，就不要道德了嗎？見利忘義，因利忘義，這個可以嗎？當然不可以。而且說穿了，見利忘義，因利忘義，其結果是“利”也得不到的。不過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總體情況考慮，還是在義利關係方麵，太缺乏經濟頭腦。作者在這裏大講義利統一，當然不是不要道德，不是那意思，隻是不要道德本位主義。道德雖然重要，也要填飽肚子才行。
講到我們中國人的義利觀念的時候，還應該看到這樣一種情況，即中國人在人際交往方麵，對利的往來看得很重，因為看得很重，所以才又提倡
“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不泛流俗，從另一個角度表現了中國人的人際交往特點。然而這種“君子之交”的清雅總結，在眾多的人際交往習慣中還是孤獨的，一花獨放，有些清寂。更普遍的做法，則是“來而不往非禮也”，則是“受人滴水之恩，必當湧泉相報”。這是我們中國人特有的行為智慧：一方麵看不起送禮的人；一方麵為了表示親密總還必須要送點禮，否則別人看不起你．就是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所以，農村的紅白喜事，是要記賬的。送禮多少，都要記得清清楚楚。來日自己回禮，便好照方抓藥。雖然嘴上說朋友之交不在禮多禮少，但真有交往，往往又斤斤計較。人家送的禮多，便覺臉卜有光；人家還的禮少，難免罵人家小氣，說是真不夠朋友。請問一個朋友的價值，是可以用金錢來衡量的嗎？魯迅先生與瞿秋白是好朋友，先生集句成對，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人生難得一知己，這知己價值幾何？
按我的看法，中國人的物質利益觀念，常常表現出小農經濟加上市儈品格的沒出息。他們往往隻會打小算盤，而不打大算盤。他很少去考慮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而隻考慮別人或團體到底給了自己多少物質利益。孔夫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活畫出中國人的義利觀念。換成現在流行的活，就是平均主義。對於平均主義，凡中國人大都有所體會，不去細說。隻是有這麼一個比喻，仿佛還值得一提。比如強盜搶劫財寶，在他們預謀搶劫的時候，內部還是“團結”的。唯有財物到手，臨到分贓之際，才會發生爭鬥。但吃慣了大鍋飯，對孔夫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主張感情深厚的人來講，就不是這個樣。他們很可能在剛剛商議要去搶“錢”的時候，就先打起來了。這種沒出息的表現，柏楊先生形象地稱之為“醬缸文化”，或者說得通俗一點，就是“窩裏鬥”。中國人——至少一部分中國人最擅長窩裏鬥。對他們來說孔夫子的那句名言應該做些改動，不是“不患貧而患不均”，而是寧可全窮得要命也別有一個富裕起來。
這種落後的文化影響反映在事業方麵的另一個大缺陷，就是打著道德的幌子，養活了一大群隻說空話不幹實事的人。這些人在道德家們看來，才是十足的“君子”，而在如我輩一樣的人看來，隻能算披著君子外衣的小人。有人這樣說過，中國曆史上有專門研究幹事的人，有專門研究幹事人的人，又有決定這兩種人是非的人。不用說，決定別人是非的人，就是人上之人。很可惜，中國人的是非往往是不經由法律部門裁決，而由某些權勢者裁決的。至於前兩種人，研究幹事的人和研究幹事人的人，矛盾總是難免的。矛盾既然難免，鬥爭也就難免，鬥爭既然難免，勝負也就難免。然而我們驀然回首，看一看我們中國的曆史，使人感到震驚，感到羞辱，感到臉紅心跳的是：常常是那些專門研究幹事的人到頭來要敗在甚至死在那些專門研究幹事人的人手裏。例如嶽飛就死在秦檜手裏。此風不改，不論中國傳統文化何等燦爛，都難以有光明的前程。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偏偏那些最愛講仁義道德的人，往往也是最為貪婪不厭的人。因為中國曆來最有權勢的乃是皇族與官僚，而最奢侈腐敗的也正是他們。中國貧苦的農民、手工業者、街頭藝人和正直清廉的士人，或者為傳統道德觀念所束縛，或者為貧苦所擠迫。所謂道德雲雲，不過是他們貧苦不堪的靈魂的一個避難所。孟軻老夫子縱有千錯萬錯，有一句話他沒有說錯，就是“為富而不仁”這一句。可悲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特別儒家文化還偏偏就要保護這種為富者的不仁。哀哉孟軻，我為你作一大哭。
