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獨特的組合，致命的缺陷
本章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構形式。結構研究事關重大。我們這些年常聽說這樣兩句話：整體大於局部之和；1+1>2。但是，這是有條件的，即沒有合理的結構，整體不能大於局部之和；沒有合理的組合，1加1不能大於2。
文化問題複雜程度高，以簡單的方法進行研究難以奏效。文化研究正如對人的研究，沒有多個層麵的考察即結構性考察，我們不能真正望其項背。
人其實也是一個結構。從法律意義上講，有守法人與犯罪嫌疑人之別；從醫學意義上講，有健康人與病人之別；從美學意義上講，有俊人與醜人之別；從道德意義上講，有善人與惡人之別；從軍事意義上講，有敵人與友人之別；從體育意義上講，有勝者與敗者之別；從性別意義上講，有男人與女人之別；從年齡意義上講，有老人與孩子之別；從人種意義上講，又有白種人、黑種人、黃種人之別；如此等等。把這些多層的因素分析進行綜合性、整體性、組織性考慮，就屬於結構性研究。
照本書的看法，一個社會就是一個結構。結構雖然是由具體因素構成的，但它比具體因素重要。好像一片森林是由一棵一棵的植物構成的，但它不是植物的簡單集合，它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
現實結構都是具體的，它有沒有生命力取決於它所處的時空背景。如果其與曆史的時空背景是和諧的，那麼它就有生命力，或者借一句黑格爾用語，那就是合理的；否則，就慢慢喪失生命力，也就是不合理的。文化現象也是如此，中國人重儒家學說，看到印度佛教時期就有點不舒服，看到歐洲人的中世紀也要皺眉，然而那是因為各個民族文化都有它自己的發展根據。誠如黑格爾所說：“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大略情形如是。
因為人類文化的發展是一個不斷融合的過程。彼時沒有融合，因為沒有溝通；此時開始融合，因為已經溝通。之所以沒有溝通，有科學原因、自然環境原因、社會製度原因和認識原因等等。然而溝通是曆史的必然，融合也是曆史的必然。融合不是自然形成的，兩種文化即兩個結構的溝通，首先不是發生融合而是發生衝突，或者說發生撞擊。撞擊即比較，經過比較找到本文化的結構性不足，用人家的文化予以彌補；就成為融合。融合也有不同的形式，或者取長補短；或者以自身結構為主；或者打碎舊的結構體係，重新構建；或者基本上接受人家的文化，隻保留原有文化的某些因素。這些情況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曾經發生過，而且今後還會發生。
結構有曆史結構，有現實結構，又有未來結構。一般地說，曆史結構總是有重大缺陷的，否則現實結構就不可能產生了。而現實結構也一定會有不足，因為有不足，才會為更高層次的文化結構所取代。然而結構的缺陷有質的差別，可以分為一般缺陷，重大缺陷和致命缺陷。有些缺陷是可以彌補的，有些則無法彌補，這就要和上麵講到的曆史時空背景，不同結構的文化衝擊結合起來進行考慮。一般地說，沒有缺陷的文化結構形式是不存在的，實際上，很多情況下，有點缺陷本也無妨，比如兩個人戀愛，男方接受女方，難道女方就沒有缺點嗎？或者女方接受男方，男方也肯定是有缺點的。有缺點還要看這缺點的性質和接受對象對這缺點的容忍程度。有的男人小氣得要命，別人借他一分錢，他都能八宿睡不著覺，這個缺點不算太大，可也不算太小。要遇上一個慷慨好施的女子，連看他一眼的興趣怕都沒有。但要是給一個勤儉持家過日子滴水不漏的女子看見，沒準還正好投脾氣呢！雖然也知道他那種過分的小心眼不算什麼優點，然而可以原諒。
結構又有層次之別。不同層次的結構起的作用不同，也就是說，上一個層次作為因素來考慮的，下一個層次就作為結構來考慮。比如一個國家，以國家為結構，則經濟建設就是它的一個構成因素；而經濟作為一個研究主體考慮的時候，它本身也是一個結構。本書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分析，把它分解為八個結構對象考慮，其層次並不全處在同一次層麵。具體內容想來讀者一看可知，無須贅述。這八個結構，可以看成八個相互關係的圓圈，最先敘述的是基本的圈子，地位居中；後麵那些，各據一方，可以看成第二層次。
順便說一句，本書所用的結構分析主要是靜態分析，動態分析還複雜些。但靜態分析是動態分析的基礎，通過這基礎，可以思考整個文化的動態發展規律是怎樣進行的。我要敘述的八個結構形態依次是：
1．官、土、家、德，以官為本；
2．士、農、工、商，以農為本；
3．儒、道、佛，以儒為本；
4．禮、刑、利，以禮為本；
5．漢夷一體，以土為本；
6．士、俗分合，以經為本；
7．家、族、男、女，以家為本；
8．德、才、學、識，以德為本。
一 官、土、家、德，以官為本
構成中國傳統文化基本結構的四個重要因素
哪四個主要因素？官、土、家、德。其具體含義是：
官，指以皇帝為中心的官僚體製。中國曆史也有許多階段，但影響最長最大的則是中央集權的封建曆史時期，所以我們要以此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代表。中國古代以皇帝為中心的官本體製和基督教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伊斯蘭文化乃至古埃及文化比較，有它自己鮮明的特點。這些特點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
第一個方麵，它在天人觀念上是一元的，但不是神主導的一元而是入主導的一元。就是說天上地下，皇帝是最高權威。這一點，不但和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不一樣，和日本也不盡相同。前麵說過，在西方基督教國家，隻有上帝才是至高無上的，一切塵世間人，不管皇帝也好，教皇也好，都是凡人。教皇還可以看做上帝在人間的代表，有些神的味道；皇帝則純粹凡人一個，和一般騎士、大臣的人格上並無本質區別。中國文化不同，它的皇帝是至高無上的，不僅可以管理人間的臣民，而且可以管到天上，管到陰間，就是玉皇大帝對他的話也要百依百順的，就是如來佛祖也要聽憑他給安排座次。這種一元化的天人觀念，使中國文化在世界上具有獨一無二的特色，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曆數千年而未發生斷層的重要原因。
第二個方麵，它在權力分配上是集權的。中國曆史上曾有好幾次大的分裂，雖說時間很長，大約要占到秦漢以來全部曆史的1/4左右時間。羅貫中《三國演義》總算注意到了這個特點，開門就說：“話說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然而，分裂的時候，正是中國處於動亂的時候，也是老百姓最為流離失所的時候；曆來寫到這樣的曆史時期，總不免黯然神傷。而中國統一的時候，也往往就是國家興盛的時候，這個時候所實行的權力分配製度總是以中央集權為主，因為中國人的天人觀念本是一元化的，其權力分配又是中央集權的，前者為後者提供了理論依據，後者又為前者提供了政治基礎，二者相輔相成，形成巨大的合力。在中央集權製度下，中國的經濟、文化、政治、官吏、工人、農民、商人、手工藝者以及一切主要的方麵，權力都在中央，所以中國有這麼一個傳統，無論它對外關係如何軟弱無能，如何屈辱卑微，在對內關係上，中央總是握有生殺大權。皇帝需要天命，所以三國鼎立前後那樣混亂的局麵，雄才大略如曹公者，也隻能“挾天子以令諸侯”。直到他平定了北方，取得了2/3的天下，孫權上表，請他做皇帝，他也不敢做；還說孫權這小兒，想把我放在火爐上烤。中國中央集權製度的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斑。所以，雖然直到唐代還有封王裂土之辯，但遠見卓識如柳宗元者，一篇《封建論》，馬上定了乾坤，任何封王裂土的理論在它麵前都無法站住腳跟。
第三個方麵，它在管理製度包括一切人際關係方麵實行等級製。我們前麵分析過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格特征就是它的等級製。因為中國傳統製度，是禮法同一的，所以人格既是等級的，宗法也是等級的。而在官吏製度的等級屬性上，又有兩個特點，其一是，等級森嚴，僭越便是犯罪，所以才有“官大一級壓死人”這樣的說法；聰明智慧如陶淵明，因為羞於見長官，不肯為五鬥米折腰才棄官不做，回家作閑人的。但這隻是一個方麵，而且不是最主要的方麵。其二是，全國臣民隻效忠皇帝一人，全國官吏隻對皇帝一人負責。就是說它不是嚴格的分級隸屬製，而是皇帝中心製。知縣當然要服從知府的，然而他也可以參劾知府。反過來知府對於知縣，一般也隻有參劾權力，而沒有更多的其他權力。所以，古代就有所謂欽差大臣、尚方寶劍的說法。京戲舞台上更把尚方寶劍說得神乎其神。其實，不要說欽差，就是出征的元帥，其權力也是有限的。雖然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隻是形象之辭，真給你來個12道金牌，看你有什麼辦法？想當初，大將曹彬伐南唐，趙匡胤特賜敕書一道。上麵寫道：“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城臨之日，慎毋殺戮；設若困鬥，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朕今匣劍授卿，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可謂特殊情況下的特殊辦法。難怪後世評論者，讀到最末一句，便禁不住在旁邊加注道：“忽如激雷破柱，宜潘美等相顧失色”。袁崇煥其實也是有尚方寶劍的，不過因為他殺了一員本也該殺的副將，還是構成他遇害的一個重要因素。封建等級製的一個特色，就是普天之下，隻有一個中心；而且隻有一人可作這中心，這個人就是皇帝。
土，指以中國大陸為主要背景的生活環境。中國文化的地域特征是大陸文化，這個已說過了。中國大陸文化也有三個特點，即遼闊性特點，單一性特點和封閉性特點。
遼闊性特點，說俗點就是大。我記得上小學的時候，老師就教導我們，中國地大物博。地有多大，960萬平方公裏（這還不包括海洋的麵積），和整個歐洲麵積差不多。其實漢文化的主體區域部分，沒有這麼大，但也相當不小。因為它大，所以才可能產生像中國這樣曆史悠久的中央集權國家。又因為它大，才有那麼多的回旋餘地。中國古人以大為美，實在是國使之然也，勢使之然也。
單一性特點，中國大陸文化，就其主體而言，生活方式是單一的，就是農業生產。中國是農業國家，最重視的就是土地。現在看起來，我國適宜種植的土地是太少了，因為人太多了。但在古代，土地不算少，田地不算少，質量也是上乘的。先是黃河流域，後來長江流域，成為中國文明發展的兩大搖籃，這個搖籃中培養出的乃是炎黃的子孫。這些子孫所依存的是土地，所愛戀的也是土地，它們和土地同命相連，構成了青一色的生產和生活顏色。
封閉性特點，中國的封閉是人為的，也是自然的。講自然就和它所處的
地理環境相聯係。中國以黃河、長江兩大平原為中心，東、南、西、北均不能發展。四個方向，北方有些危險，天然屏障不行，所以就來了一個人為的屏障，現早已成為值得人類讚歎的文物——萬裏長城。為什麼修長城？因為要維護國家的安全。為什麼長江和黃河能連成一片，越過長城就不能聯合？因為過了長城，生活方式就變了，不再是單一性的農業生產了。就因為這個，就非得有一道長城不可，再加上些別的原因，就更得修長城了。
遼闊性、單一性、封閉性三者相互關聯。因為遼闊才可能單一；因為單
一才要求封閉；因為封閉才更其單一；又因為單一才鞏固了民族疆域的遼闊。話說過去，又說回來了。說過去是從自然到經濟基礎，從經濟基礎到社會；說回來時，又從社會到經濟基礎，從經濟基礎到自然。把它們加上一起，就是區域文化的共同性屬性。
家，指以血親家庭為基本單位的生產所有製形式。這個內容很好理解，而且關於它的重要性前麵已經用過很大篇幅講過了。但還有一點要作些補充。中國的經濟主體是單一的——農業自然經濟。它的所有製形式主要是以血親家庭為基本單位的所有製形式。然而這種所有製形式，第一，它在政治概念上，是歸皇家所有的，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皇帝可以賜給大臣土地，也可以收回土地。而且，對於死亡的功臣，動輒遷幾百戶為之守墓，就是說不但土地，連人都屬於皇帝的私有財產。他可以隨意將“人”送人。第二，這種土地形式不純。因為除去家庭私有土地以外，還有官地、皇田以及賜給寺院的土地等等。第三，土地兼並嚴重，而且終封建社會之世，這個問題也沒有真正解決。中國的封建文化，本質上乃是一種土地文化，家庭私有製的土地文化。很可惜，土地不能盡歸天下家庭所有，每當一個強盛的王朝立國之時，土地都要重新分配。然而，過不了多少年，土地兼並就越來越嚴重。因為封建等級不同，起點就不同；起點不同，其於種種衝擊的承受力也不同。於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弄得有人土地奇多，多到成了小皇帝；有人土地淪喪，由土地的主人成為土地的奴隸，即擁有土地者的奴隸。所以有哲人講過，中國農民戰爭說到底就是土地戰爭，連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也有叫土地革命戰爭的。土地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命根子，也是自古以來中國老百姓的命根子。賈寶玉丟了他那塊玉——他的命根子都得發瘋發癡，中國千百萬老百姓如果丟了命根子怎麼能不造反呢？土地一亂，天下大亂，這至少是中國封建時代的一個基本規律。
