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太陽與它的影子
這裏討論的主要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範疇問題。範疇一詞屬於哲學用語，我把它借鑒過來，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一個命題。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具有自己特有的、重要的、無法更改更不能遺失的基本內容。這些內容，或者是與中國傳統文化血肉難分的，或者是與別種文化有顯著區別的。比如羅馬文化，它留給人類的遺產主要是三個方麵，即拉丁語、法律傳統和古建築；西方文化，它最重要的文化源流是古希臘文化傳統、古羅馬法律傳統、基督教傳統和文藝複興以來的近代傳統。如果把這些最基本的內容忽視了，甚至丟失了，那就不是西方文化了。
這裏討論的中國傳統文化範疇，包括8個層麵，即神鬼與信仰文化、傳統性文化、軍事文化、科技文化、文學與藝術、古代建築文化、中醫文化與武術文化以及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
一 幽默鬼神、敬畏權貴
——中國的神祗與迷信
宗教是一種文化，神祗是一種文化，迷信也是一種文化。然而文化與文化有不同。中國文化在這個方麵的典型表現，概括起來，就是三多：宗教多，神祗多，迷信方式多。
宗教多。中國的宗教之多，可稱世界之冠。世界三大宗教，中國都有，雖信徒有多有少，影響有大有小，卻能夠三教並存，除去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這樣世界性的宗教以外，中圈還有土生土長的道教，中國化的佛教——禪宗。有人把儒家也算進去了，稱為儒教。雖然不太妥帖，並非全無根據。這樣說來，世界上大的宗教，外國有的，中國都有，外國沒有的，中國也有。不但宗教眾多，而且教派更多，僅以佛教為例，先後在中國出現的就有成實宗，俱舍宗，三淪宗，法相宗，天台宗，華嚴宗，律宗，淨土過，地論宗、攝論宗，禪宗，密宗，涅槃宗，此外又有藏傳佛教——喇嘛教。，一喇嘛教又有紅教、花教、白教、黃教、黑教之分。禪宗還有五家七宗之別。這七宗是：溈仰宗、臨濟宗、黃龍宗、楊岐宗、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此外，還有民間宗教組織，如後來成為明教的摩尼教，明正德年間山東即墨人羅清創立的羅教，流行於元、明、清三代的白蓮教，白蓮教中又包括明代的紅陽、淨空，黃天、西大乘、東大乘、清代的弘陽、龍華、收元、八卦等教派。前前後後約有一百多種之多。這還不算受西方影響，拜上帝為尊，卻又與《聖經》無涉的太平天國的拜天地會和設立神壇，宣揚諸神附體刀槍不入的義和團。中國宗教之多，教派之多，流傳之廣，影響之雜，稱得稱不得世界之最也未可知！
宗教多，神祗更多。中國的神祗，有自然神，有宗教神，有文藝神，也有民間神。道教本是神鬼的天下，神祗之多，也難盡知。佛教也是多神之教，東、南、西、北，各有菩薩金剛無數。這和基督教不同，和伊斯蘭教也不同。基督教早期傳統，雖有幾位耶穌的信徒，但上帝隻有一個，耶穌也隻有一個，雖有聖父、聖子、聖靈之說，畢竟三位一體，還是一神。伊斯蘭教在穆罕默德正式立教之前，神祗多些，但絕不能和中國的道教或印度的佛學相比，後來經過穆罕默德的努力，也同基督教一樣，成為一神教。
道教，佛教，還有民間宗教，三家相互借鑒，又增加了許多新的神祗，在彼稱為菩薩，在此稱為真人。加上皇帝也要封神，儒家也不落後，文學家似懂非懂之間，又創造出許多讓宗教界莫名其妙又無可奈何的神仙鬼怪；民間更有獨特創造，使得中國的神祗成一大網絡，恐怕應編一專門辭典，隻憑讀書看報，總難說得明白，也難寫得清楚。
中國的神祗就其性質來說，有自然神，如雷神、雨神、風神、閃神、星神、月神、湖神、河神、木神、石神、土神、火神、井神、灶神、床神、道神、燈神、門神、蠶神、鳥神、龍神、虎神等等。可以這樣說吧，凡有一物，便有一神。
又有文學家創造的神靈，如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薑子牙，聞太師，黃飛虎，托塔天王李靖，金叱、木叱、哪吒三太子等等。這種神祗，雖出身文學書籍，同樣有神有靈，君不見義和團壇主們畫符托將，就常有孫大聖下凡，助他們一臂之力。
還有皇帝封的神祗，如關雲長，如孔夫子，如嶽武穆，如鍾馗等等。
但最多也最有影響的還是宗教組織供奉的神靈，如佛教的如來佛，觀音菩薩，文殊菩薩，燃燈古佛，大肚子彌勒佛，四大天王，五百羅漢，護法神將。道教中的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玉皇大帝，三天君，五老君，太微天帝君，青靈帝君，赤明天帝，南極尊神，又有二十八星宿，十六靈官，九地靈官，四功曹，以及真人、仙人等。神柢無數才最具中國民族文化特色，其神之多，難以勝記。
