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前麵說過，中國是一個最重人——人關係的古國，人際關係之複雜，簡直可以說是世界第一。在這些關係中，顯然血緣關係是最近的。親緣關係，次之。加上類比血緣關係處理的其他關係，就形成一個大的網絡。生活在這樣的網絡之中，要想不受親緣關係的限製和規範，您就算有孫大聖一般的出身和本領，怕也寸步難行。
中國人重家庭，不僅百姓重家庭，而且皇帝也重家庭。所以，臣民有了功勞，也要獎賞其家，有了過失，又要懲罰其家。照理說，一人作事一人當，才是正理。但封建文化既然把家庭看得如此之重，就堅決相信，一人犯法必和家庭有關。就是無關，也得懲罰。因為，僅對本人懲罰，就算處以極刑，也還太輕，隻有連帶家庭一起懲罰，才帶有斬草除根的性質。輕一點的，也要全家流放，例如嶽飛的家庭被流放嶺南；重一點的就要消籍為奴；再重一點的還要“滿門抄斬”；“滿門抄斬”如果還不解氣的話，就幹脆來個滅門九族，或者滅門十族。例如漢初大將韓信，就是被滅門九族的。換句話說，就是沾著親緣邊的，一個不剩，統統處死，才算痛快幹淨。對於個人的刑罰，一般分為五刑。五刑之中處死為第一條，宮刑為第二條。處死不去論它，宮刑的殘暴，並非隻是加重受刑人身體的痛苦，而是第一取消他做人的權利，第二使之斷子絕孫。其用心之殘酷，現代人無論怎樣都不能理解。
因為家庭地位至關重要，懲罰也累及家庭。同樣因為家庭地位至關重要，獎賞又要惠及家庭，至少惠及子孫。三國時候，曹操手下大將典韋．為救曹操性命，自己把命丟了，曹操對他的追悼內容之一，就是晉封其子。龐德為關羽所斬，曹操為表彰其忠勇，同樣給其子加官。這樣的事情，在封建時代極為普遍，之所以極為普遍，因為這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正是順理成章天經地義的事情——哪有老子為主盡忠而不封其兒子的道理？！不要說這個了，連借貸這件事，都是父債子還哩！
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家庭，又要保護家庭使之不“亂”，不“滅”，不“散”，確實想了很多辦法。其中最重要的，還是三綱五常中和家庭關係有關的部分。我現在把它歸納一下，可以分為四個方麵：
男人高於女人——夫為妻綱
在舊中國，隻要不成為女子，就該高頌佛號，敬燒高香。一個舊式女子，從“啊啦”一生落地開始，就算開始了她一生的苦難曆程。在家裏從父，沒有自己的人格；出嫁要從夫，還是沒有自己的人格；總算丈夫死了自己應該舒一口氣，可是不行，“夫死要從子”，又成了兒子的奴隸。幼時在家，便要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男人不能見她，她也不能見男人。照孔夫子的意見，“男女七歲不同席”，我想若不是這老夫子有點早熟，必定有點精神過敏。但它作為禮教枷鎖一樣套在女子脖子上，就讓她們痛苦了幾千年。七歲便不同席，還要“授受不親”，這種事現在社會上雖然沒了，京劇舞台上還保留著些“遺風”。比如武家坡的王寶釧見到薛平貴，因為她沒有認出他，所以他給她東西，她就叫他放在地上。有一出頗受歡迎的程派名劇《鎖麟囊》中也有這樣的情節，薛湘靈已然落拓，到粥棚請求施舍，但男人遞過來的粥碗，卻不用手去接，讓人家放在地上。盡管如此，未嫁還算幸福，雖然可能遇上惡兄惡嫂，也大有可能碰巧有兩位和氣的父母。女兒之苦，在於出嫁，嫁人近乎判刑，從此便成了男人的私有財產。而且不論嫁誰，都要“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丈夫可能強悍，強悍則女子難免更加吃苦；丈夫可能富貴，富貴則必定要有小老婆；丈夫可能孱弱，孱弱則生活少了依靠；丈夫可能酗酒賭錢，酗酒賭錢成癖，你就隻好成為酒鬼賭鬼的“鬼”妻。中國文學名著中有一部《水滸傳》，《水滸傳》裏有一個潘金蓮，後來又被蘭陵笑笑生借柳成林，演繹成一部《金瓶梅》。潘金蓮不是好人，但是潘金蓮命苦。之所以命苦，就因為她是女人。所以盡管有人不讚成寫為潘金蓮翻案的戲劇，寫翻案劇作的人還是不少，而且大有瓢水波瀾的趨勢。潘金蓮有才有貌，就因為她是個女人，張大戶就可以欺負她，欺辱不成就可以把她送人，送人就可以送給武大郎。武大郎是個什麼人？是個好人。可是個什麼樣的好人？三寸丁穀樹皮，就是他的雅號。一個好端端的女子被人送給這樣一個人，但凡稍有點人心者，都應該替潘金蓮鳴不平。可是，《水滸傳》出來幾百年，直到“五四”運動以後，中國人仿佛才把眼角睜開了那麼一點點，才仿佛開始覺出潘金蓮嫁給武大郎是有點不對勁。在此之前，隻有罵潘金蓮的，沒有罵武大郎的。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說：武大郎如此無才無貌無能，為什麼不放你妻子自由？沒有人這樣說。因為那社會，那禮教就不許人這樣說。禮教毒害了人，蒙住了人的眼睛，使同樣命運悲慘的婦女也不同情自己的姐妹，這才是中國封建禮教的無量功德！
女人受男人之苦，終生難有盡頭。縱有個別站在男人頭上的女人，其命運也未免就好。中國古代這般厲害的女人，漢有呂雉，唐有武則天，清有西太後。雖然權勢天下第一，威嚴炙手可熱。然而在封建時代，女人終究還是女人。呂太後權威雖重，可以慘無人道地把戚夫人變成“人豬”，但是她能夠再婚再嫁嗎？武則天自己幹脆就當了皇帝，和呂後一樣，對自己的情敵無比殘忍，所作所為，已無人性。就是在情愛這種事上，她也身手不凡，要弄兩個麵首左擁右抱，享享大皇帝的豔福。但當她年老體弱之際，還不是一樣眼睜睜看著自己情人被人雙雙殺死，自己也隻好半推半就，宣布退位，臨死了還得作高宗的妻子，永遠埋進高宗的墳地。而且不論呂後、武後，身死之後，都給她們各自的娘家帶來殺身滅門之禍。西太後雖然政績惡劣，醜行累累。但她身死之後娘家的結果比呂後、武則天要強上許多。盡管如此，她還不過是西太後，她同樣不能再婚再嫁；甚至連公開的情人也不能有。饒是如此，還要被人議論紛紛。不錯，她雖為太後，卻是一國之主，至高無上；然而，能夠因為她是一國之主，就可以自由戀愛嗎？可以因為她至高無上就可以再作新娘嗎？簡而言之，她們作為當權者也許是萬幸的；但作為女人，作為一個需要過女人生活的女人，她們不僅是不幸的，而且也個個都是弱者。弱者，你的名字就叫女人，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下。
父親高於兒子——父為子綱
封建文化，不僅沒女人的地位，也沒有兒子的地位；隻要你父親在世，你就沒有地位；不唯如此，就是哥哥對於弟弟，哥哥也有無上的權威。而且越是在富有的家庭這種權威還顯得越是厲害。例如《紅樓夢》中的弟兄關係便是那樣子。兒子孝敬父母，本也應該；但兒子成為父母的奴隸，無論如何，不合人性。現代人認為沒有人性，舊時代，偏偏認為大合人性。就是父親把兒子處死-仿佛他也有這權利似的。看過《紅樓夢》的人，不能不為賈寶玉鳴不平。然而平心而論，賈政還不算特壞，比賈政還要不如千倍百倍的父親，世上也還多著哩！但即使賈政，已經夠讓天下的兒子寒心了。
講到封建家教，於父親特別寬容，而於兒子特別苛刻。而且主張子不言父過，就是父親成了漢奸賣國賊，似乎兒子也沒有權利殺死他似的。對封建家教的內容，李曉東曾寫過一本《中國封建家禮》，對各種父子間的禮節關係作了詳細介紹，今人讀之，不能不感到氣悶難舒，又有些毛骨悚然。父親在坐，兒子不能坐；父親不睡，兒子不能睡；父親不吃飯，兒子不能吃；就是在父親麵前“稍息”站著，或者打一個噴嚏也不行。兒子平時居住不得占據房舍的西南角，西南稱“奧”，兒子占了就是不敬。吃飯父子不能同席。父親喜歡的，兒子也該喜歡；父親厭惡的，兒子更應厭惡。有事必須請示，請示還要柔聲細氣。且不論遇到什麼事情，父親不在，均不能自作主張。就是父母有了過錯，也應該低聲下氣，和顏悅色慢慢規勸，規勸不行，還要加倍孝敬父母，等到他們高興了再去規勸。父母發怒，便任其毒打，就是打出血來，也不能有半點怨氣。如此等等。我曾經在某個地方說過，我們這些作兒子的沒有生在那樣的時代，真是三生有幸啊！否則，就是當牛當馬，也不要給聰明的中國古人去當兒子。
然而這還隻是居常禮儀，至於侍疾、守喪，還有許多說法。能夠一樣不差地記住並且做下來的，不是十足的白癡就是觀世音菩薩。然而，在漫長的封建時代，這些可憎可惡可悲可憐的禮教就這樣無時無刻不在束縛和虐待著普天之下的兒女們！封建禮教，意在確立合情合理的封建秩序，不幸它把父與子雙方的心靈都扭曲了；把他們的人格也都異化了。一方異化為猛獸，一方異化為羔羊。羔羊長大又成猛獸，就如魯迅先生講的，大家不分彼此都在參加著這吃人的宴席。
但是，在封建文化的衛道者們看來，仿佛做到這些還很不夠勁兒。他們還要讓兒子們心悅誠服地去完成自己的“孝”道，於是，他們就給普天下做兒子的人們找出了24位“光輝”的榜樣。這就是臭名昭著的24孝圖。魯迅先生曾經對24孝圖作過辛辣的諷刺，說因為看了這書，他本人與老祖母的關係都搞不好了，因為他常常要覺得那老祖母很可能就是要剝奪他性命的人。
簡略地說，中國人的傳統“孝”道。充其量隻能培養出一大批無用的庸才，因為他們的靈魂已經被禮教一點點吞噬掉了，剩下一個可憐的軀殼，還能有什麼作為？
父子重於夫妻，意在傳宗接代
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個顯著區別，即中國人最重父子關係，而西方人最重夫妻關係，雖不能說絕對如此，卻可以說大致而然。
中國人重父子關係，其原因複雜，絕不是因為隻有我們中國人才特別的“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實際上，這隻不過是一種曆史文化現象。形象地說，中國總體文化關係，大抵以縱向關係為主。經濟管理是縱向的，天下農戶向朝廷負責；官吏製度是縱向的，所有官吏本質上隻對皇帝一人負責；連人的社會心理仿佛都是縱向的——中國人最善懷古。這些縱向關係反映到家庭關係上，重祖先，重親子關係，重傳宗接代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所以中國的寡婦們，隻要有了兒子，就好像有了一切，她就應該和自己的兒子生活下去。鰥夫似乎還可以再娶，寡婦就決意不可以再嫁，再嫁就是背棄夫主。若丟下兒女，另嫁他人，就是將來死了，也沒臉去見故去的先人。
西方人重夫妻關係，於子女當然也是一往情深的。然而，夫妻第一，子女第二。中世紀時雖不必有這樣鮮明的特點，但縱觀歐洲文化史，則這種特點比較鮮明。夫妻關係與父子關係比，可以看做橫向關係，而西方人重視橫向關係的原因，就在於它的整個文化背景都是以橫向關係為其主調的。他們從希臘奴隸製起，就有雅典文化。雅典文化不以耕種為主，而以海上交易為主。交易不成，便有戰爭。戰爭一起，便有奴隸；取來奴隸，便作勞動工具。雅典人靠戰爭而贏得奴隸，又靠奴隸養活自己。這種公式，自然不如中國古老的農業生活方式來得安寧和穩定，卻比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來得刺激和浪漫。所以，他們的管理特點，一般地也是以橫向為主，各城邦之間，少有隸屬關係；他們的經濟，橫向發展占有重要成分；一旦斷絕海上通路，就等於掐斷了他們身體的大動脈，縱然不致即刻死亡，已經危危乎怠矣，怕是沒有多少希望了。
西方人重夫妻關係，對於文藝複興的興起饒有益處。他們中的佼佼者很快把眼光轉向人類自身，轉向男子，也轉向女子；並且在文學、藝術特別是影響巨大的繪畫、雕塑這樣的藝術領域做出了震撼人心、功彪千古的卓越成就。中國人不重夫妻關係，在家庭和其他種種文化關係方麵走的都是另外一條道路。在我們某些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看來，男人才是人，女人則不是人。所以鼎鼎大名的劉備就曾經說過“弟兄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難道能算人嗎？衣服壞了，就可丟棄；雖視如家珍者，畢竟物也。然而對於兒子的重視卻到了神魂顛倒的地步。就是今天，這種遺風還十分厲害哩，以至報刊雜誌一再驚呼，中國的人口爆炸問題，已成為懸在中國人頭上的一把利劍。