德，指以“綱常”禮教為主旨的意識形態。中國是禮教的國家，重禮教而輕宗教，這種特征是好是壞，還有分歧。但也因此而使中國的封建意識形態有了兩個特點：一個是以德育代替宗教的文化傳統；一個是以“三綱五常”為基本內容的道德體係。之所以禮教代替宗教，因為一方麵古代中國皇帝權威至上，皇帝權威既已至上，就沒了上帝的位置，上帝成為多餘的了。另一方麵，皇帝權威固然至上，他畢竟還不能脫離生老病死的規律限製。這就出現了一個悖論，沒有皇帝的無上權威就構不成中國傳統文化，隻靠一個皇帝的無上權威這皇帝最終又是要死的，也構不成中國傳統文化。於是中國人找到了天道、天命這樣一些指導理論，而以三綱五常作為社會道德行為和法律行為的共同準則。
四大“家族”，一損俱損，一榮俱榮
官、土、家、德，可以認作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四大“家族”。《紅樓夢》講賈、王、薛和史家的時候，也曾說過，這“四家皆聯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用在這裏，卻也恰當。
官在四“家”中居於首位，其理另議。“官”可以理解為官吏製度，也可以理解為貪吏清吏，即官場作風，這二者合在一起，可以構成四種基本形式：官吏多或者少，作風廉或者貪。交叉起來，就有官吏過多，機構龐雜；貪官汙吏，比比皆是，這一種是最壞的，每到這個時候，縱然不曾天下大亂，也就離天下大亂沒有多遠了。又有官吏過多，機構龐雜；而為政清廉，甚得民意，這一種算是較好的，雖然官僚主義作梗作怪，一時還不至於攪得天下紛紛。再一種官吏簡約，機構精當；但為政不清，為官不廉，這種情況也不算好。官吏少些，雖然老百姓頭上負擔不重，然而，卻時時作鬼作怪，雖不重也往往承受不住。最後一種，官吏簡約，機構精當；且為政甚清，為官甚廉，這樣的時候，如果其他條件尚可，就是所謂的太平盛世或者奠定了太平盛世的政治基礎。
“官”的情況如何？影響甚大！就是土地再肥，家庭生產再好，社會風氣再純再樸，如果從皇族到整個官吏製度是腐敗的，那麼，也會很快就把一出好戲唱砸。官吏製度雖不是構成整個封建文化的基礎，卻是支撐這文化的柱石，柱石一壞，整個建築就站立不穩，“忽喇喇大廈將傾”。
土地的作用，狹義上說它，是中國古代文化的自然基礎。廣義上說，它不僅是自然基礎，也是生產基礎。中國土地遼闊，相對於東亞大陸而言，可耕地是最多的，回旋餘地也是最大的。但它既是農業自然經濟的基礎，就需要有幾個必備的保護條件，才能發揮作用。
第一個條件，要風調雨順。這一條看起來其“命”在天，然而和人的主觀行為也有關係。現代科學告訴我們，能否保持自然生態平衡是能否使自然與人類達到合諧和“共利”的基本條件。黃河水本不渾，然而，森林砍伐過重，水就渾了。而且一旦泥沙俱下，便很難使之恢複本來麵目。中國古文化，本以黃土高原為發祥地，以後漸次東移，南移，和自然環境的破壞有直接關係。
第二個條件，要使土地的使用分配合情合理。何為合情合理？標準也在時刻變化，用一句話表示，就是使天下人人得以耕其田。但這樣的情況在中國既屬常見，又屬罕見。土地兼並，連年不絕；弄來弄去，總要弄得耕者不得其田，食者不盡其耕。到了這時候，就是土地環境再好，其效益也就快成為“零”了。孔子的“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用在這個地方，有些道理。
第三個條件，社會安定。社會如不安定，首先受到衝擊的是生產，而農業生產又是最經不起動亂衝擊的。十年動亂，十年恢複，有時候，就是用去比動亂時期更長的時間怕還不能恢複呢！
第四個條件，人口多少與土地使用麵積比例適當。
上述四種保護條件還要結成一個體係，才能共同發生效應，四者缺一不可。比較起來，第二個條件是最為關鍵的條件，隻要這個條件尚好，風不調雨不順可以苦度荒年，社會不安定，也容易趨向安定，就是人口多些，隻要不超過一定限度，似乎也可能負擔。但是這幾個條件都有一個危險“極”限，一過極限，任何一個條件出了問題，都會引起其他條件的連鎖反應。本來在生產力低下的條件下，荒年已經可怕，連遭荒年就十分可怕了。在這樣情況下，縱然決心苦度荒年怕也是度不過去的。
家，指家庭農業生產所有製。但實際上，它既包括人與人的關係，又包括人與物的關係。人與物的關係，主要是土地關係，這個上麵已經說過了。中國的土地所有製度，本質上屬於皇帝所有製。其分配形式主要以人丁分配為主，而土地的實際歸屬則在家庭。所謂人人得以耕其田，說透了，就是家家皆有足夠糊口的田地可耕。這一條是決定家庭關係成敗優劣的基礎，也是決定社會治亂的最基本的物質條件。但農業生產本屬不易，生產力低下更增不易。因此家庭中人與人關係就表現得特別重要。其基本要求就是必須穩定，土地的穩定，家庭的穩定，而家庭的穩定又能保證土地的穩定和社會的穩定。所以，尊卑有序這一條在封建家庭關係中是無論如何不能更改的。人、物關係與人際關係達到平衡，則社會就有了興旺的希望，否則，就成了動亂的基因。這一點，曆代開明的統治者也是最清楚的。所以，中國雖然是最講倫理道德的國家，卻也不敢小視“民以食為天”這句話的重大意義：雖然明白“民以食為天”的重大含義，卻還要從上到下強調三綱五常，儼然發生什麼動亂皆可，就是不能亂了“綱常”。
德，主要是道德規範與社會風氣。表麵上看來，它的好壞決定了其他幾個“家族”興亡盛衰，所以，以中國人的脾氣，每有亂子，先要大叫“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其實“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往往別有原因。不過，“德”本身的作用確實不能低估。從中國曆史發展階段看，常常有這樣一種“悖論”現象：凡是道德規範與社會風氣比較良好的時期，也是思想和學術活動比較呆板沒有生氣的時期；凡是思想和學術活動比較活躍跳蕩的時期，也是社會風氣和道德規範出現混亂的時期。二者你進我退，我進你退，這好像不成悖論。其形成“悖論”的實質在於，社會風氣不合道德規範，則不利於社會發展；思想活動和學術活動呆板沒有生氣又不利於社會發展。二者未可兼得，就成為“悖論”。中國傳統文化，自秦漢以來，沒有走出這個“悖論”。思想、學術的進步常常要以社會動亂作為代價，而社會繁榮興盛又要以思想學術呆板平庸作為代價。所以說到底，社會的進步，最終是要打破中國意識形態裏的“德”的統治，而在“四大家族”共同活動的統一機製中，它又偏偏不能打破，一旦打壞，就成大亂。
官、土、家、德四者的組合形式，我們可以在理論上給它劃清基本形態，這個形態是：
四者皆佳，則傳統文化興旺發達，社會處於上升或發達階段。
有佳有不佳，則傳統文化有亂有治，社會處於過渡或不發達階段。
四者皆不佳，則傳統文化亂大於治，處於停滯或動亂階段。
其中一項情況過差，則傳統文化出現危機信號，處於動亂邊緣。
那麼，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曆史合理性的理論以內考慮，追求四者和諧，才是基本方向，唯有四者和諧，才能四大家族皆大歡喜。而這樣的曆史機遇實在太少，到了後來就更不可能了。
官本位作用：混凝土統治馬鈴薯
官、土、家、德，以官為本，是說四者的地位不是平等的，而是有主有從的。這種主從現象，既是中國文化發展規律使之然也，又是中國文化不斷進行曆史選擇的結果。換句話說，就是官本位的出現既是客觀的，也是主觀的。
封建農業經濟在歐洲的表現形態和中國有不同，所以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才對法國農業經濟給了一個“馬鈴薯”的比喻。馬克思說：“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係。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這種隔離狀態由於法國交通不便和農民的貧困而更為加強了。他們進行的生產地盤，即一小塊土地，不允許在耕作時進行分工，應用科學，因而也就沒有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各種不同的才能，沒有豐富的社會聯係。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與社會交往。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省。”然後馬克思就作了法國小農經濟像馬鈴薯的生動比喻：“這樣，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用一些同名數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這個比喻很生動，小農經濟互不來往，就像一個一個集成的馬鈴薯。對於農民間的不來往，中國人也早就認識到了，所謂“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兩個農民，如果僅僅是種地而又不發生地界糾紛的話，他們就永遠是兩個農民；你不幹涉我，我也不幹涉你。那麼，結論是什麼呢？結論是因為小農經濟是脆弱的，它完全經不住資本主義工業的衝擊；再加上資本主義商品市場的作用，就是有一億袋馬鈴薯，也可以很快就讓他們變成馬鈴薯罐頭而出賣到世界各個角落去。
然而，中國的情況和法國不同，和整個歐洲也不同，和所有基督教國家全不同。中國的小農經濟，就其本身來講，也是馬鈴薯經濟。他們也不相互往來，也不應用科學技術；也主要靠自給自足生活。可是一旦超出小農經濟的個體範圍，而從社會整體上考察這些馬鈴薯的時候，你就會發現這些馬鈴薯，似乎不是埋在地下，而是長在樹上。這是一株巨大的枝繁葉茂的大樹。這些馬鈴薯好像一個一個的海棠果，而且它們簡直就不是長在這樹上，而是被焊在這樹上似的，縱然想摘下來，也不容易。
中國封建小農經濟的馬鈴薯之所以不是鬆散的、脆弱的，是因為有特殊的信息作聯係，維納有一句名言：“社會通訊是使社會這個建築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這個比喻也是絕妙的。用在對中國封建小農經濟的分析上，同樣絕妙。於是結論有了，法國小農經濟為什麼是脆弱的？因為它就是一些馬鈴薯。中國的小農經濟為什麼是穩固的？因為還有混凝土聯結著它們。
照我的看法，儒生的流動和語言、通訊的影響與作用，自然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最為首要的因素，還在中國封建時代，是一個以皇帝為中心的官本位的等級社會。官本位係列就是統治著無數馬鈴薯的主幹結構，它是使馬鈴薯鑄在大樹上的主幹。
中國小農經濟與歐洲小農經濟不同。西歐的小農經濟，是以貴族莊園作為基礎的，每個莊園都可以看成一個獨立的王國，而每個農戶，又是這王國中的小王國。加上歐洲的封建社會不是中央集權的社會，而是政教合一的社會。於是，在中國封建社會中，表現為強烈的縱向管理特征的地方，歐洲的封建經濟就表現出三個層次的脆弱。
第一個層次，小農經濟農戶階層的脆弱；
第二個層次，貴族莊園經濟的脆弱；
第三個層次，封建割據，城堡主導式小農經濟形態的脆弱。
中國的封建經濟就不取這樣的形態，雖在第一個層次上，和歐洲的小農經濟是一樣的；一樣的分散，一樣的自給自足，一樣的缺乏信息往來，也一樣的脆弱。然而，到了第二個層次就不一樣了；第三個層次也不一樣。如果說西歐小農經濟，是三個層次的馬鈴薯的堆集的話，那麼，中國的封建經濟就是混凝土對馬鈴薯的縱向統治。
統治的渠道是多樣的。郡縣製是一個渠道；科舉製度又是一個渠道；儒家政治——倫理學說還是一個渠道。但在這些渠道當中，確認皇帝的無尚權威是最主要的，確認有效有序等級森嚴的官本位體製同樣是非常重要的。中國的官本位盡管在今人看來是如此不好，但在中國曆史上，它確實發揮過重大的曆史作用。它使國家得到統一，也使國家權力得以集中，又使中國脆弱的小農經濟得到強大的政治保護。它把知識分子——儒生納入自己的等級軌道，也把一切人都納入官本位的放射性等級序列中去。無論是僧，是道，是商，是農，是男，是女，是老，是小，是漢，是夷，是官，是吏，是鳳子龍孫，還是達官貴人，在皇帝麵前都是無比渺小的，都隻能奴仆一樣地臣服在皇帝的腳下；而且，各自按照法律和禮教共同規定的序列去尋找自己的位置。
皇帝權力至高無上，這是官本位文化的第一特點。皇帝就是中國的上帝，真的上帝其實並不直接插手世俗的事情，而皇帝卻想管什麼就可管到的。這樣看來，即使上帝也沒有中國的皇帝權力更大。不要說皇帝，就是一個諸侯，當著他決定了把某個人提到某個位置上來，他就可以變魔法一樣，使一個極其普通的人變成達官貴人；同樣他也可以轉瞬之間，就把一個達官貴人變成階下之囚。齊桓公當政，一心確立齊國的霸業。後來得管仲，決心重用管仲；管仲不受。認為自己家貧不富，與王不親，權勢不重。於是齊桓公，便賜國內賦稅給管仲，以使其富；稱為“仲父”，以示其親；任為相國，以示其權。齊桓公一個諸侯，尚能如此。後來自秦始皇開始，皇帝貴為天子，其權力之大更是可想而知。我們看史書，常常為皇帝的昏庸無道而歎惜而憤慨。奇怪為什麼皇帝昏庸到如此地步，大臣們還要恭恭敬敬，以聽聖命。就像《努爾哈赤》電視片中寫的那樣，熊廷弼在前方苦戰，明皇帝卻在朝中大玩蟋蟀，獻媚的大臣，就是趁著皇帝玩得高興的機會，趕緊去辦自己想辦的事情。皇帝是夠昏夠庸的了，然而他要殺誰，馬上殺誰。而對這樣的皇帝，為什麼正直的大臣也好，不正直的大臣也好；聰明智慧的大臣也好，不聰明不智慧的大臣也好；還一樣要俯首聽命，把他敬若神明呢？回答是，中國的封建經濟，中國的封建道德，中國的地域環境，中國的官本位體製，統統要求皇帝至高權威的存在。如果這個權威不存在了，那麼這個國家也就要亂了。宦官幹政要亂；外戚於政也要亂；就是後妃幹政都有可能亂。自然也有曹孟德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曆史故事。然而那畢竟帶些“地下黨”性質，雖然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其最終結果要麼自己被滿門抄斬，要麼就幹脆在時機成熟的時候，自己或由自己的兒子出來做皇帝。
