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華中堂，一位是徐大軍人，政府要人，顯赫一時，然而說到做官訣竅，不過“多碰頭，少說話”以及當個“琉璃蛋”而已。
此風傳到現在，好像頗有市場，1988年11月3日《解放日報》就登了一篇題為《一級看一級》的短文。那上麵說：
“‘上行下效’——中國人不但發明了這一成語，而且是習慣於努力實踐的。大自一個地方，小至一個單位，凡某些工作取得成就，皆認為領導有方；一旦出了紕漏，當然要歸咎於‘領導責任’了——國人的這種習慣心理，確也反映了部分的真理。”
不管它真理也罷，部分真理也罷，總而言之，隻講人身依附，對上負責，中國人就不會有出息。
然而隻照上峰指示辦事還是好的呢！更有甚者，如秦檜、魏忠賢之流，則專門揣摩皇帝的心理，以此作為升官發財的本錢，為著得到或者發展這本錢，則不惜陷害天下一切好人，所以才有風波亭嶽飛的慘案，和明代六君子慘死獄中的大悲劇。
那麼沒有不怕上峰怪罪，一心為下民做主的人了嗎？那倒也不是。不過這樣的人在那樣的製度下，確實很難保住官位，勉強能保住生命就不錯了。雖然說“做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然而賣紅薯的滋味可和當縣太爺的滋味相去甚遠。何況說還有充軍發配，判禁判殺，以至誅滅九族呢！
我們早些年也曾聽說過為著真理，不怕坐牢，不怕丟官，不怕降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殺頭，不怕老婆離婚等話。但我常常想，不怕盡管不怕，然而，人頭並非韭菜，割掉了又不能再長。為什麼我們隻是一味提倡不怕不怕之類而不對那些錯誤的處置了人的人給以應有的處罰呢？
所以，照我的結論，根除一切對上負責的人身依附關係的根本出路，就在於“還政於民”，使老百姓真正掌握對於人民公仆包括任何一級人民公仆以足夠的任免權利。當然這一點在中國傳統文化盛行的年代是無論如何也辦不到的，唯其如此，人身依附關係才成為中國封建文化的一個必然結局。
最喜搞清君側，最願為尊者諱，最忌諱拍馬屁
“清君側”這個詞出自西漢，景帝時重用晁錯，王室貴族不滿，聲言造反，以清君側。後來果然殺了晁錯。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雖然殺了晁錯，該鬧事的還鬧事，該造反的還造反，最後被一網打盡了事。但“清君側”這詞卻留了下來。不但留了下來，而且仿佛成了一個傳統，凡是最高權力者有了錯誤，必是壞人搗亂。宋高宗殺死嶽飛，就把罪名推在秦檜頭上，好像沒有秦檜，皇帝就會痛下決心，直搗黃龍去也。明朝大殺東林黨人，又把罪名推在魏忠賢身上，好像沒有這個宦官，就不會有那樣大的禍事。連崇禎皇帝丟了天下，要去景山自殺，還要自我表白“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繁衍到文學作品，楊業受到迫害，就賴潘仁美；薛丁山受到殺戮，就賴李朝宗；呼家將受到迫害，就賴龐籍。連姚剛在家門口打死了人，也賴太師郭榮。別說是皇帝，就是唐三藏，動不動就念緊箍咒，把孫悟空弄得以頭觸地，滿地打滾，臨了還給轟回花果山，斷絕師徒之情，責任也在豬八戒身上。可是就沒有人說一句，如果皇帝本人是明白的，那麼他為什麼偏用壞人？壞人幹了壞事固然該殺，用了壞人，支持壞人甚至指使壞人幹壞事的為什麼就不該殺呢？嶽飛含冤而死，西子湖邊跪四賊的鐵象，這是中國文化特有的現象。若在歐洲，跪在地上的就不該是秦檜而應該是趙構了。
更可悲的是，統治者尤其是最高統治者錯誤地甚至罪惡地處罰乃至殺死多少好人，也不當回事。他們從來也不承認自己做了錯誤的處罰——假使你還活著的話——你反倒得感激流涕，山呼萬歲。中國曆史上殺死才子的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因為“雞肋”問題，曹操殺了楊修。這件事因為《三國演義》的關係，流傳甚廣，《三國誌》上也有這件事。看來，雖寫上演義，還屬於“七分真，三分假”七分真那一部分。現在又有才子編成《曹操與楊修》一劇，頗受歡迎。曹操殺了楊修，沒有多少理由，不過是因為有些嫉妒又有些不放心罷了。然而，曹孟德先生並不以此為意，不羞不臊，還給楊修的父親，也是他自己的同僚楊彪寫一封信。那信上說：
“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吾製鍾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即欲直繩，顧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複即宥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因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
說得冠冕堂皇，好像殺了人家的兒子還是照顧人家似的。後麵又講送上禮物一串，以通舊好。一個人的命沒有了，一紙文書，幾項禮品就可以沒事人一樣地了卻舊賬麼？中國人的命有時也太不值錢。然而，直到今天，罵曹操是奸雄的人固多，視楊修傲才視物咎由自取的人也還不少哩！
曹操是奸雄，可不去說他。劉邦沒有人說他是奸雄，對於蕭何同樣寡恩，對於韓信、彭越、英布，更是寡恩，殺戮功臣，過河拆橋。然而，該歌頌的還要歌頌，血跡一幹，就算了賬。有一次無故把蕭何枷在街頭示眾。一旦開枷蕭何馬上趕去謝恩，急得連鞋子都不得穿。他還要自我解嘲說，這是讓人們知道我是桀紂之君，你是伊呂之臣。
最可駭怪的是，很多受了委屈的人，一旦得到更正，自己內心激動得仿佛比沒受委屈更甚。如大才子蘇東坡被貶去嶺南，連聽說鬼的樂趣都快得不到了。一日遇赦，人宮見太後，便激動不已，伏地大哭。這樣的忠臣可謂最有中國特色。就是大才子李白受了夾腳氣，流放途中，忽然遇赦，馬上興奮起來，即刻寫下“輕舟已過萬重山”那樣的輕快美妙的詩句。中國人的忍辱和寬容，唯獨表現在這些地方的時候才來得如此破格，但在我輩一樣的後人看來，也才更覺寒心。
中國人是最忌諱以不正當的態度對待上司。對這種作風，特多貶語，如抬轎子、抱粗腿、拍馬屁、蒼蠅逐臭、背靠冰山。總而言之，是厭惡至極，把它看成最為下賤的事情。其實這事還要分析。
溜須拍馬絕非好事。但我們中國人對這種事如此敏感，實在是反映了某種丈化問題。中國人忌拍馬，我認為有三種情況：
一是因為擔心而忌諱。中國人的命——至少古來中國人的命運是捏在上司的手心裏的。皇帝信了流言你就可能沒命，這不能不讓人擔心。因其擔心，所以某些朝代如唐代就有規定，宰相不能單獨見駕。如皇帝和你說，以後不能單獨見你了，那麼好了，您就快當宰相了。因為宰相是百官之長，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如果百官對他不能放心，朝廷便不能得到安寧。可見這種風氣皇帝也是知道的。然而這種擔心並非全無道理，我國有一句成語，叫做“三人成虎”。市本無虎，但說的人多了，也就以訛傳訛，信以為真了。幸好是說市上有虎，換成某人某人，那還了得嗎？常人聽聽也就罷了，皇上聽了豈不遭殃？連孔子的著名門生曾參都遇到過這樣的倒黴事情。可見擔心也有依據。於是見到有人常往領導那裏去，不覺由疑而懼，由懼而怒，由怒而罵，就談到拍馬屁之類去了。到了20世紀80年代的今天，中國人流言依然厲害，“貼上八分錢，倒黴大半年”。因為偏偏有人好信流言，所以中國人的疑心也就來得特別敏感。 二是因為有些嫉妒。按我的看法——也許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中國人若不是100 010至少99%的人總是希望和領導搞好關係的。好像領導信任自己，站著也稱心，躺著也高興，吃飯也香甜，睡覺也踏實。反之，輕則鬱鬱不樂，‘重則寢食不安。除去我們中國人，恐怕西方人是很難理解為什麼“知遇之恩”這件事如此重要。實在中國是一個封閉的等級化的社會，倘無上級最好是最高上級——皇帝的賞識，怕終無出頭之日。西漢賈誼年少有為，因其才華為文帝所喜歡，短短時間連升三級，連毛澤東都提到過的。那也是因為皇帝看上了他，後來有誤會，就開始了倒黴生涯，不過27歲便早早謝世去了。賈誼的倒黴就和周勃一類老臣的不滿有關，你黃口孺子，憑三寸之舌，就得到了皇帝的信任，本老爺非讓你知道知道厲害不可，於是群起攻之，很快就成了犧牲品。孔明剛剛出山的時候，也曾碰到這樣的情況，不過劉備還是頂住了。所以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心要報先主的知遇之恩。賈誼的哀傷遭遇，從周勃那一麵看就是嫉妒。所以中國人罵別人溜須拍馬，您先且勿輕信，他可能是真正的正人君子，也可能是想把別人擠去，好由自己一人獨霸專利——盡情溜、拍去也。
三是作風正派者對於阿諛奉承者的反感和抗議。雖反感又無可奈何，雖抗議恐又無濟於事，因為實在被拍的人往往也就是自己的頂頭上司。所以憤而言之，便對對方的人格予以指責。應該說中國文化曆史既久，成就也大，其中正人君子正多。一心為國家分心，為皇室盡忠，為人民請命，為完成自己的職責廢寢忘食的人也著實不少。這些人恐怕就是魯迅先生所講的中國脊梁的那一部分吧！他們忠於主上卻不阿諛主上；希望主上信任自己，卻不使用不正當手段；他們安身立命，全在一個“正”字兒，把這樣的人和溜須拍馬之輩放在一起，實在是有些水火難容。盡管如此，我還是要提問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中國古人最恨溜須拍馬之輩卻很少有人去尋找此輩常有的原因，這是為何？
一個問題，正人君子雖最看不起小人，然而就其為主盡忠的行為本質來說，不也是一種為個人賣命的平庸行為嗎？縱然算不得拍馬，也不過拚著一生，圍著馬屁股轉圈子罷了。
因為古來中國最重皇帝的權威，所以，作風正派與否，在為個人服務這一點上看，也不過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權力崇拜，身份崇拜，財富崇拜和名譽崇拜
自然，崇拜對象也許還不止這些，但主要恐怕就這些，而這些崇拜當中，當以權力崇拜為第一層次的崇拜，其餘種種崇拜，皆可看做派生之物。
權利崇拜在中國可以說自古而然。中國重土地，然而土地本質上是歸皇家所有的。農民雖有土地，往往經不住兼並；官僚雖有封土，經不住皇帝的懲罰——想當初既可“賞”給你，到後來也沒準就連你的小命一塊收了回去。所以說來說去，還是權大。皇帝權大無邊，就是當個縣太爺也可以嚇死人的。一縣之長，就是生民父母。縱然比不過那些有權有勢，朝中有人的鄉紳，比起老百姓來，無異於“當朝一品”，差不多生殺大權就都掌握在他一人手裏。
權利崇拜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依然頗有市場，林彪就說過有權就有一切這樣意思的話。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誠可謂，隻要有權在手，沒人可以有人，沒錢可以有錢。隻要你權大，要什麼不愁什麼，簡直就成了天上的神仙。這個不去說它，單說選妃一事，就鬧得天翻地覆，雞飛狗跳牆。試想，所謂人民政府本該是人民的政權，你林彪也是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而且是黨最高一級的幹部，難道就沒有聽說過共產黨的幹部應該是人民的勤務員嗎？這種情況，改革開放20多年來，有些變化。然而人們對權力的崇拜，雖有減亦有增，就其性質而言，雖有好也有壞，有些主觀意識是好的，關心國家大事也是好的。但是眼睛盯著權，心裏想著錢，就不好。有人說，一個優惠政策頂100個能力，1000個機遇，你想富沒政策不行。但政策讓不讓你富卻是另一回事。那麼，讓誰富不讓誰富，誰有權力對這種政策的轉變進行選擇呢？於是由富而權又想到權力上邊去了。比如現在的讀書無用論的危機，其實也就是教育危機。多少報刊在反映，多少文章在提意見、提建議，多少人在議論。但直到幾年後才算有了要解決的苗頭。於是有人就說，知識分子隻有一張嘴，可要解決問題，光憑這一張嘴不行。中國封建社會曆史極長，集權領導，條條分割，雖有割據，終成一統。在這樣的曆史文化氣氛中，能夠淡化做官意識，分解過分集中的權力，使全體公民能夠通過民主形式真正行使自己的權力，非一朝一夕可完成的曆史任務。但這個問題如果總不解決，則權利崇拜的陰魂就不會消散。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正應在此多下功夫。
權利崇拜作為一種文化，也可說就是一種等級崇拜，下邊的崇拜上邊的，並非真的崇拜你的人格，而是敬畏你手中的權力。這種等級崇拜，推而廣之，便形成一種民族的心理，於是對於比自己情況好的人和事都可能產生崇拜情緒或者反崇拜（嫉妒）情緒。