除此以外，道德文化的本位化的結果，對於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十分不利乃至十分惡劣的影響，對人的理性思維的發展同樣有十分不利乃至十分惡劣的影響。這些將放在中國科技發展的曆史命運和中國文化的人格特征——等級文化中再作詳細分析。
四 人格特征——等級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格特征屬於等級特征，以等級區別人的價值。等級高的，價值就高；等級低的，價值也低。高低之別，在於權位。以皇權為至尊，以官吏為軸心，距這軸心愈遠，則價值越低。之所以形成這種文化特征，原因十分複雜，至少和前麵講過的大陸文化，小農文化，道德文化三者有重大關係。因為是大陸文化，所以就要求全國的統一和穩定；既要統一和穩定，就需要權威作保證。因為是小農文化，農業自然經濟本身就提出了強化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的要求；沒有等級，不能安定，沒有安定，不能維持小農經濟的起碼生存條件；甚至可以這樣說，小農文化首先需要權威。沒有皇權的權威之大，就不能保護小農經濟的經濟之小。西歐沒有強大的等級製度保護小農經濟，所以，資本主義經濟一風吹起，小農經濟便落花流水，七零八落。有大陸文化作前提，有小農經濟作基礎，有儒家的道德文化作保護層，加上等級製度作支架，於是中國的封建文化就如鐵板一般，任你風吹浪打，它隻是陰魂不散。而在這幾個基本因素中，等級文化顯然占據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有人似乎不同意這說法，以為中國傳統文化屬於“人文”這個範疇。對於所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孔顏人格、民本思想比較讚賞。因為孔夫子確實說過“仁者愛人”，確實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確實說過：“衣故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確實說過：“當仁不讓於師”。確實說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如此等等，不免使很多現代學者心醉，言之侃侃，深以為榮，加上夫子的頭號傳人孟軻先生更講過諸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話。而且還大仁大義，主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以至說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名言。對於紂王之死，表示極大的蔑視，慨然言日：“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甚至說“君之視民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如此等等。中國人真是無比偉大。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已經有了西歐14世紀以後才出現的人文主義思想。然而，這隻是一麵之詞。中國文化傳統，確實很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是他們在重視人際關係的同時，又把人分數等，貴賤有別。比如孔夫子，他是主張“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這是什麼話？難道大夫犯了罪，就可以沒事人一樣嗎？又主張“為尊者諱”，就更不對勁了。按照人文主義思想，尊者是人，卑者也是人，仁者既愛人，反過來對一切人均該一視同仁。然而不，尊者有過，便為之諱；小人有過，便要痛斥。這思想和“人文”二字已然無緣。不唯如此，夫子有上智下愚之說，而且對尊者簡直連走路、連說話、連愛情都有種種規範，其小心翼翼的情態，令人好不難受。《論語?鄉黨篇》記述夫子上朝的表現，很有幾段精彩文字。其中一段是這樣寫的“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躞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複其位，踧踖如也。”文字精美，層次分明，不過現代人讀古文，已有朦朧之感。好在楊伯峻先生有很好的今譯。譯成白話文是這樣的：