以中國人的這種古老的驢脾氣，沒有兒子，就要想方設法創造兒子。所以倘若正妻不生，就娶二房；二房不生，又娶三房，三房不生，還可娶四房，就是生了，也不妨再娶。兒子是家中一切寶貝中的最偉大的寶貝，這樣的寶貝在傳統中國人眼裏，就是有一萬個也不嫌多。多子多孫便是福，這是一條十分古老而又堅定不移的信條。可以這麼說，在一切娶妻納妾的理由中，最最不成理由的理由，就是因為某一個女子長得漂亮所以才把她娶回家裏，有這樣的議論，馬上可以被人指為好色。雖然在儒家的某些條文上明明規定了女子要有四德，其一便是婦容，即相貌端莊美麗。但在男人嘴裏，最好不言及“顏色”。而在娶小老婆的一切理由中最偉大的理由，就是讓她來為自己生兒子——請天下的明白人聽好了，所謂為自己生兒子，那還不是本質哩！本質上是為祖宗傳煙火。請君細想，為了給祖宗傳煙火是多麼大的事，就是娶9999個小老婆不也是天經地義的嗎？《紅樓夢》中有個王熙鳳，厲害得出了名，誰人見了不怕？但是，就因為她沒有生兒子——沒有養活兒子，所以，在賈璉麵前總有些心虛。心虛未免多疑，多疑又要生事，好多是非，都與這個沒影的“兒子”大有關係。及至尤二姐進府，在王熙鳳那一方看來，幾乎等於在自己心上戳了一刀。偏偏這討人嫌的尤二姐還有了身孕，這一刀簡直就戳在肺窩子上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金瓶梅》中有一位潘金蓮，也是因為自己沒有生兒子的本事——連閨女都生不出，所以對有了兒子的李瓶兒，馬上有了不共戴天之仇，非把她母子統統弄死，才稱這位潘姑娘的心思。以此看來，中國人曆來維護一夫多妻的大家庭，實在與傳宗接代這件事有莫大關係。自然也和男人的特權很有關係。在前者更是冠冕堂皇，大義凜然的男兒壯舉！重視父子關係的又一個後果，是保證了家庭的凝合不易離散。沒有兒子便可娶妾，有了兒子便不易離散。男人有子，便算有後；既已有後，就不能隨便想三想四了。女人有子，便算有靠，既然有靠，就沒理由再去嫁人。一方有後，一方有靠，這兒子就成了未來的希望。一個家庭，因為有了兒子就成了長流水，盡管這也不過是解決了一代人的傳接而已。中國人就這樣在一代一代的接力上，總能保持旺盛的鬥誌和持久的興奮。這種勁頭，恐怕隻有我們龍的傳人，隻有靠著幾千萬與土地終生為伍的百折不撓而又沒有多大希望的農民養活的國家才有的特殊的文化現象。
上下等級森嚴，家長統治一切
封建家庭，等級很多，而且級與級之間，關係森嚴，誰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叔即是叔，嫂即是嫂；兄即是兄，弟即是弟；婆即是婆，媳即是媳；妻即是妻，妾即是妾；男即是男，女即是女；主即是主，仆即是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聖人遺訓，於此為極。而且一個家庭，且不問這家庭是大是小，主事者隻有一個。名義上夫妻共主其事，所謂男主外，女主內；然而，妻是夫財之主，夫是妻身之主。就算地位最高的老太太，或者老老太太都是人家老爺子或者老老爺子的，你就是有個主內的虛名，又管什麼事？ 家庭等級關係的一個特殊的副產品，就是中國文化史上特有的衙內文化和枕邊文化。所謂衙內文化，是特指一些有權有勢家的少爺，既無才能，又沒德行，不學無術，橫行無忌，欺負善良，滋擾社會；之所以如此，就因為他有一個好爸爸，官爸爸，大官爸爸。按理說，中國既如此重視家庭道德，又如此強調父子間的尊卑關係，就不應該有衙內。這其實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未能全麵了解的一種誤解。公正地說，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如此長久，和嚴格乃至嚴厲的家規家教有莫大關係；很多封建官僚家庭中也確實規矩甚嚴，其子其女，也都頗有些作為於社會的。如漢之蕭何，家教就好；清之鄭板橋家教也不錯；就是鼎鼎大名新中國成立後又累遭恥笑的曾國藩，其家教也頗有成功處。其子其孫，很有幾個於中國當時社會作了貢獻的人。但是，中國古人也有一個經驗性的總結，即“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其良好家風，能夠流傳五代而不衰，其興旺家業流傳五代而不敗的，確實也不多見。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其一，中國是等級社會，而且是等級繁複的社會，且不是一級兩級之差，而是八級十級，乃至八十級，一百級之差。等級如此之多，差距如此之大，作為大官僚的兒子，一落生就取得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地位。落草於貧民家便為牛馬；落草於富豪家便為獅虎；落草於帝王家，便為龍鳳。比如《水滸傳》中的高衙內，他爸爸何嚐不望子成龍？然而，在他眼裏，他的兒子哪怕是假兒子，也絕對不能和一般平民百姓相比；要把高衙內比做磨豆腐的王小二，賣布頭的李小七，要飯吃的張狗子，偷白薯的馮二混，憑這一條，就該問一個死罪。不但不能和平民百姓比，就是和林衝、王進也不能比。王進、林衝雖是80萬禁軍教頭，然而站在高太尉帳下，還不是一個頂小頂小的人物？等級文化使權高位重者有了偏見，而這種偏見又使得他自覺自願地要為子孫的行為進行辯護。就是搶了林衝娘子，憑他是我高某人的少爺，又有什麼了不得？你林衝不服，找個岔子，便讓你永無歸日。其二，兒子在家庭中地位特殊，也助長了家庭對他的嬌寵和溺愛。兒子是傳香火的，倘或就一個兒子，你還要他怎樣？能成為人物更好，不能成為人物，還不依舊是自己的兒子。
自己的兒子再壞也是好兒子，別人的兒子再好也是壞兒子。隻有依靠自己的親生兒子才能最有指望。所以我們聰明的中國人，一麵要講父子關係的尊嚴，一麵又在講“虎毒不吃子”。《紅樓夢》上賈政看賈寶玉不肖，執意要把他打個好歹，王夫人跪在地上，搶著賈政的板子勸說，那兩句話可謂出自封建心窩子的肺腑之言。王夫人這樣說：“老爺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50歲的人，隻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為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弄死他，豈不是有意絕我呢？既要勒死他，索性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裏也得個倚靠”。那“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歎一聲，向椅子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一段話打動了賈政，所以才使他“不覺長歎一聲，向椅上坐了，淚如雨下。”哪句話打動了賈政呢？我看就是那最末一句“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中也得個倚靠”。中國的衙內文化便從上述兩點興發。
枕邊文化即吹枕邊風的文化，這個，一會兒再講。
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取得那樣超常的穩定形態，實在與上述幾點有點關係，而且，當著上述幾點彙成一體，發揮起強大共同效應的時候，它的穩定和強製作用就更其強大了。而且它還要打著仁義的幌子，抬著聖人的招牌，標榜自己最重視大家庭的利益，最後，統統皈依於儒家道德學說的懷抱，人人變成一張寫滿了聖人名字的枯樹皮。
中國的家庭文化所體現的就是這樣一個禮教的、群體的、老人的、男人的、兒子的社會。這個社會的文化幽靈至今還在中國上空徘徊。
中國親緣文化的弊病，少說也有四點：
第一，講禮而不講理——禮教扭曲人性。中國是禮儀之邦，國乃大邦，家乃小邦。國中有君，家中有長。既是禮儀之邦，就特別講禮。吃飯也有“禮”，穿衣也有“禮”，喝水也有“禮”，說話也有“禮”，睡覺也有“禮”，做事也有“禮”，拉屎也有“禮”，撒尿也有“禮”。這不是故弄玄虛，隨便誇大其詞。我剛記事的時候，就聽祖母說過，小孩小便，一定要避人，但有三個人是可以不避的。第一不避父親，第二不避母親，第三不避師長。後來大了，我才知道，原來父母和師長是天、地、君、親、師的“親”與“師”。當然這是鄉野之談。封建時代的貴族之家，比之還要複雜百倍哩！中國人好講禮，然而不允許違禮，一旦違禮，輕則要鬧糾紛．重則要觸刑律。比如，名諱一說。父親的名字是不能叫的，不但自己不能叫，連寫字時也不能寫，要寫就得減掉一筆。林黛玉母親姓賈名敏，林黛玉寫到敏字的時候，就少去一劃。想林姑娘生在那個時代，最是風流不羈，極有個性之人，然而，對於一個“禮”字，卻也不能不退避三舍；最終還是給禮教“殺”了。對自己父母既不能直言其姓名，去朋友家還要格外小心。魏晉時期，文人好清談，然而放蕩不失其孝，對於自己亡故父母的名諱最是忌諱。不論誰人隻要一提到父母的名字，哪怕同音而不同義也罷，馬上念及父母，一通大哭。請想，碰到這種情況，你老人家尷尬不尷尬？夫妻間也講禮節，最好就是“舉案齊眉”。夫妻相敬如賓，實際上主要是妻子敬丈夫；丈夫就是大爺，坐在那裏端端正正，頭不搖、身不動，仿佛天帝廟中的老爺一般；妻子卻是“小菜”，忙前忙後，還要謙恭有禮。人家坐在上邊，你在下麵跑腿，還得低眉順眼，滿臉恭敬，人家還未準滿意。平時禮節已經夠多，節日禮節還要更多。中國的節日有常時節日也有應時節日。常時節日，家家皆過，禮節一忽兒也錯不得；應時的節日，如老太爺的生辰，更要興師動眾，要求更嚴格。比方說，老太太正在過生日，興頭正高，你一不小心，一下子把碗打碎了。這時候，打碎這一令碗，簡直就等於搶了一次銀行一樣，也許搶一次銀行都不至於這麼肝火旺盛。於是老太太怪罪，說這是有意對她不敬，在她壽日給她搗亂，是嫌她活在世上礙眼，夾七夾八，一通大鬧，連天上的星星也難免給鬧下一兩顆來。這邊老太太一鬧，七大姑八大姨又可能不依不饒。倘這摔碗的是某位孫媳，那還會牽扯到她的婆婆，牢扯到她的丈夫。她丈夫如若不管，就是懦夫，沒有出息，活著不如死了；丈夫若是管的不當，又是借風撒野，給老太太臉子看。總而言之，中國的禮節有時候真能鬧到不大講理的程度；就好像女人死了丈夫還非讓這女人跟著死一樣——這就是禮。這個“禮”怎麼樣？可謂狗屁不通。
講到家庭關係，最重要的事情，莫過其情。因為有情，才能父子相親，夫妻相愛。中國人不興講愛，講愛就是淫猥，不要臉。以至雖有家庭，卻無愛情；縱有愛情，也隻好偷偷摸摸；縱然偷偷摸摸，一旦和禮教發生衝突，也非倒黴不可。元稹先生寫過《會真記》，後來被董解元和王實甫抑或王實甫的續貂者先後改為鼓詞與元曲。照元先生的意見，女人就是禍水；雖然始亂之，終棄之，還是棄得有理。王實甫不講棄得有理，卻講狀元及第，一家團圓。試想一下，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發生了關係，然後就說自己良心發現了，然後把人家丟棄了。你的良心是發現了，但對方呢？中國的臭男人奉此種理由為臬圭，實在臭得可以！要麼就當官，當了大官，衣錦還鄉，夫妻團圓，和和美美。這樣的結局同樣虛偽。它無異於把夫妻關係建立在功名之上，倘無功名，則愛情如流水；落花雖有意，流水總無情！其性愛的價值，還是一無所有。林語堂寫過一本《中國人》，是用英語寫成的。在英語國家例如美國很受歡迎；譯回國內，同樣很受歡迎。因為這書對中國文化有它獨到的理解，絕口不講司空見慣的大道理，寫得深入淺出，很有意味。盡管他的一些觀點，我們這些後來人至少我不能同意，但那無妨。其中講到妻妾關係，有這麼一段議論：
“中國人認為婚姻是家庭的事，婚姻失敗時就納妾。這樣，至少可以保證家庭作為一個社會單位而完整地存在。西方人則不同。他們認為婚姻是個人的、浪漫的、感情上的事。所以，他們實行離婚製，從而使社會單位解體。在東方，如果男子變為富豪，無所事事，腐化墮落，愛情人而不愛自己的老婆，這時妻子隻能壓抑自己的性欲，但仍保持自己已有的地位，仍然作為家長而被尊敬，子孫繞膝，不可謂不幸福。在西方，摩登的妻子要打官司離婚，獲得自己的贍養費之後，與丈夫分道揚鑣，也許再次與他人結婚。一邊是被丈夫怠慢，但卻被家庭其他成員尊敬，並享有至少是理論上有比姬妾更多優勢的妻子；一邊是離了婚，拿到了贍養費，分道揚鑣了的妻子，到底哪一個更幸福呢？”
是呀！到底哪一個更幸福呢？照林語堂先生後來的分析，好像中國人更幸福。然而，照我的看法，與其做一具徒有虛名的僵屍，就不如死了的好。但依照魯娃等人寫的反映20世紀80年代，即我們今天溫州地區的娶妾現象的一本《悲劇性別》的事實來看，這事情還要分析。因為其中一位負責處理重婚問題的婦聯幹部就曾經說過，還是不讓那些丈夫重婚、妻子被冷落的妻子們去法院告狀的好。上告的結果，最終還是要離婚，經濟上也會落入貧困的境地，而不去上告，至少還可以留下妻子的名分，外加享受丈夫金錢的權力。可親可愛的同胞啊，在20世紀80年代裏，你們縱然就沒有一點時間觀念，也該跟著時間老人慢慢有些長進了。
第二，等級森嚴如鐵。關於等級的話已經講過很多，關於巨大的等級差異造成的害處，還是要講幾句。因為舊中國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孩子的教育，特別是他的啟蒙教育主要靠家庭。或者說，家庭和私塾就是他接受啟蒙的兩塊天地。因此，等級差異造成的惡劣影響，也以家庭等級觀念為甚。
等級觀念的第一個後果，便是人格的不完整。不是自以為人，而是自以為奴，至少在孩子是自以為奴。因為他是人子，好像他就喪失了一切自由的權利。說話也有人管，走路也有人管，一個笑臉也有人管。孩子自然要管，然而，管且與管不同。等級觀念的管法，總之一切以“老子”為中心。魯迅先生說過，他曾帶海嬰去照相，去了中國像館，照出的照片，呆頭呆腦，沒一點活潑氣；在日本相館照的照片，則生動活潑，天真自然。不是說中國人的技術就是不行，而是說中國攝影師和日本攝影師的倫理觀念不同。日本人喜歡“天然野味”，中國人喜歡“少年老成”。照理說，少年就是少年，根本無需老成，老成反而不合孩子的天性。讓三歲兒童打坐，叫80歲老媽媽跳皮筋，您說合理不合理？認為合理的，不是呆子，就是瘋子。當然少年老成，也許沒這般嚴重，然而見微而知著者，古人經驗之談也。那些總想把孩子搞成小大人的人，他的腦子中至少有某些孔老夫子的幽魂未散。