這些神祗，前後交錯，左右貫通。以民族人士為多，當然首推道教。道教的神仙，上自天尊，下到黎民，三教九流，什麼出身的都有，而且凡人間有一物，道教就有一神；凡人間有一事，道教就有一法。道教不愧是中國的宗教，其神鬼之多，無所不在。既有管天的，也有管地的，還有管人的，更有管鬼的。最奇妙的是，人體也有神靈。因為道教認為人體本身就有一個小天地。既是小天地，就該有也真有四時五行諸神。《上清黃庭內景經》中專門為人體確定了八大神宿王，二十四真人。
除此以外，還有三屍神，更是了不得的神靈。您聽評話講古，講到書中人物大動肝火的時候，就要用一句套話，叫做“三屍神暴跳，五靈豪氣騰空”。到了這個時候，再請什麼樣的和事佬，怕也平息不了這位發火者的怒火了，因為，這不僅是發火人在發怒，而且他身上的神靈都憤怒起來了，想咱們土頭土腦的凡夫俗子，哪裏勸得轉來？
不僅這個，中國民間又為神祗增添了不少新鮮血液。例如中國古時行業眾多，有人說360行，有人說不止，有36000行，不管多少行吧，有一行就有一位祖師，這祖師就是神仙，保佑該行業逢凶化吉，平平安安。例如：
理發業祖師為呂洞賓；
鐵匠行的祖師為太上老君；
裁縫業祖師為軒轅氏；
玉器行的祖師為邱處機；
織布業祖師為黃道婆；
錢莊彙票行的祖師為關雲長；
火腿業祖師為宗澤；
妓女行的祖師為盜蹠：
釀酒業祖師為杜康；
木匠行的祖師為魯班；
茶葉行祖師為陸羽；
紙匠行的祖師為蔡倫；
豆腐業的祖師為樂毅；
眼鏡行的祖師為黃帝或鬼穀子；
製筆業祖師為蒙恬；
油漆行的祖師為吳正真人或葛洪；
梨園行的祖師為唐玄宗；
評話祖師為柳敬亭。
如此等之，不一而足。
有人歸納中國的神祗，認為可以分為六大類，即第一天之屬，第二地之屬，第三人神之屬，第四鬼神之屬，第五行業之神，第六靈怪之屬。大抵全麵，或可概括。說到靈怪之屬，中國的神靈一下子又多了無數。說道教的神祗無數，那有點形象的意思，本人才學不夠，弄不清楚。道教中人，自家神祗，自不能錯，神口多少，必有定數。但靈怪之數，真真無數。不說別的，單說一部《聊齋》就創造出多少鬼魂狐仙；一部《太平廣記》，又寫了多少神狐社鼠。古代中國是泛神國家，大凡世間之物，沒有不可以成神成仙的，如樹木，如草蟲，如狐兔，如虎狼，如豬狗，如溪水，如煙火，如用具，如院落。天上的星星無數，陽世的人口無數，陰間的鬼魂無數，神界的仙怪無數。
中國的神祗雖多，來源雖廣，既有本鄉生本土長的同鄉黃土之神？也有來自異域它邦的歸化我土之神。但不論來自何處，降於何方，到了中國，久而久之，就有了中國的特點。熏陶既久，個個染上中國文化的味。以文化學角度理解中國的神祗，大約有三個特點：
一個特點，諸神和睦相處，濟濟一堂。依照宗教的本義，本有強烈的排他性。中國的儒、道、佛的鬥爭，也曾十分激烈，但終於能夠共處一方，不再爭鬥。中國的神祗更有這個特點。《西遊記》的作者大約對佛教更多好感，也因為他寫的主人公全是和尚，所以，《西遊記》中的和尚要比道士高明而且正直，受欺負的往往是和尚，取得最後勝利的也是和尚；道士有好有壞，妖怪入教，多為道士；但也不是一味批評，例如孫大聖的第一位師父，就是一位得道的仙長。《封神演義》於佛教沒多大興趣，或者也是因為書中人物的關係，雖也寫到西方，卻仿佛讓西方宗教諸神個個成了道土。道士法力無邊，卻有好壞之別，最後正義獲得勝利，死去的人也就不再爭鬥，一塊登封神榜，成了後世的神明。到了《紅樓夢》，對佛、道兩家，態度公允。寫一僧一道，好不親密；為著頑石下界一件事情，四處奔走，同心協力。《紅樓
夢》大約最可以代表中國人的心態。中國人既希望人世間的安寧，也希望諸神諸化諸靈諸怪，能夠相互理解，相安無事。我記得小時候在鄉間，每到年節，我祖母總要虔誠地禮拜神佛。有一個儀式，就是點上香火，擺上供品，站在院子裏，依照東、南、西、北的次序，順序叩首，禮拜四方。她自己拜了，也叫我拜。那時我上中學，懂點無神論道理也從小說中知道點神怪的知識。就問她，向著四方叩首，’叩的是誰？她就認真地和我說，東邊叩的是東海龍王，西邊拜的是如來佛祖，南邊拜的是觀音菩薩。那麼北邊呢？她老人家不知北邊是什麼神仙在主持神界的工作，不妨化莊嚴為一笑，就說北邊拜的是毛主席。中國神仙可以和平共處，人神心念亦通暢無阻。