比如身份崇拜，即對身份高的人表示特別的超常的尊敬。這種事無論城鄉處處皆有。我在鄉間也曾看到過多少下屬對於一位鄉長點煙讓茶，前呼後擁，好像來了真龍天子一般。但這鄉長一到縣裏馬上沒了威風，縣太爺的威風才叫大咧。然而縣太爺一到城市，威風也就小了。有某位縣長來北京辦事一遭，回去就說，北京不好，連個服務員都欺負人。可見身份的崇拜是有高低之分的。這種傳統在中國古代社會久已有之，所謂“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鬥”，就表示了一種身份。所謂“大人不見小人怪”，又表示了一種身份。榮國府世代為官，地位固然顯赫，然而賈寶玉並未為官，而且還是最不好講身份的，但一見賈芸，一時喜歡，就要叫人家給他當兒子。為什麼可以讓人家給他當兒子？還不是身份在那兒。一方麵他是榮國府現成的少爺——有錢有勢，一方麵他人小輩大，有那個份。中國人講身份，幾乎比比皆是。在鄉村則有鄉紳，在城鎮則有富豪，在城市則有大富大賈。三教九流，十行八作，都可以分出高低貴賤下來。《茶館》中有個晚清遺少，就是自己吃不上飯，也舍不得他那黃雀兒。魯迅小說中有個盡人皆知的孔乙己，就是窮得掉了魂，也不曾把大褂脫下來。因為那是他身份的象征。當然，不是什麼身份都可以受人尊敬的。一般地說來，所謂地位高、金錢多而又品格端正的人最能受中國老百姓的尊敬。而那些地位雖高，金錢雖多品質卻不太很好的人就隻能讓一些人敬畏了——說敬是假，說畏是真，畏是敬的本質．，到了現代社會，中國人對此似乎還沒有完全理解。對於身份的重視在某些方麵表現得依舊十分偏頗、幼稚而又帶點庸俗可笑，其社會影響同樣也是很不好的。比如召開一個學術會議，非請一位領導來不可。比如一個商店開業，又非請一個領導不可。電影首映也請領導，攝影展覽也請領導，而且好像誰請的領導越大，誰就越光榮。於是會議的格也升了，報道也方便了，名利雙收，豈不快哉！然而這是一種愚昧。學術會議不妨請領導來參加，但那要真懂行才行。如是外行，到場亂講一通，豈不彼此不好；如果一言不發，豈非彼此別扭。某些聰明人請領導並非真的尊敬領導，本意在於給自己裝裝門麵。這種用心，未知特別喜歡接見與會人員的百忙之中的領導們心中可否明白？不僅如此，現代某些中國人的身份崇拜簡直到了荒唐地步，報紙上也曾登過一些十分漂亮、聰明的青年——其中年齡有大也有小，文化有高也有低，出身有“工”也有“幹”，職業有“腦”也有“體”，可是一遇到手法並不高明的假華僑、假記者、假作家、假廠長、假高幹子弟，那聰明勁一下子全沒了，讓人家騙得暈頭轉向．弄成了一出又一出不小的滑稽劇。身份崇拜之源在於對自己沒有信心，不能在人格上和別人——不管他是什麼人平起平坐。這在舊時代是因為封建統治的政治壓迫造成的，而在今天，又是因為什麼造成的呢？原因複雜，不說也罷。
還有財富崇拜，財富崇拜在封建社會本不應登大雅之堂，因為我在前麵剛剛分析過，儒家的義利觀念是重義輕利的。但是有這樣幾種因素還要考慮進去。首先，越是權高位重之人，越要名利雙收，對於他們來說財富也是一種身份的象征。其次，因為社會風尚不同，各種思潮也有此起彼伏之勢，例如魏晉特別是晉代，爭奢比富成為時尚。《世說新語》中就專門記載過石崇與人比富的幾件令人作嘔的事。再次，中國人本有一種傳統的現實主義風格，所以講義固然講義，講義的同時也沒有忘記“人窮誌短，馬瘦毛長”，“欠債如鼠，逼債如虎”，“身高體壯，財大氣粗”等一類人生哲理。
但不管怎麼說，中國人的財富崇拜和西方人不一樣。在西方，人家是把財富作為一種光榮事業來考慮的，收入越高，表示你能力越強。而在傳統的中國人心目中，財富乃是一種身份，對於財富的欲望體現了對人身份的敬畏。財大之所以氣粗，正因為自以為高人一等，手指縫裏溢出的包子油都夠窮人吃三年的，本大爺就是有錢！
此外，簡單講幾句名譽崇拜，名譽崇拜在舊中國同樣盛行，就是崇拜有德有才有識之人。不論立德立言立行，一有成績，便受人敬重。這其實並無不好。不好的隻是往往將以前之功作為包袱，從此便以為人格與眾不同。仿佛前些年有些人專門會造就模範人物，一成模範人物，便讓你處處與眾不同。大約這是古之遺風，於今為烈耳。更有甚者，以為名譽可代表一切，為兒女擇婚，先看名譽。其實這也荒唐，名譽高低與婚姻成敗是兩碼事，其間有點聯係，並無必然聯係。而有些父母偏偏會說：這麼好的人你都不嫁，還想嫁給誰？可悲的是，直到今天還有人主張“才子配佳人”“門當戶對”乃至硬要別人為著各種名譽犧牲一輩子。
崇拜的反麵就是嫉妒和仇恨。仇恨不多，嫉妒不少，但也不能說因嫉成仇的就沒有。因為中國傳統是最講等級的，所以中國人的嫉妒便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同等級人之間的嫉妒最為嚴厲。所謂“同行是冤家”“文人相輕”，大體上說的都是這個意思。不僅權利崇拜如此，金錢崇拜如此，身份崇拜如此，一切崇拜的負麵表現都是如此。究其原因，就在於他們把任何一種崇拜都和等級聯係在一起，當作表示自己特定身份的明證。當著自己的等級難改，而同等級人的身份要發生變化的時候，一股無名怒火便不禁衝天而起。因為他認準了等級的變化乃是人生最大的變化，於是他最不甘心地就是別人超過自己的等級而越向更高的等級方麵去。明白了這一點，就容易理解，為什麼某些中國人的競爭常常不是表現在能力和創造性的競爭方麵，而是表現在內部消耗方麵。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比較容易理解，為什麼即使在很多現實情況下，還存在著那麼多牆裏開花牆外紅的情況？
中國人惡性嫉妒即產生窩裏鬥的根子，一大半就在人格等級的弊端中產生的。這祖宗傳下來的老病根不除，窩裏鬥情況就很難好轉，憑你柏楊先生如何呼號奔走，一樣給你鬥個亂七八糟，讓你未曾上陣先一邊心口疼去。
性格缺陷
中國人古來好把人分為君子和小人。君子扶正祛邪，小人以邪為正。講到人格缺陷，君子固有缺陷，小人更有缺陷。比如豪門惡奴，貴府幫閑，無行文人，市井無賴等等，這個不在本題議論之內。中國的君子奉行《周易》所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在人格上是最為自尊、自重、自潔、自愛的。君子好讀書，多讀詩書而知禮義；君子好五德，明五德而知人倫；君子好正義，縱手無縛雞之力而決不屈服於強暴；君子入則為將相，將天下大任係於己身，出則進名山，也要當一名潔身守道的隱士；君子言義不言利，決不取不義之財；君子能自謙，自謙則日有所進；君子立誌彌堅，所謂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君子處危難關頭，不惜舍生取義，所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然而中國古來君子都有一個——至少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在上司麵前往往直不起腰來，而在皇帝麵前就隻能心甘情願矢誌不移地匍匐在地了。君子尚且如此，何況他人乎？
中國人的脾氣是最不容外人欺辱的，特別困難當頭，總會煥發出一種不屈不撓，前赴後繼的英雄氣概。無論什麼強者，可以強占中國的土地，可以稱雄中原，甚至可以得到暫時的，乃至長遠的安寧，然而，人心未死，就是二百年，三百年後，也一定要複我中華。中國人的這個脾氣，給中國的曆史帶來了輝煌的業績，也使侵略者們無比頭痛。
可惜的是，中國人在對待自己的上司，特別是對待最高上司的時候，就會成為另外一個類型的人。他馬上頭重腳輕，步履不穩。或者垂手侍立，或者倒臥塵埃，或者自掌其嘴，或者引頸待斃。就是賜他一杯毒酒（請注意，給一杯毒酒那也是皇上的恩典啊，所以稱“賜”）他還要“望詔謝恩”呢！中國古來的大人物，人人皆知的就是嶽飛，嶽飛和金兵作戰，可謂百戰百勝，所向無敵，馳騁中原數千裏，大有直搗黃龍迎二帝還京之勢。然而，幾道金牌，就弄得他無可奈何，雖有人說那是形勢上的萬般無奈；但入了監獄，還要忠誠到底，毫無怨言，也是萬般無奈嗎？並非無奈，而是情願。不情願則不能稱為中國人心目中的大忠良，也就不能在西湖畔為其立廟了。明代有於謙、熊庭弼、袁崇煥。對清作戰，以袁崇煥最有聲威，打得努爾哈赤威風掃地，氣悶傷病而死。然而，同樣一見皇帝，就有點腳軟難行，雖被殺剮，猶無怨言。清朝建海軍，海軍有一位鄧世昌，因為甲午戰爭，享有威名，但我們看《甲午戰爭》這個真實地反映了曆史情況的電影片子，卻深深地感到某種難以訴諸言詞的氣悶。鄧不畏洋人，雖洋槍洋炮，在所不懼。然而鄧世昌特怕“中堂大人”，中堂大人稍有不豫，馬上戰戰兢兢。洋人的威脅堵不住鄧將軍的口，但中堂大人的一聲“放肆”，就足以使鄧世昌拜伏在地，汗水淋漓。這就是中國。如何對付中國人，最好抓住他們皇帝的“心”。一旦抓住龍頭，保你無往不勝。
這種性格缺陷反映在文學作品方麵，最有特色的可以說是梁山宋江和取經路上的唐三藏。宋江無才無能無貌。但是他有德，人稱“及時雨”，應天命而成梁山大首領。他手下所管之人，可以說個個皆為英雄，有些桀驁不馴之才，如黑旋風李逵，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鬆，赤發鬼劉唐，活閻羅阮小七，是何等樣人。然而一遇宋江，便金剛化佛。憑你倒拔垂楊柳的好漢，景陽岡打虎的英雄，戴衝天冠飛跑的豪傑，取生辰綱不惜生命的勇士，一接觸宋大哥的忠孝仁義，全都完戲。再也演不出從前那樣驚心動魄的活劇來了。臨了，乖乖地聽人招安，直鬧個七零八落的可慘下場。梁山英雄如此，孫大聖也好不了許多，雖然他原來一個猴子，很少或幹脆就不該為人世間的三綱五常仁義道德所束縛的。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別說一個孫猴子，就是一個螞蟻也逃不出去的，五行山下壓了500年，終於頭上弄個緊箍戴著，稍不聽話，馬上頭疼。於是“咒念金箍聞萬遍，精逃白骨累三遭”，終於成就了一位佛爺的金身，到此時頭上的緊箍也不翼而飛了。然而昔時的個性也不翼而飛了。那麼，孫大聖成佛之後又是怎麼個樣子呢？有一本小說《後西遊記》，作過描寫，寫他成佛後，佛眉善目，儼儼然便是一位無嗔無怒的標準“佛爺”了，此等情狀，看了讓人心酸。如果成佛作祖便是這個樣子，真不如一頭死在五行山前，也不負舊日英雄本色。可惜，那隻是本人的一點不通中國文化精髓的愚見罷了。
我們中國人的這種軟骨病，一直到了今日猶然未能徹底得以根治。有一位叫作秦海的作者，曾在《北京晚報》著文，題目就叫《精神軟骨病》，舉出如下表現：
“就說開會吧，本來是自己開的，那就認真開好了，可是不，總要有個頭麵人物來參加，以壯聲色，以提高會議的規格，以提高自己的身份，也不管大人物與自己的會議有無關係和有無必要。”“似乎不請出一個頭麵人物，或者沒有頭麵人物支撐，就立不起來；隻有攀上一個頭麵人物方始踏實。”“又如總結工作，對自己的功過得失，自己不會評價，評價了也以為不管用，也不靠實踐，不靠老百姓來檢驗、來評價，而一定要等上級、領導說了話才算數。明明做出了成績，有目共睹，心裏也不踏實，總要等上麵說了話才一塊石頭落地。…‘還有對某件事的看法，自己常常沒看法，有看法也不自信，而眼睛向上等領導發話。領導一發話，便一錘定音，然後才能開始行動，等等。”
說得很中肯。但我想也許還不止這些。“病”情最為嚴重的時候，簡直連自己是不是“好人”也弄糊塗了。你不是反革命，人家硬說你是反革命，——縱然有1000個人異口同聲說，以我們中國人的正人君子之氣，也是滿不在乎的。但隻要有一個權威人士說了，他就有點迷糊。正像十年動亂中那個樣子，上麵讓你當反革命，你隻有堅決相信自己就是個反革命。你是反革命而沒有感覺出來實在是因為你自己糊塗。
中國人的“精神軟骨病”嚴重已極，究其原因，無不和中國古來長時期地實行中央集權的等級製度有關。然而僅一個製度還沒有這麼大的威力，就是說，變成這個樣子和中國古代文化的性質有直接關係。對此，日本的福澤渝吉曾有個絕好的說明——雖然他的本意也許並不在為我們中國人著想——但放在這裏大約會有些益處的。
福澤渝吉作了什麼說明？他在他的名著《文明論概略》中提出了至強至尊說。因為原文過長，我在這裏作個轉述。他說，至強和至尊這兩樣事在中國和日本有區別。所謂至尊，是至為尊貴的——至高無上的偶像。所謂至強，則是至強無比的，最為強大的現實力量。他認為，在中國春秋時期，至尊和至強並未統一，至尊為周王，至強為諸侯，所以思想比較活躍。自此以後，至強至尊集為一身，於是思想就比較貧乏了。這就是說，至尊與至強的統一或分離，會對國民性產生很大影響，起碼會對學術研究產生很大的影響。這話很有道理。我們細細看自己的曆史，中國自周秦以來，凡是皇權特別強大的時候，學術思想也就是比較單一甚至比較僵化的時候，而至尊與至強相分離的時候，也就是學術思想比較活躍的時候。兩漢嚴整，學術上沒大發展；魏晉混亂，就給了玄學、佛學莫大的發展餘地。用這種思想分析日本，福田就認為，日本人和中國人不同——當然是曆史文化類型的不同。在日本，至尊者是誰，是天皇；至強者是誰，很長的曆史時期內，特別是公元1192~1867年這一段，則是幕府。於是中國人思想僵化，日本人思想活躍。這很有道理。我們中國人因為至尊至強的合一，所以對外表現上，總有禮儀大幫、義不受辱的宏大氣魄，而在麵對自己的最高權威的態度上，就患了軟骨病。日本人對天皇的尊敬，在曆史上也曾是無以複加的。然而，至強者卻可以不是至尊，而是如自己一般的凡人，別的凡人可自強，自己為什麼就不能自強？所以日本國雖小於中國，但那種自強不息的精神卻是值得中國人借鑒和學習的。
現代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常常埋怨我們民族文化缺少個性，這也是真的。照我看，如不把自己精神上的大山通過自己的努力把它搬開，自己與偉人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話，我們的個性終不過是小孩子要糖吃媽媽不給，而發生的嘟囔和牢騷而已。
中國人實在是頂喜歡、頂樂意尊重領導權威的民族，我真不知道這到底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