等級觀念，級次越低，越受壓抑；若不反抗，必成心理畸形。俗話說“官大一級壓死人”，其實，何必日官，“人大一級便可壓死人”。老舍先生寫的《牛天賜傳》，那個牛天賜，小時候多麼聰慧可愛，然而一到了牛老太太手裏，縱然李元霸轉世，也非給弄成跛子不可；一入舊教育學堂，縱然孫悟空下凡，也非讓人抽去猴筋不可。
因為等級，沒了人格，從小就缺少民主觀念。人們隻知道欺負人，使喚人，陰人，損人，打人，罵人，嚇唬人，欺騙人，卻不知道去關心人、幫助人，特別是不懂得要做平等的人。雖然孔夫子說過“仁者愛人”，惜乎愛與愛有不同，隻有平等相愛，那愛才合乎人的本性，也合乎人的真情。
專製反映在等級高的一麵，也是人格不完整，是另一種形式的不完整，好似一句歐洲名言說的，終生把別人看做奴隸的，他自己也是奴隸；不過不是被自己壓迫的奴隸那樣的奴隸，而是自己壓迫別人信念的奴隸。等級高的，當父親的，祖父的，現在還包括當媽媽的，當哥哥的，甚至當姐姐的，都可以對弱小者大耍威風。而且一點兒也不覺得難為情。因為他們認定了那是他們的權力。對於比自己低下的人——照他們的看法，他們總有一股見了弱者不打就渾身不舒服的勁頭，俗話說的看見忪人長氣。看著忪人長氣，或許有點道理。但為什麼看著自己的妻子，看著自己的兒子，看著自己的女兒，也會長氣呢？有些男人，出門在外，百無一能；見到權勢者，搖尾乞憐如哈巴狗狀。然而一人家門，便成皇帝。看東不是東，看西不是西；誰一惹他，馬上雷霆大怒，見盆摔盆，見碗砸碗；把老婆打得下不了炕，把兒子打得不敢回家。這種男人，人性太少，獸性太多；文明太低，野性太足。這類人如果多了，不但家庭不得安寧，連社會治安都會受其影響。然而，凡是愛看現代報告文學的，大凡都可以知道，這種呆霸王式的男人和母夜叉式的女人，加上助紂為虐的哥哥姐姐在我們中國還著實不少呢！
等級觀念在等級高的家庭成員身上的另一個反映，是死也不肯做自我批評。而且孩子們、或者女人們也無權提出批評。別人錯了，自己馬上大吼大叫，或者雖然沒吼沒叫，卻要沿用舊法，就像《家》裏邊大地主馮樂山對他強娶的女人的做法那樣，他的一副惡臉，便足以使柔弱無依的女子魂飛魄散。有時候，他們數落起後生晚輩來，簡直就和批判希特勒一樣，滔滔不絕，義憤填膺；而且越說越激動，非把天上的月亮說下半個來才算過癮。這樣的人，我總疑心他們除去心理上的毛病以外，生理上也有點不大正常。然而，他們的理智是清醒的；怕人的是一個清醒的人上來“瘋勁”實在比一個真正瘋了的人更厲害，也更令人痛苦。但輪到他們做錯了事，卻絕對不能有半點自我批評。其實，在他們自己那一麵看來，他們根本就不會錯，也不可能錯。就是錯了，你說了，我聽了你的意見，你也應該感恩戴德，把頭叩得震天響才對。試想一下，雖然是你提的意見，但本“老子”若不采納，還不是白費？中國家長們的不做自我批評，柏楊先生很有感觸，曾在某個地方議論過的。我很讚成柏楊先生的意見，以為中國家庭生活中如無自我批評，則不可能跟上民主潮流，身為家長的，如果一輩子都沒有做出一項自我批評的，我告訴你，等你死了，一定沒人懷念你。獨夫去矣，民主來兮，覺醒的兒孫們也就解放了。
中國傳統文化下的家庭關係，其本質是專製的，然而表麵上又是仁愛的。專製與仁愛能結合在一起，真是我們中國人的一大驕傲。家長很專製，但他偏理直氣壯地說，他這是關心他的家庭，為著他的家庭好，為他的孩子們好。他打他們，罵他們，用種種方法整治他們，全都是為了他們；為讓他們不走邪路，而成為正人君子。魯迅先生早年寫過《夏三蟲》，其大意是說：夏三蟲——蒼蠅、臭蟲、蚊子，如果非肯定其中一種不可的話，那麼，先生選擇臭蟲。因為臭蟲雖然也咬人吸人血，卻是一口下去，不哼不哈；而最討厭的乃是蚊子，這東西一邊要吸人的血，一麵還要哼哼唧唧，講一篇大道理。這比喻很恰當，這分析很深刻。但中國的專政和仁愛道德的結合，豈止一兩隻蚊子而已，那純粹是帶著佛珠的猛虎，捧著《聖經》的餓狼。別看他嘴裏說得冠冕堂皇，連死人都感動得下淚，你一個不留神，就可能讓你小命兒玩兒完。不過，即使你命都沒了，你也無須傷感；因為他可能還要為你念經超度，大作法事。你想想，你應當怎樣謝他才好？
第三，窩裏鬥和專製製度的關係最密切。中國傳統國家屬於專製類型，中國傳統家庭也屬專製類型。因為專製，就由一個人說了算；而一個人說了算恰恰正是最靠不住的。
窩裏鬥的直接原因很多。有壓迫就有反抗，這是發生內亂的一種，然而這不能算窩裏鬥。比如賈寶玉和林黛玉，他們沒招誰，也沒惹誰，不過是彼此有了感情，希望三老四少能夠成全他們而已。這個也不行。於是林黛玉便焚稿絕癡情，表麵上怨恨寶玉的寡情，本質上是詛咒那險惡的人生世道。賈寶玉也就不辭而別，管他娘老子不娘老子，讓他們隻管抱著仁義道德臭美去吧！自己便當和尚去也。窩裏鬥不是這種現象，窩裏鬥指的是，不是因為是非問題，而是因為搬弄是非造成的鬥爭，這才是貨真價實的“窩裏鬥”。
為什麼要搬弄是非？這還是因為專製。專製則大權集於一身。無論人權、財權、事權、獎勵權、懲罰權還是繼承權，幾乎全歸一個人說了算。於是，討這一人喜歡，便可雞犬升天；惹這一人發怒，又可陷入地獄。這種思想，最容易養成奴才性格，也最容易培養小人作風。於是有見風使舵者、見縫插針者、造謠生事者、假仁假義者、大奸似忠者、釜底抽薪者、路上挖井者、落井下石者、攀龍附鳳者、倒戈反擊者、狐假虎威者、趁火打劫者、成幫結黨者、甘為奴才者、明哲保身者、但求無過者、一心求佛者、被逼造反者，總之，一盆糨糊迎頭潑下，你便是盜蹠也是一個糊塗，你便是柳下惠也是一個糊塗，你便是宋江也是一個糊塗，你便是鍾馗老爺還是一個糊塗，終於鬥個天昏地黑，成就了柏楊先生的“醬缸文化”。
中國舊式家庭之大，世間罕見；是非之多，大約也是天下第一。我們這些現代人已經難以想像那種真刀真槍實地作戰的具體情形，但我們可以通過現在的許多裙帶關係、後門關係、官僚主義習氣和老鄉觀念等等，想見出那種春秋無義戰式的窩裏鬥法的某些端倪。
第四，為了多子多孫，不顧國家的長遠利益。曾經有一本很受歡迎的報告文學《悲劇性別》，中心議題是討論重婚罪或者更確切點說是討論男人娶妾和他們為什麼娶妾的。其中有一篇，標題叫做《兒子啊兒子》。書中的男主人公名叫劉銀龍，女主人公叫碎芬，還有一位叫亞英。銀龍為什麼重婚，因為碎芬不能為他生兒子，沒有兒子男人就不成為男人——因為他沒有接班人繼承他的家產，繼承他的祖業，所以他就理直氣壯，氣壯如牛地把另一個女子請到家裏，和他同居。但就在這個時候，碎芬懷孕了。懷孕了，了不得了，銀龍刮目相看，馬上丟下如膠似蜜的那一位，要熱愛、要尊重、要保護、要報償自己的妻子了。為什麼這樣？因為他銀龍要有後代、要有兒子了。
可悲的是，她終於沒有變成神聖，低劣的動機到底帶來了低劣的結果。因為她生了一個女兒，她的一切美好的期望頃刻之間化為一場春夢。
再後來，銀龍與亞英在原屬於碎芬的那張席夢思上同居了。銀龍與碎芬離了婚。
鬧劇結束了，悲劇誕生了。然而這悲劇還沒有完，因為劉銀龍還沒有一個他自己的兒子，而且現在，天知道，當他真的有了一個兒子以後，他會不會滿足呢？
請讀者不要以為這是作者低估了中國人的覺悟。不錯，中國人也不能一律看待。然而，確有那麼一些，或者一大些中國人就是為著生一個或幾個兒子，連家也不要了，連“法”也不要了，連臉也不要了。他們似打遊擊、地下工作者或者“青紅幫”一樣地為著生出自己的兒子和國家過不去，和人民過不去，和民族過不去，和人類過不去。
封建社會，老百姓重子重孫，還情有可原。因為對於傳宗接代的重視，本質上不是一個災難問題，而是一個文化問題，是一個文化的係統工程。它和生產方式有關，和生活方式有關，和家庭組織形式有關，和民族信仰有關，和文化選擇有關，和國民心理有關，和政府推行的政策有關。中國古國，小農經濟，經濟雖小，國家卻大。一大一小，成為多少文化的製約力量。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人要生存，就要保證家庭的穩定和發展；保證家庭的穩定和發展，就要多子多孫。多子多孫尚且有“絕戶”的可能，如果漫不經心，則幾乎等於自殺。
小農經濟的生產手段是落後的，其生產方式主要靠著人力畜力。沒有人力'就不能保證溫飽——雖然有了人力也可能同樣挨餓。沒有兒孫，晚年就可能無人照顧，甚至會凍餓街頭，死無葬身之地。況且中國人是最信鬼神的民族，總希望到了陰界，也還能有陽世的兒孫們不斷地給自己送些錢來，免得生為凍餓人，死了還要做凍餓鬼。如此等等，使得中國人對於子嗣一事簡直就著了魔法一般的不能自己。以此觀之，孔夫子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也有些道理。
但是，現在的情況不同了，雖然我們國家還很窮，生產還很落後，人民的社會福利特別是農民的社會福利還非常薄弱，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計劃生育的貫徹執行。但是時代畢竟不同了，如果我們不能跟著時代的車輪前進，說不定哪一天，中國人——因為他們某些同胞的生育錯誤——而真的被開除球籍。
八 價值特征——生存文化
首先應該聲明一句，“價值特征”這個詞用得也許不很準確。作者的意見是說，中國人的人生觀中，對於“生存”二字是特予重視的，而且不僅重視而已，實際上已經把它和個人信仰、宗教觀念的人生哲學統統都打成一片、融為一體了。我曾設想用“信仰特點”或“宗教特征”這樣的詞來表述，但生存並非信仰，用“信仰”似乎不確。中國人雖有神鬼崇拜，大多數人卻並不在“教”，中國屬於敬神佛而不深信神佛，即對神佛半信半疑，且信且疑，疑而又信，信而又疑這樣一個特殊的民族，用“宗教特征”這個詞表述似又不妥。但中國人確實對於生命的存在有著特別的珍貴和重視，所以還是決定把它作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予以闡釋。
我們的祖先不僅為了生存，可以吃盡般般苦處，而且一旦有了適宜的生活條件，又特別善於享受自己的生命，享受生活的樂趣。享受樂趣自然也有俗雅之分。雅的享受，可以歸於士人。有人說中國士人是最善於享受生命與生活的階層，承蒙誇獎，愧不敢受。但是，我們看林語堂先生寫的《中國人》，知道中國確有那麼一些知識分子，是享樂生命與生活的天才。據林語堂先生介紹，拜倫一生隻有三個快樂的時候，那太少了。金聖歎先生一口氣就寫了33個“不亦快哉”，不多不少，恰是拜倫的11倍。中國的士大夫在吃飯、喝酒、住房、用具、穿衣、娛樂、讀書、看戲、出遊、音樂、清談等等方麵都有一套西洋文化中也許永遠也享受不到的享樂本領。——在西方留給上帝的享樂，在中國一大半讓權貴者霸占了去，一小半讓士人們偷存下來。是好是壞，確未能知。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士大夫渴望生存，意在其雅，甚至可以說是對於自己生命和生活的欣賞與玩味。而受苦受難者對於生存的執著，則在於他們本是肩負著曆史發展負擔，推動著生活車輪的人。他們正直，他們善良，他們勤勞，他們缺少文化，又缺少修養；他們為著自己的土地，為著和自己一同生活的各種動物與植物，為著自己內心的需求和渴望中的微茫希望，甚至為著生存而生存。而且在這樣艱難的生活中他們還能找到相當的樂趣，他們往往會以極大的熱情，賦予生活以粗獷，深沉，勇敢，堅實，不屈不撓，又有些自滿自足的歡樂；就如同一個窮得要命的吹鼓手所吹的那些動人心魄的曲牌一般。是好是壞，同樣確未能知。
中國人重生存的傳統，反映在人際關係方麵，就特別重視對人身體的關心。有學者把這個叫做“心”對“身”的關心，好像這樣說也可以。我們從古以來，就習慣於把關心對方的身體看成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能體現禮貌的行為方式。所以朋友贈言，常要以保重身體為主。因身體而想到吃飯，不論適時與否，見麵隻要打招呼，便馬上想到吃飯上去了。英國人問“早晨好”，“晚上好”，中國人問“您吃了嗎？”而且不論早晚，統統適用。中國人好講禮貌又講實惠，然而，卻有點不登大雅之堂。見麵便問吃飯，在外交禮節中斷乎不能用此，否則不成笑話便成失禮，因問話過呆過傻造成失敗。中國人對身體關心，所以身體的疾病往往多些，而心理毛病往往少些。因為我們常常能把某些心理問題轉化為生理問題。孫隆基在他的影響很廣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中就說過這樣的話：“中國人即使在‘心’情不好的時候，也很少導致憂鬱症，而多半會引起‘頭痛’，而婦女在撒嬌時則會說是‘心痛’”。這一點，看中國古典小說看得略多一點的人是會有同感的。中國婦女好心口疼，其實那不是胃痛，也不是心髒病；胃病嚴重就不會美如西施了，心髒病發作如此頻繁在那個時代早就沒了命了。中國婦女舊時無地位，無地位難免憂鬱，憂鬱難免心緒不寧，心緒不寧無以發作，久而久之便變成“心痛”病了。
中國人重身體，重吃飯，重休息，也重保養，最重身體的保護。以為發膚受之於父母，就是一絲一毫也不能損壞的。清軍人關，便讓漢人理他們的發式；漢人反抗，就成殺戮。我看清史，說清軍殺人特多，但沒有說是因為打仗殺死得多，還是因為“頭發”殺死得多！想來因為頭發殺死的一定不是一個小數字。後來義和團起義，清人稱為長毛。長毛者滿頭蓄發之謂也。長毛與清政府作對，死亡最多的還是老百姓。“留發不留頭”，你沒有除去腦袋前邊那一塊“天地”，清政府便要殺你；“留頭不留辮”，你留著清朝式的大辮子，義和團又不饒你。可說因為頭發愁死活人。曹操馬踏青苗，曾經以發代首。現代人恐怕難以理解以發代首的嚴肅性。因為我們常常要去理發館，或者去發廊，留發不留發，實在小事一樁。然而，你們哪知道古人對頭發如此忠心！