一個特點，神明無所不在。中國人信神者中，少數人信奉宗教，理論精通，信仰明確。多數人恐怕都有點孔夫子敬鬼神而遠之的精神。他們雖敬鬼神，卻不知道鬼神都有哪些，都在哪裏？但他們相信，離地三尺有神明。我就聽很多老年人說過，神明無處不在，眼睜睜看著人間呢？這種信神觀念，其實是和儒家思想的影響相通的，儒家不言“神、怪、力、亂”，但它堅決主張仁、義、禮、智、信，在這一點上，神、人相通，找到了共同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一個特點，中國神祗特別富於人情味。西方的神，如上帝，是高高在上，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至高無上的唯一的神明。中國的神鬼靈怪卻有同。他們當中既有好神，也有壞神；既有法力無邊的神仙，也有凶神惡煞；既有一塵不染的神仙，也有貪吃貪喝的神仙。他們也犯錯誤，也受懲罰，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升有降，有時也要開殺戒，有時又要戀女色，有時不免酒貪杯，誤了公事，有時又要思凡下界，過幾年民間生活。太乙真人為著自己的徒弟，也曾向靈山一拜，口稱“徒兒要開殺戒了”，就把個石磯娘娘化為一塊頑石；呂洞賓吃了幾杯水酒，不免心搖意蕩，就戲開了白牡丹；天蓬元帥因為貪花好色，調戲了嫦娥，結果落一個豬頭豬腦好不晦氣；二郎神的妹妹喜歡上劉延昌，就自作主張和他結成了夫妻。《聊齋》上的鬼狐，《太平廣記》上的神聖，雖然與我們人類有別，但他們大多美麗、智慧、心地善良，願意幫助人類，熱愛人生，也希望人類理解、幫助他們。雖然文學上的神鬼不等於宗教意義上的神祗，然而在一般中國人心裏，卻也沒有太大區；別。而且，一會兒，我們就會看到，在很多情況下，中國的神祗，不僅有醇厚的人情味，他們有了困難，還需要人的幫助呢！因為有這樣的文化背景，所以徹底無神論的傑出人物毛澤東，在懷念他的第一個夫人楊開烈士及柳直荀烈士的時候．才能產生那樣瑰麗的幻想，無比生動感人地寫出那樣美妙的詩句：
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飆直上重霄九。
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廣袖，萬裏長空且為忠魂舞。
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也許我們所聞所見太少，我找不出與毛澤東同代的異國人物中，有哪一個無神論者寫出過這樣色彩斑斕，忠魂與神話交織在一起的美妙詞章？畢竟毛澤東深諳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又滋養了他。
宗教多，神祗多，迷信方式也多。基督教講究的是皈依上帝，請求寬恕。伊斯蘭教信奉的是真主，克恭克敬，一心做真主的奴仆。中國人與他們不同，中國最盛行的乃是神人合一。如果說，基督教徒最重要的事業是對上帝的崇拜，那麼，中國人最常見的就是與神鬼周旋。他們對神佛沒有定見，對於宿命優劣，對於吉凶禍福倒特有興趣，上至皇帝，下至黎庶，於種種迷信方式，各有各的選擇。
中國的迷信活動，大致可分為四大類。這四類是：宗教迷信，讖緯迷信，巫術迷信和數術迷信。
宗教迷信主要指道教和佛教。道教土生土長，很多方式都與巫術，數術相近相似，不過更多些理論而已。道教作為中國僅次於儒、佛影響的大宗教組織，它有完整的理論、體係和嚴密的組織形式。但從民間接受者這一麵看，更多的還是給以迷信理解，還是希望能通過道教的神靈解決自己的問題。道觀香火不斷，去請教《道德經》《南華經》和《黃庭經》的為少，還是祈福求子的人為多。遊方道士，出遊四方，如果施主家中沒有特別的需要，一般也就沒有特別的熱情。佛教和道教不同，其本意在宣揚“四大皆空”，普度眾人脫離輪回之苦。但到了中國，佛經本義一般不受社會和一般人民的重視。士大夫文化多些，聰明多些，在研究悟性方麵和佛教共鳴也多些。一般百姓，對佛教的態度與對道教的態度大致相同。有鄉村老太太，去佛寺求香還願，希望佛爺賜給她一個大胖孫子。這要求好笑。佛學認為人生原本一大苦事，躲且躲不過，哪裏還有濫施佛法，給您一個大胖孫子的道理。不過接受者如此，宗教終亦無法施為。到了後來，連很多下層僧眾也起了變化，少林香火很盛，但最出名的怕還是那裏的武術。魯迅先生曾有一個和尚師父，在寺為僧，出寺便成家，還生了好幾個和尚師兄。有一次，魯迅問及於此，那師兄便給他來個金剛怒目式，大吼一聲：和尚不生兒子，小和尚從哪裏來？