寄厚望於清官，常人亡而政息
清官這件事在中國是家喻戶曉，人人明白；在外國地位如何，不得而知。中國人看清官，清官在我國曆史上也確實有過重大作用。本身的作用已經不小，心理作用尤為巨大。清官所以受人青睞，好像是鳳毛麟角，極不易得到的。雖不必聖人似的500年出一個，好像也不是隨處可尋的。事竇並非如此。中國古來清官不少，如果清官特少，也就沒有那麼漫長的封建曆史道路可走了。
清官的多少與朝廷的興衰有直接關係。所以古有賢君問政，有些人就回答說，將賢人放在上麵，將小人放在下麵，朝政就清明興旺，將小人放在上麵，將賢人放在下麵，朝政就昏庸衰敗。用諸葛亮的話來說：“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之所以衰亡也。先帝每言及此，莫不涕下沾襟。”可見在這一點上，孔明和劉備的認識也是高度一致。
清官的數量多少與朝政的好壞是一對製約因素，清官多則朝政清，朝政清又保證了清官多。然而，最起作用的還在於百官之上的皇帝大老官。清官命運如何一切取決於皇帝。倘龍顏一怒，——盡管您清如水，明如鏡，卻又難免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或許也可以這樣說，清官愛明主，明主愛盛世，盛世愛清官，三位一體，從表麵上的兩個製約因素反映出三個基本方麵的製約力量。
中國封建社會確有太平盛世，太平盛世清官確實多些，其原因大約有四：
一是中國倫理傳統在起作用。君子潔身自愛，重修身，重律己，對形成朝政清廉方麵確有作用。很多高級官吏，都能按照儒家的道德標準要求自己，入朝則盡忠，居家則盡孝，上保皇帝，下撫黎民。在個人修養和居官作則方麵，中國曆史上確有許多動人或說十分動人的廉政故事。林則徐曾作一對聯，日：“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可以稱為一代忠良的真實寫照。
二是官吏管理製度比較嚴謹有效。中國古代官吏製度，曆史悠久，製度完備。對官吏的管理有一套比較適合當時當地要求的曆史經驗。例如回避製度，即地方官不能由本地人擔任；又如升遷製度；如彈劾製度；如越級上報製度；如致仕製度；等等。對於維持龐大的官僚機構的正常運轉，確實起了很大作用。有些經驗，即使今天也有借鑒價值。
三是嚴刑峻法，打擊貪官汙吏。打擊貪官汙吏最有效的時期，當推商鞅變法後的秦國。秦國實行嚴格的法治，於官吏的管理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有功則獎，有過則罰。雖貴為太子，不能逃避；雖重臣如將相亦不能得免。商鞅作法，困斃商鞅，一方麵說明那刑法確實右些嚴厲寡恩，一方麵也說明那才是真正名副其實的法治——法治就不能對任何人包括製定人有絲毫例外。嚴刑峻法使得秦國少貪官，無降將，後來陳勝、吳廣起義，項羽、劉邦滅秦，秦國官吏全然無獻城舉降者，可知秦法之嚴整，選吏之精當。但嚴刑峻法，非先秦而已。後世雖行儒術，大凡開明盛世，都能王霸並舉，有禮教，有嚴刑。對於貪官汙吏也是不稍加寬貸的。朱元璋作皇帝，雖濫殺功臣可鄙可恥，懲治貪官卻不手軟。如近年舞台上演的即便其女婿成為貪官，一樣處以極刑。雖有種種原因，當然也包括肅清貪官汙吏的動機在內，不管功有多大，位有多高，一經發現，嚴懲不貸。
四是人民對清官的擁戴和呼喚。
把這幾條加在一起，就成為清官頗多的社會政治基礎。
封建時代需要清官廉吏保護自己製度生存，而人民同樣從自身利益出發，迫切希望有清官廉吏為自己做主。人民的這種要求確實形成了極其強烈的社會心理影響。然而，用現代人的觀點分析這種心理，隻要平心而論，人人可以得出結論，人民特別需要清官的時代，就是人民自己沒有權利的時代，即沒有民主的時代。因為真正民主時代，人民就應該自己為自己做主；隻有在專製時代，才把自己的生存權利交給和寄希望於別人。首先是寄希望於皇上的開明，其次寄希望於父母官的清廉無私。當著心目中隻求清官出世而忘記了皇上的權威的時候，就離天下大亂相去不遠了。
中國人喜愛清官，崇拜清官，但清官的涵義如何？我孤陋寡聞，沒有看到過準確的答案。以理度之，大約清官之清應該包括三個方麵，一個方麵是廉，即為政清廉，這是最主要的。廉的反麵是貪，老百姓最怕最恨的乃是貪官，貪與廉水火不容。做官既然愛貪，老百姓準得倒黴，何況做官的一帶頭，鄉紳衙役競相比賽，老百姓就快沒活路了。第二個方麵是正，即為政清正，正則不怕閑言碎語，也不聽流言蜚語，更不能巧言媚語。對上要據實以聞，對下要秉公行事。正的反麵就是邪，普通人走邪路受害的主要是自己，做官的走邪路害的就是他們管轄的成千上萬的庶民百姓。第三方麵是明，明即清明。古時為官，重在斷案，斷案不明，非清官也。如能斷案公正，結案清明，就近乎於清如水、明如鏡了。
這三條聽起來似乎簡單，然而，因為官在上，民在下，官可管民，民不可管官，所以官之能否廉、正、明，小半在於上司的監督，大半在自己的自覺程度，倘不自覺，則百姓殆殆危矣。其結果就造成中國人不信民主隻須清官的最大的曆史悲劇。
委曲求全，忍辱負重
前麵剛剛講到清官，作為一個清官，至少有三個方麵的人際關係要處理。在下有與庶民的關係，為官清，就是要為老百姓做主；在上有與上司的關係，俗話說“官大一級壓死人”，既為清官，就要做好回家賣紅薯的準備。頂上頭還有與皇帝的關係，小官與皇帝關係不多，大官與皇帝利害相關。於是問題來了，一個清官或者說一個好官，他對百姓是救命活菩薩，這關係好處；上司雖厲害，還有皇帝做主，如有爭論，可直接上奏朝廷，也還有回旋餘地。最難辦的是皇帝這一層，皇帝位重於天，權大於天。龍顏一怒，性命不保。不論什麼樣的好官、清官、大官、小官、文官、武官，唯有碰到這種情形的時候是最為為難的。反對皇帝，沒有這勇氣，尤其是沒有這個“邪念”。屈從皇帝，又於心不忍，或者為良心所不容，往往弄得進亦不能，退亦不得，仿佛騎在老虎腚上，上下兩難。
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就發明了兩句話：“文死諫，武死戰。”就是說，皇帝如果有了過失，拚命也要進諫，諫一次不行，就諫兩次，諫二次不行，就諫三次。總而言之，非得水落石出不可。或者皇帝收回成命，或者自己以身殉職。然而即使這樣，他們對於殺死他們的聖上也是毫無怨言的，非但沒有怨言，還要永生永世忠於他們。因為這個“忠”字，死於皇帝之手的人可謂數不盡數。而且，他們大多數死得很慘，能被一刀斬首，那還是萬幸的哩！他們或被廷杖，或下東廠，或遭淩遲，或滅九族。除去肉體折磨，更有精神折磨，多麼偉大聰慧的人物，一旦為“忠”字所迷，就非死不可。例如才氣貫古今的屈原大夫，就是一例。
除去死亡的，還有忍辱負重的。自己寧可受天大的委屈，也要與之周旋。明明知道皇帝的作法是不正確的，然而，自己又無能盡力，勸還是要勸的。如果不聽，就隻有先照著皇帝的意思去辦。等待機會，再想辦法。他可以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去營救他能夠營救的人；他可以以身代過；他可以忍受骨斷筋折而毫無怨言；他可以把自己的心掏出來給世人去看。隻要能夠改變這局麵，要他犧牲什麼都可以。不幸的是，倘能犧牲還是大幸：他甚至無權選擇犧牲，隻能在充滿荊棘的道路上赤著雙腳去跋涉，任腳下流出斑斑血跡，直到把血流幹的那一刻，他也決不肯輕易便倒下去。中國古來這樣的人物不少，例如唐代的狄仁傑，初受武則天信任，信任不能持久，，又被陷害入獄。遇到酷吏來俊臣，備受折磨，痛不欲生。以後又為武則天重用，依然恢複相位。在武則天那一麵看來，用你也在我，殺你也在我，救你也在我。總而言之，我就是你的唯一主人，也是你的最大的恩人。在狄仁傑那一麵看來，唯有鞠躬盡瘁，才能略報王恩。
這樣的人物，曆史舞台上也有，戲劇舞台上有。有一出舊劇“趙氏孤兒”，此劇傳到歐洲，引起反響。那戲說的是奸臣專權，殺害忠良。忠臣趙盾，滿門抄斬，唯有兒媳有孕，生下一子，於是奸臣屠岸賈，命舉國搜尋，聲稱如找不到孤兒，三歲以下兒童，盡殺無遺。於是有義士公孫杵臼與好友程嬰，二人商議，公孫舍命，程嬰舍子，假說程嬰的兒子就是趙氏遺孤，把他藏在公孫杵臼家中，然後由程嬰告發，用此“苦肉計”挽救忠良後代。於是公孫杵臼死了，程嬰的兒子也死了。直等到“孤兒”長大，又有舊將還朝，終於報仇雪恨。但所謂“報仇雪恨”也不過是把奸臣殺了。對於趙國國王還是忠心不二，一如既往，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似的。
又有一出麒派名劇“徐策跑城”，說的也是這樣的事情。不過到了跑城的時節，忠良之後已經翅膀硬了，率兵幾千，殺奔京城而來。那前邊的一段叫做“法場換子”，說的情節與“趙氏孤兒”頗為相似。說唐代薛家將為奸臣所害，滿門抄斬，幾死無遺，於是徐策將自己兒子換來薛門之後（薛蛟）撫養成人，教他讀書，又習武藝，讓他找尋逃脫的叔父薛剛去了。薛剛反唐，兵到京城，薛蛟作為先鋒，兵臨城下，於是“老徐策，站城樓”，查明情況，叫薛家軍暫退，自己上殿麵君去也。那唱詞上有這樣兩句：“萬歲準了我的本，君是君來臣是臣。萬歲不準我的本，長安城殺一個亂紛紛”。看起來，這徐策先生是有幾根硬骨頭的了，然而也不是。他那脾氣正和程嬰、公孫杵臼一樣，對聖上是無比忠心的。一方麵要忠於聖上，一方麵又不忍忠良滅門無後，所以才以自己的親生兒子換了忠良的兒子。他還是有是非的，所以到了這般時候，想的還是“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惡分得清。血海的冤仇經須報，且看來早與來遲。”但你要他反皇帝，他不幹。不但不幹，還非跟你玩命不可。他在城頭之上看清薛蛟，下城相見，那薛蛟就要揮兵入城。那時候他怎麼說的？他說：“你要進城也罷。來，來，來，你就當胸一槍，先把為父的刺死，再進城不遲”。結果，嚇退了薛蛟，自己才匆匆忙忙上殿去也。
中國古來知識分子，其實不止知識分子，不論叫什麼吧，他們總是抱定了一顆忠心，要以委曲求全，忍辱負重的精神，挽救危局，盡忠盡職，一息尚存，決不止息。
這是一種什麼精神呢？我不知道歐美國家有沒有這樣的精種。但我敢說，這精神和耶穌的替人類贖罪的精神是不同的。因為犧牲的忠臣沒有錯誤，他所挽救的受迫害的人們也沒有錯誤，都無錯誤，便無罪可贖。他並不要成為耶穌一樣的先知般的聖人。他不以聖人自居，他隻是要做一個盡忠守職、無愧於道德良心的好人，這一點也是和基督精神不一致的。但他也不是就要做一個祭壇上的犧牲，他做出的也許是比死還大的犧牲。但犧牲不是目的，千方百計把危局扭轉，至少不再擴大損失而要減少損失才是目的。他們的行為頗有些歐洲大詩人但丁所說“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意味。然而二者猶有不同。但丁的下地獄，是不惜為真理而死。而中國人的忍辱負重，卻是要把地獄中受難的人盡可能多地救出來幾個。這種精神無以名之，隻好稱為中國儒家傳統的道德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中國，直到20世紀60~ 70年代，還發生著巨大的影響。
然而，這種精神畢竟應該作為曆史留在人們的記憶中了。因為現代文明已經反複證明，建立現代化的民主國家需要新的時代精神和道德精神。
中國儒家的道德精神並非不好。然而，因為曆史發展演變的緣故，在當今的世界上——其實“五四”運動那個時代就已經宣告了新時代的開端，儒家的道德精神和民主製度已經水火不相容了。如果說在漢武帝的時候，這精神與那時代，還是十分相合的，那麼在宋明理學時代，相合就已經非常困難，隻能用扭曲人性的道德規範要求人們適應專政製度的模式體製。到了“五四”運動，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呼喚民主，呼喚科學的聲音已經作為一種曆史的聲音出現了。古來令人欽佩的自重自潔自愛自律精神已經不能解決專製問題。所以，人們才需要民主，需要自由，需要平等，需要科學，需要作為人的權利和作為現代民主社會公民應有的一切權利。這種曆史的認識，現在是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了。
五 法律特征——人治文化
中國古代文化並非沒有法治的地位，即使從世界範圍考慮，中國的古代法律建設也是卓有成效的。用法學界的術語說，人類曆史法可分為“死法”、“活法”兩類。中國古代法律就是世界著名的五種活法之一。堂哉皇哉，叫人得意。中國人講法治，確有悠久曆史。例如秦朝商鞅，就是一位特重法治的大家；又如魏國李悝，也是如此；還有韓國韓非，影響同樣很大。商鞅的成就在於實踐，以社會變革的輝煌成績證明了法治的作用；李悝也是一位實踐家，惜乎環境不能盡如人意，一麵從法從政，一麵做出總結，他的《法經六篇》，在中國法家史上地位崇高，影響深遠。韓非則是法家學說集大成者，實績無法與商鞅相比，他一生也沒受到重用，剛剛遇到理論知音秦始皇，就被老同學所害。在理論上也不專攻一經，法學六經之類的書是沒有的，但有更博大精深的法家理論，洋洋然便成為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法家的學說，在中國命運不算好，郭沫若也曾予以痛罵，“四人幫”也曾胡亂吹捧。就是說好人也曾罵過，歹人也曾捧過。但平心而論，那還是中國古代有數的一門顯學，其曆史影響，雖尚在估量，其未來影響，正不能確知哩！