因為中國人特別重視身體，所以對罪犯的懲罰也就變成對於身體懲罰。中國古有五刑，朝代不同，大同小異。第一為斬首，就是把腦袋砍去，所謂“身首異處”，乃是大悲傷事。以此處死的靈魂，到了陰間，大約也是沒有頭的。因為我們每每聽說，吊死鬼顯形的時候，總要舌頭伸出二、三寸許，脖子裏還係著那死時的標記。其次為宮刑，宮刑就是毀壞人的生殖器。男人稱“去勢”，司馬遷是受過這種殘酷刑法的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史學家。女人稱“幽閉”。對於幽閉，曾有種種說法，大半不確。魯迅先生曾從古籍中理出些頭緒。那方法是用木棍猛擊犯人的胸部腹部，使子宮下垂，塞住陰道。其辦法之惡，聞之令人發指。中國人最好講仁義，而且越是有權有勢的人還越是如此。然而，刑罰往往就是這社會的良心，先不說別的，隻看宮刑一件事，可知封建王朝的良心早已經壞了。第三為刖刑，就是割去膝蓋骨，或者幹脆把小腿砍去。這刑法用在孫臏身上，終於演成孫龐鬥智一件公案。再次則為劓刑，就是把鼻子割掉。最後是黥刑，在罪犯麵部刺上標記再染上墨水。這類刑罰在《水滸傳》上多有記載，水滸上的英雄可有不少是麵上帶著字的，連宋朝大將狄青，臉上也是有字的。不過他有新的理解，所以連皇帝讓他把這些字跡去掉他也沒有同意。
由重視身體到殘害身體，正如同由仁義道德走向文字獄，在那樣的文化機製下是認為天經地義的。但以現代人的觀點看，民主社會的刑罰本質，在於“監而不傷”，即使對於死刑犯也不給以肉體折磨。而專製野蠻製度下的刑罰特點，頭一個就是虐待犯人，以虐待犯人為樂，實際上，恰恰證明虐待者本人也失去了人性。
中國人重視生命，對於死亡不樂意提及。以為人生最痛苦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死亡，當然這不是說中國人個個怕死。中國人不怕死的人多著呐，以古代人所作所為而論，大約主要有三種情況。一種是舍生取義。如文天祥這樣的民族英雄人物。一種是“20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仿佛死亡如同住旅社，去那邊住上幾天，還要回來。還有一種是為了複仇。自殺是為了複仇，仿佛是我們獨有的文化心理。因為他覺得在陽間既已無人做主，那麼好吧，就到陰間去告得一狀；或者“化為厲鬼”，依靠自己的力量報仇雪恥。不過這後麵的一種，似乎永遠也沒有成為中國人對待死亡的典型態度。
和世界主要民族相比，中華民族恐怕是最怕死的民族，這麼說，有點傷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的臉麵。把它改一改，說和世界主要民族相比，我們中華民族是最不愛死的民族，就容易接受多了。所以，在我們國人眼裏，西方人那種不惜生命尋求刺激，尋求冒險的行為，總是感到很困惑。在基督教那裏，死後就可以去見上帝，如果上帝喜歡，而自己也表現不壞的話，上天堂是沒疑問的，所以西方人對死不那麼懼怕。但中國人不行，“死去原知萬事空”，“人死如燈滅”，死了就完了。所以，即使上帝專門給中國人發請柬，對不起，我們還不去呢！
中國人懼怕死，不要死，實在沒有辦法了，吃藥也不靈了，求仙也不靈．了，念經也不靈了，請法師作法也不靈了，任子孫祈禱也不靈了，總而言之，一切都不靈了。就是到了這步田地，我們腦袋靈光的祖先還能想出對付死亡的辦法來。這辦法就是：第一，人死精神不死；第二，子孫繁衍無絕；第三，對死後的生活給一個最穩妥最隆重最長久的安排。
人死精神不死，這算最積極的態度。但凡識幾個字的中國人，有誰不知道：“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兩句名言的。中國人為著“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可以做出重大犧牲的。然而，我總覺得我們有時候不免重名勝於重人，有些名實顛倒。其實，一個人的名固然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事”。如果在有生之年，能夠為這個世界多做一點事情，也不算白來地球一趟；到了真的死了見到馬克思的時候，也不會交白卷的。
但不管怎麼說，人死精神不死，總是好事。但第二個辦法，就有點不對勁。中國人特重生兒子，這在前麵剛剛說過了。因為晚年生活需要兒女照顧，生子動機也無可厚非。所以，作為社會管理者——政府來說，一方麵要真正有效地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一方麵也要為自己的“子民”們著想，不使他們老無所養或者老境淒涼。但為著有人對自己祭祀而拚命生兒子的，無論女口何，都是糊塗觀念。如果為著自己死後靈魂的考慮，而不惜把子孫拋到人口災難的海洋中去，首先就對不起子孫，也對不起父母，更對不起自己的民族，對不起自己崇高的信仰。
至於對死後的安排，寫個遺囑也就夠了。表現好的，還應該捐獻自己的遺體，以為同類造福。但傳統中國人絕對不同意這個，活著的時候，損失一根頭發都對不起父母大人；死亡以後，更要“全須全尾”去見祖宗。除非囚犯和命中注定要橫死者，哪有缺胳膊短腿去看先人的？所以，中國人最怕火葬，最反對解剖屍體，最喜歡土葬，而且搞得越隆重越花哨越奢侈仿佛就越好。中國儒家雖有主張薄葬的傳統，但我看那是假的。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主張過應該從諸侯開始從帝王開始就實行薄葬。他們把活人分成三六九等，把死人也分成三六九等。普天之下，最豪華奢侈的墳墓，就是皇帝的寢宮。這種風氣，直到今天還在毒害著很多有錢的沒錢的，甚至還在受窮的中國人。
實在說，中國人對死的安排，對精神不死的追求，對子孫祭祀的期望都體現了一種渴望生存的精神。所謂死後的安排等等不過是求生無望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折射罷了。
但我要說，在中國現實社會中還存在的一切舊有文化傳統中，中國人多子多福的追求和奢侈土葬的傳統，如果不是一切舊有文化中最壞的傳統，至少也是最壞的傳統之一。這個傳統如不改正，身為中國人站在世界文明麵前是會感到羞恥的。
九 行為特征——求同文化
中國人特喜歡“大”，又特喜歡“同”。大而不同就是分裂；同而不大也是分裂。在我們祖先的心目中，也許再沒有比“大”比“同”更重要的事情了。因此，孔夫子提出的“中庸”思想，就在中國很快地紮下了根。要大要同就需要“中庸”，要中庸又要有大、有同作基礎；這個邏輯也許是海外民族特別是西方民族很不容易理解的吧！然而，或許可以這樣說，不了解“道”是怎麼回事，差不多就是不了解中國哲學；而不了解中庸，則大半就等於不了解中國。
中庸是孔夫子提出的，但《論語》中直接提到中庸二字的地方，隻有一處。這句話是這麼說的：“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雖然隻這一句，重要性是說到了頭了。因為連夫子都感歎著說“其至矣乎！”可是中庸是什麼意思？孔夫子卻沒有連帶著作出解釋。解釋最多的是宋儒，把中庸地位提得最高的也是宋儒。他們說不偏不倚之謂中，平常則謂庸。中庸非他也，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的道理。這個理解恐怕也是對的。因為夫子在世的時候，雖然直接論到中庸的時候不多，卻在很多地方涉及到了這個意思。比如《論語?先進篇》中有這麼幾句：“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日：‘師也過，商也不及’。日：‘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這裏的師，說的是孔子的弟子顓孫師，商也是他的弟子，卜商，就是子夏。“過”是說過分了，“不及”則是未曾達到標準。孔子認為“過”並不比“不及”更好或更壞些，其實是和“不及”一樣的。不僅評論師與商的時候，講過這個話；評論高柴、曾參、子路、冉求的時候也講過類似的標準。他評論說：“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翻成現代語，就是“高柴愚笨，曾參遲鈍，顓孫師偏激，子路鹵莽”。不僅如此，孔子曾有過“五美”之說，說“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這實際上就是中庸。照孔夫子的意見，君子應該給人好處，這就是“惠”，但是“惠”卻不能過頭，過頭了就成了“費”，那就不好了。要既給人以好處，自己又無所耗費，那個才好；君子又要管理老百姓，因為君子是治人的嘛，但又要讓老百姓甘心勞動，不生怨恨，這個才好。君子可有欲望，欲望在其仁焉，這好像是孔子的本義，然而卻不是貪，欲而貪，那就又過了頭了。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好事變成了壞事。泰而不驕，這個好懂，安泰有王者氣卻並不驕傲。威而不猛也好懂，威嚴卻不凶惡，就好似京劇舞台上包老太爺那個樣子。
孔夫子的中庸思想，貫穿《論語》。而《論語》的思想傳至後人，到了子思一代，更有深細的闡釋和發揮。《論語》之後的儒家大作，首推《禮記》和《孟子》。《禮記》中有一篇文章，就是《中庸》。《中庸》這一篇在荀孟時代影響如何，不能確知。但看荀、孟的文章，知道荀況多學士氣，孟軻多豪士氣。兩個人在兩個不同的方向要求儒家的光大。可以說，對於中庸這個事沒有特別反對，也沒有特別的重視。子思孟子關係最近，然而看孟子留下的文章，諸如“聞誅獨夫紂也，未聞弑君”之類，與中庸之道並不相幹。西漢氣魄恢宏，不必看重中庸；盛唐氣象遠大，又不必看重中庸。此時中庸，雖為君子，未進仕途，一介書生，影響不遠。然而，《禮記》是儒家大典，中庸的影響依然存在。但直到宋代程朱理學出來，“中庸”才真正成為儒家學說的典中之典。儒家學說以“四書”“五經”為最著名，影響也最大。“四書”未及“五經”內容豐富，然而“四書”的影響卻比“五經”還要大些。因為“四書”既可以看作啟蒙書，又可以看作必讀書，還可以看作永讀書。宰相趙普就說過“半部《論語》打天下，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話。可知“四書”對於宋人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中庸是一種調和論，對於統治階級，固然有些中和的作用，對於被統治者則有麻木的作用。社會平和時期，你要中庸，仿佛也還可以。社會不平等嚴重存在，對立的社會集團矛盾尖銳，被壓迫者已成為砧上之肉，案上之魚，你還要中庸，就是極大的不公正。兩個人為著無端的是非爭吵，你過來“中庸”一下，可以；一個人把一個人壓在下麵，已經被打得鼻青臉腫，氣息奄奄，你還要度著方步過來，憑借你的不偏不倚之謂“中”，平平常常之謂“庸”的老經驗，打人者固然可以聽你論道，被打者馬上認定你是打人者的幫凶。所以，“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人對於中庸大起反感，也有充分的理由。
中庸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行動上表現出來就是求同心理。什麼事都好求同，唯恐有異。人也和大家一樣的好，事也和大家一樣的好，然而這種中庸式的求同心理，確曾為鞏固中國小農經濟，鞏固中國的封建秩序，起過莫大作用。有人以為，中庸就是不讓人學好，這其實也是片麵的。中庸一方麵反對變革，反對標新立異；另一方麵也反對學壞，反對落伍於大眾的思想和行為。如現在的改革，心裏不情願改革，或者不願意改革的人有沒有？要說沒有，準是瞎話。但心裏雖然有些不快，卻不把它說出來。倘或開會征求意見，不免你也是改革派，我也是改革派，大家彼此彼此，簡直就沒一個不是改革的擁護者。中國人占來最講孝道，然而，不是人人都可以成為孝子的。但既有強烈的求同心理，雖然孝有真孝假孝之別，大框框卻不允許突破。一有過分行動，馬上招來非議。你也議論，我也議論，千夫所指，給你來個無疾而死。中國封建時代，為什麼對中庸之道感情如此深厚？原因大約就在這個地方。它反映了人們的求同心理，使本來比較脆弱的農業自然經濟獲得一個比較強大的穩定性保護層。大家都在為已經不能活命或勉強活命的事業去拚命的時候，這事情就變得無比榮耀了。