“孔夫走進朝廷的門，害怕而謹慎的樣子，好像沒有容身之地。站，不站在門的中間，走，不踩門檻。
經過國君的坐位，麵色便矜莊，腳步也快，言語也好像中氣不足。
提起下擺向堂上走，恭敬謹慎的樣子，憋住氣好像不呼吸一般。
走出來，降下台階一級，麵色便放鬆，怡然自得。走完台階，快快地向前走幾步，好像鳥兒舒展翅膀。
回到自己的位置，恭敬而內心不安的樣子。”
作者寫到這裏，禁不住想，幸虧孔夫子沒有參加“文化大革命”，要是他活到20世紀60年代，有幸受到偉大領袖接見，真不知會是什麼熊樣兒呢！
觀孔子一生，看他對曆史的態度，對勞動的態度，對君主的態度，對弟子的態度，對法律的態度，可以知道，他是一位等級權威鼓吹者。難怪數百年後，董仲舒獨具慧眼，一下子便相中了這位等級價值觀念極深的積年祖師。
孔子如此，孟子猶然。不錯，孟子講過很多關於“仁義道德”之類的話，而且文氣浩蕩，議淪風發，頗有些感染力量。但他骨子裏的東西和他的先聖是完全一樣的貨色。他是堅決主張“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而且，他的最大業績，恐怕就是辟楊墨了。對此，範文瀾先生曾有一段公允的議論：“孟子反對當時各種非儒家學說，主要是‘辟楊墨’。他在《滕文公篇》裏痛斥楊朱墨翟，說‘楊氏為我是無君，墨氏兼愛是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墨翟有君，硬說他無父，稱為禽獸；楊朱無君又無父，卻說他無君，看做與人相近的禽獸。在《盡心篇》裏說‘逃出墨家一定到楊家去，逃出楊家一定到儒家來’。足見孟子認為楊與儒是比較相近的。孟子‘辟楊墨’，正說明孟子的階級偏見。孟子被認作禽獸，隻是因為墨家代表勞動群眾要求一些政治上的利益。墨家流派宋鈃創製華山冠（華山形狀，上下平均）表示上下應平等，這是儒家絕不能允許的。”孟軻以後，最大的儒家就是董仲舒和程朱理學的創始人了。董仲舒的思想一個是天人合一，一個是三綱五常。講的就是等級，而且還要給等級理論找出天大的根據來。程朱理學，比之其先輩更有特色的一個部分，就是對女子特別歧視。封建社會的女子生來命苦，到了程朱時代，更是雪上加霜，已經完全成為男人的奴隸，而且是賣死了的奴隸。
不過，孟子的理論有些欺騙性，用句現代話講，就是小罵大幫忙。罵你幾句，不痛不癢，細想起來，還是真心幫你。皇帝老子要選幫閑最好選孟老夫子這樣的。似董仲舒這樣的大喊大叫，不免嫌疑太重，如程朱理學代表們那樣的喋喋不休，又讓皇帝老爺耳根不靜，生些無名的討厭。
對孟軻先生的主張，想當初，朱元璋大皇帝也曾有些誤會。洪武三年，朱元璋讀孟子看到其中有好些對君上不敬的地方，不覺大發雷霆，對人說：“這老兒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馬上下令搬去孔廟中孟子配享的牌位，即把孟子逐出孔廟。可惜夫子一生為權貴奔波，到了朱皇帝這裏，弄得灰頭灰臉，好不晦氣。不過朱皇帝畢竟是個鬼精靈，後來聽人說孟先生的道理基本上還是對大皇帝有好處的，就又恢複了孟子的配享地位。隻是把孟子書中有些實在看不上眼的字句刪去了事。朱元璋有誤解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本來就特有疑神疑鬼的神經病。
說實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或者很少民本思想，卻有很多官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以人民為主體的，它要求一切社會管理人員都毫無例外地服從在人民的民主權力之下。這一點，連西方近代文明還做不到哩！何況說，哪怕是和西方近現代文明比較，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所謂民本思想也大不對味。構成西方近代民主的至少有四條基本標準：
第一，三權分立，相互製約。這一條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嗎？沒有。所有的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第二，最高行政首腦，選舉產生。這一條，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嗎？沒有。中國曆朝曆代其更換形式隻有三種：一病死；二禪讓；三亡國。其間也有個別人做皇帝做得不耐煩了，要把位子讓給兒子。其實質，依然家天下而已。本質上並未超出上述三種情況之外。