中國的法製包括成文法也包括祖宗遺訓，更包括禮教禮儀，三者合一，確有很大的約束力。不僅可以約束平民，而且可以約束皇帝。清代皇帝，來自東北，遊牧遺風，十分剽悍。然而，對祖宗遺訓，也大半無可奈何。比如清皇有不能娶漢女為妃的遺訓，雖好色如鹹豐者，也是毫無辦法。隻好弄幾個絕色漢家女子，暫寄頤和園內供自己淫樂。漢武帝雄才大略，從反對北方遊牧民族侵略這一點講，中國曆史皇帝，無以過之。有時候見大將軍衛青，便一邊大便一邊與之語。然而聽見汲黯朝見，馬上整理冠帶，不敢怠慢，雖是小事，可知禮儀之法對於漢武帝的某種約束力。
中國古來也有許多執法之臣。如西漢之張湯，東漢之董宣，三國之滿寵，宋代之包拯。都有一些令人傳頌的事跡。董宣不避權貴，縱然是皇帝姐姐的權奴故傷人命，也要追究，弄得長公主大哭大鬧，不饒劉秀。劉秀要殺董宣，董宣不服，說自己執法沒有錯，執法而受殺於朝廷聲譽不利，既然皇帝不容，就自己碰死吧！皇帝不殺他了，讓他給長公主賠禮，他硬不同意，隻好讓幾個太監按著賠禮，還是擰著脖子不幹。後世有心人，便寫成《強項令》劇本，流傳很廣，現在仍有影響。董宣死後，家貧如洗，劉秀歎日：“董宣廉潔，死乃知之”。滿寵執法，同樣嚴厲，不過為民除害之類事跡未見記載，然權貴畏懼，有利於許都安寧。對於曹丞相鈞旨，能秉公辦理，曾受命審過楊彪，楊彪德高望重，很多人私下求情，不準；照樣嚴加審訊。眾人不滿，頗有怨憤，然滿寵並不在意，隻管問去。問清案情，據實上報，保住楊彪，贏來聲譽，觀其行止，可謂有法度者也。包拯的曆史功績，實在放糧，然百姓的傳說卻在為民做主。但包拯之剛毅，在當時便大有名。可以稱得上一位執法如山的府尹大人。此公在中國影響極大，且待後文專題論述。又有張湯，因《史記》原因，其循吏形象久為人知。在他文帝手下做廷尉，管的就是刑獄之事，一次文帝車駕出行，過洛陽橋，行人驚其坐騎。文帝大怒，而廷尉處罰甚輕。文帝怒斥張湯，張湯據法以聞。又有人偷劉邦陵中玉環，文帝又怒，要嚴加治罪，張湯同樣以法對之，說：“國家刑法，有度可尋，若濫加使用，天下必亂。今者盜一玉環便要斬首，倘使有人偷了長陵墓上一壞土，又將加以什麼刑罰呢？”文帝默然作罷。不僅如此，中國古有為主進賢不避親仇的傳統，事跡諸多，傳為美談。古來於治軍一道，特講法度，也是一個傳統。如孫武，如吳起，如韓信，如曹操，如嶽飛，如戚繼光，都是如此。不過軍法不能同於常法，隻是一種特例罷了。
如此說來，是不是中國的古代文化就可以稱為法治文化了呢？回答說，不能。非但不能，中國古代文化從其主流來看，仍然屬於人治文化。其最主要的原因，即法自君出。就是說，中國的法律都是由皇帝“欽定”的。皇帝欽定的法律，總會把皇帝本人置於法律之上。不是法律約束皇帝，而是皇帝編排法律。當然，法律對於皇帝也有某些約束作用，然而就其本質來看，實在微乎其微。即以董宣、張湯為例。董宣沒有碰死，算他福氣，等他死了，皇帝才相信他的廉潔，可謂天下一大悲慘事。張湯執法，不可謂不公允，然而，法律在他手時，固然曾經保護過別人，事到臨頭．卻不能保護他自己，最後還是被皇帝殺了。張湯死後，湯母扶牛車為兒送靈，文帝感動，說“不是這樣的母親怎會生出這樣的兒子？”但人已經死了，歎又何益！公正地說，漢文帝和漢光武帝都是開明皇帝，在中國皇帝史上屬上乘人物，上乘人物尚且如此，下乘人物可想而知。鹹豐皇帝雖然不敢明目張膽違背祖訓，還不是一樣的驕奢淫逸，請問祖宗的遺訓中可曾有讓他荒淫無度這樣的規定嗎？而且有些祖訓，合意則為人所用，不合意則丟棄一邊，看也不看。清代祖訓不許後妃參政，努爾哈赤臨終之際還要讓大妃從葬，可見決心之大。但是，這沒有擋住孝莊皇後參政。孝莊還是好的，雖參政並不貪權如命，先後把權力交給兒子和孫子，輔助成功順治、康熙兩代皇帝。慈禧太後則與此不同，一旦權在手，便永世不想放開，就是表麵上歸政於光緒，也是假的。一有風吹草動，便把光緒皇帝囚禁起來。當珍妃觸犯了她的主張以後，她還厚顏無恥，要在珍妃的房子中樹立不許後妃幹政的祖訓。如此行徑，朝中上下，竟然沒有一個出來反對者，照樣三參九叩，山呼萬歲。
可以這麼說，中國的法律，遇到開明皇帝，能幹的臣僚，清廉的官吏，尚有些用處。一旦遇到昏庸霸道的皇帝，則幾乎全無用處。皇帝口含天憲，要怎樣就怎樣，無法無天，一意孤行。如吳國的孫皓，隋朝的楊廣，就是如此。那孫皓動輒斷人手足，膾人心肝，就是混世魔王在世，怕也不過如此！
所以有人總結中國的曆史經驗，就有這樣一句話，叫做“人亡政息”。就是說一個好人死了，他的那一套好的作法就“死”了。從此“一朝天子一朝臣”，另起爐灶去也。
因為人亡政息，因為有了法律不管用，有了“好人”才管用，所以，中國傳統文化留給人們的一大遺產，就是不信法治，專信人治。有了聖明的皇帝就是萬民之福，沒有聖明的皇帝，就特別渴望清官，到了清官也沒了的時候，要麼是忍，要麼是死，要麼是反。忍不過去，便死，不甘心死的就反，一直到再出現新的開明皇帝為止。從此周而複始，到頭來還是一台老戲。要問為什麼中國曆史走不出這個圈子，我們放到關於中國文化的結構的討論中再去管它。
人治文化流傳至今日，我們雖然已經推翻了帝製將近90年，雖然“五四”運動也已近80年了，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50多年，雖然改革開放已經20年了，然而，在很多人中還是沒有弄清究竟是“權”大還是“法”大？！
所以，直到今天，我們社會上還存在許多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徇情枉法，以權代法，肆意違法種種怪事。
但是時代畢竟不同了，人們的法製要求的良知正在覺醒；曆史的經驗教育了人們；現實的處境又在提醒人們，使得大家慢慢認識到，依靠人治不行，依靠法治才行。
於是文藝工作者思維敏捷，提出了建立健全法製的要求。而且很多文化人，也破天荒第一次主動拿起法律武器，要求對自己的名譽給以保護。楊在葆打了官司，遊本昌打了官司，陳佩斯打了官司：姚雪垠和劉再複也在鬧訴訟。主動訴訟人未必準能勝訴，訴訟的理由未必就十分充足。然而，現在人們終於懂得要求法律的保護，就是一大進步。著名導演謝晉先生發表看法說：“文藝應當立法，新中國建立快40年了，我們的文藝到現在也沒有製定出一個完整的法律，如果有了文藝法，許多事情就不會像現在這樣複雜。上海以‘二王案件’為素材拍了一個新片，有關部門的同誌認為這不是一起成功的案例，如今片子雖拍成，卻不能播放，如果有了文藝法，遇到這類問題就好辦了”。
不但知識分子有了法製觀念，農民同樣也開始有了法治要求。據美國《華盛頓郵報》1989年1月15日的一篇文章報道，題為《中國農民控告官員》，副標題是“一樁不尋常的訴訟案反映出關鍵的農業部門存在的重大問題”。文章說：
“長著一個方下巴的種糧農民王起山（音譯）無所畏懼。他為阻止政府的拖拉機耕作自己的土地而坐在拖拉機前麵，這使他在他所在地區成了一個知名人物。”“王起山和該村的其他19名農民正在對當地政府提起訴訟，他們指控政府違背與農民簽訂的土地合同，指控政府試圖收回農民個人租賃的土地以便進行機械化耕作。”
實在說，這在我們古老的中國還真是一件開天辟地的事情。西方人也看到了這件事的社會意義，文章評論說：
“中國曆史長期以來實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法律製度隻不過是鎮壓的工具。但是對像王起山這樣的一些人來說，法律製度現在是一個要加以驗證的製度，並且要從中尋求它聲明要提供的保護。”“王能夠向當地黨的官員提出挑戰這一根本事實反映出，經過經濟體製改革，中國人從基層起已在發生著變化。”
成人要求法律保護，少年人也有了這樣的現代法律意識。《北京晚報》1989年1月5日就登了朝陽區新源裏一中高源同學的一封給編輯的信，這信內容如下：
“編輯同誌，我是一名中學生。現在一些家長經常犯法：如私拆他人信件等。憲法中明文規定不準私拆他人信件，難道對家長不適用嗎？”
父母拆開兒女的信，這在中國傳統文化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不要說拆信，就是把孩子的肚子剖開，把心拿出來瞧瞧甚至也是天經地義的。凡兒女都是父母的私有財產。誰聽見說過自己對自己的私有財物會無權過問的，那簡直就是天大的笑話。然而，現代民主生活，給予人們保留隱私的權利。孩子們向我們抗議了，我們應該自省，至少不落後於我們的孩子，不讓他們仇視我們，可憐我們，把我們看成一群叢林中跑出來的沒有開化的野蠻人。
不唯如此，近幾年關於透明度的要求日益增長。在某些國家是講公開化，到了中國成為“透明度”，好像“透明度”這幾個字更多些中國古來文化的味。1988年11月1日《現代人報》登了一篇短文，名日“透明可以治邪！”文中寫道：
“時下風氣不正，該‘透明’的未‘透明’，是重要原因之一。想侵占公家財物的人慣於鑽收支賬目不公開的空子；想安插三姑六姨的人慣於鑽招工考試不公開的空子；想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的人慣於鑽考察幹部不公開的空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雲遮霧障之下，他更容易幹出種種見不得人的勾當。假如我們少一些‘神秘化’多一點‘透明度’，為民主監督創造一個方便的條件，大多數想搗鬼使邪者懾於睽睽眾目，起碼得收斂收斂吧！”“‘透明’可以治邪，至於敢不敢以‘透明’治邪，那就要看主要領導人信邪不信邪了。”
其實現代民主的要求，不僅僅是“透明”而已。但真能做到“透明”就比不透明要好。“透明”是對於人民權利的一種尊重，其意若日：大主意雖然打不成，知道知道當家人是怎麼打主意的也好。
總而言之，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治思想是站不住腳了。但好像也有人不這麼看，甚至也有海外作者寫文章說人治也有人治的好處的。這種人大約總沒有挨過人治的“治”吧？讓人治治他一下，看他感覺如何？也有人居然考證出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和孔夫子的思想有關。這真不能說不是一件值得我們炎黃子孫高興八天的事。文章刊載於香港《新晚報》，1988年12月30日《文摘周報》轉載，題目就叫《孔子與“人權”》。文章說：
“《世界人權宣言》已誕生40周年，我國是纂寫國之一，‘人權’的某些內容與2500年前孔予答冉雍的一段話有關。”
哪一段呢？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文章還說：
“孔子學說傳到法國後，給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伏爾泰、狄德羅等影響很大。首先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座右銘的是伏爾泰。法國大革命期間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比爾起草《人權宣言》，就把上述八字真言作為自由道德標誌寫入宣言。1871年《法蘭西共和國憲法》把《人權宣言》作為序言，也把孔子的這句話納入法國憲法中。《人權宣言》精神為西方民主製憲的依據。50年前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也以此為藍本而製訂”。
真是美妙之極，阿Q要是不被槍斃的話，又該挺著胸脯，翹著小辮子說我們未莊人——不，應該是我們中國人總比洋人大三輩了。
孔子是提出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孔子沒有提出人權宣言’——因為那個時代不可能提出人權宣言來，滿清政府也沒有提出。法國發生大革命的時候，中國人讀儒家經典已讀了兩千多年了，那時是乾隆54年的事，在中國離“人權”二字還早得很呐！中國傳統文化本有重視人的道德觀念的傳統，卻沒有走到法製正路上去。所以，孔夫子的思想隻有傳到西方人那裏才被悟出了新解釋，而在我們自己祖先那裏，卻不過是“三綱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已。
現代民主，僅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八個字不行。它還需要有一整套現代民主製度和法律製度作保證。如果就法律製度而言，最簡單地說，也應該包括這樣五條：
第一，法律符合絕大多數人意願，並由公民認定和通過；
第二，公民人格平等，享受同等政治權力和社會權力：
第三，公民法律權益受法律保護：
第四，取消公民權利以外的一切特權：
第五，領導人任期為法律規定，對任何人的違法行為均能迅速有效糾
正。
拿這些和中國傳統人治文化觀念比較起來是不是差得很遠呢？
1945年7月1日至5日，黃炎培、傅斯年、章伯鈞等幾位先生曾訪問過延安，其間毛澤東同誌與黃炎培作過一段關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如何跳出曆代統治者從艱苦創業到腐敗滅亡的周期率的談話。黃炎培先生的記錄是這樣的：
“有一日，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我生60多年，耳聞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同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然環境漸漸好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六 認識特征——道、運文化