中庸對於中國各種事業的積極意義在於，它雖然反對大變動，卻不太關心小變動。例如我國很多技術行業的發展，在總的格局上，幾千年沒有多大進步；而在具體工藝上，卻有著精益求精的細膩風格。秦磚漢瓦，千年一貫例，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後，大體還是這個老樣子。然而，古代製磚製瓦技術，卻有極其細膩的革新。中國最大的皇宮興建的時候，宮內所用金磚，就有著極高的使用價值、審美價值和文物價值。又如中國的手工藝，手工藝發展年代久遠，漢代風格粗放，氣勢雄渾；唐代氣象萬千，色彩絢爛；宋代為一高潮，很多宋代的手工藝品都有很高的工藝價值和審美價值，明、清又為一高潮，其中很多絕活，已成民族瑰寶，有些手工藝人，活著便堪稱國寶，死去簡直就是民族的重大損失。你要說，他們對傳統的工藝有革命性的發展，那就有點誇大其辭了；你要說他們的勞動僅僅是自己先人的重複，又有點脫離實際了。他們在宏觀上的進步——公正地說，不是比較緩慢的改良行為，也是戰戰兢兢，小心翼翼；而在微觀創造方麵，卻各人有各人的貢獻；可以說一代強似一代，直到把這門工藝發展到出神入畫，令人歎為觀止的地步。
“求同”心理終於成為一種文化，對於中國國民性的形成和發展，產生很大影響。有些中國人易保守，不易變革，和這個中庸思想有密切的關係；有些中國人一方麵不敢為天下後，一方麵又不許別人為天下先，二者合二為一，便成為一股強韌的保守力量。
不敢為天下先。要說咱中國缺少是非觀念，肯定是通不過的。我們這些炎黃子孫，再愚再笨再呆再癡再蠢，決不會弄到分辨不出秦檜和嶽飛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的程度。然而，能夠分辨是非是一回事，能夠把這種分辨變成行動是另外一回事。隻要是有些心性的中國人，沒有不痛恨秦檜，不尊敬嶽飛的。宋代如此，現在還是如此。然而，痛恨歸痛恨，尊敬歸尊敬，行動還得另外歸行動。你要說殺嶽飛，當時的中國人就不明白那是殺錯了，這顯然是胡說八道；殺錯了就沒有義憤，也近乎胡說八道。然而，要人們有行動，例如抗議、上書、結社、遊行、擱車，那卻做不到。因為大家要你看我，我看你；你不吱聲，我也不吱聲。盡管心裏都明白，就是沒有頭一個站出來說幾句話的人。中國人不敢為天下先，頭一個站出來的人總是那麼少，除去封建製度的原因以外，和積習既久、積重難返的求同文化心理有莫大關係。這種文化浸透到民族每一個細胞中以後，就產生出種種隻有我們東方人才能理解的怪事。嶽飛死了，反抗的人幾乎沒有；好不容易出來一個施全，要手刃秦檜，也沒有成功。照理說，雖沒有成功，施全的血也該喚起更多的反抗和正義。事實剛好相反，後麵繼起的人非但沒有，當施全明正典刑的時候，還有人諷刺施全，說他是一位“不了事漢”。是的，這諷刺猛一聽，很幽默。說施全不了事，就明顯帶同情嶽飛仇恨秦檜的意思，這是好意思。但這好意思不能細想下去，施全既不了事，就應該有了事的站出來。可憐的是，中國人曆來隔岸觀火的多。他站在河的那一麵，什麼事情看不清楚？哪一個救火賣力，哪一個不賣力，哪一個在白費力氣，哪一個準備逃跑，哪一個假救火、真放火，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說得頭頭是道。但你要讓他遊過河來，冒險救火，對不起，他頭一個先要笑你“癡”。中國人確實不癡不傻——聰明人多得很，可惜聰明反被聰明誤！非到99%的人都跳起來歡呼嶽飛，痛哭秦檜的時候，大家方始人人堪稱“勇士”。
不敢為天下先，已經夠要命的了，不許別人為天下先，就更要命。誠如哲人所說，好如一群猴子，大家都用四條腿爬著走路，你也如此，我也如此，忽然間有一個猴子試著用兩條後腿走了幾步，於是老猴也罵它，小猴也咬它，公猴也踢它，母猴也抓它，它隻好蹶起腚來，重新做“人”。於是，這群可愛的猴子便尋著老規律，永生永世用四條腿走路。
求同文化表現在與個人利益特別相關的事情上，就是攀比。攀比有兩種形式，一個是把別人比下來，一個是把自己比上去。把別人比下來，比如戰爭時期的論功行賞。楚漢相爭，一打就是五年，其中大戰40多，小戰70餘。可說年年月月，都是在戰爭中度過的。好不容易打敗了項羽，坐上了皇帝的寶座。頭一個麻煩就是論功行賞，誰應該封個什麼侯，誰應該做一個什麼官。因為這種事情太難，而部下諸位的情緒太激動，以至於有人喝醉了酒，拔出寶劍就砍柱子，把個劉邦愁得沒頭蒼蠅一樣。這種風氣，幾乎代代皆然。唯獨劉秀手下有一位大將馮異，每當各位同僚為著封賞爭得麵紅耳赤的時候，他卻坐在大樹下邊乘涼去也。然而，馮異不能代表中國人的攀比脾氣。這不是我有意貶低我們中國人的人格，大家隻要想一想二十年以來的評職稱、分房子、升工資這幾件事就可以各自心中有數。
攀比的另一種形式，是比上去。比如說，別人家買了彩電，自己也非買不可，不買就叫沒麵子。要知道，中國人沒有什麼都行，唯獨沒有麵子不行。人家女兒結婚，要彩禮3000，自己少要一分，都是孱頭；不等別人提醒，自己先打自己50個大耳光。你女兒又不是嫁不出去，你為什麼就嫁得那麼“賤”？住房要比，吃飯要比，買車要比，請客要比，比來比去，把中國人比得昏頭昏腦，倒好像我們個個都發了大財似的。到了這個時候，中庸也就不成其為中庸，或者說，原本起源於中庸，終於弄成了偏激。
中國文化本是平和保守的文化，但弄來弄去，終於走了許多極端，其心理緣由大致如此。比如中國民風本不奢華，然而到了西晉時候，奢華成為風氣，於是無論窮富，都參加奢華大賽，直把個西晉王國弄成一缸汙水，沒出幾件壯舉卻釀成了天下大亂。又如中國是最潔身自好的民族，“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乃是我們最以為自豪的社會治安理想，這樣的事據說在封建時代也曾有過的。然而，中國人的求同行為在任何時候都有所表現，鬧得嚴重的時候連“潔身自好”這幾個字也沒用了。70年代初，天安門廣場發生過一次哄搶花壇的事件。也不知哪一位說天安門的花不要了，誰要搬就搬走。於是一哄而起，把幾十萬盆花搶了一個七零八落。如果說，搶花的人個個都是壞種，肯定要遭人咒罵．罵你天打五雷轟的。壞人或許有些，絕大多數恐怕全是好人。當時管這件事的人分析得好，說這是不明真相的群眾上當受騙。不明真相的群眾，這定義多麼體麵，多麼有意味。然而，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多不明真相的群眾上當受騙？確實值得深思。
十 習俗特征——消費文化
說中國文化是消費文化，在心理上怕有點承受不了。就是作者第一次產生這樣念頭的時候，也曾大吃一驚。然而細細想來，也大抵如是。說中國文化的習俗特征是消費文化的根據是，古代中國基本上是一個為著生存消費而生產的國家。
中國的立國基礎在於農業，而社會取得穩定的基本保證在於中央集權的國家管理體製。這就使中國封建社會分化成兩個圈圈。一個圈圈，是以皇帝或官吏為代表的城堡圈；一個就是以土地直接所有者和生產者為主的鄉村圈。這兩個圈子在生產為了消費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不過前者比後者表現更為典型就是了。
皇帝與官僚為中心的城堡圈子，以北京為最大的代表。北京舊有九門。前門為皇帝專用；德勝門為出兵打仗通過的兵門；安定門為凱旋歸來進入的門；宣武門是殺人的門；崇文門是收稅的門。剩下四門，東直門為鹽門；西直門為水門，朝陽門為糧門，阜成門為煤門。整個北京城除去打仗、殺人、收稅而外，就剩下吃、喝、穿、住、用這些事情。舊北京人口不算不多，經濟不算不繁榮。然而，除去為宮廷服務的行業之外，幾乎別無所有。所以，過去談到新中國成立以後的變化時，有人總會說，經過幾年時間，我們已經把舊北京這樣一座純粹消費性城市改造為生產性城市。其實不唯舊北京，幾乎所有的城鎮，都是如此。城裏麵住的，除去官僚、軍隊，就是為他們服務即他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種種服務，而這些服務90%都屬於消費性內容。現代經濟學，把生產部門按照生產資料的生產和生活資料的生產分為兩大部類。實際上，在古封建時代生產資料的生產占的比重很小很小，而生活資料特別是一次性消費的生活資料占的比重很大很大，這種製度本身就決定了封建中國是一個消費中國。
城堡圈子如此，鄉村圈子更是如此。有人說，你講中國文化是消費文化，不符實際。因為中國古代勞動人民是最為勤儉節約的人民。這其實並不正確。正確地說，中國古代農民是小處勤儉，大處浪費。什麼叫小處勤儉？就是說，他們的日常生活確實艱苦，或者說很苦很苦，這種苦如果讓一位現代西方人，就是過上一個月，也會把他們苦死的。但中國人能夠忍耐，生活雖苦，他們更能吃苦，雖吃苦還能負重。吃的是最差的飯食，幹的是最繁重的體力勞動，住的是最簡陋的房屋，賣的是最傷人的氣力。這種勤儉精神，確有值得稱道的地方。然而這和他們的消費行為比較起來，還隻能算是小處勤儉。因為他們固然在生活上處處節儉自己，而在生產的投入方麵，卻同樣的“節儉”，或者說，比起他們的生活來還要節儉。他們的生產所得，除去交官的之外，剩下的便都屬於消費這個範圍，第一是吃；第二是穿；第三是燒；第四是住。此外，換些自己不能生產的物品，如此而已。我現在回想過去故鄉河北省北方鄉村的情況，一個農民簡單地說來，他的一生也許隻有吃飯和生育兩件大事。這樣說好像極端了點，但大抵如是，沒有別的。吃的，由自己生產；穿的，由自己紡織；住的房子全是泥土的，俗稱幹打壘，有幾塊板子夾住黃土，用夯砸實。種莊稼是不講高投入的，上肥主要用豬糞。還有人的大小便，再加上些土炕灰、燒炕灰之類的肥料而已。他們一生發愁的事情，仿佛就是吃飯；而最偉大不過的事情就是娶媳婦和生孩子。最了不起的工程，就是蓋房子。所以，我說，中國的農民，一個家庭就是一個王國。這個王國隻要不受地主和官僚的壓榨，不受土匪和盜賊的搶劫，它隻要能夠維持下去，就是為了消費而生產，為了消費而生存，或者幹脆說為了生活而生活。那麼，他們如果不能溫飽呢？不能溫飽，就隻有勒緊褲帶，或者餓死，或者造反。那麼，他們如果有了盈餘呢？那就是蓋房子，娶媳婦，串親戚和過節過年多吃多喝。人家說，浪費文化理應該和享受文化與消費文化聯係在一起。然而，我們中國的浪費文化卻首先是與勤儉文化、勞動文化和官僚道德文化聯係在一起。因為苦而追求消費，因為消費而變得更苦，或者說永遠難出苦海，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大悲劇。然而告別這個悲劇非有大生產、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市場經濟秩序不可。而這些，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為缺少的。
但是，消費文化必定與享受文化和浪費文化相聯係。講到享樂，應該說中國人是最善於享樂的民族。但中國人的享樂更多的是生理型享樂，而少有精神型享樂。士人的享樂堪稱高雅，生理型特征依然明顯。不過他們的妙處是把生活作為一種藝術，通過口腹之樂，找出藝術真諦。比如林語堂先生引用過的《半半歌》，就大有這類特色。其歌曰：
看破浮生過半，半之受用無邊，
半中歲月盡幽閑，半裏乾坤寬展。
半郭半鄉村舍，半山半水田園，
半耕半讀半經廛，半士半民姻眷，
半雅半粗器具，半華半實庭軒。
衾裳半素半輕鮮，肴饌半豐半儉。
童仆半能半拙，妻兒半樸半賢。
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顯。
一半還之天地，讓將一半人間，
半思後代與滄田，半想閻羅怎見？
酒飲半酣正好，花開半吐偏妍。
帆張半扇免翻顛，馬放半韁穩便。
半少卻饒滋味，半多反厭糾纏。
百年苦樂半相參，會占便宜隻半。
您聽聽，說了半天，和“消費”兩字相去多遠，沒有多遠。剛剛離開一步，馬上又竄了回來，寒士歸來兮，不離吃穿。當然說中國的古人隻知道吃飯那也不對。然而，行事不離吃飯，卻是一大特色。比如中國是古詩詞的海洋，海洋之中何味最多，在我看來，酒味最多。而最偉大的詩人李白，也就是一位輕飄飄暈乎乎的酒中之仙。中國古人好讀書，古人讀書好講禮義，禮義不離耕桑，這是中國特色。皇帝也有風雅之士，或者附庸風雅之士。宋朝有一位皇帝，寫讀書之樂，就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說來說去，還是“食、色，性也”，未離中國消費文化的主旨。講到平民百姓，過年好寫春聯，春聯必要吉利，橫幅之上還要大寫一個“福”字；中國人對“福”字特有感情，連神仙中都有“福、壽、祿”三位星官。但細想這“福”字，不過一人一畝田，外加些衣服而已。這個就是福？現代中國人很難理解這裏邊的意思。老人到了晚年，有吃有穿便是福；中年人當家主事能掙來吃穿就是福；小孩子生在富貴家，吃不愁、穿不愁就是福；我們中國人的福其實是最容易達到的，然而也最容易跑掉；就是跑不掉，有時候，也會給喝掉吃掉的。
講到中國人的吃喝，可謂一大奇觀。僅從喝酒這一件事上看，就夠令人驚訝不已的了。因為按現今的標準，好像酗酒嚴重的國家中，沒有我們中國。蘇聯人好酗酒，那是世界聞名的；美國人也可以。我們中國這方麵的名聲不壞，雖有李太白之豪飲，武二郎之神飲，卻好像是往古的事情，於今相去甚遠矣。然而，卻不。據《首都經濟信息報》1989年2月11日的一則消息透露，“1988年我國白酒產量高達500萬噸，是1978年的3.5倍。目前全國大小酒廠遍地開花，1978年僅有白酒廠1900個，去年底，已猛增至2.5萬個，每年有1250萬噸糧食從‘杯’中流走。”喝酒每年喝掉1250萬噸糧食，這簡直就是一個天文數字，1250萬噸就是250億斤糧食。可是我們中國全年糧食總產量不過5000億斤左右，那就是說有1/20的糧食，喝酒就給喝沒了。按每人平均年消費300斤糧食計算，就等於把8333萬人的口糧喝光了。中國就是成為世界富國，如此喝法，也不明智。何況說，我們現在還窮得很哩！喝是夠能喝的，然而，和吃比起來，似乎喝還算不了什麼，喝不過是中國廣義吃的一個部分。中國人的吃可以分成幾十種幾百類。那就太複雜了，最粗略地講，中國人的吃，可以分為貴族之吃，平民之吃，也可以分為節日之吃和請客之吃。