第三，一切公務人員要按法律辦事，就是要講法製。這一條，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嗎？公正地說，條文上似乎也有，實際上還是人治。
第四，公民人格平等。當然，西方的公民人格方麵的平等是有條件的，但即使有條件，在中國封建時代可以做到嗎？中國古代文化中可有這樣的條款嗎？沒有。孟子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何以為輕，因為一旦犯了眾怒，就可能寶座不穩，後來唐太宗為這句話作了注腳，說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格理論，乃是不折不扣的等級理論。這種等級理論對於穩定封建社會秩序，還是必要甚至有益的。但以現代文明的標準去理解它，這種等級文化至少有如下八種弊病。
人分十等，貴賤不同
中國傳統文化把人的價值理解為等級價值。這種價值觀既與奴隸製度有區別，又和資本主義有區別。奴隸製不承認奴隸做人的資格，所以，在奴隸主與奴隸之間隻有所有權關係，沒有等級關係；就是說，奴隸要向奴隸主要等級，哪怕是最低的等級，也還不配。資本主義承認人權，說人生而平等，並無貴賤之分。流浪漢也可以成為百萬富翁，百萬富翁也可以成為流浪漢。尼克鬆有了醜聞可以轟他下台，裏根有了錯誤，也允許別人寫文章諷刺批評，就是有刺客給了裏根總統一槍，因為醫院證明那“刺客”精神有病，也就不再追究法律責任。封建社會既不同於前者，又不同於後者。它是講等級的，以等級決定人的價值，這一點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表現得特別鮮明和典型。
中國曾有人把不同階層的人按照十等劃分。說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藝，七獵八農，九儒十丐”，但這並不確切。因為官的上麵還有皇帝和皇族，例如明朝凡有封號的皇子都比官大，好像俗話所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儒家經典上不講這個，主要講上智下愚，和性三品說。當然儒家內部觀點也不一致，如孟子以為人性本善，苟子以為人性本惡。但在承認等級差別這一點上，中國傳統文化是毫不含糊的。所以引人分十等之說，大致不差。
人分十等，等等有別。首先是價值有別。皇帝的價值至高無上，不說也罷，就是諸侯乃至後補諸侯的價值也不得了。晉文公出走十九年，有親信追隨。路徑險惡，食不果腹。於是介子推就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一塊來，給他當飯吃。試想晉文公是人，介子推也是人，為什麼為著晉文公的肚子不餓介子推就要自傷自身？今人對此殊不可解，儒者看來，卻十分堪誇。而且對於義仆代主去死的事情還特別樂意津津樂道。不要說諸侯，就是一個七品知縣，已經是老百姓的生身父母一般，要罵就罵，要打就打。雖然在皇帝眼裏不過一小小的芝麻官而已，但在老百姓的眼裏就成了一頭大象，而且是一頭野象，不知什麼時候發了脾氣，就讓小百姓們吃不了兜著走。
傳統文化中的等級觀念和等級製度可以說是無所不在其內。不僅官與官有別，民與民有別，就是官府的奴婢和奴婢其實也有別。凡是看過《紅樓夢》的，大概都知道有個周瑞家的，又有個林之孝家的，還有一個“心比天高，身為下賤”的晴雯小姐。但他們就不是一般的奴婢，在前者就是奴婢頭子。雖然對比於主子他一錢不值，但對比於不如他們的更加低賤的奴仆就成了一位大老官。他說怎樣，誰敢不聽？晴雯本無地位，也曾無端受辱，最終被封建禮教和它的代表人物迫害致命。想來稍有人心者，看到查抄大觀園的，看到王夫人逼走晴雯，看到她病倒在床要喝一口水都不能的時候，易怒者難免拍案而起，易哭者不免淚下沾襟。但看她對於寶玉房中的小丫頭，特別是對待那偷了東西的小丫頭的態度，也真惡劣得可以。為什麼如此？就因為身份不同。因為身份不同，賈寶玉就是一塊寶玉，那賈環就成了一塊磚頭；而賈瑞就成了一灘狗屎。有一節“金寡婦弄權偏受辱”寫得十分深刻。你再大的奴婢頭子，在主子麵前還不是一樣的三孫子輩。叫你活你就活，叫你死你就死。
等級觀念遍布社會各個領域。家庭關係不用說了。丈夫就是天，妻子就是地。男女相比不過生理上的一點點差別而已，加上封建禮教，就成為天地之別。父親與兒子的關係正如主人和奴才的關係。所以賈政打了賈寶玉，他還有理，自己還要槌胸頓腳，兩淚長流，好像受委屈的不是賈寶玉，倒是他賈政似的。封建家規多如牛毛，此處暫且不論。師徒關係，也是如此，就是師兄師弟也有不同。長嫂既可為母，長兄便可為父，雖然隻是師兄，對於師弟也有很大權威，有時候代師行教，就是把師弟打得鬼哭狼嚎，也是他對；沒準讓師父看見，還要大聲叫好呢！