等級序列嚴整，是中國官本位文化的第二個特征。等級嚴整，上下有序，一絲一毫，混亂不得，這個我在“中國文化的人格特點——等級文化”中已經說過很多了。而這個特點的存在，正是使中國小農經濟保持穩定的一個十分重要的保證。
一切社會關係中，以官僚序列作為主幹，是中國官本位文化的第三個特征。有人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士，在混凝土統治馬鈴薯這種社會現象中起了關鍵作用。這個話不確切。中國知識分子作用很大。然而，其作用能否發揮，或發揮多少要有一個條件，就是看士人能否入仕。入仕即做官，能夠入仕，則如同鯉魚跳龍門一樣，從此身價百倍；作用也百倍。如果隻是一個臼衣秀才，或者連秀才都不是，所有滿腹經綸，幾乎等於沒用。
簡而言之，中國傳統文化結構中，一切事情都圍繞著官本位這個主軸轉動的。之所以要圍繞這主軸轉動是因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特殊模式造成的結果。當這個主軸和其他各種關係都處在比較協調的位置上的時候，也就是中國社會最穩定的曆史時期。
抗拒割據與邊患的法寶：五種模式的重合效應
中國封建社會，時間又長，發展又慢。國勢時而強大，全世界矚目；時而出現混亂，令史家悲傷。從總的情況看，統一的時間長些，穩定的時代多些。中國社會出現動亂有內部與外部兩個方麵的原因，如果內外夾攻，可能就得改朝換代了。內亂主要是割據，外亂主要是邊患。然而，不管如何內憂外患，或者經過中興，或者改朝換代，或者經過長期的分裂局麵又走向統一，而中國封建文化的特點不變。這一點，實在是使很多學者大感興趣，也使很多外國朋友們深感驚奇的。
中國既沒有像西方那樣，經過不算很長時間的封建時代便進入資本主義時期；中國也沒有像其他三個文明古國那樣遭受到文化斷層的悲劇。中國就是中國，自周秦以來，或自秦漢以來，就是那個老樣子。它分裂過，興盛過，領先於世界過，也為異族統治過；但是風平浪靜之後，一塊美玉依舊一塊美玉；一塊頑石，仍然一塊頑石。這不是說中國自秦漢以來社會狀況就沒有發展，而是它發展得委實太慢了。當然也有人說，自秦漢以來發展得太慢了，是因為春秋、戰國時代發展得太快了。好像一個孩子，雖然早熟，卻終於沒有長成一個大小夥子。這說法也有道理。照我的看法，曆史發展的縱向不平衡就和現實發展的橫向不平衡一樣，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是因為現實發展的橫向不平衡才帶來曆史發展的縱向不平衡。比如中國的古代曆史，就經過了“短線”“長線…‘短線”這樣一個過程。奴隸製為短線，比不過古希臘，古羅馬。封建製為長線，又成為封建製度的世界之盛，遠強於歐洲中世紀。但自封建末世開始，又進入短線，短短數百年時間就大大落後於西方。但我們現在討論的主要議題是，為什麼中國封建時代發展得那麼緩慢，縱然內有割據，外有邊患，也沒有從根本上奈何於它？
我以為這裏麵包含五個方麵的具體原因，而集中在一點上，就是以“皇權為中心”的官本位社會機製在起作用。
五個具體方麵的影響是：
第一，共同的生產環境模式。中國的環境，可以用地大物博四個字表示；但古代中國環境，卻又有單一性特征。所謂中國之“中”，指的主要是黃河、長江流域的農業生產環境。這個環境當然是在變的。西周時候，秦的地位很低，不能與中原匹敵；楚國的地位同樣很低，在秦則為西夷，在楚則為南蠻。蠻夷之地，不足一論。孔子是看不起秦國的，所以後人才有“孔子西行不到秦”之歎。不但秦楚，就是吳國越國，西周之初也被稱為披發左衽之地，和中原的習俗大不相同。且中原人看來，那都是蠻夷之邦，野蠻之地，然而，自春秋戰國以來，就都成為中原盛土。既為盛土，雖千變萬化，越變越趨於一致終於不再出現反複。但自秦嶺之南，陝西以西，長城以北，就不能如此這般的得到同化。不但不能同化，而且在某些邊遠地區，直到中華民國都誕生了，大清帝國風流雲散了，還是不能取得與漢族平等的地位。究其原因，實在與以黃河、長江平原地區為中心的生產環境相一致有著密切的關係。不僅如此，中國曆史上異族入主中原的重大社會變亂就有好幾回。然而，這塊以黃河、長江平原為主幹的圈子，簡直就是一具魔圈。無論哪一次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不需多少年，就在這“魔圈”中被同化了。“五胡”入主中原，史稱“五胡亂華”，結果怎麼樣？“五胡亂華而華終未亂”，結果“胡”人反而成為中原民族的不可分割而又難以分割的組成部分。元朝屬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清人人關也是如此。清朝接上了民國，有些特殊。元代的創業者，曾經走遍小半個地球，別的地方不知結果如何，但一人中原“魔圈”，很快成為地道的中原人。不是原來的種族不存在了，而是同樣地開始了按照中原習慣製度去生活，他們也變成中原人了。中國之“中”在中國曆史上地位特殊，正是這個中國之“中”的特殊地位的影響，才使得曆代封建王朝在這片土地形成共同性心理與行為的基礎。
統一的基礎打定了，於是這個基礎就發出了一統的聲音，它需要一位統一和保護這基礎的人間之神。
第二，共同的製度模式。製度包括社會政治製度，也包括生活製度。春秋無義戰，戰爭無寧日，但是戰亂不是沒有規律沒有原因的行為。戰亂的結果，是產生了強大的秦帝國。秦始皇是中國曆史上一位偉人。雖然有種種缺陷，也決然是一位偉人。其偉大之處，不但表現在他乘曆史之餘烈，最終統一了六國；還表現在他順應曆史潮流的發展，建立了郡縣製。又表現在他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促進全國交通和經濟發展，建立共同的道德行為準則等等。簡而言之，就是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
對於郡縣製，我們已經在某個地方說過幾句。這個製度在中國封建王朝的發展中，有著如同近現代西方民主中“三權分立”式的曆史意義。西方民主製度，無論如何變化，君主立憲也好，共和主憲也好，內閣負責製也好，總統負責製也好，變來變去不能離開“三權分立。”中國封建製度也有其基本特點，不論你封王也好，不封王也好，帝相一主一輔製也好，皇帝首輔製也好，反正離開郡縣管理體製就沒有辦法。西方中世紀不算封建製度的成功模式，就是因為它們缺少郡縣製這樣強有力的“混凝土”結構，中國封建社會特別發達，幾乎臻於曆史的完美，實在和這個郡縣製大有關係。
同時，對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的社會意義也不能低估。書同文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因為有這個創舉，中華民族才有了不走向分裂或最終不走向分裂的信息保證。《聖經》上有一段故事，說人類本來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建造一座通天塔。後來，上帝使人類的各個部分說著不同的語言，因此，盡管他們有力量做這件事情，卻沒有辦法使這力量得以溝通。這樣看來，秦始皇就是一個和上帝唱反調的英雄，假使他能夠使所有人都說一樣的語言，就是上帝也拿他沒有辦法。這大概就是中國人至少秦時的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上帝的原因吧！書同文的曆史意義大得很。書不同文，也就沒有後來的中國，即使有了中國，中國也不是這個樣子，每每想到這一件事，我甚至覺得趙高雖惡，看在他整理規範小篆功勞上，也應該從十八層地獄把他赦免到第十七層地獄上來，或者更寬大一點，就讓他戴罪立功，在陰曹做一名書記官也未嚐不可。
書同文屬“信息建設”這個範疇，車同軌也屬於這個範疇。秦始皇是中國交通建築的鼻祖，或者說頭一號功臣。雖然從現代的觀點看，他的交通建設也不過是修馳道，通水路，去險阻，劃一製器具，大移民，確定土地個人私有製度（範文瀾先生語）幾件事而已。然而沒有這個“而已”，中華民族也許真就“而已，而已”了。可以說，他的這些措施等於疏通了中華帝國的全身脈絡，也使這個本來有些權威不足、疆域不足的散漫國家成為一個孔武有力行為敏捷的社會巨人。
然而，這些製度的建立，同樣需要一位代表和保護這製度的人間之神。
第三，共同的習俗模式。中國習俗異常豐富，南北有別，東西不同，然而，在以漢族為主的居住區，卻大同小異，無甚重要區別。例如過春節，過端午節，過中秋節，過元宵節，這都是一樣的。習俗這件事情，說它大它也不大，說它小它又不小；不大不小，正是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比如吃飯，吃米粥是為了生活，吃麵包也是為了生活。換句話說，吃米粥的可以長大成人，吃麵包的也可以成人長大，然而這二者其實並不同。飲食文化對於一個民族的影響，恰如飲食習慣對於每個人的影響：能夠按照科學規律安排飲食的人，他至少是會長壽的；而完全不按科學規律安排飲食的人，縱然他同短命人比也算長壽了，卻不可能達到他生命本身允許他活到的年齡。民族飲食的差異自然與個人飲食的差異不同。民族飲食文化就其宏觀曆史發展看，隻有結構之別，沒有優劣不同。但是這已然足以促成民族發展的種種差異了。除去衣、食、住、行這些事情以外，宗教信仰在很多曆史場合也可以劃入習俗這個範疇中來。很顯然，一個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和一位信奉基督教的人在生活習俗上是不一樣的。這種差別，有時候，實在比男人與女人的差別還要大些。而古代中國，在習俗模式方麵，基本上屬於“一家之言”，雖有各種宗教之影響，畢竟都慢慢化人儒家學說為主導的行為軌道中去了。
中國古人的這種共同性行為模式，特別是在它順應了環境與製度的要求之後，也就同樣地提出了需要一個人間之神的迫切要求。
第四，共同的文化積澱模式。文化是一個曆史過程，每一段曆史，都會產生某種變異與積澱。一個民族，當它的文化積澱沒有達到成熟的地步時，它可能還會消亡；一旦成熟，便難消亡。恰如一個母腹中的受精卵子，一旦它降生為嬰兒，就是它未能成人，他畢竟已經是一個“人”了。既已成“人”，要否認它就成為不可能。個人如此，民族也是如此，歐洲在中世紀之前有過多大變化？但是自從法國、德國、意大利各自建立起自己的國家，並且形成自己特殊的文化模式之後，它們就不可能滅亡，隻可能更新了。因此，曆史積澱是一種偉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通過春秋戰國的陶冶和錘煉，到秦始皇那裏，已經有了一個雛形；自西漢以後，就幾乎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曆史力量了。中國有過分裂，然而，分裂了中國的土地，不能分裂中國的文化；文化既不能分裂，到頭來，中國還是中國。
第五，共同的心理模式。中國要求統一，要求一統。統一天下，天下一統是我們中國人的強烈的民族心理與民族情緒。這種心理是曆幾千年風華而形成的。合起來說，這是中華民族的共同心聲；分開來說，雖然官、農、士、商、工各種不同的階層有著種種不同的情況，但在要求統一和要求一統這一點上，從秦始皇統一中國直到宋明理學開始沒落這麼漫長的曆史時期內可以說都沒有消失甚至沒有淡漠過。
中國的“工”，主要指手工藝人和從事非農業體力勞動者。他們本來不必強求皇權保護，然而，這是西歐的情況，中國則不同。中國的“工”，是以皇家生活需要和官僚體製的活動需要作為生活必要依據的，因此，他們對於統一的中國有著十分強烈的要求；對於一統天下的中國也有著西歐中世紀工匠們所不能理解的類似宗教樣的虔誠心理。
“商”，指商賈，其情況與“工”有著極其相似之處。因為中國的商賈同樣和西方的不同，它沒有工業作基礎，又沒有商團作樞紐。它是依附於官僚體製的一種社會力量。因此，與其說他們從內心反對封建官僚體製對它們的壓迫，不如說它十分得意於這種壓迫；因為這種壓迫反過來又表現為一種保護性力量。隻是這壓迫不能過“度”，需要當政者“為官清廉”或大體清廉。實際上，唯有安定的統一的中國，他們才有更多的賺錢的機會；而一個動亂的中國，就主要考慮“兵”與“食”這兩件事去了。安定的中國，重農抑商，商人本沒有自己的地位，而動亂或分裂的中國，就更沒有商人的地位了。兩害相較取其輕，中國的商人從此也就有官商和官奴兩種脾氣。其詳細情形，我們以後再談。
“農”，中國的農民家庭與中國的王朝政治，簡直就是一張圖紙和它的放大樣。有人說這個叫做家庭與國家同構。形象地說，就是中國封建帝國仿佛一個封建大家庭，而中國封建大家庭其實也就是一個封建小帝國。所謂同構雲雲，本質上都是指它們實行共同的徹底的封建等級製。因此，沒有誰能趕得上一個封建家庭更尊敬和熱愛皇帝的了。因為，不瞞您說，他本人就是他那個家庭的小皇帝。