貴族之吃，第一號人物自然是皇帝。《禦香縹緲錄》上有一張慈禧太後吃飯的單子，一頓飯要吃一百多個菜，可以稱作吃飯之冠。倒不是因為西太後真有那麼大胃口，因為她是皇太後，要的就是這個“譜”，天下獨一無二的譜。除去皇族之外，其他官僚家庭的吃飯也不得了。看過《紅樓夢》大概都有這個印象，怎麼這一家人，一天到晚，一年到頭，沒有別的，盡是一個“吃”呢！過除夕吃，過十五吃，過端陽吃，過中秋吃，過生日吃，做壽日吃，連辦喪事時也忘不了吃。貴族的吃是天天如此，不過到了過年過節的時候，還要格外鋪張罷了。有一本書叫《紅樓夢風俗譚》，頭一篇便講“過年?忙年?年事”。對原書中53回、54回、55回的過年風俗有幾句評論：從準備過年到過年之前“中間隔著一個半月多的時間，開頭是臘月初，結束是正月十八，其後尚有‘親友來請，或來赴席的，賈母一概不見……’。可見正月十八之後，新春飯宴，請吃春酒，尚時有舉行者。這是過年的‘餘波’，一直拖拖拉拉，到二月二龍抬頭那天為止。可見昔時所說‘過年’，差不多年前、年後，陸陸續續有兩個月的時間了。”一年隻有12個月，過年就過去兩個月，你想不佩服我們中國人，怕也不行。
平民百姓的過年，恐怕沒有這樣的，一來家庭沒這條件，二來也沒這時間。但過年在中國實在是一大負擔，卻是事實。直到如今，也未見好些。新加坡《聯合早報> 1989年1月26日有一篇文章，題為《避年地區》，我們引過來，題為《香港人怕過年》。上麵寫到：
“避年一詞之流行，乃70年代以後的事，最初，香港有些富人為了怕過農曆年的繁文縟節，於是在大年除夕前後飛往外國渡歲，目的地多是美國和加拿大，其後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等也多去了。”“避年可分多種，甲種去美加的外國，乙種去日韓台，丙種去新馬泰，去京滬蘇杭，丁種去廣東各縣各鄉……。”
避年之苦，如同避災。然而這還是可以避的呢！像我們生活在大陸沒法避的，就隻好硬著頭皮頂住，真有點過年如同過關的意味。過年怕什麼？最怕的恐怕還是吃，其次就是怕走親串友，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害怕花錢。不過這麼說有點顛倒，不是害怕花錢，而是花錢花得有些害怕。
然而，不但花費，還要浪費。據《羊城晚報》1989年2月8日一篇文章報道：《春節前後公家的糧食浪費驚人》。文章說：
“春節前後，我們在廣州采訪時發現，各類吃請浪費糧食嚴重。在農村企業的一家酒樓看到，餐廳內幾桌剛散的筵席上，橫七豎八的擺著吃剩的半碗、大半碗、甚至滿滿的一碗米飯。走訪五、六家酒樓、賓館，看到每一家都有大量的泔水，其中米飯、麵條、饅頭不計其數。吃‘公’的是這樣，吃‘私’的也差不多。而且這種現象幾乎在社會的每個角落全都可以看到。”
中國人真是富起來了，但在物質生活方麵，恐怕還沒有富過西方工業國家吧？《今晚報》登了一篇題為《“請吃”在國外》的文章，人家那裏偏偏不像我們這種吃法，文章說：
“外國人請客吃飯很講究一對一小範圍，追求親切、自然的氣氛。主人為表示對客人的尊敬，總是讓客人自己點菜，點飲料，席間也從不勸菜勸酒，邊吃邊飲，無拘無束。”又說“在請客吃飯方麵，外國人是很注意節約、避免浪費的。例如，法國總統密特朗為來訪的外國元首舉行的國宴中，主菜隻有兩道，外加一個生菜沙拉。每道菜都放在大盤中，由服務員端在客人左方，客人用刀又自行擇取。在悠揚的樂曲聲中，宴會圓滿結束，卻不是桌上杯盤狼藉的現象。”
可法國總統這一套在中國傳統文化眼裏，簡直就是小氣鬼。請客講的就是派，非得肉山酒海不可，如果不吃得溝滿壕平，不喝得東倒西歪，那就不叫請客。客人把盤子吃光吃淨，簡直比打了主人一百五十個大耳光還要難受。中國人請客就是要酒多、飯多、肉多。很可惜，做主人的常常為不落小氣鬼的壞名聲，卻把一個個衣冠楚楚的客人當成了餓死鬼。倒是美國加利福尼亞聖巴巴拉的一家華人自助餐館有新招，它規定“每位顧客收費4.95美元，但如果顧客付賬時盤裏剩下很多食物，則要加收3美元，以懲罰浪費。”真不知是華人到了美國受了美國文化的影響，還是華人文化一與美國文化雜交便產生這樣的新品種。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好主意。中國人的消費文化表現在大吃大喝上的時候，把消費文化變成享樂文化，又把享樂文化變成了浪費文化，通過一張大嘴，就讓它們三位氣味相通了。
講到浪費，越是落後的文化形態還越是要浪費，這仿佛是一條規律。因為文化越是落後，人的素質也就越差；人的素質越差，文化還越是落後；二者加在一起，就會出現更多的浪費現象。《經濟日報》1988年12月11日有一篇文章，題目叫做《令人心痛的易拉罐》。為什麼見了易拉罐就心痛？因為“這些罐殼都是用很薄的冷軋鋼板（如鍍錫板）或極薄的鋁板加工成的。就說鍍錫板吧，是一種優質鋼板，我國自產產量很少，大部分是進口的，很昂貴。至於鋁，它是煉鋼必需的昂貴的材料。”原來如此。然而，我們的浪費還不僅僅表現在吃上。即以回收廢品為例，中國人其實也是落後的。現在國家紙張十分緊張，然而，紙張回收卻十分落後。據說“蘇聯的一些出版社別出心裁，自1974年以來，出版了一係列國內外文藝書籍，裝幀特別精美，專門用來獎售給交售廢紙的讀者，吸引和鼓勵人們交售廢紙。美國每年的廢紙回收率也很高，全國各地很少見到亂丟廢紙，僅這一項每年可少砍15萬畝森林。德國平均每個家庭年提供廢紙38.5公斤，其所需的紙漿原料有2/3是靠廢紙提供的。”我國廢紙回收率不知怎樣？但同樣出現在《北京晚報》上的卻有另一篇文摘，題目是《我國去年廢品損失驚人》。文章說“中國質量管理協會公布了一組數字：全國每年廢品損失占工業總產值的1. 51%，按1988年全國工業總產值12135億元計算，全年廢品損失達183.2億元。”
多麼令人吃驚的數字，然而這還不是最令人吃驚的，最令人吃驚的乃是時間的浪費。
要說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時間觀念，那可就錯了。不僅有時間觀念，而且有很多極其美妙的格言，如“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如“光陰似箭，”“白駒過隙”，如“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早幾年就提倡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也沒有我們祖先的偉大。照我們祖先的意思，時間本無價，就是有錢也換不來的，“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遺憾的是，這些美妙的教導，99%是用來教育孩子的，教育成年人自己的實在是少而又少，能夠實行的就更不多了。外國人說中國傳統文化是“閑”的文化。何為“閑”的文化？無所事事，不拿時間當回事之謂也。不過，也不是全閑，隻是閑人不少而已。中國人講吃，而且一吃就是七八個鍾頭，午宴要到三四點鍾，夜宴便是通宵達旦。蘇東坡遊赤壁，也要邊賞天上月，邊飲杯中酒，終於吃一個“杯盤狼藉”，橫七豎八而臥，不知東方之既白。中國人講喝，喝就要一醉方休。《水滸傳》中的英雄好飲，正像電視劇《水滸傳》主題歌唱得那樣，“生死之交一碗酒哇”，“不分貴賤一碗酒哇”。然而一飲就要大醉，山野英雄，好酒也罷。然而文人也好酒，如魏晉名人，大多好飲，阮稽一醉就是幾個月時間，名為飲酒，實為避禍，似可原諒。曹子建風流倜儻，然而大醉之後，雖有軍令而不能受，就不好用避禍解釋。李太白的好飲，“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吾不知太白一生幾醉何？中國古人好清淡；好琴、棋、書、畫；好聽戲；好坐茶館；好搓麻將；好聯句；好賞雪；好觀花；好魚蟲之樂；好蟋蟀；好鬥雞；好走狗；好射獵；好串親訪友；好奇聞逸事；雅人好聽人說鬼；俗人好抬杠拌嘴；小人好溜須拍馬；貴人好大宴賓朋；官僚好裝一副雖無所事事卻顯出萬分忙碌的模樣；管家好擺一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派頭；老人好養畫眉；小姐好養鸚鵡；道士好養鶴；書生好養鵝；小戶人家養瘦貓懶狗；大戶人家養惡犬刁鷹；總而言之，中國曆史雖苦難不盡，中國人卻能夠閑心無窮。謹以聽戲、茶館、搓麻將為例，就不知耗費去中國人多少寶貴光陰。聽戲並非不好，然而，如舊時代中國人的聽戲實在不好。晚七時許開鑼，先唱“帽戲”；然後“二出”；然後“中軸”；然後“壓軸”；最後“大軸”。一唱就是五六個鍾頭，開鑼的時候，名演員不唱，“大”觀眾也不來。劇場裏，稀稀拉拉，亂亂哄哄的。吃瓜子的，聊閑片的，落家常的，應有盡有。台上你唱你的，台下他說他的，唱得好時也可能叫上一聲，唱出錯時偏不能原諒。到了中軸時節角兒要上了，台上弦也緊了，台下人也多了。等到“壓軸”戲上，名角兒也到了，“大”觀眾也來了。中國的戲，有些很長，連台本可一連演好幾十天，然而，觀眾也聽不煩，非不煩也，實在聽戲就是消遣。能有些別的想頭，更生出無限情致。當然也有藝術，也有懂行的觀眾；但是，總的格調卻大都是消遣文化。既然是消遣文化，便消磨去許多寶貴的時間。劇場如此，堂會亦然。所以外國人初次聽說中國人的堂會的時候，是會吃一大驚的。因為，堂會不唱則已，一唱就是三天。坐茶館也是一例，老舍的《茶館》很有名氣，對茶館的變遷有形象介紹。看《茶館》極有趣味，因為確實寫的地道。茶館就是一個小世界，三教九流，無所不有。然而，通過《茶館》我們也可以得出另一個體會，就是中國人消磨在茶館裏的時間實在太多。那些每天要在茶館坐上小半天的人，就算他是多麼偉大的天才，也非成一塊“廢物”不可。所以魯迅先生說自己沒有天才，不過是把別人坐咖啡館的時間用來寫作罷了；可謂有感而發。還有搓麻將。搓麻將是富貴閑活人的玩藝，因為沒有錢恐怕不行。《紅樓夢》裏麵沒有寫搓麻將，但寫賈母統率一班女將打牌，有聲有色。打牌要有一點“彩頭”，然而“彩頭”不是主要的，如果丟了“彩頭”就生氣，還要被人笑你沒涵養。賈環輸了錢就鬧脾氣，連丫環也撇嘴；賈寶玉不在乎這個，輸了也無所謂，但那要有錢才行。不論輸贏如何，主要是消遣娛樂。有人上了癮，天天離不開這件事情，一日少了就好像沒了魂似的。舊時的貴夫人們在這個上麵花去的時間，可謂多矣。當然，如果和“衙門作風”比較起來，這還都是小節。但僅這些小節，也夠消磨意誌的了。有如近日鄙人經常看到這樣的新聞報道“×××幾天幾夜打麻將不肯下桌，而最終累死在麻將桌邊……”、“×××為了打麻將，竟將自己的幾個月的嬰兒置在家中不管，而被煤氣熏死……”、“×××抓上一張好牌，‘和’了一把大牌，由於過度興奮，一下子引起腦溢血或心髒病複發，而一命嗚呼了……”。人在家中坐，耳邊總是從周圍傳來“嘩啦”、“嘩啦”的麻將搰牌聲。有人說中國人是最愛享樂的民族，這說法不全對。中國人的享樂常常以寶貴的生命流逝作代價，雖然無所事事卻能表現得煞有介事，這才是最令人驚歎的。
十一 市井特征——遊民文化
遊民，一般指無正當職業，遊手好閑者。沒有生活來源的遊民，往往會發展成流氓，所以一般把遊民無產者也稱之為流氓無產者。遊民文化當然也可叫做流氓文化。“流氓”這兩個字是城裏人常常掛在嘴邊上的，可是並不好解，但也似乎並不難解。《辭海》不收，《辭源》上也不收，不知道是因為太過簡單還是太過新潮？流氓，狹義的理解，就是性行為不法特別是那些侮辱婦人的男人。但廣義地說，不止這些，流氓即沒有理性、不事生產又特有破壞性的流動人口。作為一種“文化”，同樣也是沒有理性，不事生產而又特具破壞性的。這一點，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曾有說明，他說：