巫術於中國曆史最久，比之佛教、道教，資格更老。有學者給巫術下定義，說：“幻想通過喚醒著於某一具體或個人身上的一種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從而對這些物體或個人施加影響與控製的行為，就是巫術。巫術與宗教之不同在於它不涉及神靈觀念。”通俗地說，早期巫術作為人和自然溝通的一種精神方式，後來就和政治發生關係，又和醫學發生關係。但中國文明有早熟特點，所以巫術在中國上層社會不能久立不衰。殷代巫術，最有地位，也最有勢力，軍政大事要請他們預卜勝負，發表的意見於政治集團和社會下層均有很大影響。《孟子?公孫醜上》趙岐注上還有“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的話，但到春秋時期，大體上已經失去光彩。有深信不疑者，也有決然不信者。軍政大事求助於巫術的越來越少，諸子興起，醫學也興起。諸子興起，就取代了巫術在統治集團的發言權利。醫學的發展，又取代了巫術治病看病的特殊權力。巫醫原本不分，至春秋戰國分道揚鑣，從此勢若參商，不再往來。扁鵲有“信巫不信醫”之說，發表宣言，從醫學中徹底革除巫的地位。但巫術作為一種比較直觀的簡易的沒有多少理論卻十分實用的迷信形式，秦漢以後，雖然在社會上層已沒有那麼崇高的地位，卻依然盛行。反對者不再追究他們，儒生也很少對其引起注意，大約總以孔夫子對鬼神的態度為準則，敬而遠之，或不敬而遠之。而其在民間的影響，直到清朝滅亡，民國成立，甚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都未曾完全消失。
讖緯。讖緯雖合稱，卻各有含義，“讖”是一種“詭為隱語，預決吉凶”的預言。這預言被認為出於上帝，符合天意。“緯”是方士化了的儒生對於儒家經典進行神學式解釋和比附的著作。“緯”相對於“經”而言，又以溝通“讖”與“經”聯係為目的。讖緯的資格遠不如巫術，戰國以前，未見史籍記載。自秦代始，方有記載，史稱“秦讖”，對於社會發生影響。據說秦始皇派方士盧生人海求仙，仙藥未得，得一仙書，上麵寫有“亡秦者胡也”。這件事和秦始皇派重兵戍邊，修築萬裏長城都有關係。但讖緯的興盛，還是在漢代。東漢的中興皇帝劉秀，特別迷信此道，發癡發呆，篤誠不移。後來，漢章帝還親自主持，專門組織儒生和博士聚會白虎觀，議論五經同異，用讖緯解釋經義，應該說，漢代經之地位未曾動搖過，但從董仲舒提倡天人合一，天人感應開始，就為讖緯的興盛埋下了伏筆。讖緯作為經學的補充，在漢代有很大影響。到了漢代末期，讖緯開始衰落。一方麵因為儒生的反對，更主要的是外來的佛教，內應的道教遠比讖緯來得理論周詳，更有吸引力也更有說服力。但讖緯這件事後代還有，唐代時有，明代時也有。而且明朝的“推背圖”還曾經名噪一時。讖緯一般地說，和老百姓關係不多，所以，它的根子不深，於統治者的久治久安也作用不大，所以它又有些忽冷忽熱。大約在朝代交替和社會動亂的時候，作用就大些，在統治者特別重視的情況下，影響就多些，其不能與佛、道、乃至巫術、數術相比，原因在此。
數術。數術種類很多，概括地說，影響最大的還是占卜和相麵。占卜、相麵都是用來預測吉凶、推斷命運的一種法術，古稱“數術”。根據《漢書?藝文誌》記載，中國古代預測吉凶的“數術”可分六大類：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天文”即日月星辰之占，後來成為星象命象之學。“曆譜”，用考察舊曆的方法推算吉凶，後來的選擇、建、除、叢辰就屬於這一類。“五行”是按照“金、木、水、火、土”“五常”運動中的相生相克關係推算吉凶，這方法在中國流傳極廣，漢之後衍化出太乙、遁甲、六壬三種形式。“蓍龜”即占蓍卜龜，後來的．簽占、卦占、棋占、牌占、杯跤、金錢卜皆源於此，相形之下，隻有相麵和看風水可與之相比。“形法”包括堪輿與相術，堪輿說白了就是看風水。“相麵”內容繁多，但以麵相為主，故俗稱“相麵”。此外，凡依氣象、草木、禽獸、山川、夢幻等現象的變異而給以吉凶推斷的，都稱雜占。
如果說，讖緯主要是統治者喜歡和崇信的一種迷信方式，那麼數術就有雅俗共賞的特點，還特別和中國民風民俗有密切關係。其在中國文化中的影響，雖不若佛教、道教、讖緯等等官方肯定的形式盛大，卻比這些形式更為普遍，影響更為持久。這大約和中國是一個文化不高的農業大國有關，又和中國的儒、道、佛共同影響，產生某種共生效應有關。中國人對於神鬼亂力之事，不甚信，亦不甚不信，信與不信之間，就給數術的傳播提供了廣闊的餘地。您要信，就可以“數術”一用；您不信，也不妨害別人“數術”。數術後來專門成為一個行業，在街上擺攤算命，到家庭觀看風水。大凡建宅，嫁娶，亡故，買地，問吉凶，問善惡，問前途，問禍福，問子息，問壽數，問離合，都和數術發生聯係，數術實際上已成為中國古代文化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之《紅樓夢》《金瓶梅》這樣的著名社會小說，都有相當的篇幅對此予以生動的描寫。
中國人的迷信不能視為宗教，可宗教一人中國的迷信之道，很快就失去了宗教的本義，成為新的迷信。