士人意在人仕，入仕即為官宦。貴為朝臣賤為布衣，布衣還可作隱士。做朝臣心懷天下憂煩，實際是為皇帝老官作奴仆；作隱士，身在江湖，心在朝闕，還是用自己的心給皇帝大人做奴仆。中國封建知識分子，沒有完整的人格；它隻能依附於別人才能成其功名立其事業。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甚至不如那些沒有多少文化的流氓無賴來得更有獨立生存力和曆史開拓力。甚至可以這樣說，士、農、工、商四民之中，那些最有能力也最忠誠於皇上的，十有八九，百有九十九，千有九百九都是知識分子。唯有知識分子拱立朝門的時候，才能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信，您認真翻檢中國曆史人物，看看是不是這麼一回事。
而中國的官僚層次，包括它的代表人物，也是最希望中國的統一和一統的。在封建割據嚴重的時候，割據就有“有為”與“無為”的區別，也就是有英雄和庸才的區別。曹孟德宴請劉備，留有“青梅煮酒論英雄”一段佳話。當時天下割據者正多，講勢力，首推袁紹；講勇武，首推呂布；講地利，首推孫策；講富庶安定，首推劉表；其餘的有馬騰，劉璋，袁術，張魯等人。然而，曹操連一個也看不上。劉備心中又何嚐不是如此？“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可謂一語道破天機。為什麼唯“使君與操”始可稱英雄？就因為他們有統一天下的雄心壯誌。東漢初興之時，天下紛爭，諸強也曾各據一方。馬援先投隗囂，意氣不合，繼投劉秀；投劉秀時，還說了一句千古名言：“當今之世，不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為什麼擇君？因為君亦有英雄和庸才之別；英雄者何，無非還是有統一天下的大誌和一統天下的能力而已。官僚要求統一，在於統一便可榮華富貴，便可光宗耀祖，便可功垂青史。所以，劉邦在滎陽大戰不利，酈食其勸其封王，張良勸其不要封王。各講一番道理；劉邦是明白人，罵了酈食其，同意了張良。朱元璋將取天下，未取天下之時，也曾向朱升問策，朱回答說：“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後來這幾個字還把現代中國人折騰得好苦。為什麼戰敗不能封王，戰勝又要“緩稱王”？因為，不做皇帝，追隨者總有希望在前頭。把這個話反過來說，追隨者之所以追隨明主，其意在於他們認定了這一定是個未來的皇帝。
而未來的皇帝，就是人間之神。
以上五種模式的重合，就產生了強大的社會效應，正是這種社會效應，最終成為邊患與割據的致命克星。
那麼，中國古代曆史就不發展了嗎？回答說，發展。
那麼，中國古代曆史就沒有改革了嗎？回答說，有改革。
但是發展是緩慢的；改革，雖有不斷的改革行為，對比中國封建發展史，遵循的乃是變法效果遞減率。
因為，中國的以官本位為主幹的封建模式是一個不斷強化的模式，又是一個不斷僵化的模式。強化提高了客觀效率，而僵化又抵消了這個效率。終於僵化戰敗強化，中國封建末世出現了巨大的結構性裂痕，也出現了不可抗拒的危機。
然而，中國同化過那麼多入侵的少數民族，為什麼就不能同化出一個資本主義呢？是的，中國文化是有一種非凡的同化力量，這一點連20世紀40年代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都為之驚歎不已。蔣介石敗在毛澤東手下的時候，美國國務院曾發表過一本白皮書，他的導演者艾奇遜說：
“中國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發展，大體上不曾沾染外來的影響。中國人即使被武力征服，最後總是能夠馴服和融化侵入者。他們自然會因此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類的最高表現。”
但我現在要說，這段話有些道理，但很不全麵，或者說很不正確。其道理在於它朦朧直覺到中國文化的凝集力和寬容態度。不正確的地方是它沒有說清中國解放戰爭的性質。不全麵的地方在於它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隻有相對落後的文化入侵相對先進文化的時候，後者才可能同化前者。所以，無論哪一個遊牧民族，一入侵中原，便有些眼飭耳熱，骨軟筋酥。於是，不知不覺之間就棄戈貪歡成為失敗者的俘虜。那麼，為什麼落後者可能戰勝先進者呢？那是因為文化先進者的社會結構本身有了問題。在中國古代的地域活動圈中，中原文化始終處於先進地位，這就是中原故國雖三起三落，而終於反敗為勝的基本原因。
那麼，為什麼中華民族不和西方國家進行溝通呢？縱使西方人未能大批湧入中國來，可是中國不是也曾有過鄭和下西洋，張騫通西域那樣的曆史壯舉嗎？對此，我作如下分析。
鄭和下西洋基本上是剃頭挑子一頭熱
從世界曆史看，東、西方溝通和南、北方溝通是文化史上的經緯線。然而，南北溝通相對地說，容易些；東西溝通則比較困難。因為人類古代文化的發祥之地不是豎著排列在地球上，而是橫著排列在地球上的。其中四大文明古國，埃及文化，巴比倫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基本上從東到西排列在大體相同的緯度上，隻是中國略略北些。然這四大文明古國，埃及和巴比倫是溝通的，後來又有古希臘、古羅馬文明，和歐洲也開始大規模溝通了。向北溝通歐洲，向東也溝通了印度。但是印度好像是東、西方發展一個隔熱帶。西方人第一次到印度，是亞曆山大的遠征，遠征極有魄力，然而至印度恒河而返。中國也有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遠征，也曾到達中東，至中東而返。東、西方的溝通，到了這裏就不見麵了。你走你的回頭路，我走我的回頭路，然而畢竟印度文化更傾向於西方，於是佛教滅絕，印度文化出現了大的斷層。四大文明古國的興衰際遇不同，實在與地理環境有重大關係。
西方人未曾東來，也未肯東來，又未能東來；真正東來是資本主義興盛以後的事情。未曾東來，就與地域環境有關；未肯東來，則與他們主要的競爭與鬥爭的中心不在東方而在歐亞之間的空間環境有關。那個時候，他們正忙著十字軍東征哩！連異教徒都不能滅亡，哪有心思去管什麼東方神秘世界？未能東來，則與他們的生產和科學技術不夠發達有關。
西方人不能東來，中國人也不曾西去。張騫是西去過的，玄奘也曾西去，但是比較起來，都沒有鄭和下西洋規模更其宏大。所以還是應該以鄭和下西洋為代表作說明。鄭和下西洋，船隊之大，行程之遙，曆史影響之遠，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然而，哥倫布發現過新大陸，一發現就成為曆史的紀元。鄭和也發現過新大陸，因為他去過西洋，也到過非洲，然而，卻如同一陣颶風一樣地刮過去，就算完了。比較二者的不同，鄭和下西洋，應該說是一種開放性的封閉。它的客觀行為是開放的，觀念上卻是封閉的。所以，走是走出去了，然而，既沒有學習人家的謙虛，也沒有侵占人家地方的霸道，鄭和想的和哥倫布完全不同。哥倫布是要找黃金、發大財的，既為了自己發大財，也為了給西班牙國王發大財。鄭和則不同，他本人不想發財，要發財就不去海外，隻需靜悄悄殷勤呆在皇帝身邊就行了。在朱棣皇帝看來，世界之大，大不過中國；世界之富，也富不過中國。除去天上的玉皇，就是朱棣最偉大；除去海裏的龍王，就是朱棣最富有；除去陰間的閻羅，就是朱棣最權威。他不需要向別人學習，甚至不需要去占領別的地方。因為身為中國的大皇帝，什麼都比別人偉大，偉大十倍都是謙虛，偉大百倍不算驕傲。中國隻需要別人的臣服，跪在丹墀，望詔謝恩。哪裏需要動兵刀、舞幹戈，隻需一介使臣，即刻萬邦歸順。鄭和下了西洋，應該說，在文化交流方麵，在經濟特別是經濟作物的互補方麵，在溝通民族交流方麵，是有重大意義和作用的。然而，其本意並不在此，之所以產生偉大結果差不多就等於“歪打正著”。鄭和的本意，照一般的說法，大目的在於弘揚大皇帝德威，走遍天涯海角，遍布恩澤；小目的還有一個尋找建文帝的下落，也不知道哪位先生說的，這建文帝偏偏沒有慘死在皇宮，而是逃到海外去了。因為這樣一種目的，可以說，鄭和下西洋雖在客觀上堪稱一大壯舉，其主觀期望卻幾乎等於零。鄭和下西洋，辜負了西洋，辜負了船隊，辜負了曆史，最後也辜負了鄭和自己。
鄭和為什麼會產生和哥倫布完全不同的想法和作法。那是因為：
第一，我們剛說過的，文化心理背景和動機不同。
第二，社會基礎不同。
第三，二人所處的曆史時代不同。
就直接原因分析，像東西方這樣地域遼闊且困難重重的大規劃文化行為，非有三個必備的條件不可。首先要有工業產品作為基礎；其次要有專門的商隊作為後應；第三要有成熟的開放意識作為指導。而這三個條件，鄭和是一個也不具備。明朝有珍寶，然而那不是工業產品，所以就是明朝的珍寶再多，他也不能把這些珍寶都拿到海外去弘揚“佛”法；明朝再富有，也不能把所有的綾羅綢緞、手工藝品統統往海外送。其次，鄭和的船隊雖然也有商業行為，但那是其次的；主要的還是政治行為。因此，他的船隊就是明朝的一個使團。他的後麵沒有專門為著商業行為而來的船隊作為後應，而這一點就和“鴉片戰爭”英國的背景完全不同。哥倫布雖然是一支軍事船隊，然而，他有著明確的經濟目的，這個經濟目的的成熟就是商業船隊的興起。因為這三個原因，使得中國在走向藍色海洋的時候，終於沒有擺脫黃色大地的特殊的吸引力。更沒有擺脫中國傳統文化官、土、家、德，以官為本的宏觀結構的束縛和桎梏。
官本位的雙重膨脹結果：混凝土壓碎了馬鈴薯
什麼叫官本位的雙重膨脹？即隊伍的膨脹與官、紳兼並土地的膨脹。在前者就是官僚主義惡性發展，腐敗現象比比皆是，在後者就是官本位權利趨向無邊，土地兼並日益惡化。
但這個話要從兩頭說，一是“馬鈴薯”的承受能力，一是混凝土的壓迫力量。
先說“馬鈴薯”的承受能力。中國自先秦至明，農業生產雖有許多發展，農業產品品種雖有許多增加，農業技術也有許多改革，但從宏觀上講，在總體格局上可以說有三個應量不變。
一個不變，農業土地麵積應量不變；
一個不變，全國人口應量不變；
一個不變，平均畝產量應量不變。
應該說，中國古代這塊“馬鈴薯”具有它的特點。它成熟的早，在西方農業還很不發達的時候，它已經快成熟了。，然而，發展得緩慢，自秦至明，沒有大的突破。人口就在幾千萬上下打轉，產量就在140~ 250斤浮動，而且有些數字還不十分準確，人均耕地也在10畝上下浮沉。這種情況促進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又製約了它的發展。它是決定中國文化發達與否的一塊底模。這個底模如果不破裂，則中國社會就不會發生動搖；它如果不擴展，中國社會就不能拓展；它如果不更新，中國曆代社會和中國古代文化的曆史命運也就千變萬變，終於未大變。
然而，與這三個不變相對應的，常常又有三個異變。那就是事情的另外一麵，“混凝土”的變化。
中國古代社會非有以官本位為主幹包括儒家政治——倫理學說，家庭生產所有製和士人入“仕”製度在內的“混凝土”式的聯結板塊不行。混凝土統治了馬鈴薯，才使得中國封建時代的結構模式不同於西方，不同於波斯，不同於埃及，不同於印度，成為獨特的延綿不斷的以大國的中央集權和分散的小農自然經濟相結合的文化模式。我們剛剛看到，作為經濟基礎、人口基礎和土地基礎的馬鈴薯沒有大的變化；但是作為上層建築的混凝土卻在時時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從小而大，從緩而劇，從弱而強，終於成其巨變，壓碎了作為社會基礎的小農業自然經濟，也擾亂了整個社會的運行秩序，使中國古代文化幾經浮沉，幾經變化。
“混凝土”的變化也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
一個方麵，官僚機構及其附屬部分的無限擴大：
一個方麵，土地兼並的難以控製及其嚴重後果：
一個方麵，邊患連年，少數民族入侵中原，以及嚴重的自然災害。
對於後一個方麵這裏不再列舉具體資料。對於前兩個方麵，還要著重說說，因為後一個條件，其實是保證“混凝土”凝集能力和“馬鈴薯”承壓能力的外部條件。
中國官僚機構及其附屬成分無限擴大的“無限”二字，不是說它的擴大永無止境，擴大1000倍，也沒法可想。而是說，這種擴大就社會承受能力或者社會內部機製本身的力量來說，是無法完全控製的，所謂“無限”，本質上講的乃是“失控”。
曆史官僚數量雖有不同，但有一個趨勢則顯而易見：任何王朝末期，官僚的數量都比其初期時數量大得多，有時甚至膨脹數倍到數十倍。公元627年'唐太宗省並官職，偌大一個唐帝國的京都——百萬人口的長安，隻留用了643至730名京官，外官主要是地方官數量也相應減少。30年後，高宗顯慶年間內外官員膨脹到13465名。到元和年間（806~820年），文武官吏及諸色胥吏已達368668人。如以當時全國納稅戶144萬計算，平均每戶就要供奉兩個官員。宋朝官員膨脹情況更為驚人，從仁宗皇祐到哲宗元祐40年間，就外官而論，節度使由3人增加到9人，兩使留後由1人增到8人，觀
察使由1人增至15人，防禦使由4人增至42人。僅大夫至三省之吏，自景
德年間到元裙年間就發生失控性增長。其中：
大夫由39人增至230人：
朝奉郎由165人增至695人：
承議郎由127人增至369人：
奉議郎由148人增至431人：
諸司使由27人增至260人：
副使由63人增至111人：
供奉官由193人增至1322人：
侍禁由316人增至2117人：
三省二吏由60人增至172人。
官在漲，機構也在漲。因為官多了無事做，就非有機構不行，機構多了沒事可做，就非找事不行。找不到別的事情，就非扯皮和剝奪老百姓不行。然而'在嚴重的等級社會中官的比例畢竟是較少的，而吏的比例就大得多了。一般認為吏的數目大約為官的10餘倍。東漢時為19倍、唐時為20倍。這就有點觸目驚心了。