“還有數量不小的遊民無產者，為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和失去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如閩粵的‘三合會’，湘鄂黔蜀的‘哥老會’，皖豫魯等省的‘大刀會’，直隸及東三省的‘在理會’，上海等處的‘青幫’，都曾經是他們的政治和經濟的互助團體。處理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的問題之一。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當，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流氓文化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不獨中國為然。然而，中國的流氓文化確實和西方國家有很大不同。他們的勢力更大，人員複雜，和政府關係更為特殊，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作用也更大。中國流氓文化的特征是它的市井性，但這不是說，隻有城鎮之中才有流氓分子；而是說，就其特點來講，它是超農業的。流氓無產者的產生，不是農業發展本身的產物，而是經濟不能滿足人們的生活要求的產物。中國古代經濟，以農業自然經濟為基礎，而這個基礎又是非常薄弱的。它既經受不住自然災害的衝擊，也經受不住土豪劣紳兼並土地的衝擊，還經受不住人口增長的衝擊，更經不住社會動蕩的衝擊。中國的農業經濟如果沒有100層保護層而隻有99層保護層的話，怕是一天也難維持。盡管如此，它還是因為受上述種種因素的衝擊而周期性地出現破壞現象。地主兼並了土地，沒有土地的農民就隻剩下了兩條生路，要麼淪為雇農，要麼淪為流氓。人口生產過快，同樣出現土地危機。夫婦兩個，10畝薄田，在古代生產水平，或可溫飽；然而如果生了三個兒子，便難溫飽。三個兒子長得大了，娶了三房媳婦就更難溫飽。靠現有的土地已沒有出路，找尋出路，要麼兼並別人的土地，要麼被別人兼並。因兒女過多而成為遊民，這種現象恐怕是時常發生的曆史情況。自然災害的衝擊，對於土地很多的人家來說，其承受能力也強，而對於土地很少的人家來說，則情況不妙。這中間應該有一條臨界線，如果畝產糧五、六鬥的話（宋代水平），那麼，有五、六畝，6口之家，就在危險線上，一遇天災，馬上破產。但如果有60畝地，則抗擊天災能力就要強得多了。一方麵土地有多少，一方麵自然災害也有大小，在大的天災麵前，朝廷如不及時放賑，十有八、九就會發生農民暴動。因為越是在天災年景，土地的兼並還要越嚴重；高利貸也就越厲害；貧富之間的差距和矛盾也就越尖銳。社會動亂對於農業自然經濟的衝擊尤其巨大。農業自然經濟最怕動亂，所以中國不管有多少分裂，隻要小農經濟不散，最後必定統一。這是一個規律。有人說中國沒有分裂，中世紀西方發生了分裂，是中國人更多愛國主義，這個實在是有些自我陶醉了。就是愛國主義，也與經濟基礎和社會形態有關係。農業自然經濟經不住衝擊，而衝擊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產生無業遊民就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必然現象。這些遊民不去經商，也無商可經；不去傭工，也無工可傭；不去學藝，又無藝可學；於是他們就往往結成團夥，成為社會的一種破壞性衝擊力量。
中國的遊民其基礎在農業經濟，而城鎮又往往成為他們的聚集之地。在農村作農民不易，作流氓油水也小。一旦占山為王，又容易為官民二方夾擊；官府既不容你，豪紳也不容你，就是商賈和平民也往往提心吊膽充滿了厭惡和仇恨情緒。而一入城鎮，便仿佛馬上有了生機。中國舊式城鎮，主要以消費為主；消費的第一個主顧，則是官府衙門。第二個主顧才是客商大賈。沒有客商則沒有城鎮；有了客商，又要求消費。第三個主顧才是城市貧民。三者之外，便是流氓無產者，他們比官府地位要低；比大商要小，比小商要大，比貧民要高，比手工藝者要窮。於是自成一個社會層次，就好像《水滸傳》中潑皮牛二那個光景。不過那是個別的流氓，也是最下流的流氓。中國的流氓等級極多，大的如鎮關西鄭屠戶，再大一點還有青紅幫。總而言之，他們是城鎮結構中的一個複雜的部分，複雜而又能有聲有色地長久下去，實在和中國城鎮經濟的消費特點與中國封建體製的官本位特征有極大關係。
流氓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地位重要，這首先是因為他們作為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本身對社會發展就有過很大影響。因為它是農民喪失土地產生的一種社會力量，所以農民起義與他們有關；因為他們是社會中最不安分的一種力量，社會動亂又常常與他們有關。而且越是社會動亂，他們的力量還就越大。因為他們一般說來不反對官府，所以官府對他們反而常常采取一種寬容的態度；因為他們有時候又要反對官府，所以老百姓對他們也有表示讚賞的時候。有人說，中國古來帝王，不是貴族，就是流氓；這說法也有點道理，實在因為中國遊民太多，出了一位漢高祖，又出一位明太祖，也算題中應有之義。
流氓集團在舊中國社會中的影響，近代以後，可以青幫、紅幫為其代表。舊上海曾有黃金榮、杜月笙等大亨，連蔣介石還是小字輩哩！據說，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後，因為不再向幫會“納貢”，竟然連宋美齡都曾讓杜老板給劫持了去。蔣介石無可奈何，隻好繼續照老規矩辦。宋美齡這位從小就受西方美國式教育的現代女子，也領教了一下中國黑社會的厲害。因為有這樣的力量，流氓文化才應該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流氓文化有無法彌補的“人格”缺陷。它是社會特有的一種反叛力量，也是人類文明的一種反叛力量。它不講理性，也沒有必要講理性。它隻崇尚強橫，動不動就要講罵、講打。拳頭大的是哥哥，心黑手狠的是爸爸。《四世同堂》中有一位聞名遐邇的冠曉荷，這小子深通此道。所以當著讓人家一反手抓住他腳脖子時，馬上大叫“爺爺”。因為照市井規矩，隻要叫了爺爺，就算無事。這其實並不合理。因為他叫了你一聲爺爺，他是天下第一號壞蛋也就可以不算了嗎？因為服了你了，就是殺妻奪子之恨，也可以不報了嗎？因為他叫了你一聲爺爺，就是再有不公平的事情也可以不管了嗎？這在正直的人看來是不可理解的，而在“流氓文化”看來卻是順理成章的，這叫做不打不成交。流氓打架，先問一句“你認不認識我？”有了這一句，就要發生麻煩了。倘若你說不認識，那麼，他就要叫你“認識認識”；倘若你說“認識”，認識為什麼見麵不叩頭行禮？結果必定還是要打起來。打過了架，倘若一方說：“好小子，我今兒個算認識你了。”那就是還沒有完？還要請對方“等著我”的。盡管大多數情況等也白等，他並不來找你，頗有點“沙鍋煮鴨子——肉爛嘴不爛的味道”。但要打成一方麵前服軟，口中直叫“服了”，那就萬事皆休。魯達痛打鎮關西。那頭一拳下去時，鎮關西不服，大叫“打得好”，再一拳下去，就不吱聲了；再來一拳，要了他小命。我們不知道，如果打了一拳，鄭屠戶像冠曉荷一樣的趕緊叫“魯爺爺，親爺爺”，那結果會怎麼樣？不過魯提轄既有倒拔垂楊柳的力量，縱然想叫爺爺也有點來不及了。
中國的流氓文化，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不僅流氓或流氓集團帶有這種文化毒素，而且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或多或少都曾受過他們的影響。皇帝中有劉邦、朱元璋之流，全是破落戶出身。劉邦還當過亭長，雖出身無賴，總算覺悟得早，朱元璋則一直到從軍之前，都沒有正經差事。當和尚便當和尚，當遊民便當遊民，然而田是絕不種，生產技能一竅不通。然而有見識，有心計，講義氣，善拉攏，凡一個遊民頭子所應有的品質，盡皆有之。然而又能投軍向善，乘農民起義之東風，挾軍閥割據之餘烈，終於成為皇帝。但是當了皇帝，無賴習氣並沒有全改。不但沒有全改，而且還有點變本加厲。他殺害功臣，可謂史無前例，就是劉邦和他比起來也是小巫見大巫。後來連太子都看不過去了，跪在地下求他，他也不改。為了說明他殺功臣殺得有理，他把一根到處是刺的棍子扔在地上，叫太子拿起來，太子麵有難色。他就開導他說：江山就好比這棍子，舊日大臣就好比這棍子上的刺，刺不拔掉，你怎麼坐江山？如此高論，堪稱流氓腔調十足。實在說，中國古來皇帝，尤其是那些出身草莽還有點作為的皇帝，信奉流氓政治的不少。就是秦檜，也是如此。直到民國之後，蔣介石還因為“西安事變”，軟禁張學良幾十年，殺楊虎城於秘密監獄，都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流氓政治。
不僅有流氓政治，而且有流氓文人。流氓文人的代表人物，阮大铖可以算一個。他本身很有些才能，寫的《燕子箋》雜劇，至今仍在社會上流傳，格調清新且有才氣。然而，陷害東林黨時他還要積極：投靠魏忠賢當龜兒子，他也十分得意。這樣的文人在西方不知道有沒有，但在中國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還是有的，例如康生、張春橋。有人說他們是文痞。痞者，流氓之謂也。稱為流氓文人，不算過分。
流氓文人之外，還有流氓文學。有些公案，小說，寫的就是市井流氓發跡史。如《施公案》的黃天霸，那就是一個流氓。雖然他父親也是領過皇帝欽賞的黃馬褂的，但士人裏沒他的份，官僚裏也沒他的份。縱然當上副將，猶不脫流氓本色。有些書不能列入流氓文學這個係列，但有流氓氣氛，確是事實。對《三俠五義》、《彭公案》之流，魯迅先生是這樣說的，“這些書大抵出於光緒初年，其先曾經有過幾回國內的鬥爭，如平長毛、平撚匪、平教匪等。許多市井中人，粗人無賴之流，因為從軍立功，多得頂戴，人們非常羨慕，願聽‘為王先驅’的故事，所以茶館中發生的小說，自然也受了影響。”有些文學名著，如《水滸傳》，也有以為是為流氓集團張目的，例如薩孟武先生的《水滸與中國社會》就持這個觀點。他認為梁山泊的社會基礎，就是“流氓集團”，雖然這議論不見得能為多數讀《水滸》、聽《水滸》、研究《水滸》的人所接受，作為一家之言，不無道理。
流氓文化的最大破壞性，在於它的衝擊法製，反對民主和破壞生產。
流氓文化最不講紀律，當然也不講法製。作為本身就是流氓的人來說，且不管他披著什麼角色的外衣吧，總之是本性難移，不講法紀，也可以理解。比如西門慶，他看上了來旺媳婦，就把她霸占過來。來旺不滿意，他又陷害來旺。終於把來旺發配充軍，也把惠蓮給逼死了。陷害人那是他家常便飯；陷害人還裝沒事人，更是拿手好戲；情婦死了，也不掉一滴眼淚，那才是流氓本色。作為一個有財有勢的地方惡霸，他逼死了人，不會覺得難過；即便有些難過也是為自己難過；好似一個煙鬼把大煙槍丟了，他不是替這煙槍難受，而是替自己不能用這煙槍抽大煙了，從心裏堵得慌。西門慶式的流氓文化，這個不奇怪，奇怪的是，很多好人，英雄豪傑，也有這習氣。《隋唐演義》上有個程咬金，經過評書渲染，更是活靈活現。但那是一個什麼人，出身就是賣私鹽的。賣私鹽固然可以原諒，賣耙子搶人錢財就有點不能原諒了。後來又砸酒樓更不能原諒。然而，說書人仿佛並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好。好像既然是個英雄，就是再砸幾家酒樓也沒啥了不起似的。《水滸傳》上的英雄人物中，孫二娘是開黑店的，經常賣人肉包子。這個沒有誰聽著別扭；人肉包子歸人肉包子，英雄好漢還是英雄好漢。李逵有他可愛的一麵，但為著宋三哥的口福，硬去搶魚就不可愛；不但不可愛還有點麵目可憎。後來打扈家莊的時候，扈三娘已經投降梁山，他還要把扈三娘一家人都殺得幹幹淨淨。這行為，就無異於土匪，而且是最凶殘惡劣的土匪。然而大家也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似的。扈三娘照樣和他同事，就好像不知道這回事一樣。扈三娘嫁給王英，也沒道理。那王英本是個好色之徒，一見美人，手都軟了，腳也酥了，可梁山英雄排座次還有他一把交椅，真不知道施耐庵先生是怎麼想的。所以，當著別人大力稱讚《水滸傳》的時候，魯迅先生就有不同見解，他說：
“‘俠’字漸消，強盜起來，但也是俠之流，他們的旗幟是‘替天行道’。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官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就算有些大官僚，這脾氣也一輩子沒有改過。《三國演義》上寫了一個張飛，張飛不同於李逵，雖膚色差不多，脾氣差不多，但社會地位差得遠了。張飛官封到漢右將軍司隸校尉，比漢丞相也相去不遠。然而這是一個動不動就要撒酒瘋，拿部下出氣的人。他好酒貪杯，又好鞭打士卒。這毛病夠大的了。我們看《三國演義》或《三國誌》，沒有聽說孔明對這個怎麼著，連規勸也不見。倒是他非得和蜀中名士劉巴交朋友，人家不理他，他就硬和人家一個屋子休息，諸葛亮不批評張飛，反倒開導劉巴一通兒。劉備深知張飛，又深愛張飛，還深深地倚重張飛。可是，你聽他對張飛酗酒打人的毛病是怎麼說的呢？他說：“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
張飛終於自作自受，讓不肯至死做奴才的人砍掉了腦袋。然而，舊文化背景下，聽《三國演義》的，我敢說10000個人，至少有9999個半是讚成張飛，而不讚成範疆、張達的。中國人自古以來不講法製，除去別的原因之外，與流氓文化猖獗有些關係。