等級觀念，表現在飲食上，表現在服裝上，都有差別。以服飾而論，男女先就不同。舊評書講到女子，好說一句“三縷梳頭，兩截穿衣”，就是說，女子的衣服是分為上下的，上麵穿衣，下麵係裙，雖不是每個朝代都如此，但就憑這點，先失了身份。官吏衣服也有區別。知識分子，有無功名，在服飾上先有體現。以官帽而論，自秦漢代以後，雖代代不同，而本質不變。服裝不同，包括服色不同，衣服上的圖案不同，腰裏係的帶子也不同。不僅帽子不同，帽子上的裝飾也不同，就是穿的鞋子常常也是有區別的。而且，因為帝王服裝和圖飾滲透了等級尊卑的觀念，曆代都對不同官品的服飾有嚴格規定，尤其是帝王的服色，不準其他官吏或百姓襲用，違製者會受到嚴厲處置。不唯如此，就連朝見皇帝時官員的排隊的位置也是不能稍有差錯的，一有差錯，難免龍顏大怒，要降下罪來。
但在這所有等級或說這龐大的等級網中，皇帝顯然是高高在上尊貴無比的全體臣民的主人。唯有如此，才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之說。按理說，僧、道本是天神在塵世的代表，早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而，在中國的等級係列中，不算皇帝，他們也隻能排在老三、老四的位置上！中國的等級文化，是以皇帝的權力為主導，至高無上，獨一無二。如果把社會比做一個大容器，那麼皇帝就是這容器的蓋子。隻要他一不高興，就可能將這容器蓋得死死的，連一絲風也不透，任你螞蟻、大象，統統憋死。若是他高興起來，也可能揭開一條大縫，就讓萬物萬靈吸幾口新鮮空氣。
有人總結我國封建專製體製具有如下四個特征：
第一，皇權至高無上和不可分割，國‘家的最高權力全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
第二，皇權不可轉讓，皇帝一旦登位，便終身任製，不可動搖；
第三，皇位是父死子繼，不可更改，嚴格實行世襲製。在我國封建時代，官吏的任期製度有世襲、終身、常任、限任各種不同情況，皇帝隨時可以對官吏行使生殺予奪之權，唯有皇帝一人的職位是不可分割，不可轉讓和世代相承的；
第四，國家政權機構的組織原則是尊君卑臣。
這四條總結得十分得體。洪武十四年，因為工部所發文件太多，成了文牘主義，這件事讓朱元璋知道了，當下大怒，嚴加懲罰，把工部尚書薛祥淩遲處死。早幾天《北京晚報》專門有人為此寫一短文，末了還評論說“這樣處死文牘主義者，的確是太過分些，但也確見成效”，但我要說，因為文牘主義就是把人給零殺碎剮了的，恐怕隻有在封建等級社會中才能有這等事！倘若出在近代西方，別說把手下人給剮了，就是當總統的打了部下一記耳光，您看看會出現什麼後果——這總統非但要賠禮道歉，還非得下台不可。皇權厲害如此，難免派生出許多其他種種文化痼疾。
缺乏爭論
中國古代學術成就以先秦為最佳，以明末清初為轉折點。一前一後，兩個高潮，先秦時期，天下大亂，“春秋無義戰”。春秋既無義戰，也就無“義說”，不能用一種思想統一天下諸侯，更不能統一天下士人和老百姓。所以，老子稱東，墨子言西，孔子道南，莊子論北。文壇活躍，好生熱鬧。雖然不必句句是真理，但對一個時代從四麵八方進行研究，顯然離真理近些，其於後世影響，可謂無量。後代兒孫，保守派要找他們，改革派也要找他們。中國人本是最敬重祖宗的民族，有了那麼一代敢講敢論、能講能論的先人，實在是無上光榮。後來就不行了，到漢武帝成一轉折，從此，隻要一言堂，不準說“二話”。這種風氣，到宋明理學走到了極端。因為到了極端，便再也沒有餘地。例如東漢尚可容佛學，魏晉又可容玄學。宋代也曾融佛、道於一體。到了明末清初，中國數千年一統的封建帝國氣數已盡，再也容不下新的學說存在，再也沒有新的學術可以納入它的老體係中去了。於是石頭開裂，孫悟空跳了出來。自明末三大啟蒙家（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開始，中國文化傳統走上反叛的道路。於是又一個曆史的高潮便慢慢地來臨了。
中國傳統文化為專製服務，強調一個輿論一種聲音，卻不是一味鎮壓隻會鎮壓如中世紀歐洲那種樣子。要知道，我們中國人是最講仁義道德的民族，要逼你就範．自有種種辦法。可謂大丈夫能伸能屈，琢磨起人來前後夾攻，軟硬兼施，手段極多，用心極險，陰狠毒辣，真不含糊！其中主要方麵，可分為四類：