官僚膨脹，危害至少有三：
第一，機構越漲，效率越低。中國的官僚，包括皇帝在內初登寶殿的時候，大抵還是勤政務實的。過一段時間，屁股坐得穩了，就開始偷懶，開始擺譜，開始加勁兒表現特殊，以使自己更像個皇帝。於是，應自己辦的，就叫下麵去辦，然而全交下麵又不放心。於是該交一個人辦的，必交兩個人辦；該叫一個部門辦的，又必交兩個部門辦。讓他們互相牽扯，自己的權威卻不受影響。歐洲有一位大學者叫帕金森先生，研究西方官僚主義，發明了“帕金森定律”，說：“為了保證自己的領導地位，必須找兩個下屬互相牽掣。他們的權威少了，自己的權威就大了。”帕金森先生對中國官本位現象大約沒有研究，他大概至今也不知道中國人對他的這個定律是好早就熟悉得很了。不過我們聰明的祖先卻不說出來，秘而不宣，以葆其魅力。其結果，就弄成機構和人員的增多呈幾何狀發展，終於越來越多，不可收拾。而管理效率又呈幾何狀遞減，減來減去，近乎等於零。
第二，等級森嚴，職責不清。封建時代官多，官既多，名目也多，我不知道那些專攻曆史的學生是怎麼記住曆史官職表的，像我這樣的不愚不傻但又不聰不明的中常之人，沒有辦法，隻能用誰查誰，因為中國官僚職稱實在太多。而且等級森嚴，不容僭越。在那個時代，等級就是秩序；等級一亂，秩序全亂。很可惜等級卻不是效率。具體表現出來，就是官位雖多，職責不清。不清的原因，一大半還在皇帝那裏。有的皇帝，以為宰相應該統管一切，為主分憂嘛，像後主劉禪那樣的，你讓他管，他也管不了；他對孔明先生倒是萬分放心，於是一應事件，均交丞相。但換了朱元璋，他就有新考慮，相權不能太大。因為相權與君權從來是中國官本位權利中一個難以解決的頑症。相權小了，日常事務難以有效處理；相權大了，君權又要受其影響。當皇帝的也有懼怕，最懼怕的恐怕還是相權。不信給您來一個曹操，您怕不怕？您不怕，因為您不是皇帝。是皇帝就怕。不要說曹操，就是霍光，還把一個小皇帝弄得如芒在背呢？所以朱元璋就開始限製相權，以後幹脆取消了這個，來個閣僚製，請幾位官位不高的人人部，協助皇帝辦日常事物。有對中國曆史情感深厚的同胞，就說內閣製西方也沒中國早；中’國人在明朝就發明內閣製了。其實那是謬誤。關鍵不在什麼形式，而在對誰負責。皇帝為了對官僚隊伍實行控製，有些職責絕不下放，有些職責故意不清，有些事體隨便向下交辦，弄來弄去，弄得職責模糊。職責模糊，是官僚機構膨脹的副產品。職責清楚便不利於特權與享樂，職責不清才更能切合官僚主義的享樂需要。
第三，縱向關係突出，橫向關係脆薄。官僚機構雖多，官僚隊伍雖大，卻不準發生橫向聯係。因為對最高統治者來說，橫向聯係也許是最脆弱的，所以衛青雖為大將，又是皇親國戚，權力炙手可熱，卻絕不與文官來往，一心自管自事，隻對皇帝負責，才有安全可言，這是一條不能言傳的經驗。惡性發展以後，就變成官僚之間，互相揭短的多，互相支持的少；互相背棄的多，互相溝通的少；互相貶低的多，互相肯定的少；互相打擊的多，互相協調的少。一方麵，人人害怕自己失寵，另一方麵人人又樂意別人失寵。其結果，是君子忙於務事，常常不能自保；小人每每務“人”，偏偏最易得手。到了這個時候，雖醫國聖手，要治理也就難了。
然而，這個也許還是可以忍耐的，何況中國的老百姓——中國這塊“馬鈴薯”這麼樂於聽話，這麼肯於吃苦，這麼能於耐勞呢？但是，官也好，吏也好，他們不是孫大聖一樣的石頭縫中生出來的，他們有家庭，而且，等級社會的一個特點，就是越是富有者，家庭也就越大；規矩也就越多；妻妾越要成群；奴仆越要成隊。一個皇帝有多少妃子，又有多少太監？妃子的數目，曆朝稍有不同，但數目總在數百人至數千人之間。白居易詩雲“後官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雖是詩歌，大抵可信。中國詩人在這個方麵誇張可沒有李太白先生“夢遊天姥”，“朝辭白帝”歌白發，詠青絲那麼浪漫。中國傳說中的第一個皇帝——黃帝，他有八個妃子，確否，未詳，但他兒子隻有4個妃子，一個正妃，三個偏妃，據說因為有4顆後妃星環繞帝座'所以就設4妃。聖人虞舜，即位前是個農夫，因為向老天爺沒有請示好，所以依照當時製度規定，就不能設正妃了。大概他有點個性吧，幹脆減一之後再減去一，名分上隻有兩位皇妃。到了夏朝，皇妃的人數增為12人，一大躍進。殷朝時，又增為39人，又是一大躍進。到了周代，《周禮》一書記載。“後一人，夫人三人，九嬪九人，士婦二十九人，女役八十一人。”再來一大躍進。然而，除周禮之外，其餘都近乎傳說，少有書籍可查的。西漢元帝時，有一位臣下上奏說：“高祖、文、景三帝時，宮女的人數僅在十幾人，而武帝時，廣召天下美女，後宮美女多達數千人，人民受到影響，也以大量地娶妾置妾為時尚，諸侯的妻妾多達數百人，豪富之人家也有歌女數十人，使得社會上造成許多的曠男怨女。”炎漢、盛唐，乃中國曆史的光榮，漢之文、景、武、昭、宣，又是極盛時期，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竟成為這樣“享樂”的皇帝，可謂雙料的雄才大略了。而盛唐之盛，在於“貞觀之治”和“開元天寶之治”。天寶年間的唐玄宗又怎肯落後，他在長安和洛陽兩地的嬪妃就多達4萬人，評論者說：“爭妍鬥豔，盛況堪稱冠古今。即使如此，卻沒有一個妃子能夠獲得唐玄宗的寵愛，最後，他還是強占了兒子壽王的妃子，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楊貴妃。”夠可以的了，然而，也很快天下大亂了。
這種官僚機構，官僚隊伍及其附屬成分的急劇擴大，無限擴大，在《紅樓夢》、《金瓶梅》、《品花寶鑒》一類書中也可以看出一個大概來的。如果細細統計一下《紅樓夢》中的家庭組成情況，也可能得到更深刻的啟示。
官僚機構官僚隊伍及其附屬部分的無限膨脹，使得封建王朝嚴重頭重腳輕，已經有些昏昏噩噩，站立不穩了。然而，他們還在和自己的兩隻腳玩命地過不去。腳上加磚，腳下剜肉，采用的形式就是土地兼並。
對於土地兼並，一般地說，中國文化是一種實用的現實的聰明的直觀經驗文化。它的土地政策，自秦以來，就是人有其田，田盡其賦。這個無疑是符合中國集權的封建王朝的實際情況的。然而，它又同意土地買賣，但買賣要受限製。因為全無買賣，不能增加土地的活力，也不能提高土地的管理和使用價值。但是，過度的買賣又會發生過多的流離失所者，出現大量的流民。土地兼並這件事，曆朝皆有，而且往往成禍。中國的清官大抵與土地有點關係，在包拯就是“放糧”，在海瑞就是強迫徐階等鄉紳土豪“退田”。中國的農民起義絕對與土地兼並有直接聯係。
兼並的原因很多，方式也不少。如果用個比喻，那就是大魚吃小魚，螃蟹吃蝦子。封建土地的分配從一開始——建朝之初就是不平等的，有貧有富，有多有寡。因為有貧有富，有多有寡，才特別適合“封建”二字的原意。這就叫大魚吃小魚。以唐代為例，唐代雖有“均田法”，然而因為基礎不同，收效甚微；以至貞觀十八年，唐太宗到了靈口，問及每丁受田數，回答說每丁受田30畝，就感到那個有危險，於是下令查明受田甚少者，給了一點方便。但是，唐在實行均田法的時候，同時存在著三種土地占有形式。一是地主占有永業田；一是按均田法農民占有的田地；一是無田百姓，得不到田，隻好自己墾種十畝五畝小田地。這個就叫做“均田法法而不均”了。不均才合乎封建等級製的本質，硬要其均，反而會成為新朝王莽。但不均有個限度。範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簡編》第三編第一冊中曾列表，對“唐代貴族官僚永業田”，對“唐代勳官永業田”，對“唐代內外官職分田”，對“唐代兵府軍官職分田”，對“唐代公廨田”的分配情況，分別列表說明。因為篇幅關係，我這裏隻引用一種，即唐代勳官永業田：
上柱國 3000畝
柱 國 2500畝
上護軍 2000畝
護 軍 1500畝
上輕車都尉 1000畝
輕車都尉 700畝
上騎都尉 600畝
騎都尉 400畝
驍騎尉 80畝
飛騎尉 80畝
雲騎尉 60畝
武騎尉 60畝
因為他們所受田業並非僅此一種，即使就這一種和農民所受田業的比例也是相差懸殊的。
除此基礎不同，封建社會各種等級的權利和人格也不同。雖同為皇帝臣民，卻有貴賤之別，地位越高，權力越大，人格也越高貴；反之，權力越小，人格還越低賤。一旦發生糾紛，低賤者十有八九是要一敗塗地。中國古來雖有清官如許，但老百姓盼清官如盼星星望月亮一樣，可知清官之難得，貪官之易見。
具體兼並情形，曆朝曆代亦有不同。以明代為例，洪武初年，天下田地共為849.6萬頃，但到了嘉靖31年，經過不到200年時間，就剩下428.0358萬頃，失額一半以上。這些失額土地既不會從地上飛走，也不會弄成荒田，實際上，都是被兼並去了。兼並的方法，僅以嘉靖時期為例，就有賞賜，即皇帝向臣下的賜予；請乞，即公侯伯爵及王府、外戚以及文武百官向皇帝要田；投獻，即貧苦百姓無力承擔繁重的稅賦，索性將自己生活的土地捐獻給權貴；再加上占寺。連賜帶要外加占寺，天下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封建時代賴以生存的土地政策混亂不堪，以家庭為單位的土地所有製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對相當數量的貧困家庭失去了任何意義。
官僚機構、官吏隊伍及其附屬成分的無限膨脹，這是一座大山，泰山壓頂；土地兼並，又仿佛腳下抽筋，上有泰山壓頂，下有腳下抽筋；天下焉能不亂，人民焉能不反？然而，往往在這樣的情況下，又偏偏禍不單行，邊患又要加重，自然災難又要頻發，混亂一開，封建割據還要再起。於是七災八難，歸於一身，任憑孫大聖般的仙軀，也要搖搖晃晃，悶死在火雲洞前。
我在前麵說過，中國封建文化的基本結構在於官、土、家、德四個方麵，四個方麵和諧才社會安定，一個方麵出現問題，則一損俱損；問題出得大了，超過極限則整個結構潰變。我們看漫長的中國曆史，官僚機構、官吏隊伍以及他的附屬部分的膨脹是一個不治之症，隻有潛伏期，沒有根治期。縱有花好月圓之時，瞬間便成幻影。國土的安全，也沒有長期的保證，或者來自外部侵擾，或者來自內部的割據。兩相夾攻，可謂急火攻心。以外部的侵擾而言，漢武帝以後，中原地區沒有真正的勝利；以封建割據而言，宋太祖以前沒有真正的平靜。然而，二者犬牙交錯，此一強也，彼即弱也。唐代鬧割據，嚇怕後世皇帝；宋代無割據，卻又屈辱於外邦；可謂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土地的家庭所有形式（計算為人丁所有），總是暫時的，不穩定的，縱然可以承認基礎不同，而基礎不同卻又不能安於不同。強大的一方終成老虎，弱小的一方終成羔羊，羊人虎口，怎能不死？德即儒家學說的政治一一倫理學說。儒家講一統，講等級，也講道德；中國的士人為著自己的道德觀念，身體力行，有苦無甘，什麼樣的艱苦和屈辱都可以受得下去。然而，到頭來，亂自上始，不論你如何忠君，如何諫上，如何教天下莘莘學子像你一樣的忠君，如何以儒家學說灌輸給天下萬民，皇帝老爺一樣不買你的賬。你雖一片忠心，他可能一不高興就殺死你；你要諫，他不聽；你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理也不理；即使掉三滴眼淚，轉過屁股，還是昏天黑地，自行其是。道德的敗壞差不多總和土地的破壞，和官僚階層自身的腐敗和土地兼並同時產生的；而且又相互影響，轉換生成，到了這個時候，儒家的學說也沒有意義了。從實際情況看，曆代的農民起義大約都距儒家學說最遠，而距種種宗教意識最近。天下好像一堆幹柴，一遇星星之火，便成燎原之勢。
於是，“混凝土”壓碎了“馬鈴薯”。
鬥與鬥也有不同
中國封建時代的鬥爭，說到底還是階級鬥爭。包括異族入侵，也可說是階級鬥爭的特殊表現形式。但是，中國封建時代的階級鬥爭與西方近代以來的階級鬥爭有“質”的差異。這個鬥爭有它的特殊性和複雜性。我就稱為“鬥與鬥也有不同”。
從具體的鬥爭形式來看，可以分解為四種情況。
貧苦農民鬥官府；
兩頭合力鬥割據；
上下齊心鬥商人；
全國一致鬥入侵。
因為中國社會的動亂，雖有種種原因，壓迫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自然災難隻能傷物傷人，社會壓迫才是既傷人，又傷心。悲痛莫過於心傷，絕望莫過於心死。老百姓對官府傷透了生活的心，也死了希望的心；於是，一不做二不休，既已無生存路，便來個魚死網破。忍無可忍的農民終於以起義的方式來消除和擊毀世上的不平，這個就是貧苦農民鬥官府。
但是，中國在明清之前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可能，充其量隻有“假”資本主義現象，而沒有真資本主義基礎，所以弄來弄去，還是要走回到封建集權的老路上去。農民起義的結果，一是走向失敗，雖失敗也打擊了官府，打擊了社會惡勢力，雖敗猶榮；一是走向自己的反麵，成為新的朝代的新的統治者；以軍功大小，受獎受封。所以，在貧苦農民鬥官府這個形式進行到一定程度之後，就會轉為兩頭合力鬥割據。即將當上皇帝，或者已經當上皇帝的這一頭，和農民起義的那一頭聯合起來，鬥妨礙民族走向統一，政體走向統一的割據勢力。縱然雙方都是起義軍也罷，哪怕雙方都是豪紳權貴也罷；就算都是“天下英雄唯操與使君”也罷；總而言之，天上不能有二日，地上不能有二主。在積極的意義上講，隻能有一個中國。在消極的意義上講，還是回到封建專製的舊有模式，不過換一個聖明的皇帝，求一個清明的朝代，盼一個太平盛世而已。
不僅如此，因為中國的皇帝是最能代表農業自然經濟的，所以，曆代皇帝隻要他想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並且在小農經濟的海洋中不至跌跤，不至翻船，那麼，他就得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於是又形成上下齊心鬥商人的情況。當然小商可以不鬥，不過小商小販在中國人眼裏，哪怕是在最貧賤的士人眼裏也沒地位，在最貧窮的農民眼裏，也不正直。至於大商大賈，則不惜一個限製，兩個限製，三個限製；然後法外生法，再來一個大大的限製。