道、運文化這個詞是我的杜撰，因為我一時想不出用個什麼更準確的詞來表示這樣一個意思：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特征，是以道為主導，以天命為輔弼的。天道、天命加在一起，無以稱之，稱為道、運文化。
現在思想理論界流行一個詞叫做“儒、道互補”，但那意思卻是古已有之。先秦時候諸子爭鳴，各家有各家的主張。主張不同，自然有爭論，爭論有大有小，有強有弱，卻又不是一片混戰，更不是你死我活，有我沒你。那時，儒道已有關係，或者說儒道關係遠比儒墨關係緊密得多。傳聞孔子問道於老子，實為儒道兩家一段佳話。荀、孟未曾問道，但苟子的學生韓非，卻對道家大有興趣。專作《解老》、《喻老》，對道家思想有獨特理解和發展，韓非屬法家，法家非自韓非始，然而至韓非而引老子入法，可謂慧眼獨具，高人一籌。儒、道、法三家相互關聯，但以其主旨來看，儒道關係更密切些。儒家講人世，便與法家相近；儒家講天命，又和道家相近。三家相關，儒在其中，是中國古代三大思想流派的大致格局。然而儒道互補是重要的，因為儒家講人世與法家相近，講仁義道德和法家相遠了。講人世雖與道家相遠，但又需要抽象的理論作幫助，自然找到道家。且人世出世本是一對題目，有為無為有似一雙兄弟，有為不成轉而無為，好像並無千裏萬裏之遠；不為將相，便作隱士，卻又便當得很；儒道相近，雖相近而能互補，是中國古代思想史發展的一個總體趨勢。
然而，二者的相合相分，相取相悖的曆史是漫長的。孔子問道於老子，道家自然喜歡這說法。但儒家對道家的蔑視卻又由來已久。孔子說過“朝聞道，夕死可也。”卻不知這道與老子的道是否一致。又曾說過“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想來天命並非就是道。因為後邊還有“六十而耳順，七十隨心所欲不逾矩。”到了70歲仿佛懂得道了，然而“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夫子沒有留下他對道的全麵見解便撒手人寰。我為夫子一歎。
後來，秦國統一天下，“孔子西行不到秦”；他看不起秦人，秦人更看不起夫子。其時法家學說盛行，沒有他儒家多少地位。後來，幹脆讓秦始皇一把火燒了儒家經典，又坑死460位儒生，龍顏一怒，要刨儒家祖墳。可惜，秦皇多暴政，暴政則不能持久，陳勝吳廣起義，天下大亂；至劉邦項羽共同滅秦，用去三年；楚漢相爭，又去五年。從劉邦這一麵說，三年滅秦、五年滅楚，有些吹牛，也可理解。劉邦坐天下，上朝議事，猶然轟轟然大亂，很不得意。便有儒生建議，按照儒家學說、禮儀確定朝儀，於是整肅，劉邦大喜，嚐到了貴為天子的好滋味。決定改變舊習，親自祭孔。劉邦雖祭孔，天下卻要休養生息，儒學學術人世意味太濃，不甚合用。於是道家交了好運，自劉邦取天下，中經呂後、文帝、景帝，一味主張無為而治，雖不必事事無為，政績卻十分有效。到了漢武時候，國力已強，匈奴在北騷擾，邊陲之地日有烽火，於是雄才大略的劉徹遇見滿腹經綸的董仲舒。君臣一拍即合，決定“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然而，舊時儒術，不甚堪用；董仲舒於是取陰陽家言，突出孔子的天命思想，以三綱五常為本；天人合一，“天不變，道亦不變”，演成一篇大理論；在中國文化史上寫下了曆史意義極其深遠的一筆。這時候，道的思想已然淡漠，天命之說十分盛行；後來月轉星移，佛教東漸，佛教的思想和儒家的天命論大有合拍之處；所以，沒有費太大的力量，就慢慢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滋衍開來。漢末大亂，天下紛紛擾擾，社會遭到大破壞，土地連年荒蕪，人口急劇減少。三國代表人物，利用天時地利人和，鼎足而立。此時儒學已受內傷，雖欲發揚光大，猶難發揚光大，曹操既不喜儒學，孫權亦不喜儒學，劉備雖號稱仁義之徒，然而於儒家相去亦遠。西晉統一三國，以收買貴族門閥和士人的擁護為代價，一旦立國，奢靡之風盛行，近百年變化，可謂升沉起伏，令人思所未能盡思，言所未能盡言。玄學應運而起。於是道家又受重視，有才子喜老莊之學，進行新的研究；王弼郭象等人，在很短的時間，便做出大成績。玄學的勝利，是道家的勝利。然而，中國是大陸國家，又是小農國家，道家不能獨存，非得請儒家出來不可。然而，曆史一誤，糾正也難；競至一誤再誤，導致南北混戰，天下大亂。自兩晉16國起，經北朝魏、齊、周，南朝宋、齊、梁、陳，到了隋文帝那裏才有了一個統一的局麵。然而，亂後之治，殊非易事。文帝既死，煬帝又亂，直到唐朝開元、天寶年間，才算真正達到中國古代史上第二次大的繁榮。這個時候，儒學，道學，佛學已經可以分庭抗禮了。儒學久經戰亂，已被證明：中國要統一與繁榮，舍此無路可走。道家又生道教，道教卻是打著道家的牌子，受了不少佛學的影響。二者歸一，獨立成教。佛教主張四大皆空，然縱觀佛教曆史，非有大動亂大饑寒大悲慘的社會背景不能充分發展。在印度如此，在中國亦然。五胡亂華，何曾亂耶？佛學興盛，有其由矣。三教並立，奠定了大唐帝國飛黃騰達的曆史局麵。然而，得之蕭何，又失之蕭何。唐朝對外堪稱強盛，對內治理不利，大凡不能專用儒學也是一個原因。於是藩鎮割據，天下漸亂。安史一大亂，大亂方息，小亂又生，終於把大唐王朝送上了西天。以後五代十國，又是一番混亂，至北宋方始統一，趙匡胤接受以前教訓，“杯酒釋兵權”，對外且不理論，對內偏要嚴控。於是儒家之說，視為法寶。但是時代不同了，舊儒有些過時，非儒未到其時，於是濂、洛、關、閩，相繼立說。收佛家、道家有用理論，以儒家學說為本，創立宋代理學，此風延及明代，合稱宋明理學。宋明理學是儒學的第三個曆史時期，然而也是最後一個曆史時期。儒、道互補分流，至此已經完成了曆史使命，全被程朱理學弄到一個體係中去了。從此登峰而造極，又從此物極而必反，後麵的路就越來越窄，等到啟蒙思想出現，無論儒、道，都慢慢被擠到曆史舞台的後麵去了。到了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運動時候，又對孔家店來了一個大清算。隻是現在看來，清算一個偉大民族的最主要的代表學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作上麵這麼一番回顧，其意是說，道與天命之說，確實曾在中國文化史上有過特殊重要的地位。以此觀之，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特征，首先應該從對“道”的研究開始。
對“道”的研究，源遠流長，著作多不勝數。可以說自秦漢之後，無論哪一代皆有名人。我在這裏隻想提一提金嶽霖先生的《論道》和王德有君的《道旨論》，因為前者是當代學術界關於道論的一本有名的著作，後者則是我所看到的最新的關於道的研究專著。
金嶽霖先生的《論道》，共計八章，用新學分析特別是邏輯分析方法，對中國這一古老命題作了新的闡釋。堪稱科學論道的嚐試。文章從“道，式一能”講起，然後講“可能底現實”，講“現實底個體化”，講“共相底關聯”，講“時一空與特殊”，講“個體底變動”，講“幾與數”，最後講到“無極而太極”。僅看題目，就可以知道這是中西合璧的書論，題目上就有強烈的現代哲學思辨的氣味。然而，句句不離其道，又可謂深知中國古代哲學者也。結論講到“無極而太極”，和程朱理學大師們的講法正好倒了一個個兒。也就是說中國古人是從整體到具體，而金先生的分析都是從具體到整體的。書末有幾句話說得很妙，既可看成對“道”的總結，又可看成對《論道》一書的總結。
金先生的《論道》，是由科學方法對古老的“道”的剖析，而王德有君的《道旨論》，卻在於對道的曆史流衍的介紹與分析。可以認作習古之“道”學的入門之說。
我的看法，對道的文化意義上的研究，莫若且把這些具體的分歧打住，
就和外國的文化形狀作個比較，從宏觀上看看中國“道統”的個性如何？如取此法，我們雖然以“道”作為研究的入門，卻不能以“道”作為研究的局限，就是說，當考慮中國傳統的認識特征的時候．就不能以“道”的著作例如《道德經》為限，還要研究儒家的經典，例如《易經》、《春秋繁露》和雜家的經典《淮南子》等等。
西方的古典哲學，如果從其主體內容考慮，總是和基督教相聯係的，就像伊斯蘭教國家的哲學思想總是和《可蘭經》相聯係差不多。在基督教、伊斯蘭教以至佛教為主導的文化體係中，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它們有一位至高無上的神。在基督教有上帝，在伊斯蘭教有真主，在佛教有佛陀，他們是至高無上的，無所不能的，又是無所不在的。尤其真主與上帝，它們是人類的創造者和救世主，至少是超度人類脫離苦難的最高的神靈。尤其真主與上帝，人類不可能想象他們有可能犯錯誤。錯誤與他們無緣，失敗也無緣。他們可以預知未來，就是人們連做夢也夢不到的事情，他們都了如指掌。他們不僅創造了人類，而且創造了山川大地，世間的一切都是由他們創造的或者由他們保護的。他們要這個世界怎樣、這個世界就會怎樣，而不是世界自己“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以基督教為例，他不允許亞當和夏娃食用樹上的禁果，一旦他們沒有聽從勸告，就給後代子孫帶來了永無止境的苦難，男人要永遠流汗，女人就永遠遭受生產的痛苦。人們隻有按照他們的指導去辦，並且時時、日日、月月、年年，永生永世在他們麵前表示誠意的懺悔，才有些許可能步入天堂，否則就有墜入地獄的危險——那簡直就是一定的。因為這些民族文化都有獨一無二的至尊無上的神，因此，也就沒有了“道”的位置，即使有“道”，這道也不過是最高神祗的主觀意誌而已。因為他永遠都是正確的，所以他說的話代表的就是中國人所追求的那個至高無上的“道”了。
中國傳統文化則不同。中國人沒有最高的神祗——最高的神祗不在神的世界，而在人間。中國最高的權威是皇帝。皇帝可以決定人間的一切，而且也可以決定天上的一切和陰間的一切。總而言之，不論天上地下還是人間；不論是八荒以內，還是八荒以外；不論是五行之內還是五行之外；隻要皇帝有那個興趣，他就可以管得。對於佛教、道教和儒家的地位，他可以給他們排座次。李世民做皇帝，因為他本人姓李，道教祖師李耳也姓李，說不定500年前便是一家人哩，於是，排定道教第一；儒家第二；佛教第三。到了武則天掌大權的時候，情況就不同了。姓武的當了政，姓李的倒了黴，不但姓李的皇帝倒了黴，連道教因為祖師姓李也跟著倒了黴。武則天排定佛教第一；儒家第二；道教第三。幸虧那個時候基督教還沒有傳到中國宮廷上來，如果來了，那麼李世民大皇帝和武則天大皇帝一定會請上帝參加排隊的。這作法，在基督教國家是不可思議的，在伊斯蘭教國家也不可思議，就是在佛教盛行的印度猶不可思議。皇帝再大，畢竟是凡人。凡人可以給最高的神靈排座次，豈非乾坤顛倒，北極南飛？然而，中國皇帝做這樣事簡直就不費吹灰之力。不僅如此，隻要他們願意，他們還可以隨便就封那些死去的英雄做神仙。例如封孔子為大成至聖先師，封關羽為伏魔大帝，封鍾馗為驅魔大神。這樣看來，中國的皇帝就是至高無上的了。然而也不是，比皇帝更高的，就是這個“道”。無論你皇帝也好，老皇帝也好，老老皇帝也好，都要以“道”來衡量你的優劣成敗。用鄉音俗語表示：有德有能的皇帝，就是有道明君；無德無能的皇帝就是“無道昏君”。皇權雖重，也要小心，如不合道，就成昏君。不但如此，不論哪一位真龍天子一旦違背“天道”，必遭天譴。用孔夫子話來說，就是“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憑您如何祈求寬恕，也無濟於事．。中國的“道”不僅管皇帝、管人間一切人等，而且還要管鬼魂管神仙。鬼魂如不合“道”，也很危險。初看起來，仿佛鬼有鬼道，神有神道，人有人道，然而大道合一，總是一理。不論神鬼，一旦背離“道”的要求，都會碰壁，以至神仙被貶，鬼魂遭禁，種種懲罰，轉瞬即至。例如豬八戒，因為行為有失檢點，就給貶下仙界，又錯入豬胎，從此，不尬不尷，生一個大大的豬頭出來。又如玉皇大帝，因為在妹子的婚事上做了點對不起人的事情，讓二郎楊戩一通大鬧，好不容易經八方調停，才得了一個二郎聽詔不聽宣的曆史結論。總而言之，在中國的哲學思想裏，是沒有不犯錯誤的人，或鬼或神仙。誰的行為不合“道”的要求，馬上就犯錯誤；如不及時糾正，必定給自己招來懲罰。就是山川萬物，鳥獸魚蟲，同樣在“道”的統治之下。“道”這件事，不分貴賤智愚的，隻要你存在，你就必有一定的道理。而小道一定合於大道，隻要合於大道的，就是一塊石頭，也就有了靈性，任你什麼人也奈何它不得。反過來說，就是從一塊石頭上也可以“悟”出最高的真理——“道”來。
中國的“道”如此神奇，難怪老子《道德經》五千言，劈頭第一句話，就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由此生發，5000言雖多，終不能棄其“道”也；5000言固少，又足夠後人萬世琢磨，這大概就是“道”的魔力吧！老子大約也感到了“道”的難琢磨，所以在5000言中特意說了這樣一句話：“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分恍分，其中有象；恍分惚分，其中有物。窈分冥分，其中有精，其精其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狀哉！以此”。把它譯成白話，是這樣的：道這東西，是恍恍惚惚的。雖恍恍惚惚，其中卻有“象”；雖恍恍惚惚，其中卻有物。雖深遠暗味，其中卻有精質；這精質是非常真實的，這精質是可以信任的。從今上溯於古，它的名字永遠不能消去，依據它才能認識萬物的本始。我如何知道萬物本始的，就是從“道”知道的。