究其原因，與宗教文化的接受者有關。宗教也好，迷信也好，眾多到無數的神祗也好，它們的命運既在它們自身，又在接受者這一麵。兩個因素相互作用，決定它的興衰和漲落。它們本身的作用，自然也不能忽視，不然，為什麼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能夠成為世界三大宗教，別的宗教就未能如此。但接受者這一麵實在更為重要。這好像一本書，它自身的價值自然也是重要的，但人們怎麼理解它或許還要重要。好比李白杜甫，生時景象不同，但後來都成了中國唐代最為傑出的大詩人。李白生時即得意，大約和他的詩風更近於當時的社會需要有關。唐玄宗正在和楊貴妃大談戀愛，大唐世界表麵上還歌舞升平，自然道家傾向明顯的李詩更招人喜愛，沉鬱雄渾的杜甫就有點不討人喜歡。但安史之亂即起，人民流離失所，皇帝也跑了，妃子也死了，江山破敗，兵荒馬亂，這個時候，就看出老杜的好處來了。大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不會對老杜有太多興趣，但又沒有李白那樣浪漫的情思，雖然陶生也早，不知道後來的世界上還有這麼兩位詩壇巨星。
中國傳統文化中包括著迷信、神祗與宗教，也接受和改造了迷信、神祗與宗教，中國文化對待它們的態度，有如下幾個特征：
第一個特征：神鬼世界儒學化，以為神鬼靈怪不過是人生的放大樣。
中國的宗教作為宗教而言，比不過外來的佛教。因為佛教的立論更博大，更空靈，更超脫，更有概括性。中國本鄉本土的神靈遠沒有佛教神祗那麼神乎玄乎，卻比佛教的神祗老實厚道。他們通人事，願意在人的世界居住，和人們來來往往。狐鬼思念人生，樂意與生人為親為友為家，神仙也思念人生，同樣以和生人為鄰為友為樂。西方的神話，神仙到凡間來，為的是拯救凡間，改造凡間。最不濟的，目的也在幫助眾生，超度眾生。中國的神祗則不同，他們也有和人間近似甚至一樣的倫理生活，也有和人生近似或者一樣的喜怒哀樂，他們有時偏願意和平凡到極點的人類交朋友。他們關心塵世，甚至於超過關心上天，對於塵世有一種戀戀不舍，欲舍不能的與凡人同構型心理。比如灶王，比如門神，比如八仙，比如孫悟空，豬八戒，比如封建社會中的各位神明。他們一旦成佛作祖，便要無所事事，好像武鬆上梁
山，再沒有昔時的英雄和個性，從此坐一把虎皮交椅，成為沒有多少個性的跟別人一樣的人。在中國，神鬼與眾不同，神鬼不是人的拯救者，他們雖然也法力無邊，好做善事；然而，他們又都有各自的缺點和弱點。他們不能包攬一切，甚至連管好自己的事情都有困難，正如凡間有好人也有壞人一樣，上天有好神也有壞神，陰間有好鬼也有壞鬼，自然界有好“妖”也有壞妖。中國的神界人物，大體上可以看作人世的一麵鏡子，看到李靖，就使您想起了賈政；看到哪吒，又想到了人間淘氣的兒童。魯迅先生說中國的鬼沒什麼可怕，畫來畫去，不過頸子長出二、三尺，眼睛有些古怪，五官有些移位而已。中國的這種神鬼觀念，使中國人對神鬼總有點將信將疑，半信半疑。不錯，中國有為皇帝殉身的，有為丈夫殉身的，盡忠盡節，盡孝盡義，但是，少有為宗教獻身的就是從峨眉山巔的光環中跳下去的人物，一大半也在解除自己的煩惱，至於讀經不讀經，信佛不信佛那還是其次的事。
第二個特征：神鬼靈怪，寧信其有，莫信其無。
中國的鬼神親近人生，又能影響人生，好的神鬼固然可以使人生活得更為愉快，比如您若有幸碰到嬌娜，碰到鴉頭，碰到聶小倩，碰到小翠，碰到嬰寧，碰到白娘子，碰到畫中人，碰到七仙女，碰到龍女。您快活不快活？雖然您不一定非和這些可親可愛的神靈有什麼荀且之事，就是交一個朋友，也是一大幸福。但是也有的神靈，卻又教您頭疼。比如碰到了未曾出家的好吃懶做的豬八戒，碰到了誰見了誰得到黴的喪門神，碰到專好搬弄是非，又愛伸著脖子向後看的申公豹，碰到了偏愛幹涉別人自由婚姻的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碰到了讓孫悟空經常腦袋疼，又愛念佛又愛受騙又愛咒人的唐三藏，碰到了把妹妹壓在大山之下，使她永無天日的二郎神，碰到了教子無方，膽小怕事，有了麻煩先讓兒子頂著後來又天天托著寶塔使兒子害怕的托塔天王李靖，碰到了有香不燒有佛不念專愛管人家夫妻私生活的法海，以碰到了白骨精，碰到了黑風怪，碰到了抓住活人開膛就吃心的馬元，碰到了吃人不吐骨頭的九頭獅子怪，您說您怕不怕？您縱然半點畏懼也沒有，我也衷心地希望您最好不碰上他們。
中國封建時代，屬於等級社會，等級森嚴，人身依附關係嚴重。人們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所以他們心理是矛盾的，有時候是僥幸的；他們的意誌是薄弱的，有時候又是易於波動的。他們希望好運，卻常常碰不到好運：他們相信好心必有好報，結果常常好心並無好報。越是生活在下層的人民，越是無權無勢無財無勇，因此，他們希望能多出幾個清官，縱然沒有清官，就是出幾個清“鬼”也好，所以人們一樣的熱愛鍾馗、熱愛門神老爺，熱愛各種各樣肯於或大概肯於幫助自己的神靈。就是楊白勞，逃債在外，到了年除夕，還不忘給女兒買一段紅頭繩回來，又不忘請兩位門神保佑自己合家平安。和女兒把門神貼好，希望“大鬼小鬼，討債鬼，逼租鬼，還有穆仁智那個缺德鬼”，讓他們一個一個都進不來。可是結果呢？門神終於擋不住這些人間惡鬼，最終還是逼死了楊白勞，搶走了喜兒。