流氓文化衝擊民主，民主的基礎在於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如果說現在還不能達到全民平等，那麼至少可以說民主的基礎在於公民之間的平等。然而流氓文化最反對的就是平等，最喜歡的就是欺壓別人；通過期壓別人，讓別人服你，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簡而言之，就是他不是要求和絕大多數人一樣。而是拚命和絕大多數人不一樣，然而他不是皇帝，不是達官貴人，不是皇親國戚，連給芝麻官當小舅子的資格都沒有。但是他要特殊！怎麼特殊？就是蔑視法規，侵犯人權，而且最容不得有比他厲害的人。誰的拳頭硬，他就要和誰碰碰。自然，碰得過人家，就成了活爺爺；碰不過人家，就給人家當龜孫子。這和兩頭野牛頂架決定勝負其實沒有多大區別；不過是比野牛更多些狡猾、野蠻和殘酷而已。流氓文化不尊重人格，所以即使汙辱了人格也不要道歉；即使打死了人也不要償命；即使馬上要償命也存著有人解救的僥幸。總而言之，這是一群可能隨便打死別人卻不容被別人打死的人。反映到民間文學和戲劇舞台上，就有金水橋打死國丈的秦英，又有打死太師的姚剛，還有大鬧花燈的薛剛；因為他們本人是英雄，父親是功臣，又是忠臣，所以即使打死了人，最後也一點責任不負，仿佛弄死一個螞蟻差不多少。真的曆史史實中，沒有這幾位。但是唐朝都尉遲敬德是打掉過一位國戚的牙齒的；趙國的廉頗也曾因為官職問題擋過藺相如的道路的；漢朝的寇恂和賈複也曾經因為彼此不服而幾乎動過刀兵的。但這幾位誰也沒有受過什麼處分，頂多也不過批評幾句完事。中國儒家傳統，雖然最是主張“仁者愛人”的，然而，連平等都做不到，連平等意識都沒有，怎麼能夠愛人？毫不誇張地說，在中國隻要有點什麼特殊的地方，都可以成為傲視、輕視乃至歧視別人的資本。官大一級壓死人，不用說了；就是同級同職，你和上司關係好一點，他和上級差一點，也得遭歧視。官大了歧視人；權大了歧視人；地位高了歧視人；財富多了歧視人；和權貴攀上親戚歧視人；胳膊粗也歧視人；甚至年歲老些，也要說“我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飯都多，我走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都多”，還是歧視人。和西方國家不同的是，中國人對人的歧視，往往有頂頂充分的理由，還有仁義道德作為裝飾，就是把你欺負扁了，也要讓你承認他們的大仁大義。
流氓文化不事生產，衝擊生產。凡流氓的特點最不能創利而又最為好利。不創利而好利，就隻有通過不正常的手段去獲取利益。而且他們是世界上最好吃懶作的一群人，什麼享樂他們都想嚐試一下，可是什麼勞動他們都承受不了。聽到享樂，馬上產生某種異常的興奮和衝動，而一聽說勞動，就好像孫悟空聽見唐三藏念緊箍咒一樣。照理說，流氓文化中的主角們，他們的殘忍和身心遭受的痛苦確是常人難以想象的。他們可以把火紅的一塊碳放在大腿上燒，可以跪在燒紅的鐵鏈上而不呻吟，可以滾釘板，可以吞火球，可以皮開肉綻而麵不改色。然而，絕不能勞動。《中國西部大監獄》對這一點有深入的描寫：那些犯人，一聽見勞動馬上就丟了魂。寧可吃釘子，吞玻璃，用鐵條把大腿勒殘廢，或者假裝肚子疼，痛得滿地打滾而無謂地開刀，也不去勞動。
流氓文化是一種寄生文化。不過這文化的主角們，不是一般寄生蟲，而是鑽進膽道中去的寄生蟲，動不動就要發作起來，讓你疼得麵白唇青，滿地打滾。
然而，中國的流氓文化還有其另外特點：
第一，特重義氣，特講義氣。凡流氓之間，其關係都是最殘酷不過的，然而中國的流氓文化卻有講道德講義氣的特點，用中國的一句話來講，就是盜亦有道。義氣這個東西，在西方不知道怎麼樣；反正在中國是了不得。有時候講義氣講得昏了頭，縱然殺人放火也是好，縱然賣主求榮也是好。李逵殺扈家的一家老小，當然有他的理由；因為扈家莊實在把梁山給整苦了。你扈家莊是祝家莊的幫凶，不殺你殺誰？他搶張順的魚也有理由，咱家宋大哥要吃，不要說幾條破魚，就是皇帝家中的麒麟，肉味鮮美也一樣宰了吃了。好像一有了朋友間的“義”字，馬上就可以沒有是非，縱然是“非”也就變成了“是”。中國文學人物中最講“義”氣的人物就是關雲長。然而，對他的那種“義”氣，實在不敢恭維。他是桃園三結義的老二，結義之時就曾經許下誓願，雖未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這個已經不高明。後來曹操把他圍在土山上，他就降了曹操，雖然約法三章，不過自欺欺人耳。到了赤壁大戰的時候，他鎮守華容道，明明已經截住曹操，而又終於放了曹操，這其實也是他的“義”。然而對於曹操的“義”，就是對劉大哥的最大的不“義”。而對劉大哥的“義”正是對曹操的不義。不知道作者是怎麼搞的，任他顛來倒去，還是一個義衝雲天的大英雄。我們中國傳統文化，常常就最讚成關雲長這種義氣的精神。直到今天，這種思想還腐蝕著很多年輕的心靈，使他們懷著一顆過時的“義”心走上犯罪的道路。
第二，厭惡專製，反抗專政。中國產生流氓文化，其經濟基礎在農業自然經濟；其社會基礎在於城市消費性特點；其政治基礎則在於封建主義專製體製。如果說資本主義專政製度產生軍國主義文化，那麼，封建主義專製製度就產生流氓文化。而且，流氓文化雖然是專政製度的產物，它本身卻又最不能容忍專政行為的束縛。於是就出現了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流氓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它沒有直接傷害的統治者並不向他叫好；而被它直接傷害的普通老百姓反而要向他叫好。那原因就在於它有反抗專製的一麵。因為在專製製度下，老百姓心中的苦悶實在太多了；他們的力量實在又太弱了；他們所受的欺辱實在也太重了。於是他們就幻想著有那麼一種天不怕地不怕，誰也管不了的人站出來，替他們出出這口無邊的悶氣。《三俠五義》之類的小說盛行，其理由在此；藝術水平大不如《三俠五義》的《施公案》、《彭公案》一類書籍猶然盛行不衰的理由也在於此。既然法律不給人民做主，官吏和惡霸都成了一丘之貉，那就讓魯提轄的大拳頭給善良的老百姓做主好了；就讓包龍圖的大鍘刀給老百姓伸張正義好了。人們期望過甚，在很多場合中，就把某些流氓行為也當成英雄行為了。然而，用暴力的手段固然可以反抗暴力的壓迫，用非民主的手段卻建不成民主社會。對於這一點，我們現在也體會得越來越深刻。而中國傳統文化極不易減弱自己的慣性，所以魯迅先生也曾驚詫地說：“現在《三俠五義》已出到24集，《施公案》出到10集，《彭公案》17集，而大抵千篇一律，語多不通，我們對此，無多批評，隻是很覺得作者和看者，都能夠如此之不憚煩，也算是一件奇跡罷了。”
說到這裏，我想有讀者大約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你常常把《水滸傳》和《三俠五義》混在一起去議論，難道它們之間沒有本質的差別嗎？我的看法是，這二者顯然是不同的，無論從認識方麵還是從藝術方麵考慮都是如此。但是，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它們也有著某種共同的思想基礎和價值追求，這一點，恰恰是我們過去所未曾給予充分認識的。
十二 心理特征——老年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股強烈的崇拜情緒，好像凡是老的，就是好的。劉邦入鹹陽，與三老約法三章。相傳古代有三老五更之說，《禮記》中就有“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這樣的說法。《孝經緯?援神契》上說：“天子親臨雍，袒割尊師三老，兄事五更。”對三老五更的注釋，古有不同，或說三老為一人，五更為一人，帝王以父事三老，以兄事五更；或說三老為三人，五更為五人，帝王尊事如故。中國人敬老，這是一件好事情。然而，對於“老“字甚至和老字沾邊的事物都有點迷信就並非全是好事了。直到如今，於老首長，老朋友，老上級，老同事，老鄉親，還是另眼看待。有人說，中醫宜留長須，一看胡子，就增加信任感，然而西醫不可留長須，胡子長了，便不衛生。所以我們還沒有看到西醫某位大專家是一個銀須胸前飄灑的呢！有些老字和一些名詞連在一起，就有了親近感；有些老字與一些名詞連在一起，則有了權威感；如武術中的老把式，科學界的老專家，廚師中的老師傅，大學中的老教授。其實老字隻是年齡的表示，老者未必佳，未必不佳；中青年人未必不佳，未必佳也。有的名詞和老字連在一起，成了搞不正之風的根據，那就全然成了壞事。前門不行，就走後門，說是有老鄉；正門不行，就走旁門，說是有老友；明著不行，就來暗的，說是有老同學；正正堂堂的事不幹，偏幹鬼鬼祟祟的事，說是有老哥們。如此等等。然而古人敬老並非此意。所以有時候也把老字和一些不好的形容詞連在一起，如老奸巨滑，老謀深算，毒拳老手等等。這些詞有些初用時並非貶義，但約定俗成就成為貶義了。但是，中國文化對於老的更其偏愛，以為年齡小難當大任也是事實，老英雄德高望重的情況也確實存在。所以，每每對於老年人總是持寬容尊敬態度的多，而對於青少年人則好像人人都有教訓指責的權利。這實在和中國傳統文化中勢力極大的“三綱五常”之類有點關係，也和中國傳統文化偏於保守，易於保守有某些聯係。
慣向後看，崇拜祖宗
歐洲人崇拜上帝，中國人崇拜祖先，這一點可以說是近乎定論。歐洲人的上帝是在九天之上的；中國的“聖人”其實也就是和我們一樣的人，不過他是曆史人物，是偉大的曆史人物。雖和我們其他諸多祖先坐在一起，卻有著非凡的頭腦與學問。這一點，也曾經使許多歐洲人欽佩，也使我們自己的許多研究者自豪的。但中國人的崇拜祖先，常常弄得放大了祖先，縮小了自己；或者說，看祖先用凸麵鏡，越看越大；看自己用凹麵鏡，越看越小。一提到祖先總有一股說不出來的自豪勁頭，仿佛魯迅先生筆下的九斤老太太一樣，什麼都是過去的好，過去的油也比現在的香；醋也比現在的酸；糖也比現在的甜；連過去的黃連也比現在的苦。說到財富，則祖宗仿佛個個都是百萬富翁；說到本領，則好像個個都可以赤手空拳打死老虎。中國人自己和自己的祖先比，簡直就越比越泄氣；外國人和中國人的祖先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語。這種毛病，無論富人、窮人，仿佛都受一樣的傳染似的。
老舍先生是研究中國文化的專家，又是大藝術家，他寫過一篇《檀香扇》，對中國人的這種情誌，描寫得很好。開篇就說：
“中華民族是好是壞，一言難盡，頂好不提。我們‘老’，這說著似乎不至於有人挑眼，而且在事實上也許是正確的。科學家在中國不大容易找飯吃，科學家的話也每每招咱們頭痛；因此，我自幸不是個科學家，也不愛說帶定律味兒的話。‘革命’就是‘劫數’，美國總統也請人相麵，說著都另有股子勁兒，和包文正打龍袍一樣能討咱們喜歡，說到民族老不老的問題，自己也不便刨根問底，最好先點頭咂嘴，橫打鼻梁：‘我們老得多，你們是孫子！’於是，即使祖父被孫子揍了，到底孫子是年幼無知；索性來個寬宏大量，連忤逆也不去告。這叫做‘勁兒’，明白這點勁兒，莫談國事乃更見通達。”
文章臨了還念念有詞，添上兩句標語：
“老民族是香的，中華萬歲！”
“檀香扇打倒帝國主義！”
中國人真偉大。可是中國人為什麼自14世紀以來，總也趕不上西方的發展速度呢？其實我們中國人一點也不比洋人笨，真的，一丁點兒都不笨。隻不過我們背上背的曆史大包袱太沉了，未曾走路，先就氣喘籲籲，上氣不接下氣了。
死愛麵子，最怕批評
中國人愛麵子，到了過敏的程度，所以彼此有了意見，最忌揭短。所謂，“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好像打了人的屁股就不算打，拎著別人大腿諷刺就不算罵似的。又說：“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您想想這厲害不厲害？說一句好話給你，您大冬天不穿棉襖都渾身上下冒熱氣；可是說一句壞話給你，就是三伏天，站在太陽底下曬著也打哆嗦。當然，這是我的形容，好像有點望文生義。其實，中國人之怕批評也許比這個還要厲害。君不聞阿Q頭上的禿瘡乎？明明頭上長了禿瘡，可是就是不讓人說，人家一說馬上翻臉。不但不能提瘡疤子，就是連“禿”字也不能說，一提就犯忌諱；後來鬧到連“光”，連“亮”，連“燈”都不能提了。誰一提，阿Q準和你沒完，打得過時一定打你，打不過時也要罵你；要罵不罵別的，無非他是老子，別人是他兒子。請想一想．誰要是說阿Q句“爛瘡頭！”那不真的要讓阿Q先生三伏天站在太陽下麵打哆嗦嗎？而且這股遺風，至今未絕。
中國人愛麵子，愛麵子本是老年文化的典型表現。因為一般地說，前輩對於晚輩的批評，晚輩總是比較容易接受的；而晚輩對於前輩的批評，接受起來就比較困難——特別是方法有些簡單的時候，然而作為一個民族，作為一種民族文化，應該有坦坦蕩蕩的胸懷，就是別人批評得有些過頭，也沒有什麼。孔老夫子不是早就教導我們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嗎？何況還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八個字哩！
希求安定，不善變革
中國人不喜歡變革，由來已久。至少“五四”運動以前是千年一貫製式勢為最主要的定勢。思維定勢好的，有正效應，不好的有負效應。
一個偉大的民族，應該是能夠出一大批偉人的民族，如果連提出疑問的勇氣都沒有，這個民族的曆史任它怎麼偉大，也別想出偉大人物。他們永遠是偉大人物的影子，因為他們不會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聽，用自己的腦袋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