其一，尊儒尊孔，以一統對一統。這件事是董仲舒的發現，漢武帝的功勞。然而，功過是非，一時還難論定。但對於中國的大陸文化、小農文化、道德文化、等級文化等等最有力的學說，自然是儒家學說。儒家講等級，最投合封建帝王的需要；儒家講人世，又投合他們好大喜功的本性；儒家講天命，複為他們的統治找到根據；儒家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頗合他們愚民政策的口味；儒家講上智下愚不移，更為他們的等級製度找到了理論根據。總而言之，孟軻小兒雖說過幾句過頭話，細品細想起來。還是孔孟最稱孤心，所以自劉邦始，便把尊孔作為一件事來辦。秦始皇為中國封建帝國的開山之祖，竟然未明此理，可悲也夫，可歎也夫！ 用一家思想統一全國，這是中國的發明。雖然，基督教也要用《聖經》去統一思想，伊斯蘭教也要用《可蘭經》統一思想，那是有神明做主張的。中國人無需神的幫助，一個孔子，便使天下太平（請原諒我的這種恭維）。但是，細想起來，中國人的帶有人文色彩的文化專製實在比帶有宗教色彩的文化專製要厲害得多。宗教的專政大約隻在對神的態度上最多功夫，而人文式的專政，幹脆要讓整個人生都變成為等級的奴隸。
其二，開辦科舉，網羅天下英才。開辦科舉非自漢武帝始。然而，自漢武帝便改變官製，大力網羅文化人。何以稱為網羅而不稱為使用？因為他的本意卻不在使文化人為他做事，而在使文化人不要生事。給你官做，吃酒吃肉，隻要不胡說八道，亂生是非，也就行了。這種作法，在漢稱為“察舉征辟”製度；到了魏晉改為“九品中正製”，比之漢時大有退步。漢時以賢為能，推賢做官，雖有私弊，形式公允，九品中正製連形式上的公允也沒了，它已經變成門閥的附庸。魏朝壽促，晉代多亂，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至隋唐便有了開科考試製度，俗稱科舉製度，總算找到了一種最為如意的辦法。
科舉製度對於考的內容有僵死規定，其主旨不離儒學。因此，就在製度上保證了士人不能旁務其他，隻能專心儒學。一方麵隻考儒學，一方麵考中便可入“仕”；入仕即可做官，或者取得做官的某種資格。二下夾攻，以此俘虜士人，引誘士人。到了洪武年間，幹脆決定考試內容改為八股文，就更走向僵死的路上去了。我們這些現代人看《儒林外史》，看《孔乙己》，就可以知道中國的科舉製度特別是以八股取士對於知識分子心靈的毒害。我們回想一下“文化大革命”，那種高舉語錄，萬眾歡呼的場麵，又可以知道中國的文化專政傳統的幽靈有多麼頑強的生命力。然而，在統治者那一麵來說，科舉製度實在好得很。想當初，唐太宗站在朝門之上，看天下入考的知識分子紛紛湧入，不免美得手舞足蹈，欣然歎日：“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矣”。試想，天下英雄都鑽在唐太宗的大袖子中去甚至鑽進他的褲管去了，民主二字，還有何望？
其三，官修正史，以教後人。中國史學發達，堪稱世界第一。日本人的曆史就不行，印度人的曆史更不行，傳說神話，模模糊糊。看我們中國人，自春秋開始著史，外加25史，簡直從古至今，毫發無棄。然而，也不要得意過早。中國曆史學固然發達，曆史學說的專政思想同樣發達。司馬遷作《史記》，還有強烈的個性色彩，魯迅先生稱為“無韻之離騷”，比喻十分恰當。《漢書》便有變化。無論《前漢書》《後漢書》都缺少太史公那種清新獨創之舉。雖有深沉醇厚之風，在儒家傳統麵前，先就矮下半截，不敢站著說話，隻好躬身施禮。《三國誌》又下一級，除去他因之外，和作者的素質較差也有關係，然而自此便結束了個人修史的曆史。以後便是官修。官修自然要講官話，官話當然要維護官僚特別是最高權威皇帝的利益。因此，阿諛奉承之詞，在所多有；荒謬不經之說，時有所見。隻有對短命的朝代才最不客氣，說的實話也就多些。公正地講，中國的史書在世界上的地位是顯赫的，其留下的許多寶貴資料足以流傳萬代以饗後人。然而，如果隻照史書上的觀點去辦，中國現代化就毫無指望，中國的學術民主也就成了一紙空文。
其四，打擊異端邪說，構陷文字獄。中國的中央集權專製的開山鼻祖秦始皇竟然沒有發現儒學的妙處，實在是他本人和他家庭的一大悲劇。但他實行文字獄的本領，卻為繼承他的反秦小兒們提供了榜樣。秦始皇一生最不得人心的事情，一是大修宮殿等巨型建築，包括修長城在內；第二個就是實行文化專政，“焚書坑儒”。秦始皇討厭儒生，可儒生喜歡一統。二者發生激烈衝突，堪稱曆史的誤會，但不管怎樣，秦始皇的文化專政開了一個壞頭。後人嘲笑他說“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說得很有意思。然而中國封建時代的文化專政，越到後來越是激烈。有人統計，中國曆史上大的焚書事件有過13次，但文字獄的數量還要多得多。到了明代以後，特別是清代的幾個皇帝手裏，就成了文化迫害的瘋狂，給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殷紅的血跡，經久不散的斑斑血跡。