最末，如有外侵，則一切爭鬥暫停，便全國同心同義鬥入侵者去了。
中國的社會鬥爭極其複雜，所以中國人於合縱連橫，論權謀講策略，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攻城攻心，先滅心中賊後滅山中賊種種方法有著特別豐富和高超的智慧。然而，從推動曆史進步的速度來看，也不過是些小智慧，而不是大智慧。因為鬧來鬧去，還是從一個帝國變成另一個帝國，換湯不換藥而已。
這是一個魔圈，有人說造成社會動亂的是社會無組織力量，而中國封建王朝有奇特的修複能力。大動亂既有調節作用，封建王朝的穩定性又與無組織力量殘存程度成反比。於是修複的辦法，就是從“第一塊修複模板：宗法向構體”到“第二塊修複模板：一體化目標”，最後淘汰與一體化不相容的力量，達到兩塊模板的拚合，即新的王朝秩序的建立。
但也可以簡單點說，無論農民起義也好，社會動亂也好，它由動亂走向安定的過程，一般需要一個轉折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對於舊秩序的反抗，然後，發生一個轉折，由主流趨向於反叛轉變為主流趨向於統一；於是第二個階段開始，準備統一的條件和采取統一的步驟；最後第三個階段，建立起新的與原來的太平盛世大同小異的社會秩序。還是“官、土、家、德，以官為本”這樣一種老樣式。
因為中國社會混亂特別是農民起義軍走向勝利必然要經過這種轉變，所以許多曆史學家和政治家對此都有濃厚的興趣。我國五、六十年代，也曾對新的封建王朝建立以後，統治者是向農民讓步還是反攻倒算，大大地打過一段筆墨官司；不幸的是，還打過一場政治官司。
但要我說，中國的封建結構模式，如果不能突破“官、土、家、德，以官為本”的模式，就隻能在“魔圈”之中跳舞。您可以化裝成為多愁善感的林妹妹，也可以化裝成為鐵麵無私的包青天；既可以化裝成為風流倜儻的周公瑾；又可以化裝成外惡內善的鍾判官；但那本質並無大的區別。所謂一塊頑石經風經雨，還是一塊頑石；一塊美玉，經霜經霧，還是一塊美玉。那麼，中國的封建“魔圈”就沒有破法了嗎？曆史證明，它早已經打破過了，不過這是1840年近代曆史開始以後的事情。打破中國封建結構的辦法有兩個，一個靠內部力量的積蓄；一個靠外部力量的打擊。當然這二者不是絕對可以分開的。中國的情況，就是在內部力量已然發出自己巨大的曆史抗議的聲音的時候，鴉片戰爭中，英國人的大炮也對著中國封建王朝的皇冠開始吼叫起來。
“魔圈”是由工業國家的大炮打破的
中國封建時代的魔圈終於讓英國人的大炮打開了一個缺口。從此接二連三，這些洋鬼子就開始拚命地欺負中國人了。於是一場新的鬥爭，就以無比複雜的形式在中國揭開了序幕。說它複雜，是因為這是兩個文明的鬥爭，又是侵略與反侵略的鬥爭；是極為激烈的階級鬥爭，又是民族反抗的鬥爭。反帝還要反封建，反封建又要反帝。這裏邊既有政治矛盾，民族矛盾，經濟矛盾，科學矛盾，還有文化矛盾。好在本書的主旨並不在此，我們且把它按下不表。這裏說明的隻有兩點。
第一，英國人的大炮固然厲害，英國人的商船更其厲害。因為以武力征服中國，正如美國20世紀40年代“白皮書”所語，最終總是要失敗的。而以商業征服中國，卻出現了新的情況，不論你服與不服，它都以新的文化思想挖了中國人的牆角。
第二，中國古代文明，在與現代西方文明發生碰撞以後，神秘的“魔圈”一下子失靈了。人們慢慢地卻又很快地看到，官、土、家、德這個結構不行，其結構缺陷是致命的。和西方近代文明形成劇烈對比的是：
你要領土完整，天下一統；他要你門戶開放，入侵中國；
你要皇權第一，實行官本位製度；他要你接受民主，實現共和：
你要農業自然經濟，自給自足；他要以大工業優勢，搶你市場；
你要儒家政治——倫理學說，以禮為本；他要你放棄舊說，實行市場文
明。
在這樣複雜的鬥爭中，到了1911年武昌起義，終於推翻了帝製；到了1919年“五四”運動，終於由中國人自己覺悟到認識到中國古代文化所最最缺乏的乃是民主與科學這兩件事，“新文化運動”即從此開始。
二 士、農、工、商，以農為本
士、農、工、商是舊時的劃法，古稱“四民”，認為是最基礎的社會階層構成。研究古代文化借用古代劃法，或許是合適的，不過要給點新解釋。
“四民”自然也有階級之分。比如士與士不同，跟著黃巢起義的有知識分子；為著大唐帝國捐軀的也有知識分子。既有為王先軀，為著崇禎皇帝的江山一根繩子把自己吊死的士；也有為起義軍作參謀，為李自成的農民起義事業出謀劃策的士。“士”如此，農也如此。按我的觀點，農與農有不同，有地主之農，也有貧農雇農之農；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但封建時代不管你這個，它隻承認農有貧富善惡勤懶之別。你貧因為你懶；貧而不能安命，就是惡；再扯旗造反就是十惡不赦。他富是因為他勤，勤能致富，富而不忘皇上的恩德就是善，萬一後來又貧了，猶能不忘恩德，更是大善。民有善、惡之別，對於善者就要講究禮義，對於惡者就要講究刑罰。孔子雖最重“善”字，當了大司寇，還不是一樣殺少正卯。少正卯自然不是農民，但勞心者治於人也，連少正卯都誅得，將不能改惡從善的農民誅殺幾百幾千又有什麼關係？商人也有大小之別，大富戶，可以富比一方；小商人不過是如牛似馬。劉邦起義，手下有一位大將灌嬰，就是布販。劉邦的後人劉備先生，人稱“織席販履小兒”，是個做小本生意的。不為列宗爭光，卻為祖宗丟臉。然而，終於當了皇帝，畢竟鳳子龍孫與眾不同。“工”的地位不高，其內容也與我們今天研究的不一樣。所謂“巧心勞力以成器物者”也，但也出現大人物。工匠也好；手工藝人也好；從藝皆講師傳，未有師傳，便有家傳，不論師傳家傳，一律等級關係森嚴。師徒如父子，而且比之父子關係還要嚴格。有些師傅已經不再幹活，成為剝削徒弟的不勞而食的階層。這樣看來，士、農、工、商實際是有階級差別的，不過有些階層分化嚴重，有些階層分化不算十分嚴重罷了。
既有階級之別，就有階級鬥爭。但這個問題要具體分析，要看社會政治背景，因為不是每天每時，不同的階級都在做拚命搏鬥。如果是那樣，人類早就鬥沒了，本人也就沒有幸運在此饒舌。因為社會形態不同，階級鬥爭有激烈時，有不激烈時，也有平和時，甚至因為形勢的原因，農民與地主也有利益極其相似時。例如反對外來侵略和共同反對奴隸主階級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不同的階級之間在特定的曆史時代，也可能產生共同的要求，比如我們前麵說過的封建時代的農民需要皇帝，其中包括地主需要皇帝，也包括貧民需要皇帝。貧民需要皇帝，笑話！反動！其實這是最簡單不過的常識，貧民不需要皇帝，為什麼農民起義的結果，就會擁戴出一個皇帝，他們的這種擁戴不是完全被動的，更不是完全被迫的，也不是完全被欺騙的。在那樣的曆史階段，大約也隻好如此。仿佛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劉少奇到人津去，講到勞資關係的時候，說工人階級歡迎剝削，那是有具體的曆史背景的。後來批判劉少奇，說他是工賊，不公正。現在全國私人雇工很多。私人雇工，主要利潤歸誰，還不是歸雇主。如果說所有的雇工都不歡迎這種形式，為什麼它還能存在和發展呢？要說全體雇工都是被強迫、被欺騙的，肯定不合實際。當然現在的雇工現象不能和舊社會比，尤其不能和封建時代比，我舉這個例子，是說明這樣一個道理，無論在後人看來多麼荒謬的事情，隻要在當時它能夠存在，能夠發展，而且長久不變，它就有存在的道理。說不清這個道理，隻能證明你自己糊塗；硬去否認這個道理，就是主觀主義。
封建時代的士、農、工、商，是建立在“官、土、家、德，以官為本”的結構基礎上的，所以就其總的傾向說，他們都是皇帝的臣民；而且他們也願意做開明皇帝的臣民。等到曆史發展了，他們不願做也無法做皇帝的臣民了，就到了該宣布封建時代滅亡的曆史時刻了。不過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和社會心理，這種情況就是在封建製度宣布退出曆史舞台以後，也還有作用。
士、農、工、商，以農為本，這是由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構屬性決定的，以下分而述之。
士，原有遊俠之意，但後來成了知識分子的專用名詞。中國“士”人的影響奇大，而命運奇糟，這是有目共睹的。春秋戰國時期，士人在決定諸侯興旺成敗方麵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雖然那時候的“士”，還不全指知識分子。士與農、工、商不同，他可以為官僚，也可以作客禦。楚國不用，可以去秦；秦國不用，可以去趙；趙國不用，又可以去齊。士人自由。因為自由，眼界也寬。士人的影響，舉足輕重，所以戰國有四公子者，皆因為養“士”的原因。其實公子何止幾百幾千，但沒有得士，就沒有聲望。士去秦，則秦興，士去楚，則楚強，所以秦始皇一下逐客令，李斯就反對。短短一篇文字，就說服了這位古來中國曆史上開風立紀的大人物。但是，秦國統一六國之後，士的作用就不同了，士不但不能對國家的統一和安定有好處，還會產生種種危害。於是秦始皇便焚書坑儒，把這賬都算在知識分子頭上了。到了漢代，感到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又擔心知識分子的危害性，於是漢高祖帶頭尊孔；漢武帝獨尊儒術，並確立知識分子的選拔製度，從此給中國知識分子的培養和成長定下了一個基調，直到清朝末世，這個基調才慢慢改變。
士人最奇特的地方，在於士可以入仕。入仕便是為官，為官就成了官本位體製中的重要分子。因此，士與農、工、商的關係都有些特殊，士人本不願與工、商為伍，也不願與農為伍。但其最主要的關係還是與“農”的關係，我們討論這一點——士人與農的關係——因為中國封建時代是主張以農為本的，所以，這種關係就有了種種特別的表現。
以農為本，不是說以農民為本，而是說以農業為本。但以農業為本，就決定了農民在士、農、工、商中的主體地位。知識分子——士的地位雖然特殊’簡單地說來，他無力也無法改變農民的這種主體地位，不管他自己樂意與不樂意，他隻能承認，“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話很有道理。農民就是皮，知識分子就是附在這張皮上的毛。但這要給點說明，從表麵上看，知識分子不依附於農民而依附於封建官本位體製，但是恰恰這個封建官本位就是建立在農業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的。
士與農的相互關係，有這樣兩種基本形式：
一種形式，統治——製約。士人可以入“仕”，入仕就成了官僚。最小的官僚例如七品芝麻官，也是民之父母。芝麻官小不小，那要看和誰去比。和皇上去比，恐怕比芝麻還小；就是和宰相去比，也小得可以；給人家提靴子，怕也沒這機會。但要和老百姓比，就不是西瓜，而是泰山。當然，知縣也不能一概而論。秦始皇實行郡縣製的時候，縣令不是很小，而是很大，但是，中國的官僚機構越來越多，知縣就弄得越來越小了。這種遺風，至今未絕。比如早幾年報紙上批評的，現在的和尚都要比照政府官員安排一個級別，或處級，或科級。和尚是主張四大皆空的，生老病死，都以為是輪回現象，你給他當處級和尚，豈非一大笑話！究其原因，實在與中國文化傳統過老過古有點關係。士人入仕，就與平民百姓拉開了距離。昔時的鄉村父老，一下子都成了本太爺的良善子民。其地位的變化，可說是乾坤顛倒，委實大矣。《儒林外史》最有名的故事，恐怕就是範進中舉；中國古典戲曲中影響很深遠的一出戲就是《朱買臣休妻》。範進本窮秀才，因為中不了舉人，長期得不到溫飽、餓得兩眼發藍，老丈人也瞧不起他，開嘴閉嘴罵他沒有出息。一旦中舉，馬上成了大老爺一流人物，送禮的也來了，送錢的也來了，送房產的也來了。把老丈人樂得兩眼眯成一條縫，平地陽關，便矮下三尺。士人一旦入仕就成為農民頭上的統治者，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一個現象。在西歐，沒有這種事。就是於連那個時代，你要功成名就，不當軍，就得去當教士。
然而，士人即使已經入仕，也不能不受“農”的製約。因為入仕便是為官。你要治理一郡一縣，首先要處理好與農民和農業的關係。清醒的官僚，是把農民和農業看成國家之根本的。所謂愛民如子，主要就是愛護農民，保護他們那一點點本來已經不多的利益。自然，保護也與保護仃區別，是保護地主和大地主，還是保護自耕農，這就有很大區別。所謂的清官，就在處理與農民特別是自耕農有關的事宜上，能夠持些公正。對於富豪的兼並有些抑製，對於貧苦農民所受的冤屈，能夠依照法度，來點公道。
而士人——無論士與“仕”的思想卻不能不受“農”的強烈影響。他們隻有和農民取得比較一致的立場和觀點的時候，才能使自己的政治抱負得到最大效益的發揮。畢竟士人不是社會的主體，又不是社會的主人。他是夾在社會的主人——皇帝和社會的主體“農”之間的一個階層。它要在這兩者之間，左右逢源，上下得體，確確實實大為不易。不為農民辦事，便是不能為民做主，枉為民之父母。這就是為官不清。而不聽上司特別是皇帝的旨意，又是不忠。不忠不清全是極大的罪名。以曆史的眼光看，為解民間疾苦而犯顏抗上的自然是最好的直臣。而從現實的利益講，如果不聽從皇上的旨意，必定不能官運長久，最終也就沒有給民做主的機會了。所以，中國古來的士人，慢慢就養成了一種正直廉潔而又委曲求全的精神。此等情狀，他們不免要感歎聖主難尋，知音難遇，昔日範仲淹遭貶南下，作《嶽陽樓記》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微斯人，吾誰與歸？”正是這種心情的寫照。