我想，我們中國自先秦以來和西方民族的自覺認識不同，最大的差別也許就在這個“道”上吧？然而“道”雖然無遠無近，無上無下，無大無小，卻不能用道來認識道。所以，即使古人未曾進行過嚴格的邏輯，在今人看來，“道”是應該有一個體係的。可惜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偏偏不喜歡什麼體係。他們對世界的認識往往是直觀的、感知的，甚至是悟想的——這個我們後麵再說。但如果用“道”解“道”，這個“道”是解不開的——盡管他們也許從來就沒想過把它解開。偏偏《周易》中有那麼也許是極其鄭重也許是漫不經心的一句話，卻成了後人千百年解道的一把鑰匙。這句話隻有短短的七個字：
“一陰一陽之謂道”。
雖然是短短七個字，卻指出了在中國古代認識史上的一個大問題，即陰陽問題。宋明理學的大師們看準了這一點，抓住這句話予以充分的發揮。朱熹就說過：“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陸九洲也曾說過：
“《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終始、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碎、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偶相尋，變‘化無窮，故日：‘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
顯然，朱陸的見解是不一樣的，然而這卻無妨。我們不討論他們之間的分歧在那裏，我們隻要說明，“一陰一陽之謂道”，在中國哲學史上有著重要作用。
中國古代的陰陽學說，之所以重要，在我看來，就是因為這裏麵包含著很多相互轉化的思想，相反而相成，欲取之，必與之。這種樸素的辯證觀念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和豐富無疑起了重要的方法論作用。陰陽的轉化已經是很有價值的思維方法。然而，陰陽思維的妙處，還在於它是作為一種特殊的動態模式出現。這種模式，於天地，於人倫，於物理，於神鬼，於科學，幾乎凡欲用之，皆可用之。對它可以做出各種各樣的解釋，也就說明它有著特別寬泛的適用範圍。適用寬泛，又說明它是一種有用的抽象的理論模式，我們在下麵的章節中還將不斷講到這種模式的種種作用．講到現代科學與它的某種相通之處。中國醫學要講陰陽，中國武術要講陰陽，中國繪畫要講陰陽，中國文學創作要講陰陽，中國美學要講陰陽，以至中國的迷信都要大講陰陽。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所在，陰陽之所在。《紅樓夢》中的史湘雲小姐和丫環翠縷就曾有一篇陰陽的妙論。實在是很有意趣。而且我們後麵還要講到，陰陽思想對於西方哲學家也發生了很大影響。
道與陰陽之外，中國人還講天人合一之說。道是無形的，然而寓於有形之中，這是道和器的關係；道雖深透，要由人心去領悟，這是道和心的關係；有其道必有其理，有其理必有其道，這是道和理的關係；道為普遍法則，氣為產生天地萬物的基本元素，這是道和氣的關係。然而，中國古人最重於人事，它最關心的乃是人的活動，人的道德和人的命運——盡管這種人的命運統統集於一人之身心即集於皇帝之身心。於是，天將如何，地將如何，人將如何，道將如何？就成為中國古代哲學界必要回答的問題。如果說道與人類無關，那人類也就對它不感興趣；如果說道與人類有關，那麼就要問它和人類有什麼關係？有什麼關係呢？孔夫子講過天命，也講過道。講天命，他曾說過：“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文王即歿，文不在斯乎？”“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講道，他也曾說過：“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這將廢也與，命也。”又說：“朝聞道，夕死可也”。夫子“五十而知天命”，七十“隨心所欲不逾矩”，可見知天命在先，聞道在後。然後，夫子對天命的議論，粗疏簡約，不大容易為匆忙驕躁的皇權代表者們所領悟；夫子對道的議論又顯得粗疏簡約，同樣不大容易為匆忙驕躁的皇權代表者們所領悟。秦始皇眼裏不放孔子，固有其曆史原因。劉邦對孔子初時也曾誤解，就不全然是偶然的了。贏氏亡天下，知道了孔夫子的厲害；劉氏得天下，又嚐到孔夫子的甜頭。然而，夫子之流，在天命、天道、天人關係方麵畢竟有些模糊不堪實用處，所以不符需求。於是天生董仲舒，開始了中國文化史上第一次對天人關係的係統著述。自然董仲舒的學說不是憑空而來，除去現實需要，本人獨到見解外，還有儒家學說為其先導。講天人關係，孔子的天命與道的思想中已有萌芽，孟子講得更為切近。苟子從另一個角度，也發表過精辟意見。不過，董仲舒確有發展，他結合五行理論，加上神的色彩，又賦予新的道德成分。“天”，在董仲舒這裏已經成為有意識的了。天上、地下本為一體，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不僅為劉氏天下找到了最為有力的根據，而且使三綱五常之說得到了上天的批準。武帝元年（公元前134年），劉徹召賢良對策，董仲舒上對策三篇，史稱“天人對策”，提出他的哲學體係的基本論點，建議“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大合武帝之心。從此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的認識方法，便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占據了十分重要的一席。經東漢之王充，唐之韓愈、劉禹錫、柳宗元，宋之二程、朱熹張載，得到曲折而又充分的發展。天人合一特有貢獻的著作中，還有《黃帝內經》；僅從文章結構考慮，我把它放在中國醫學專題中再去討論。張岱年先生說過：“中國哲學史中天人合一觀點具有複雜的涵義，主要包含兩層意義：第一層意義是，人是天地生成的，人的生活服從自然界的普遍規律；第二層意義是，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和人類道德的最高原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言簡意賅，講得十分透徹。現在看來天人合一不但於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且對現在、對將來都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中國古人講天人合一，又講“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就是說，人類行為隻有合於天的要求才能取得成功；而天就其本意來說，也是要求人們積極向上的。在實際上，中國人固然有些好講天命，卻又有自己的主張，這主張一旦認定，就有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味道，縱然遇到種種挫折，其向上之心，未曾灰冷。《三國演義》中寫諸葛亮之前先寫徐庶，寫徐庶之前先寫水鏡先生。水鏡先生要薦諸葛。然而，他好像是一位半神半人的特殊人物。薦了諸葛，又歎諸葛，仰天歎曰：“逢其主不逢其時，時也，運也，命也！”命雖如此，還不是向劉備作了推薦，還不是發生了以後的轟轟烈烈的一番事業。中國人信天命，但不迷信天命；中國人敬畏天命，但不懼怕天命。有人研究中國文化傳統，以為中國人是弱者，缺少西方人的陽剛之氣，這不正確。中國人並非弱者，若論其弱，主要弱在大陸性封閉文化和等級製人格文化上麵了。張岱年先生對此曾發表過一段見解，很具說服力。他說：
“過去有一種流行的觀點，以為中國文化是柔靜的文化。應該指出，這是從表麵看問題。道家宣揚柔靜，周敦頤提倡‘主靜’，固然都有一定影響，但這不是中國文化的主流。僅僅推崇‘柔靜’，是不可能創造出燦爛的文化業績的。作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的，應是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思想態度。孔子重視‘剛’，他的生活態度是‘為之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這是一種積極有為的態度。孔子的這些思想，《易傳》有進一步的發展。《彖傳》提出，‘剛健’觀念，讚揚剛健精神， ‘剛健而文明’， ‘剛健篤實輝光’。《象傳》提出‘自強不息’的原則，‘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傳》倡導的‘自強不息’精神在中國曆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激勵著古往今來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奮勇前進。現在多數哲學史工作者都認為《易傳》是戰國時期的作品，但在曆史上，從西漢以至近代，多數學者認為《易傳》是孔子撰寫的著作，所以‘剛健’學說是以孔子的名義在曆史起作用的，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則。”
自然，中國文化的自強不息精神也是有限度的，因為舊中國畢竟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君子固要自強不息，但能不能自強不息，其主動權卻不完全在於君子。所以一方麵要自強不息，一方麵又要明哲保身，要隱世。人世則儒，隱世則道，出世則佛。佛至禪學，最有中國味道，也就大半被同化了，同化而不失個性，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自強不息的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據重要地位，這一點，也是應該肯定的。
這樣看來，道之說的理論是有一個體係的，它至少應該包括：道的理論、陰陽轉化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和天人交感、君子自強不息的認識。
這雖然是老子講得最多也最係統的一個哲學範疇。然而，論其曆史發展的共鳴所產生的整體影響者，還是儒、道、佛三家互補，汲取百家之長而以儒家精華為主，這個說法更近史實。
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特征，既反映了中國古代認識論的精神，也反映了它的糟粕。精華使之具有萬古長青的借鑒價值，糟粕給它帶來了坎坷乃至曲折直至走向沒落的曆史命運。
講其借鑒價值，中國古代思維方式，例如道的思維，其整體性、流動性、規律性、統一性，與西方現代哲學有某種相似之處。論其規律一說又與黑格爾哲學更有某種神似之處。黑格爾講絕對精神，連世界都是這絕對精神的外化，絕對精神雖然是非物質的，卻又是規律性的，世間一切事物不能離開絕對精神的規律製約，所以，任憑世間事何等繁雜，歸根結蒂，它都是有規律的。這個思想和中國古來的“道”說，有異曲同工之妙。所區別者，在於黑格爾的邏輯理論是十分精密縝細的，它反映了近代西方科學的影響，打上了西方工業時代的烙印。中國的道說，沒有發達的現代科學作為基礎，雖簡約粗疏，卻更易理解，更具直觀性。因此，老子的《道德經》，曾被歌德所賞識，又被托爾斯泰所歎服，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公正地說，對於道的研究，在中國尚未形成熱潮．其對西方的影響卻是未能低估的。
又有陰陽學說對西方的滲透。作為人類電子計算機之父的萊布尼茲，據說曾受到周易的影響，他看到八卦，覺得思路新鮮，對新的思維方式的發展產生啟發價值。因此有人捕風捉影，說萊布尼茲創造計算機，乃是看了《周易》的結果，恐不確；也有人反對這觀點，說西方沒有《周易》，萊布尼茲也可以創造計算機；中國有《周易》，卻沒有發明計算機，把發明計算機的功勞算在《周易》賬上，足見不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據我看來，萊布尼茲計算機的發明主要受益於西方近代科學，在《周易》中受些啟發也可能的，就是沒受啟發，後來才看到《周易》，也可能有殊途同歸之感。但僅此一點，也可以知道，易經的某些思想是可以和現代科學搭上“界”的。