講搞文字獄的老手，朱元璋可算一個。雖然他的屠殺不僅僅限於文字獄而已。朱和尚出身低微，生性多疑。順便說一句，我看中國史書，大約有這樣一個規律，即皇帝特別是那些有為皇帝的文化水平越高，則待下屬愈寬和；文化水平越低，越是苛刻寡恩。傳說，朱元璋遊曆代祖廟，獨於漢高祖劉邦多敬酒一杯，說隻有你我布衣起家，提三尺劍君臨天下。然而，論到濫殺無辜，迫害功臣也屬這兩位最為殘暴。朱元璋自己沒有多少學問，對“學問”二字不免疑神疑鬼。有一次議論到張士誠，他認為張士誠這名字很好，別人就說張士誠倒黴就倒黴在這名字上了。孟子書上有“士，誠小人也”，您想，他偏叫張士誠，還能好嗎？朱元璋聞此高論，頓生驚疑。他因為當過和尚，所以對“光”“禿”一類字眼特別忌諱，就連“僧”字聽著也別扭。他又當過當時紅軍的小兵，紅軍被官府稱為“紅賊”，所以一看“賊”字就生氣，後來魯魚豕亥，連“則”字也看著有氣了。甚至以此大開文字獄。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曾替海門衛官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一語，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梧作賀萬壽表，中有“垂子孫而則”一句話；福州府學訓導林伯壕為按察使撰賀冬至表有“儀則天下”一句話；桂林府學訓守蔣質為布按二使作正旦賀表中有“建中作則”一句話；澧州學正孟清為本府作賀冬至表有“聖德作則”一句話，到了朱元璋那兒，統統把“則”念成“賊”字，上表罵皇帝，二話不說，一律處死。除此以外，因為寫“生”字被朱元璋說戍“僧”字的，寫“帝扉”被讀成“帝非”的，講“取法象魏”中的“取法”讀成“去發”的，寫“體乾法坤，藻飾太平”的“法坤”二字被讀成“發髡”，“藻飾太平”被讀成“早失太平”的，寫“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被讀成“天下有盜”，把“青門”讀成“和尚廟”的，結果，照方抓藥，一律殺頭。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賀表中曾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一句，這下可好，把朱元璋不愛聽的詞一下子用了好幾個，這位流氓大皇帝就叫罵說：“生者僧也，罵我當過和尚，光是薙發，說我是禿子；則音近賊，罵我作過賊”。把禮部官嚇得要死，求皇帝格外開恩，降一道表式，以使臣民遵守。文字獄手段殘酷，沒有人性，《清宮八大疑案》的作者作過這麼一段概括：
“所謂文字獄，就是統治者挑剔文字的過錯，而興起的大獄，大的像幾十本的專著，詩文集，小的一篇短文、一首詩、一封信，甚至一字半句的言語，不管是自己作的，還是抄別人的，甚至是從古人那裏抄來的，都可以作為文字獄的罪證。文字自然出自文人之手，所以可以說文字獄是專門對付文人的‘特刑庭’，是封建帝王進行政治鎮壓、鉗製思想以鞏固封建獨裁統治的手段。文字獄的處理是非常殘酷的，逮捕、抄家、坐牢、受審，判罪極重，至少是終身監禁，流放邊遠，充軍為奴，大多數則是殺頭淩遲。已死的人，則開棺戮屍；而且往往一人得罪，株連甚廣，近親家屬，不管是否知情，即使目不識丁，也一概‘從坐’。作者犯了罪，寫序、跋、題詞、題言之人都有罪，所有與刻印、買賣、贈送書籍有關的人，也都有罪。地方官有牽連的自然有罪，沒有牽連的也犯了‘失察，罪。總之，一個案件的罪犯，常常是百十成群。而告發的入則被頒為‘忠良’，從此官運亨通。從而形成以檢舉揭發作為升官的敲門磚，有仇隙的則用文字獄來害人報仇。”
概括得很全麵，但那還不過是封建時代的文字獄，比之“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字獄來，還得算小巫見大巫呢！文字獄的手段之一，就是燒書、禁書，以及迫害這書的作者。然而，曆史證明，凡燒毀文字，迫害作者的幾乎都沒有好下場。這儼然成了一條曆史的定律。
中國封建文化的統治者和衛道者們，想盡種種辦法以維係一個聲音的局麵，可謂“機關算盡太聰明”，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到頭來還不過是白白搭上卿卿的一條小命而已。
對上負責