還不僅此。士人雖可入“仕”，卻很難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曆來開國之君，除去出身豪門者外，知識分子可以說一個也沒有，倒是那些流氓無賴，來得更有魄力，也更有魅力。這可能就是中國知識分子自秦漢以來無法擺脫的一個曆史的悲劇——他隻能給人家作仆從，哪怕是極其偉大的仆從，卻不能給自己做主人。
一種形式，背離——結合。知識分子是穿長衫的階層，和穿褐衣的農夫不同。因為他可以——可能入仕，就有了一種特別的身份。他又可能無權無勢，手無縛雞之力，肩無擔擔之能。然而，誰知道明天清晨起來，他會不會變成一位大老爺呢？當然，變成大老爺的不多。可變不成大老爺，索性脫去長衫，就下地勞動的更少。中國古來的士人，不能或不去入“仕”，就去當隱士，魯迅先生對此多有諷刺，可謂既深刻又精辟。他寫的“孔乙己”戶口雖不在封建時代了，人格卻是封建文化毒害的結果。他的人格是畸形的。他沒錢，他好酒，他愛麵子超過愛自己，他生活無著，又要去偷，有點學問又要去炫耀。他一生經曆實在是太苦了，然而也太可憐。他活得沒有意義，死的也沒有意義。如果不是因為還欠店老板幾個銅板，就是死100年也沒人會想起他來。中國古來士人脫離農民，脫離實際的傾向，是他們不大可能獲得獨立人格的重要原因。
然而，他們又有與“農”相結合的一麵。一般地說，他們越是入仕，還越能與“農”相結合，因為他終於找到了一個適合自己內心模式的身份，於是就憑借這身份和農民結合了。結合的形式很多，但沒有其特殊身份怕是不行。比如諸葛亮，不做劉備的軍師，他就不大可能和當地農民來往；一旦作了軍師，卻又十分關心百姓，主要是農民的疾苦。這種現象，可以說是比比皆是。
士人關心“農”的利益，才能取得成功，這法則可說在一切以農民為主的曆史階段都是適用的。西歐的教會如果得罪了農民，就非發生戰爭不可：而中國的士人隻有和農民找到思想和行為的共同點，才算有了大展身手的社會機遇。而這也從另一個方向說明了“士”人不能成為社會主體的道理。
而且，一般地說來，在中國傳統文化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中國“士”人成功的機會，大略隻有兩種：一種是為社會效力，那就非和“君主”找到共鳴點不可。一種是走文學之路，不過在他們主觀上沒有文學的概念，隻有以詩言誌，以文言誌，以畫言誌的誌向。在中國的文學家中，他們的這種入世思想是永遠也不能扭轉的。當著自己掉過頭來的時候，雖然身為隱士，心裏還在隱“仕”。以此，杜甫才能稱為“詩聖”，薑太公80高齡還要在渭水“釣魚”。從中國古來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考慮，他們隻有現代人心目中的某些文科知識，而絕少現代人心目中的理科知識。
講到知識，還應該對中國古來的教育講幾句話。中國不以宗教立國，而以儒學立國，所以教育堪稱發達。孔子是私人辦學的先驅者之一。他的很多教育經驗，直到今天還有很重要的借鑒價值。但是中國的教育也有它先天的缺陷，簡單地說來，就是它少有獨立，沒有獨創性，而管它的人太多，婆婆太多。中國士人的發展，以求學為人仕的第一階段也是為“士”的第一階段。但是中國的莘莘學子，入仕堪稱大不易事。因為從他人仕的第一天起，就大半已經失去了自由之身。春秋戰國時期，還有學術與行為自由，漢武之後，連這自由也迷失了。
在和政府的關係上，教育要以官吏為師。這思想是韓非提出來的，但是儒家很欣賞。怎的知道很欣賞？因為從後來的實際情況來看，他們就是這樣做的。以科舉為例，最高的考官，不是別人，而是皇帝。朱元璋也要主考天下舉人，誰不知道他沒有學問，是個草包。然而，一做皇帝，馬上成了天底下最有學威的人（請讀者原諒我杜撰名詞）。這個且不說，就是一切學政，都要由專門的官僚指導，使得漢武帝以來的任何教育，都不能取得離開官本位的束縛而成為獨立的學術團體。有些講學團體，隻要稍一不慎，就會被牽到某個學案中去。以吏為師，古已有之，吏即是教育之師，也是師長之師，更是學問之師，悲夫，孔老夫子，哀哉，孔老夫子！
在安排學業上，教育要以德為本。道德不是現代道德而是三綱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啟蒙入學，先學這個。自宋以後，以《百家姓》、《三字經》啟蒙，然而，骨子裏還是一樣的貨色。照理說，《百家姓》無思想，但以百姓編書，姓有百家，緣何以趙為第一？回答說，因為天子姓趙，“趙”不第一，誰能第一，誰敢第一？誰配第一？於是，糊裏糊塗，進了政治圈子。《三字經》就是四書、五經的淺顯讀本。所宣傳的思想和宋明理學大同小異。以道德為本的教育方針，使得中國古來教育雖有發達的曆史，卻沒有輝煌的曆史。因為自孔夫子起，兩千多年時間，它硬是沒有突破一個古老的模式。思之想之，可以知道農業自然經濟和官本位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有多麼專橫跋扈，不合科學道理。
在處理師生關係上，以師長為尊。尊師敬道，無可厚非，然而這裏講的尊，是說中國古來的師長對於學生處於一種高高在上的不平等關係。所以，師長體罰學生，就是常事。應該說，作為私塾先生的“士”人，在中國等級社會中是最沒有地位的階層之一。然而，他們對於自己的學生，特別是開蒙的孩子們，卻有著無限的威嚴。他們可以任意責罰他們，行使自己皇帝一般的權威和權力。這種遺風，直到今天，還時時在我們中間作怪。在我們中國，真正以學生為主人的教育的建立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們這些作師長的，最習慣的還是耳提麵命，侃侃而談。我們確實肯鑽學問，肯教給自己學生學問，肯於嚴格要求自己。然而，我們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就要以自己為中心，全忘了如果培養不出好“產品”，那才是最大的失職；又常常忘記，我們自身本來也有很多局限，不僅有教學生的義務，而且也有向學生學點什麼的責任。中國占來學童，一入學就知道了尊敬皇帝一般的尊敬師長；等到長大成人，也就沒了獨立的品格和獨立的勇氣。他們非要遇到明主才能“鵬程萬裏”；就是給大官僚當個幕僚，也仿佛才算找到些發揮才能的機遇。他們就像一條條青藤，沒有樹幹作支撐，就不能靠著自己稍稍站起。
商與農的關係。中國古代的商業不能說不發達，但它的命運和“士”的命運也差不許多，而它的地位卻比寒士的地位更低下，等而下之又等而下之。春秋時代，士人並不以經商為恥，例如越國的範蠡一俟滅亡吳國，馬上棄官不做，遊五湖作商人去也。這裏麵既有避禍的意思，也有另覓一美好前途的道理。要不然，為什麼偏偏選中作商賈，而不選中進深山作隱士？就是秦始皇當了皇帝，還專門表彰過某些經商有道的人。但自漢以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從此士人不入商業流，士人成為清潔儒雅的象征，商人成為奸詐油滑的典型。
中國的商業，有官商、民商之別。官商經營的項目不算太多，卻都是有關於國家財政命脈的大商業。在古代最著名的就是鹽鐵兩項，這件事在漢代曾有反複，引起過朝野上下激烈的爭論，後來桓寬把其中最富代表的觀點，整理成《鹽鐵論》。儒生是講道德禮義的，桑弘羊則講了些功利主義。後來曆朝曆代，雖然不把桑弘羊當作什麼著名的人物，卻能夠兼而有之，儒家的仁義道德也要，桑弘羊的鹽鐵理論也要，熊掌與魚兼而得之；可見中國人有怎樣的靈活態度和務實精神。
官商事業也大，錢財也多，然而主要還是為皇帝和朝政服務。因為全國的資財，在本質上都應該屬於皇帝的，雖說要人國庫，其實也幾乎等於就是入了皇帝的私囊。官商的經營者也是官吏，所以它雖有很多經營經驗，卻不能作為單純的商人看待；他們首先是官吏，其次才是商人。用“官商”二字，似乎不甚恰當，用“商官”二字仿佛更近乎事實。比如曹雪芹的祖上就是作江南織造的。然而他不僅是織造，也是一個不小的官，還負責給皇帝收集民情，打聽情報。三者兼而有之，權勢財勢，炙手可熱，雖然自己也撈了不少油水，畢竟開支大於收入，加上幾次接駕，更弄得入不敷出，財政拮據。後來因為客觀上卷入皇家內部的派係之爭，便被抄家問罪。到了曹雪芹長大成人的時候，已經與貴公子無緣，而成為才華橫溢，不泛流俗，對封建末世有著深刻體會和滿腔憤懣的一介寒士了。官商權力很大，但在皇帝麵前，還不過是一個奴仆。民商本無權利，在官商麵前不過奴仆，所以也可以這麼說，封建時代的商人，不為官商，便為官奴。無論進退，人格都不完整。
然而舊時商人地位低賤，不僅於此；商業的艱難又不僅於此，因為終整個封建時代，重農抑商政策都是作為國策流傳下來的。個別時候，雖有所鬆動，興盛時期，也曾有過商業發展的某種壯觀，但從宏觀上考察，中國商業和商人的地位都是十分低下甚至十分低賤的。
中國商業不能發生異變，如同中世紀西方資本主義早期出現的那種情況，除去重農抑商政策而外，還有五條原因。
其一，沒有工業作後盾。商業的發達，非有商品不可。而商品的生產，僅靠手工業恐怕不行，連手工業都不發達更其不行。手工業的發達，在於使用機器，在於發展動力革命。而中國的情況則不同，中國的商業除去官商經營項目以外．主要以消費品為主；而又以為城市人口服務為主，城市人口則以官吏富豪為主。三個為主聯在一起，就使得中國的商業得了“軟腳病”。它有點頭重腳輕，步履艱難。雖然資財也可能達到十分雄厚的地步，雖然市場也可能達到十分繁榮的程度，然而它的基礎是脆弱的。一有戰亂，首先影響的便是商業，最受輕視的又是商人。封建戰爭，最重要的不是資財，而是軍餉。兵馬不動，糧草先行；沒有糧草，一切皆完，所以即使戰時，對於農人的重視，也遠在對商業的重視之上。農人可以種糧，地主可以屯糧。三國時候，孫策的軍糧有了困難，遇到魯肅。魯肅本江東富戶，家有糧食兩屯，大如小山，知道孫策需要糧食，便手指一屯言道，這個便送與將軍。這實在比一萬個富商更使孫策動心。農人可以種糧，又可以從軍；地主可以屯糧，又可以養軍。商人夾在二者之間，既不能一下子拿出許多糧草，又不能成為軍隊的主人，情形狼狽，進退維穀，這和西歐近代曆史全然不同。西歐的第三等級，實際上就是工商等級。在歐洲文藝複興運動中起了基礎性作用，在法國大革命中更是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可以這麼說，封建社會是農本社會，而資本主義是商本社會。離開工商業作基礎，就一切等於虛構。其主要差別，就在於用商人的秤杆打不過封建製度，隻有以大工業生產作後盾，才可能產生戰勝封建主義的種種奇跡。而這一點，正是中國古來商業和商人最缺乏的。
其二，沒有平等的社會地位。平等在等級社會本來就是一種可笑的幻想。然而，民與民本應該近乎平等，但是中國的等級社會，既沒有上帝統管一切，就把世間一切事物統統等級化了。士、農、工、商，商人地位極低。如果用12個字表示，可以說是：官府壓，士人恥，土匪劫，農夫笑。官府不尊重商人，卻可以壓抑商業，欺辱商人。漢代規定，商人不能乘馬，乘馬要判刑，可見對於商人的歧視到怎樣的程度！而且中國曆史，商人如不賄賂官吏，簡直就沒有出路，而官吏剝奪了商人的錢財，似乎也不算什麼問題——誰讓你有錢來著！官吏看不起商人，士人也看不起商人，因為士可人仕，人仕便是商人的父母老大人；最可怕這還是一對偏心父母，麵對工、商、農的利益，總要偏向農人許多。中國儒學反對功利主義，主張義利分離，義高於利，義重於利。商人既沒有政治權力，隻好在“利”這個方麵去改善。這一點正好和儒家的義利觀相衝突，因此，士人對於商人總持一種看不起的態度。“君子不言錢”，把這意思延伸一下，也就反映了以商人為恥的士大夫觀念。商人需要長途跋涉，而世道常常不算太平。在城鎮，流氓是最能和小商行搗亂的，連要飯的要到門口，也要準備一份錢來打發他們。就像老舍寫的《茶館》，茶館興旺也罷，不興旺也罷，蕭條也罷，瀕於破產也罷，反正總有一批人白喝白拿不給錢的。在城裏，要給流氓說好話，求他們照顧自己的生意。您想一想，市井無賴能夠照顧您什麼生意？不照顧您倒黴，您就得念佛！出外販貨，又怕盜賊搶劫。山大王對於商人恐怕是最有興趣的了。搶官府，那個不易！像梁山泊英雄智取生辰綱那樣子的事情，實在並不多見。劫平民百姓，又沒大油水。唯有富商，劫一個是一個，危險不大，油水不少。這一麵一定要劫，那一麵買賣又不能不做，為著安全起見，就和鏢行建立關係。官府既不能保護商人，商人隻好自己慷慨解囊，來個自己保護自己。一般說來，農人比商人為窮；就是大地主，隻要和大官僚不沾邊的，怕也沒有商人富有。然而，農人眼裏的商人沒有自己高貴。所謂“農夫笑”三個字，不是說農夫笑商人辛苦，而是嘲笑他們沒有完整的人格，說他們奸猾不實，中國商人的名譽不好，實在和老百姓的心理反感大有關係。商人處在這樣的位置，他們就隻有三條道路可走：第一條攀官吏，找官吏最好找大官作後台；第二條兼作地主，既作商人又作地主，便好像有了些身份，即使買賣不成也還有退身之步；第三便是委屈求存，甘受欺辱。好像《林家鋪子》的林掌櫃和《四世同堂》中祁天佑那種樣子。但這不是說商人的低賤，就比任何人都低賤，不過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下，總有些直不起腰杆。但中國人是最務實的民族，而且封建時代又是等級的社會，因此，商人既然有錢，他便可以高居於無錢者之上；而商人既然可以高攀官府，又可以賄賂官府；所以又有所謂的“店大欺客，客大欺店”的說法，這是等級社會的特點。也正因為有這兩個特點，中國商人的人格發展就產生了某種重大的缺陷。