中國人對神靈抱著一種寧信其有，莫信其無的態度。說得更確切一點，是抱著一種寧信其善、莫信其惡的態度，這反映了中國人的一種渴望、一種希求。
中國文化傳統，對於神明的敬重是有限的，因為它有限，所以才沒有出現歐洲中世紀那種人神顛倒的極端異化現象；但也因其有限，也就少有十八世紀歐洲無神論者那種大無畏的批判精神和戰鬥風格。中國的迷信纏綿得很，雖然不容易使人得什麼要命的病症，卻可以讓人連年累月，不斷地感冒。
第三個特征：從天人感應到入神互動。
中國的迷信是儒家化了的。然而與孔孟相去較遠，與董仲舒相去較近，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理論，在中國影響很大，自然也影響到迷信。天人合一的理論，說明了人、神之間並沒有特別的難於逾越的鴻溝，彼此隔天相望，大致相差無幾。董仲舒又主張天人感應，這思想也很深刻，影響也很普遍。但天人感應理論過於高深，非一般沒有文化的小民所能深知。但這思想無疑對民間生活有重大的浸潤和指導作用。反映到迷信方式上，就
從天人感應轉化為人神互動。中國的神仙可以左右人生，但中國的人生也可以左右神仙，雖不能左右一切神仙，盡可左右相當數量的神仙。中國人好算命，好占卜，好發符遣將，捉妖降怪，算命一事為盲人所為，馬三立說相聲，就嘲笑這個，說你睜著兩隻眼睛還看不明白呢？他雙眼失明您倒向他請教，笨不笨？但中國人喜歡信這個，既然喜歡信，也就容易信。盲人可以算命，因為凡人可以通神，隻要通過某種形式，就能得到神明的幫助，算出你的吉凶禍福。算命不是科學，但也不是宗教，算完了，給算命人一點錢財即可，也不需要向著指導算命者的神靈叩頭，甚至隻問前途，連神靈是誰想也沒想。算命如此，占卜，也如此。占卜可以推知未來，那占卜所反映的未來情況，是否有神明啟示？想來一定會有，倘若沒有，就成了隨機原則，就是占一萬次也沒有用。可那神明是誰？信卜者無從問起，也不想發問。還有發符遣將，驅除邪祟，這個更無可解。道士本是凡人，凡人豈有調動神鬼的權利，然而符咒又代表了最高神靈的意誌，想驅邪就驅邪，毫無古怪之嫌。西方的宗教人士，隻能帶領天下芸芸眾生向著上帝懺悔，請求贖罪。而中國的神職人員，豈但巫師，甚至看過幾頁《黃庭經》或者《推背圖》的，就可以直接和神靈對話。必要的時候，就叫一位神仙下凡，幫老百姓幾件難事。中國的神職或非神職或半神職人員出入人、神兩界，隨隨便便，好不快活！
第四個特征：禮尚往來，用糖堵嘴，和神鬼賣弄實用主義。
中國人相信神佛，卻不崇拜神佛。不但不崇拜，甚而至於還有點戲弄神佛的意思。中國最為常見的神祗，恐怕就是灶王。灶王的傳說有好幾種，一般供灶王的人也不管這些，也不去問他的來曆與形狀，也不管他老人家姓什麼叫什麼？中國人敬灶王，就是家裏很窮，隻要沒窮到揭不開鍋的程度，必定年根已到，要“請”一對灶王夫婦還家。而且態度恭敬，不敢怠慢，雖然花錢，卻不敢說買，一律說“請”。看起來，對這種神祗是夠尊敬的了，然而，骨子裏卻全然不是這樣。據說灶王爺一年要回到天庭一次，行期固定，每年臘月23日。到了上界，便向玉皇大帝彙報，這家人的情況如何，行為如何——真不知道年節時分，玉皇有多麼忙呢！下界家庭如此之多，不要說聽，就是畫圈也畫不完哩！灶王要去彙報，但老百姓心裏沒底，說好還好，倘若說壞，那還了得？而且這件事還無法和灶王爺商量——神仙嘛，總是剛直不阿的。況且人人都有錯誤，“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欠收的那天，也曾咒過上天一次；孩子淘氣，又曾咒過上天一次；七月七講故事，講到王母娘娘，好像也說了幾句不恭不敬的話。倘若這些事情一並報告了玉皇，明年豈不更加遭殃？於是聰明的中國人就想出了好辦法，他們知道神仙其實也喜歡吃糖的，於是發明了粘粘的糖餅糖瓜，隻消吃上一口，立時把牙粘住，管叫你十天八天說不出話來。於是，灶王再到天庭，雖欲據實彙報，隻是張不開嘴，實在沒法可想。這樣的事，年年進行，灶王爺便年年上當。真不知道中國的神仙——至少灶王，怎麼就那麼饞，而且就這麼笨？又奇怪聖明無比的玉皇大帝麵對著一個個粘著牙齒，連話都說不清楚的灶王夫妻，怎麼就沒有從嚴查問過一次，以便把下情真弄明白？中國人對付鬼神，總有一點自己的辦法，就是堂哉皇哉的道教，也主張在庚申日，晝夜不眠，要守住自己身上的三屍神，不讓他們上天去給統治者們說自己的壞話。中國的上帝好糊弄，神仙也好欺騙，小百姓沒有別的辦法，隻是以騙取勝，討個安寧。這大概就是中國人為什麼直到今天，還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憑你使出什麼法寶，一遇糖瓜粘牙，便讓你說不清楚。嗚呼哀哉，可憐的神仙！
第五個特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雖有厄運無數，著著皆有破法。