西方現代科學和東方古典哲學的關聯，在現代西方科學界，已經不是個別人關注的題目，而形成某種研究熱潮。韋伯重視東方哲學，很多物理學家也重視東方哲學，就是西方醫學界對於東方哲學也慢慢發生愈來愈大的興趣。其興趣的最為共同性表現，就是有感於東方古代認識方法的借鑒價值。西方科學哲學家卡普拉寫過一本《物理學之道》，發生很大影響。前幾年，有我國同胞把它編譯過來，改名《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看看此書，可以知道，中國的禪宗、道教、佛教和西方現代物理學可以發生怎樣的關係？其中講到強子世界的變化導致結構和對稱的模式時候，有這麼一段話：
“強子世界的變化導致了結構和對稱的模式，這可以用反應通道的形成來表示。但是不能把結構和對稱性看成是強子世界的基本性質，而應該把它們看成是粒子的動態性質的結果，也就是它們變化傾向的結果。在《易經》中也是變化造成了卦象的結構。按照中國人的觀點，我們周圍的所有事物和現象都是由變化的模式產生的，可以用卦象來代表。因而他們不是把物理世界的物體看成靜止的、孤立的物體，而是看成隻是道的宇宙過程中的暫時階段。
按照《易經》變化產生的結構可以安排成非常對稱的形式。這種八卦圖與前麵提到過的介子八重圖粗略相仿。但是重要的並不是這種偶然的相似性，而是現代物理學與古代中國思想都把變化看成自然界最本質的東西。而由變化產生的結構及對稱性隻是第二位的東西。”
不唯如此，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也許對於今天的科學進步具有更為直接的啟發和更為重大的影響。天人合一，即把宇宙、世界、人類看成一個整體，僅這一個命題，就有多麼強烈的吸引力。因為我們人類實在是太“偉大”了，我們已經把人類自己的局部環境弄得不成個樣子。人類破壞了環境，環境懲罰人類；人類又生產了過多的人口，人口也在懲罰人類；人類在無休止地進行軍備競賽，軍備競賽也懲罰了人類。總而言之，人類不把自己的利益和“天”的利益——即人類生存環境包括民族環境、世界環境和宇宙環境去作認真考慮的話，人類有可能為此付出空前的代價，也許比曆次世界大戰的代價之和還要大得多的代價！拿個最切近的例子來說，1985年5月英國南極考察隊在南極發現臭氧層空洞後，立即引起全球的關注。就在本年度，全世界110多個國家參加了為拯救臭氧層而召開的國際會議。有報紙為此報道說，“杞人憂天”曆來作為庸人自擾的比喻。然而今天，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憂天，“天”確實已經被人類的汙染捅了一個大窟窿。天有一個窟窿有什麼要緊？回答說，不但十分要緊，而且十分危險。因為臭氧層可以擋住99%的太陽紫外線輻射直達地麵。如果沒有臭氧層作為保護層，那麼隨著紫外線強度的增加“首先會降低人體的免疫係統功能，危害呼吸器官和眼睛，促使慢性病的複發，引起更多人皮膚受損誘發皮膚癌；其次會引起海洋浮遊生物及蝦、蟹動物、貝類的大量死亡，進而影響食物鏈，造成某些生物的滅絕；另外，還會使主要農作物小麥、水稻、玉米、大豆減產，威脅人類的生存；首要的是，過量的紫外線會引起氣溫上升，從而導致南極洲冰層溶化，使世界上大多數沿海城市因海平麵的升高而被淹沒”。這當然不等於說有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人類就不會破壞自然環境了，而是說，如果有這方麵的自覺認識就可能提醒人類減少失誤。古老的天人合一理論，已成古籍舊說；而未來的科學殿堂中將給新的“天人合一”理論一個光榮的位置。
照我的看法，中國傳統的認識論強調的是“綜合”；西方近代科學強調的是“分析”。但當現代西方工業和現代科學開始跨入整體化、科學交叉化之門時，西方近代科學顯得有些笨手笨腳，不堪實用。東方古典哲學反而和西方現代科學特別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興起的新興科學發生關係。可以說，中國古典哲學之所以受到青睞，和西方人所謂的後工業化社會有某些相合之處。由此看來，未來的科學發展，大體上還是要走東、西方文化互補的道路。
然而，我們不要為這種推測——那還不過是一種推測而已所陶醉。實際上，中國傳統的認識方式有它種種局限，它雖有許多值得借鑒的寶貴內容，卻不能為中國封建末世的衰殘破敗提供有用而又有效的思想武器。
蕭功秦在《儒家文化的困境》中曾講過中國傳統概念思維的三個特點。這三個特點是：第一，意會性特點。所謂意會性，就是說，人們並不是通過對某一概念的嚴格邏輯定義和界說，來把握和認識這一概念的外延和內涵的。換言之，人們不是通過抽象思維的方法，而是通過對該概念的上下文加以直觀地領會的方法，來潛移默化地把握這一概念的實際涵義。第二，是它的非確指性或模糊性。“由於概念缺乏邏輯意義上的確指性和規定性，以致出現在後代人看來頗為奇怪的思想現象。即自古以來的傳統思想家和學者，都可以憑自己主觀上的意會，在不同意義上來使用‘理’、‘氣’、‘道’、‘性’、‘命’、‘心’、‘體用’、‘格物致知’這類基本哲學範疇。他們完全不必顧忌旁人和前人是在什麼意義上來使用上述概念的。”這個我們在討論“道”的認識的時候，想來諸位讀者已經體會到一些了。第三，是中國傳統理論範疇與概念的不可離析性或“板塊性”。“既然一般傳統的抽象概念是由一些帶直觀感性意義的名詞通過借喻而演變過來的，例如‘道’，即從‘道路’中引申過來；‘理’是以木紋中的條紋、條理中引申過來；‘氣’從氣霧流動狀態中引申過來。因此，中國傳統的概念術語，往往具有不可分割的‘板塊性質，這種‘板塊’既不能進一步分解為若幹獨立的子概念，也不能與其他概念綜合為新概念。”
這說法很有道理。但照我看來，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主要缺點，還在於它的非邏輯性、非實證性和非工具性。
所謂非邏輯性，是說它缺少理論體係，缺少明確的學科概念，缺少嚴格的邏輯推理。蕭功秦先生所謂的意會性、模糊性、板塊性大體可以歸於此類。
中國人缺少建立理論體係的創造力，所以凡古之理論著作，不論文章也好，專著也好，談話也好，論辯也好，大都沒有學科概念。無論天文地理，政治軍事，仁義道德，刑罰獎賞，凡有論者，統統放在一個“大口袋”裏。中國古人的文章，特別是先秦諸子的文章，大有百寶囊意味，您要什麼，他就有什麼。至於學科體係，談不到了。他們也不重體係，頗有點“論到那裏，就算那裏”的意思。中國人沒有體係概念，因此也就很少在分析哲學方麵有自己的獨到建樹，這個除和以吏為師的傳統有關以外，也和自然經濟為基礎的社會環境有關係。然而，沒有體係的理論少能建立起嚴密的邏輯論證基礎。所以，後來人讀到前人的書籍，常常要反複揣摩，還是很難找出一個明確無誤的含義。體係既不健全，在遣詞造句上就有很大的隨意性，同是一個詞，你可以這樣理解它．我可以那樣理解它。我可以說你理解得不確，你又可以說我理解的不對。但我又可以說我這是“別解”，與你並無大的分歧。要講邏輯論證，《莊子》中似有一些，不過往往淪於小道，未曾光大。墨子最重邏輯，隻是連他的學說在後世都未曾被中國統治者和士人所重視，那邏輯就更無地位了。
倒是如禪宗“公案”一類的非邏輯思維方式，在我們傳統文化中頗占一席之地。禪宗的公案，是深入思維的產物；反映的思路之深邃縝密，大有可借鑒之處。但其本身不重邏輯，反而特重對邏輯的反駁。以為隻有在無路可走的邏輯境地下才能達到最高境地。禪學之公案妙在這裏，難在這裏，複雜在這裏，高深莫測也在這裏。倘沒有很高的悟性，怕非落人公案圈裏難以自拔不可。然而，以今天的觀點看，這種非邏輯的觀點，反映的正是一種悖論。悖論也是邏輯，不過是一種特殊邏輯。而且在現代科學中偏偏有很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比如有和尚問洞山守初禪師“什麼是佛”，回答說“麻三斤”。有和尚問石頭希遷“什麼是道”，回答說：“木頭”。這叫什麼回答？然而，我們的禪宗和尚們偏能從所答非所問中悟出“禪”理，真讓人佩服。而且這還算好的呢？據說有和尚向馬祖請教什麼是“解脫者”，馬祖便在地上劃了一個圈兒，叫這和尚站在圈裏，然後拿棒就打，這和尚耐不住疼，就跳出圈外，圈外還是打他，他又跳回圈裏，還是挨打。真是圈內不是，圈外也不是，於是這和尚頓悟了，原來離開是非，擺脫開矛盾束縛，才可以得到解脫！
禪學的這種方式，受到現代科學的重視，一方麵說明中國文化中還有很多寶藏可以挖掘，另一方麵也說明，沒有現代科學作指導，沿著禪學的老思維方式走下去，恐怕隻能越研究越糊塗。結論是什麼呢？結論是：
非邏輯思維——悖論思維是有價值的，但那價值隻有在邏輯思維的指導下才能顯示出來。
所謂非實踐性，是說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缺少實證精神。中國人講“道”，講“天”，講“天人合一”，講“天人感應”，講“陰陽轉化”，都講得頭頭是道，然而缺少實證精神，也沒有實驗手段。我說一個大道理，你信不信？你不信，自有人信，於是，就算完成了曆史使命。到了後來，幹脆變成我說一個大道理，我這大道理既合乎天命，又是得到仁主欽定的，你信不信？你不信，偏讓你信；你敢頑固，非讓你知道知道本理論的厲害不可。但是，很少有人說，我有一個大道理，你信不信，你不信，證明一下給你看；或者你不信，你證明一下給我看。
實在中國人研究的理論也太大了點，動輒就是天道、天命、天理、天運，不研究則已，一研究就麵對宇宙，你要實證也難。所以，就幹脆不用證明，而是設一個合乎“天道”的“道”，大家向著這個“道”去努力。你也努力，我也努力。觸了黴頭，這努力者就好像摸著石頭的過河人。過不去了，折回頭再去摸索！
然而，更其嚴重的是，這種不負責任的信天遊的理論，不僅表現在對小動物的“不尊重”上，也表現在對聖人的不敬方麵。比方如前麵張岱年先生指出過的，《周易》並非周公孔子所作，但中國很多古代士人就認定了那是周公孔子所作，而且正正經經把它作為聖人的經典傳了下來。想聖人在天之靈，豈不慍乎？這種遺風傳至清代，就有我們對西洋人的種種奇談怪論。例如說西洋胎兒在母親宮中和中國人不一樣，以此可知優劣；例如說英國人都不長膝蓋骨，一旦摔倒，很難爬起；例如讓赤身裸體的婦女站在城頭，就足以使洋人的大炮不響。種種奇談怪論，不一而足。
中國古人不重實驗，不能以實驗精神對待自己的思想、認識理論和決策，因此，中國古代雖有偉大發明，卻不能使之光大起來。中國雖曾有強大的封建主義，卻沒有首先產生資本主義的可能性。
實驗與中國傳統文化無緣；報應不爽，現代文明也與中國封建社會無緣。
所謂非工具性，是指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缺少工具行為，缺少工具意識。以後我們還會看到，中國的科學技術其實不算不發達，中國有四大發明；四大發明啟發了西方近代文明，這是事實。不僅有四大發明，中國在化學、數學、物理學、建築學、光學等等方麵都有自己的重大貢獻。然而，這些貢獻在中國思想家政治家那裏，都不過“貢品”而已。高興的時候，拿來一點；生氣的時候，棄之不理，而且從骨子裏就認定了這是“下賤”人擺弄的下賤玩藝。
中國人的數學才能，全世界都聞名。然而，中國的數學與中國的道統無緣，我們還沒有見過哪一位大理論家把數學引人“道”的理論或陰陽轉化理論中來的，就是“天人合一”中也沒有它的位置。
中國人不喜歡工具，要自己麵對世界進行思索。屈原有《天問》，一問就問了120個問題，問得天翻地覆，好不深刻，好不氣派。然而，問問罷了，沒有下文。直到唐朝出了大才子柳宗元，才給了下文；不過那內容已經離題萬裏，以小生之模糊對先人之疑問。
看重工具的，中國有魯班．然而魯班不入百子之流，悲乎！看重工具不讓魯班的，又有墨子，然而墨翟先生的技術建樹在中國很少價值，倒是他的神鬼思想對後世常常發生些影響。講到工具作用的大儒，首推荀子。他的《勸學篇》頗有些與新儒舊儒不同的味道。他說：“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穀，不知地之厚也。”又說：“吾嚐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嚐跛而望也，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裏。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所以，他說：“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然而也不知道荀夫子不過是順嘴一言，還是如同我們在邏輯認識上冷遇了墨子一樣，在工具論卜又冷遇了苟子。總而言之，苟子的假物思想沒有在中國哲學史上產生重大影響。
西方人善假物，中國人不善假物。等於一個坐著火車的人和一個徒步走的人賽跑。那麼，誰能賽過誰呢？就這樣，14世紀過去了，15世紀過去了，16世紀過去了，17世紀過去了，18世紀也過去了。到了19世紀，西洋人的大炮瞄準廣州口岸，洋人的鴉片已經如潮水般湧人中國。而我們中國人，還在那裏做夢，要用神行太保的四隻甲馬去戰勝洋人的火車，要用浪裏白條張順的水上功夫去戰勝洋人的兵艦，結果呢？大家都知道了。
七 組織特征——親緣文化