中國人形成對上負責的文化傳統，不是一個因素決定的。如果說對上負責是一個結果，那麼就有更多的原因。如果說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那麼，決定它，影響它，它也在影響別人的就是一個結構。比如從理論上講，儒家最好講三綱五常，統治者最喜歡三綱五常，小農經濟和農業大國最需要三綱五常，七湊八湊，人格沒了，成了人身依附關係，點頭哈腰，見上司便要入地三尺。
為了避免行文的重複，這裏不去談這種種因素，隻談談製度本身的影響。製度的影響，集中表現在下級官吏的提拔和上級官吏有關；徒弟的提拔和師傅有關；傭人的地位和主人有關；鄉民的地位和官府有關，總而言之，是上尊下卑。用老百姓的話講，就是胳膊擰不過大腿去。但在這一切尊嚴關係中，皇上是至高無上的，它要求一切人都應該首先對他負責——聽命於他，而且他有權決定一切人乃至一切神的命運。所以明朝崇禎皇帝，麵對主管部門提出的任免官吏名單，就有自己的一套辦法。他可以隨心所欲，或把應該放在前麵的移到後麵，又把後麵的提到前麵，前後顛倒，一則顯示自己的聖明，二則防止臣下的作弊。然而防弊偏要生弊。他在疑心和琢磨臣下，臣下也在思索對付他的辦法。或者有時幹脆把優先提拔的人就寫在後麵，而把不打算優先提拔的人偏偏寫在前麵，其結果就出現種種陰錯陽差。試想，朝廷任用官吏，是多麼莊嚴的事情，然而到了皇帝大老官的筆下，也不過捉迷藏式的一個文字遊戲而已。中國政治易於腐敗，實在與此很有關係。這種遺風傳到中華民國，蔣介石先生有時也要選用一二，以至有一次他的任命書下來，部下卻沒法予以落實，實在因為那被任命的人早就死了。
皇權之重、重如泰山，這泰山要是壓在你頭上，盡管您口中念念有詞，說泰山壓頂不彎腰，怕您的腰一定沒有這般硬的。可是，如果把泰山上的風景區，隨便劃給您一塊，就可以使您頤享天年，好不得意。因為皇權之重，所以你得罪皇帝實在是最慘不過的事情，而討得皇帝歡喜，也就成為最為簡捷的升官發財之路。明朝成化年間，憲宗皇帝言語遲鈍，仿佛舌頭有點毛病，每每朝臣奏事，自己表示同意，要說一個“是”字的時候，偏偏說它不準，實在讓皇帝老爺大丟麵子。試想，普天之下，唯君主最為聖明，聖明的君主連一個“是”字都說不上來，豈不大失身份！憲宗為此苦惱，有人就瞅準了機會。這個人就是當時官任鴻臚的施純，他揣摸透了皇帝的這個心思，便私自對憲宗的近侍建議“說‘是’字不便，可改說‘照例’二字。”皇上一試，效果甚好，問是誰的主意，回答說施純，於是憲宗大喜，便拜施純為禮部侍郎，掌寺事，後來又升為尚書，加太子少保。兩字而得尚書，豈非拍馬之功歟？
然而施純畢竟不過是尚書，比他官職高得多的例如首輔嚴嵩，也是這樣起家的。他那個時候的皇帝，是嘉靖，就是海瑞上書說：“嘉靖嘉靖，家家幹淨”的那一位。雖然家家幹淨，這皇帝也不在乎。他一心隻要肉體成仙，最喜某些江湖術士的胡說八道。道教有寫青詞的習慣，嘉靖特好道術，便愛屋及烏，連青詞也喜歡，這嚴嵩看準了這一點，就大寫青詞。青詞寫得好，皇帝高興，便諸事如意，雖然嚴大宰相堪稱曆史上不多見的大壞蛋，但確確實實得意了不短時間，此皆青詞之力也。
諛上可以得官，抗上可能丟官，至少一切照上頭的指示辦事，就可能不丟官，雖不必學習嚴嵩之流的溜須拍馬，至少可以保全功名利祿無虞。這種思想使得人身依附關係愈其膨脹。《官場現形記》有一段賈大少爺花了銀子，要見皇帝又不知道如何見法的文字，寫得很有趣味，書上寫道：
“賈大少爺雖是世家子弟，然而今朝乃是第一遭見皇上，雖然請教過多少人，究竟放心不下。當時參見了下來，先看見華中堂；華中堂是收過他一萬銀子古董的，見了麵問長問短，甚至關切。後來賈大少爺請教他道，‘明日朝見，門生的父親是現在臬司，門生見了上頭，要碰頭不要碰頭？’華中堂沒有聽見上文，隻聽得‘碰頭’二字，連連回答說‘多碰頭，少說話，是做官的秘訣。’賈大少爺忙分辯道：‘門生說的是上頭問著門生的父親，自然要碰頭，倘不問，也要碰頭不要碰頭？’華中堂道，‘上頭不問你，你千萬不要多說話；應該碰頭的地方，又萬萬不要忘記不碰，就是不該碰，你多碰頭，總沒有處分的。’一席話說得賈大少爺格外糊塗，意思還要問，中堂已起身送客了。”賈大少爺無法，又請教幾位，全然不得要領，後來找到徐軍機。“這位徐大人，上了年紀，兩耳重聽，就是有時候聽得兩句，也裝作不知。他平生最講究養心之學，有兩個訣竅：一個是‘不動心’，一個是‘不操心’。……後來他這個訣竅被同僚中都看穿了，大家就送他一個外號，叫他做‘琉璃蛋’。這賈大少爺來求他，客套幾句，便入正話。徐大人便說‘本來多碰頭是頂好的事。就是不碰頭也使得，你還是應該碰頭的時候，你碰頭，不必碰的時候，還是不必碰的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