中國人怕厄運。舊時代，出門都要查看“黃曆”，黃道吉日才敢出行，否則就是壓在土牆下邊，也不敢動土（侯寶林相聲語）。但中國人據說有一套對付厄運的辦法。據魯迅先生研究，日本人屬羊的女子是十分不幸的，至少在20世紀30年代還是如此。據說屬羊的女人一旦出嫁，便要克夫，所以自私自利的大男人們，就寧可不娶媳婦，也不娶屬羊的女子。中國人也有這個傳說，然而不怕。因為我們自有一套對厄運的“破”法。怎麼破？先使女子和一個木頭人結婚。因為屬羊即要克夫，就先讓他克一次，克過去，就沒事了。日本人比中國人固執，不相信這個，大概在他們看來，就是克一百次，隻要是屬羊，還是要一連串地克下去的。也許這和他們沒有認真研究過“易”有關，不明白相互轉化之理；也和他們對於神道過於虔誠有關，信仰堅定，近乎固執！中國人可沒那麼固執。我們懂陰陽，有辦法，祭神，如神在。這還是孔夫子說的哩！所以中國人迷信固多，辦法也多。比如鄰居家死了人，按理要去燒紙，不燒紙不合古禮，去燒紙又怕把死鬼帶回家來。您想想，好心好意去給死人送行，結果沒把老朋友送走，反把老朋友的鬼魂引到家裏來了，豈不大為糟心？可是這個難不倒我們的智慧的祖先。怎麼辦呢？燒紙的人剛剛出門，就在門口灑上一道灶灰，從大門的這一端到那一端，正好半圓，堵住門口。於是，鬼魂雖欲跟來，也就進不了門了。碰在灰上隻好悻悻離去。為什麼，一遇灶灰就能擋住鬼魂？這個您就不用管了。信不信由您，反正別人都信，您若不信，一旦跟來鬼魂，隻怕悔之晚矣。又有族中久乏子嗣，好容易生了兒子，怕養不大，於是想出種種辦法，或者舍在廟裏，但並不是真的讓他去當和尚，而是取個法名，拜和尚為師。比如我們剛剛說過的魯迅先生，小時候就有過這經曆，他的法名叫做長庚。後來，他寫小說，把這名字給了一個無賴了。還有一種辦法，就是起個賤名，越賤越好，名字一賤，神鬼討厭，也就沒有興趣把他的靈魂帶到聖潔的天上去了。所以南方叫阿貓阿狗的不少，北方叫嗅蛋大狗的也不少。中國人“狗”名正多，與此有關。但實際上這並不管事，柳宗元女兒幼時多病，就施舍給佛門，最後也沒管事，還是死了。《紅樓夢》寫妙玉，也說幼年多病，一入空門，病就好了。其實那是沒有多大病症，真有大病症，進了空門，也無濟於事。據此，可以看到中國人的迷信，理性色彩甚淡，邏輯思維甚弱，至少荒誕不經的迷信傳統，一到中國人手裏，卻可能形成行為準則。中國人幽默鬼神，到了後來，還是讓鬼神幽默了自己！而自己哈哈笑著，全不知覺！
第六個特征：從對鬼世界的恐懼到對鬼世界的想往。
中國人敬鬼神，也怕鬼神。所以雖欲不信，不敢不信；與其不信，不如相信。中國人怕鬼神，說穿了就是怕死，死可不是一件好事！別看他們歐洲人把“死”說得平平淡淡，有個傻瓜哲學家竟然說什麼，“哲學不是別的，隻是準備死”。中國人沒這麼傻，中國的宗教道教也沒這麼傻。諸葛亮到了五丈原，身染重病，觀天相見將星將落，人家還要鑲星呢！所以在人間一切事物中，權力、金錢、美色和生命固然都能吸引中國人，而生命的吸引力無疑更大些。所以從秦始皇始，就拚命找不死藥。秦始皇死了，漢武帝又找不死藥。漢武帝死了，後來的皇帝還找不死藥。世間哪有不死藥？道士倒是有“金丹”，可是，任你什麼皇帝吃了金丹，準得喪命。隻要相信金丹，總難免讓金丹把命奪去，所不同的隻是早晚而已。到了晚年，看來不死這件事是辦不成了，於是就想死了以後怎麼才能保住現在的美好生活。表現在迷信觀念上，就慢慢地由恐懼鬼世界變為想往鬼世界。想往不是想去，是想把將來自已要去的鬼世界變得更好些，這方麵，當然作皇帝的有最高的特權，所以，自皇帝登基起，就要選擇墓地，修造陵墓。秦始皇的陵墓是夠驚人的了，隻挖出一群兵馬俑，就驚動了世界。明代皇帝的墓也很驚人，大凡到北京來的，如果有條件，誰不希望去十三陵看看。清朝有東、西二陵，埋藏珍寶無數。但好事終於成為壞事，那些想發財想得發了狂的軍人和盜墓賊，想方設法，開始偷盜這些墳墓。
中國人重視鬼世界，因為他們把鬼世界看得和人世界相去不遠。所以，習慣上就把人住的房子，叫做陽宅，而把墳墓叫做陰宅。看風水的先生，不但要看陽宅，而且要看陰宅，甚至以為陰宅比之陽宅更為重要。陽宅好壞不過影響自己，陰宅的好壞還要影響子孫。昔日崇禎皇帝實在拿李自成沒有辦法了，就命令陝西羊脂縣的官員，挖了李自成的祖墳，以為這樣一來，就把李自成起義軍從根上給打敗了。