原始人類的進步是以血緣關係新禁忌的確立為標誌的。遠古社會，人雖近於其人。然而，文明低下，處於野蠻與蒙昧的邊緣。人群雜居，無分長幼。雖然，作為原始人類的子孫，往往羞於承認這一點，寧願相信亞當、夏娃一吃禁果，就知道了羞恥；從此子孫繁衍，好不文明。沒那回事。那時候，連爸爸媽媽的概念都沒有，誰也不知道誰是誰的兒子，誰也沒有必要知道誰是誰的兒子。記得我幼年時候，在鄉間看著合作社新買來的大馬，好不神氣。後來母馬受孕了，生駒了，母子情深，成年人不覺見景生情，小孩子們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解，以為那馬駒一定也像自己一般的幸福，那馬媽媽一定也像母親一樣的慈祥，然而，一兩年後，馬駒長大了，照樣拉車幹活，和母親同拴一槽，毫無舊情可念。我問自己的母親，她媽媽是不是忘了他？或者因為他淘氣她媽媽不喜歡他了？媽媽被纏得無法，說，一個馬，有什麼母子關係，大了，各幹各的，就算了。聽了這話，我真替這馬兒感到悲涼。後來我也大了，才知道，就是馬兒子與馬媽媽再交配的事情也是有的——昔時農村未講牲畜優生，把這樣的事情習以為俗，諸位請想，當已經進入文明的人類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祖先也如同馬群一樣生活的時候，心裏是個什麼滋味？
人類文明的進步在於血緣關係的認定。就是說，人類經過漫長的道路，終於首先區別了兩代親人之間的性關係。又經過了漫長的時間，進而區別了同母子女之間的性關係；經過第一次進步，家族便產生了；經過第二次進步，家庭便產生了。
然而，家庭的產生，並不能等於家庭形式的普遍化。到了奴隸社會，隻有平民和奴隸主貴族有家庭，奴隸沒有家庭，即使可能婚配，不能享受家庭權力。因為奴隸沒有人格。到了封建社會，才使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有了成家立業的權利。這個時候，作為人類文明家庭的一個曆史階段，它的人口是最多的，它的親緣關係是最複雜的，它的等級觀念是最嚴格的，它的清規戒律也是最繁瑣的。我在前麵說過中國的封建時代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封建時代；因而中國的封建家庭也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封建家庭，不但家庭關係發達，禮教發達，連稱謂都發達。大凡學習過一點英語的人都知道，很多中國人的親緣稱謂在英語世界裏不過籠而統之，統而籠之，並無分別。舅舅和伯父，伯父和叔父，叔父和表叔，表叔和姨夫，統統稱為“uncle”，結果不免你也uncle，我也uncle；在中國人看來就是沒有親疏遠近之別。而中國的稱謂傳到英語國家，如將《金瓶梅》《紅樓夢》一類書籍翻譯過去，譯者與讀者也會大傷腦筋。封建社會的家庭關係和經濟關係恰恰成反比，堪堪可以稱為大家庭，小經濟。中國是大陸國家，中國是農業國家，中國是封建國家，中國是禮教國家，反映在家庭這一點上，用句術語，叫做家庭與國家組織模式同構。用一個比方，叫做一滴水可以映出水的本質。用句好話，叫做五音俱全；用句壞話，叫做五毒俱全。總而言之，封建式家庭在中國文化構成中占據著一個特殊的重要位置。
中國古人特重家庭，不是因為中國人情味天生比西方人多，而是因為環境使之然，文化使之然。然而，環境化為文化，文化又化為環境，主、客相諧，轉換生成，使得中國的家庭關係很快就成熟了，熟透了。然而，雖然熟透了，它卻沒有像熟透了的蘋果一樣從樹上落下來，它停頓了。因為這種停頓，才使得中國傳統文化有那麼頑強的生命力；也因為這種停頓，才使得中國人有了那麼多的家庭資料和家庭曆練；又因為這種停頓，才使得我們中國人為家庭而付出了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多都大的代價。可以說，中國人唯有在觸及家庭問題的時候，才最敏感，最固執，最易動肝火，也最不能接受新的意見。到了宋明理學盛行之後，中國人在家庭問題上簡直就到了神神叨叨，瘋瘋癲癲，戰戰兢兢的程度。宋明理學的衛道者們，看到家庭關係的一丁點風吹草動都感到無比緊張；他們幾乎什麼都怕。因為什麼都怕，所以，禮教愈嚴，懲罰愈烈，距人性愈遠，而給家庭成員身心帶來的危害也愈大。
他們把家庭看成人生在世的精神支柱，看成社會秩序得以安定的社會支柱，看成傳統文化不致毀壞和湮滅的文化支柱，看成保證農業自然經濟不致衰亡的經濟支柱。因此，他們為這家庭的存在，簡直就擔驚夠了，害怕夠了。他們害怕家庭發生混亂；家庭混亂，就是禮教的混亂；而禮教的混亂就是社會的混亂。所以為著一個貞女，就可以驚動坐在九天之上的皇帝，而為著一個逆子也可以驚動九天之上的皇帝。他們害怕家庭的破敗，不要說破敗，就是離散也是驚心動魄的事情；家庭離散就等於掏去心肝一樣。家庭的破敗，幾乎就等於社會的破敗；而社會的破敗也就差不多等於文化的破敗。真的如此，他們就悲傷死了。所以，作為衛道者來說是寧可不要生命，也不能不要家庭，不要家庭的秩序和穩定。他們害怕斷子絕孫，害怕沒有接班人，所以沒有兒子就是最大的不幸。這簡直就和挖自家祖墳一樣不能容忍，為著一個兒子可以神魂顛倒，可以吃多少苦，受多少罪。如果沒有後人，就是對不起祖宗，自己活在世上，也覺得丟人現眼；縱然死了，怕都沒臉去見地下的先人。他們甚至連家庭人員的流動都害怕無比。所謂“父母在，不遠遊”，頂好哪兒也別去。除去進行科考，最好在家裏侍奉雙親，養活兒女，下田耕種或監督別人下田耕種，那才是好兒子，好孫子，好後代。就是讀書入仕，也以衣錦還鄉為大榮耀。總而言之，中國人無論到哪兒，都忘不了自己的家；而在封建時代，幹脆就應該一時一刻不離開自己的家；所以天下最悲慘的事，莫過於妻離子散；天下最絕望的事，莫過於家破人亡。
中國封建社會是國家式的家庭，又是家庭式的國家。以國為家，以家為國，仿佛也是說得通的。一個大家庭的家長，儼然便是這家庭中的小皇帝，坐在紫禁城中的皇帝，儼然又是這個國家的大家長。皇權高於一切！然而它尊重並保護家庭。因為封建家庭就是皇權存在的最堅實的基礎，隻要這個基礎不破，無論發生什麼變化，都可以照樣做皇帝。上有皇權，下有家庭，全國上下都可成一個大的網絡。皇朝也是家庭，天下一家，一家天下。所以武則天奪權，徐敬業討賊，請駱賓王寫一討武檄文，最末兩句，就是：“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誰家之天下呢？徐敬業心裏，自然應該是李家之天下，而在武則天心裏，自己就是做做皇帝又有何妨？然而，無論李家作皇帝，還是武家作皇帝，皇帝總是屬於一家的；皇帝不能合著做，不能分著做，不能不經過長期的戰爭或者政變就換著做。所以，皇帝者也，不過是一個最高權力家庭的代表。一方麵他要管理萬民，儼儼然他便是萬民之父母；一方麵，他又是一家之代表，他代表的乃是他那個“真龍”家庭。除去這個獨一無二的真龍家族之外，任何人也別想沾皇帝的邊，有一閃念都該天打五雷轟，至輕也是五牛分屍的罪過。
皇族是大家庭，家庭之大，可以遍布全國。漢初曾有封地；又與大臣
約，非功臣不封侯，非劉姓不封王，幾乎把天下變成劉家的宅院了。然而好景不長，封王之舉，實不明智；未能鞏固皇權，徒增亂耳。但此風終整個封建時代，未能根絕。到了明代、清代還是這個樣子，清人一樣要有郡王，有貝勒，雖不必握有實權，卻非八旗貴族不能擔任。明代遍地是“王”，同樣沒有兵權。然而，王室跋扈，無人敢惹。明末天下大亂，實在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皇族可以遍布天下，小民就要固守一方，家有百口，主事一人。家庭既是最基本的社會基礎單位，又是最基本的經濟單位，還是最基本的生活單位。隻要有家，便有依靠。俗話說“破家值萬貫”，又說“在家般般好，出門事事難”。
封建王朝重視家庭，而家庭是以血緣遠近定其親疏的。因此，無論平民百姓還是皇家皇族，對於血緣一事都萬分重視，而且越是權高位重越要重視。皇帝本天下第一，無所畏懼，然而對血緣一事，卻從來不敢大意。宮中不留男子，太子大了也要搬出宮去。僅用女子做差役又很不方便，於是便閹割男子，做為男役。為著自己家族血脈的純潔，而不惜把別人變成不男不女的畸形人，僅此一點，就足以證明封建文化的殘酷性。皇帝的生活均有詳細記錄，稱為起居注。因為記得詳細，才可以使每個王子王孫的來曆都有案可查。明憲宗寵幸妃子萬貞兒。貞兒年長，性又奇妒，自己不孕，也不準別人有孕，見有孕者，或者打掉胎兒，或者處死孕婦。皇帝老官沒有後代，好不晦氣。後來與一宮女發生關係，生一子，被人藏在宮中，直到這孩子七八歲時，方始認父。論其根據，就是這起居注也。雖然中國封建王朝內部關係往往一塌糊塗，而在這一點上絕對不敢半點馬虎。
皇族重血緣遠近，平民百姓同樣也重血緣遠近，不過因為沒有皇族那麼大的權勢，不搞什麼起居注罷了。但安全係數也高，沒有那個東西似乎也不會有什麼大錯。家庭關係最重血緣，然而，天下人不可能都有血緣關係。於是中國人又發明了用血緣關係類比和處理其他種種關係。例如師徒關係，師生關係，義親關係等等。
義親在中國古代十分普遍。這大約和《三國演義》所寫的桃園三結義有關。所以我們看演義小說，大凡一個英雄人物，倘或不是自己七兄八弟，必然有幾個或一大群義兄義弟。桃園三結義還算清爽，弟兄三人，情同手足，雖非血親，勝似血親。到了《說嶽全傳》就變得複雜起來，初時嶽飛與牛皋、王貴、張顯、湯懷五人結為義兄弟；後來每收一個英雄，便結為兄弟；兄弟成群結夥。我疑心連《精忠傳》的作者都說不清楚到底有多少“難兄難弟”。《說嶽全傳》當然頂不得曆史，但是作為一個流傳久遠、影響巨大的通俗小說，顯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讀者的普遍心態。
除去義親，又講究師生關係，師生關係舊時直入五倫，天、地、君、親、師，這個“師”字很有地位，所謂“一日為師，終身是父”。這種關係，直到近代還有強烈的反映，就是毛澤東和徐特立的師生關係，也曾傳為一段佳話。西方人對老師的關係如何？仿佛沒有我們中國人這麼情意綿綿，持久不懈。誰讓他們沒有那麼長的文化傳統呢！中國人的師生關係，可是非同小可的事，而且越是師傅年齡大的，其關係還越重，越是弟子入仕為官的，其於老師的尊敬還要更畢恭畢敬。科舉時代，考生與考官便有師生之誼，其實這與學業有什麼相幹？但有了這層關係，也許其後半生的前途都有了指望。
師生關係以外，又有師徒關係。其實舊時稱師生亦為師徒。我在這裏作些區別，是要把技藝學徒和課館授徒區別開來。師生關係講究“一日為師，終身是父”，師徒關係講的則是“師徒如父子”。當然，我們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遣詞造句是特有分寸的，所謂如父子，就等於說還不是父子。師傅可以把徒弟看得明珠寶貝一般，然而傳家傳業還要兒子。所以說到底，親疏關係還是和血緣遠近相聯係的。但是有師徒關係，就已經非同一般。說師徒如父子也不是一句虛言。徒弟學徒期間，師父或打或罵，都有這權利，就算打死了，打殘了，也沒多大關係。隻要師父能說出適當理由，官府也要庇護一二。
封建時代的這種師徒關係，在各行各業，比比皆在。當然師徒與師徒也有不同。小太監也稱老太監為師父，因為大家都是奴才，所以那情形不大同於藝人的師徒關係。有些師徒關係，師徒就生活在一起，徒弟師滿之後，雖然名分猶存，也可能來往不多，如烹調縫紉一類的師徒關係。而有些師徒關係，則終生都是十分密切的，如專門習武傳徒之人，一入師門，便要尊重師規，一生一世不能背叛。武林中最忌欺師滅祖，背叛師門。如果出了這樣的敗類，就會為天下人恥笑。這樣的敗類用什麼方法被處死，仿佛都是應當的。這幾年，現代派武俠小說盛行，無論金庸、梁羽生，還是古龍，對此持大體相同的看法。話說回來，不這樣構思情節，古來的故事實在也沒法落筆。現代武俠小說，雖大有童心雅趣，好像童話一般；然而在師徒關係這一點上，還是可以看出些中國文化的舊有痕跡。
除去師徒關係外，還有親戚關係，親戚關係較之義親般上般下，或近些，或遠些。有些親戚關係，如娘舅之類，完全可以理解為家庭關係的外在柱石，其對於家庭內部關係的協調確曾起過很重要的作用。
除去親戚關係，還有主仆關係。主人與仆人雖不同於家庭，卻又近乎家庭，這也許是中國文化中特有的一種關係現象。比如《西廂記》中的鶯鶯與紅娘，其實就是主仆。然而，關係之密切仿佛比之鶯鶯與老夫人的關係尚有特殊處。就是很多講階級鬥爭講得天昏地暗的人，仿佛也沒有說崔鶯鶯和紅娘的關係不符合當時的實際。中國舊時又特講仁主、義仆。仁主，恐怕十分少見，總欲其仁，說透了也仁不到哪裏去；不過仁在表麵，不仁卻在骨子裏。就好像《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對金釧、玉釧可算是不錯了。然而，因為他挑逗金釧，王夫人卻把一切責任都賴在這不幸的丫環身上，攆她出門，把她活活逼死了。賈寶玉怎麼樣？還有閑心再用蓮花羹討好玉釧，實屬令人作嘔的貴族少爺習性。但講到義仆的義，卻大有文章可做。大概勞苦之人，心腸易直，情麵易軟，報恩易堅，為人易誠，所以每每主人遇到不幸的時候，則這平常身為人下人的人用武之地就算來了。他頭一個就應該站出來，站出來幹啥？去死！他們幹脆就是主人的一條義犬，以“狗”命換主命，像犬一樣，舍命救主，死得其所。封建貴族，家庭很大，如《紅樓夢》所寫，賈、王、薛、史四大家族，相互關聯，如藤如蔓，“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加上全家仆役，差不多就和一個小小王朝相仿。在眾多的仆役之中，又有家生子與非家生子之分，又有身份高低之分，又有粗活細活之分，又有作妾、通房之分。關係特殊的，還要賞個頂子戴戴。真可謂“宰相門前七品官”。這“七品官”雖非宰相的親生兒子，卻也有著某種近乎家人又低於家人的特殊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