其三，沒有良好的環境。首先是法律不重視商業，也不重視商人。因此，一旦發生糾紛，不論是商行間的糾紛，還是店務糾紛，解決起來於商人不利。其次是沒有必要的輔助條件，要商業服務的衙門可謂多而又多，為商業服務的機構卻是少而又少。商業全憑自己的努力，還要打點好三教九流。可以說大部分小商小販的生存，主要靠在夾縫中發展。另外，因為封建社會即官本位社會，官的俸祿很低，為官清廉的，到了死時，有的連棺材都買不起。如明朝的海瑞就是如此，漢代的張湯也很窮困。官俸如此之低，就限製了商品在社會中的流通，雖有大商大賈，沒有足夠的資金流通，正好和現代社會的通貨膨脹形成鮮明對比。看起來，貨幣發得太多，固然不好；貨幣發得太少，也有不利。封建社會以官為本，以農為本；以官為本，則金銀囤積於官；看著金山銀山，其樂無窮，不使它進入市場。以農為本，則保護自給自足，這就講到與農人的關係了。
其四，中國傳統文化，士、農、工、商，以農為本。而農民以自給自足為其經濟生活特點。商人無法和農民建立起密切的關係，也無法打破農民對自己生活的“壟斷”，於是隻好把眼光轉向城鎮，把利潤寄希望於皇親國戚，達官貴族，特別是皇帝的需要。但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證明，沒有廣闊的市場，商業不可能真正發達。資本主義時期，城鎮市場不足，就去農村；本國市場不足，就去海外；以大炮加工業的方法建立了多少殖民地半殖民地。作為農業國家，主要市場還在農村，如果農民都靠自己織布做衣服，那麼紡織工業就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中國封建社會，幾乎所有農民需要的東西，90%要靠自己生產，剩下10%就去集市上來點相互調劑，這樣的社會基礎，顯然於商業大為不利。
其五，從地理環境考慮，西北的絲綢之路，確有作用；東南的海上絲綢之路，也有很重要的經濟意義。然而中國是以封閉為主要特征的文明古國，而它的地理環境和文化曆史又決定了它一定要實行海內統一和國家一統。於是，在整個中原地區，就根絕了長久分裂的可能，也從根本上根絕了大規模的商品交流。從西方發展曆史看，地區的發展不平衡，國家的發展不平衡，於資本主義發生發展有利。中國沒有分裂，於農業是一大幸事；於商業並非幸事。因為它以一個統一市場的麵目出現，而這個市場實際上又是自給自足的，所以它就沒有了市場的意義。現在有專家就以為為了中國現代化建設順利發展，應該變共和製為聯邦製，甚至說如果古代中國出現永久性分裂，也未必就是壞事。但我要說，中國過去沒有分裂，不是壞事。現在世界已開始形成統一的市場，分裂更不合曆史時宜。連時宜都不合，就更不會長遠。西歐都在推進統一市場，因為如不統一，必然削弱競爭能力。中國自然要以一個統一的國家和統一的市場去麵對世界，不僅大陸不能分裂，還要把大陸、港澳和台灣結成一個有機的強有力的貿易整體。中國隻有一個，統一才能發達。在這一點上，中國古老的文化送我們到了新的曆史門檻上，使我們免除了分裂之苦。
綜上所述，可以這樣結論中國商業與商人的曆史地位以及商、農關係：
重農抑商政策是古代的一項必然性國策，它使得商農相比，商業和商人處於附屬地位：
工，即有技藝能進行物質財富創造的從業者。他們的待遇和中國商業與商人的地位極其相似。在他們內部，實行的也是嚴格的等級製度；在它的外麵，他們又是一支備受歧視的生產力量。因此，他們固然有很大的潛力，這個潛力卻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因為他們沒有遼闊的市場，也沒有必要的社會地位，在生存能力這一點上，他們比很多商人生活得更苦，更難。鄧友梅寫過一篇《煙壺》，那裏邊反映的苦難境遇很有點典型意義。
對於中國古代藝人的科學技術創造及其結構性缺陷，我們放在後麵關於中國科技曆史發展那個題目中再去考慮。
最後，講一講士、農、工、商，以農為本的“農”。
以農為本，也就是以農業立國。封建時代初期，它保護了社會的健康發展，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堅實的基礎。但是，後來它又限製了社會的發展。總是農業當家，就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於是中國的農本思想就陷於兩難境地，向前走，打破舊的模式，沒這個勇氣，也沒有這種力量；向後走，保持舊有傳統，又捉襟見肘，不能適應曆史的要求。農業處在兩難境地，農民也處在兩難境地。農民的解放，在於擺脫土地的束縛；而農民的生存又必須服從土地的束縛。西方資本主義之初，有一段火與血的曆史，是以犧牲農民的現實利益乃至犧牲他們的土地、他們的家園、他們的自由、他們的生命，作為代價完成資本原始積累進程的。這在中國不能接受。傳統中國已然不能接受，現代中國更不能接受。如果沒有外界的幹涉，完全靠中國內部機製的調整，那麼，自清末算起，經過一、二百年有可能走上這條道路，但是時機已過，時不我待，西方的工業觸角已伸到中國來，在這觸角的後麵，還有大炮和兵艦作為它的保護殼呢！農民處在兩難境地，反映在信仰上，安定時信仰皇帝，動亂時便親近宗教。可以說，曆次大的農民起義都與宗教有某些關係。不過起義的結果，卻隻能依舊回到儒家傳統的軌道上來，否則必定中途夭折，全軍覆沒。
以農為本限製了農民自身的發展，也限製了“士”的發展，又限製了“商”與“工”的發展。商與工都需要市場，最直接的廣闊市場，乃是吃、穿、用、行，這個道理在西方也是通的，總是先有紡織業，煤炭業，建築業，輕工業和交通業這些和國計民生有直接聯係的工商業最發達，然而才是重工業，才是機械業的發展。當然，它們也是一個有機結構，就是上述兩大部類有內在聯係，整個工商業有統一的活動機製。但在中國，農民的市場沒有打開，或不能打開，或不許打開，則中國的工與商永遠是頭重腳輕，隻能成為依附於官本位體製上的附庸力量。
以農為本，決定了中國傳統家庭在國家中的特殊地位，也決定了中國農民的生活其實就是傳統中國的一個生動的縮影。
首先，中國傳統農民既有強烈的依附性，又有突出的散漫性。他們的人格不能獨立；沒有皇帝，就有惶惶然不可終日的意思。因為小農經濟十分脆弱，如不尋求強力的保護，很快就會土崩瓦解。然而，小農經濟又是農業自然經濟，它十分分散，各自為政。現在實行承包責任製，有時候為澆水打架，你搶了我的地，我踩了你的地，鬧矛盾。昔時，土地私有，有錢者可以鑿井澆地，那是自己一統江山；無錢者隻好求老天爺恩賜。土地限製了他們，使他們一家一塊土地。因此，農民又有特別突出的散漫性，這種散漫性有時候達到了頑固乃至瘋狂的程度。
其次，中國傳統農民既有強烈的求同性，又有突出的專製性。一方麵，他是要“傻子過年看隔壁”的；一方麵他又要主宰自己的家庭。很多老實巴交的農民，一人家門，就成了皇帝，當然隻有男性老年者是皇帝，別人都是奴隸；奴隸也有大小，一級壓著一級。中國人的求同意識在世界上怕也是極其出名的，不夠天下第一，也得並列第一。求同性助長了中國人的愛國意識，鄉土意識，求同性又助長了中國人的保守精神，它使中國傳統文化既有很強的承受能力，又使中國傳統農民的應變能力變得很低。即使遇到造反這樣的事情，也常常是一哄而起，一方麵講求同，一方麵講專製。求同就沒了個性與創造性；專製又反對自由和平等精神，這實在是中國幾個世紀以來落後於西方的一大原因。
再次，中國傳統農民雖有強烈的現實精神，卻沒有相應的科學精神。講現實精神，中國傳統農民的理性要求不高，比如阿Q說他祖上比別人“闊多了”，有多麼闊，別人不去問，他也不去想。我們這些出身農家的人大約都知道，老人對過去的回憶都是現實主義的，他們最能記住和他們本人經曆有關的事情，而對於別的都是回憶加傳說而已。然而，他們對於生活要持現實主義態度，對於生產也是如此。因此，他們不需要某種嚴格的宗教信仰作精神支柱，也不能允許破壞生產打亂生產秩序的行為出現。可惜的是，因為他們缺少理性，缺少文化，缺少平等地位，所以他們對於科學技術，既沒有多大興趣，也缺少研究能力。
最末，中國傳統農民雖有強韌的吃苦精神，卻又處於高度的封閉性狀態下。能吃苦耐勞，練就了他們與天地奮鬥的勇氣。他們既要求天地的幫助，又要靠自己的努力。與其說他們寄希望於天地的幫助，還不如說他們更看重自己的努力。所以他們強調勤勞，反對懶惰；強調節儉，反對奢侈；強調克服困難，反對臨陣脫逃。然而，他們的世界是封閉的。封閉的環境，特別是封閉的主觀世界，限製了他們。使他們的眼光不能離開土地，去尋找別一色彩的幸福和光明。
總而言之，研究中國傳統文化，非研究中國傳統農業不可，士、農、 工、商，隻有農民才是最具資格的農業社會的代表。講落後方麵，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就代表了農業國國民性的落後一麵。那麼，先進的一麵呢？其代表就是魯迅先生。先生幼年生活在農村，他了解農村，他有許多農民朋 友；他愛他們，同情他們，可憐他們，又有點怨恨他們；哀其不幸，怒其不 爭，這是魯迅文學作品的一個基調。但先生是接受了中、西文化的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位偉人。隻有這樣透徹了解農民的偉人才能寫出那樣深刻的反映中國國民性的作品；他自己也才能成為中國民族之魂。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塑造了魯迅，又是魯迅引導了新文化運動。魯迅先生是徹底擺脫了土地束縛又回過頭來關心自己故土的一位偉人，舊文化造就不出這樣的偉人，新文化正需要這樣的偉人作開路先鋒。
三 儒、道、佛，以儒為本
古代中國是一個宗教寬容的國家，這可能是中國文化自古不絕的一個重要原因。西方是有宗教戰爭的，一打就是幾十年、上百年、幾百年，中國沒有。中國隻有世俗戰爭，沒有宗教戰爭。不同宗教之間也有鬥爭，然而和西方比起來，都是小打小鬧，而且最終可以歸於平和。中國的宗教要參與世俗事務，或多或少，都要有點關係，雖有關係，絕非領導關係，這也是和西方不同的。所以，直到今天，我國的宗教還有鮮明的關心世俗生活的傾向，這是值得自豪的和欣慰的。
在古代中國的意識形態中，儒、道、佛的影響最大。現在很多學者好講儒、道互補，即儒家和道家的學說互補。我在本書開始的時候，講過“共鳴說”，其實，儒、道、佛也是一種共鳴。儒學自然是中國的產物，道教也是中國的產物，佛教來自天竺，然而，慢慢也就中國化了，既已中國化，就成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好像一個人吃了羊肉，長了身體，羊肉的營養就化作身體的一部分，您想把它清除出去，不太可能，何況這比喻也不夠深刻。
從曆史發展的階段來看，中國自漢代以來的封建社會，儒學一直占據統治地位，就是說以儒為本，但它不是一成不變的。雖然我們已說過，中國儒學少有創造，隻會讀經，不能寫經，站在孔聖人麵前，總有些彎腰駝背。但是，儒學還是在發展的。以大的階段來看，自孔子至董仲舒為一階段；董仲舒開拓一代新風，至漢末為第二階段；魏晉南北朝為一過渡，自唐統一到五代十國為第三階段；宋明理學至清為第四階段。這幾個階段的發展，不是儒學一家的天下。第一階段，諸子百家爭鳴，未能分其高下。道亦有“道”，儒亦有“道”，陰陽家亦有“道”，法家、名家亦各有其“道”。這個時期，對於中國的文化自覺與形成有著首屈一指的重大作用。西方人不能沒有古希臘文化，中國人則不能沒有先秦文化。東西方文化各有千秋，古希臘和先秦文化就是它們各有千秋的奠基階段。先秦文化是自由的文化而不是專政的文化。孔子學派，隻是奇花一朵，不是一花獨放。論其現實效應，誠不如法家；論其思辨能力，又不如道家；論其接近人民疾苦，複不如墨家；論其關心天地鬼神，亦不如陰陽五行家。但它也有自己的特殊作用，講人事、講禮義，講天下應歸於一統，則首屈一指。後來，漢代興盛，需要一個統一的思想作為中央集權製度的理論依據和輿論指導，於是董仲舒出來，推薦了儒學；劉徹（即漢武帝）遠見，“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件事其實秦始皇原本就該辦的，但那看來太不容易。因為秦始皇一個人橫跨了兩個時代：前半生在於統一六國，以戰爭為主；後半生終於統一了天下。情況變了，然而人的思想不是一個晚上就可以改變的。何況說他是一位統一六國、開拓中央集權製偉大帝國的創始人，你讓他把昨天還熠熠發光的思想改變過來，那個辦不到。不但不能改變，他還要繼續強化它。結果，以自己的行為導致了天下大亂。到了漢武帝時候，社會安定已經有了好幾代人時間。漢初講無為而治，人們已經有些不大耐煩；武帝提出“獨尊儒術”的主張，既適應了中央集權體製新要求，也符合他當時的社會現實背景。但是，董仲舒的儒學，其實和孔夫子並不一樣。孔夫子講過“天不變，道亦不變”嗎？當然不能因為孔夫子沒說過這句話就說它不合孔子原意。實事求是地說，隻有孔孟之說，不能成就漢代儒學的宏大景象。董仲舒雖然認定自己是純而又純的大儒，但其學說已經不那麼純了。他的儒學是把陰陽五行學說和孔孟學說結合起來，以孔孟為主體的一種新的儒學。當然這也不是董仲舒一人之見。我們看《黃帝內經》、《淮南子》等漢代名作，大致都有這麼一個特點，一方麵推崇儒學，一方麵又沒有忘記把陰陽學說和道家學說的某些重要內容請到儒學的體係中來。而這個時候——至晚在東漢，佛學也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中國來了。開始時漢人對佛學有很大誤解，以為和道家學說差不許多，甚至當時的某些佛教徒也自稱為“道術”。例如牟子《理惑論》就把佛教看成96種“道術”之一。漢代雖獨尊儒術，但如果無陰陽五行學和道家學說的地位，就不可能對佛學持這種寬容的態度了。反過來，佛學初人中國，便被接受，可知中國自漢代時就對宗教問題持以寬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