中國人重陰宅，到了今天，此風猶然存在，甚至還有愈演愈烈之勢。有些地區，一些人賺了點錢，發了些財，就一心想著趕造陰宅，而且相互攀比，一定要把陰宅造得更好。為了這個，不惜花費巨款，不惜浪費耕地，不惜違背國家法令，不惜傷害民族利益。據《人民日報》1989年3月8日《死者對生者的挑戰》一文透露，“我國每年因修墳喪失耕地74萬畝，比塞內加爾的整個國家麵積還大。加上蓋房子，30年來，我國土地淨減2.4億畝，等於一個法國！”可憐的中國人，可怕的中國人，可恥的中國人，你們為什麼要幹這樣的蠢事！湖南婁底市杉山鎮栗山有一位年僅50歲的農民周榮，在1989年元月上旬，花費幾百元，為自己修了一座全是用石頭、水泥砌成的大墓，人家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回答說：“我現在如不建墓，死後就沒有葬身之地。”《現代人報》1989年3月7日對此事評論說：“活人為身後搶占土地，可為一怪，令人深思。”直到1998年，造墓之風依舊瘋狂，乃至連“花費四十萬元，為8歲小活人造墓”的怪現狀都出現了。
中國人重視墳墓的建造，以為越豪華越好，這是頂頂糊塗的觀念。即使你找到比秦始皇還要好的風水寶地，憑你這自私自利利欲熏心的念頭，也絕對得不到好報應。即便從宗教迷信的角度考慮，營造陰宅，也與神理佛理不通。用佛教的觀點理解人生實為輪回，隻有超脫輪回，才能獲得解脫。也就是說．到了陰間，自有“人”負責你的去向，是好是壞，是墜阿鼻地獄，還是轉生為人，全不由你做主。你即使造了陰宅，也等於沒造。按照道教的理解，陰間本有鬼世界，但鬼的世界有閻羅管著，你去了陰間，先得到閻羅天子那裏報到。然後根據你生前表現，決定你的禍福與否。或許你表現好些，讓你少受些皮肉之苦；或許你表現不是很好，先讓你嚐嚐油鍋的滋味；或許你有點才能，便用來作為閻羅手下的鬼差鬼役。總而言之，你想造一所陰宅，便在那裏享福下去，絕對沒這自由！但也有人會說，閻羅管得了一般的鬼魂，決然管不了皇帝的龍魂。就算管不了皇帝的龍魂，建造陰宅也沒有幸福！因為皇帝之前還有皇帝，皇帝之後又有皇帝，諸多皇帝湊到一起，不出大麻煩，也出小亂子。某些皇帝有開國之功，仿佛好些，第二代皇帝就成了皇帝兒子，地位先就差了一截，再以後成了孫子，成了重孫子，成了玄孫子。成了耷拉孫子，您想想，就是你有皇帝的身份，又豈能讓你自由自在地在自己的“窩窩”裏稱王稱霸？慈禧太後大約一定沒想到這層意思！否則她一定不敢去東陵入墓。想那乾隆皇帝多麼有氣派，雍正皇帝多麼凶暴好殺。而這個西太後把個大清朝弄成那個熊樣，一到東陵，不讓乾隆皇帝抓去勘問，也得讓雍正皇帝把他給剮了不可！
中國的迷信，本來就毫無邏輯可言，加上有損於活人的利益，就顯得愈加愚昧，愈加自私野蠻，愈加不容原諒！
第七個特征：縱有神鬼無數，皇權決定一切。
中國古人，對神鬼的相信是有心有意的，對皇帝的敬畏卻是真心實意的。產生這種情況，除去大陸文化的地域影響，小農經濟的基礎影響和中央集權製的官本位製度影響外，還有三個原因。
一個原因，自先秦以後，宗教或迷信從來都是皇權的附庸，他們沒有取得和皇權哪怕是並駕齊驅的地位。儒、道、佛在唐代曾有爭論，但最後決定權不在宗教，而在皇帝，這個已經說過了。並且，宗教或者迷信形式能否興盛壯大，也和皇帝的態度直接有關。這個皇帝要滅佛，多少和尚立時還俗；誰敢不聽，馬上腦袋搬家，就是如來佛祖也打不了皇帝的主意。哪個皇帝決定滅道，馬上把道士趕跑，把道觀順手就賜給佛教。這樣的事，在中國曆史上不算新鮮。而且對中國最有影響的神祗，不是道教的最高神明，也不是佛教的主要代表，而是嶽武穆和關大帝這樣中國土產的神祗。關雲長生前並不得誌，未曾為劉玄德取得天下，自己先弄一個“大意失荊州”，身首異處。但關雲長的忠義性格很合中國傳統文化的脾胃，所以自宋代以後，經皇帝親自過問，關雲長在陰間的地位一升再升。關羽死，劉備未曾追封，劉禪追為“壯繆侯”，不過一侯而已。但到了宋代，卻一封再封。宋徽宗崇寧元年封為“忠惠公”，由侯而公，長一大級。宣和五年，再封為“忠勇武安王”，由公而王，又長一大級。到了明萬曆33年，更加封為“三界蕩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從此成為統治三界的神帝。到了清朝，雖然關大帝是異族英雄，然而忠君思想對清王朝有莫大的吸引力，所以順治皇帝也不甘落後，再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天上的官職，其晉升權力應該歸誰？看來不歸玉皇大帝也該歸如來佛祖。但是，不，塵世間皇帝要怎麼封就怎麼封，而一經封賞，馬上管用。而且隻要需要，封起來就沒邊，你是玉皇大帝，我也封關雲長為神武大帝，大帝見大帝，彼此一作揖。可見皇帝權威之大，還在天地之上。不僅如此，有一次雍正生病，請一道士治療，雍正躺在龍床上，聽這道士說的話很不入耳，於是龍顏大怒，就把這道士殺了。中國皇帝對於神鬼想信就信，不想信就不信，而中國老百姓對於皇帝卻隻能相信，不能不信。這是中國神祗和迷信文化的最大特點。
一個原因，儒家學說和宗教迷信在本質上有格格不入處。儒家屬於禮教這個範疇，神佛如果也同意禮教，仿佛尚可承認；一旦與禮教發生矛盾，馬上駁斥，絕不姑息。中國曆史上與佛教、道教交往的儒者甚多，主張無神論的人也很多。在這一點上確實比歐洲中世紀先進不少。
儒家的反對迷信，有儒家經典作為依據。主張仁義道德，不信神怪力亂。先秦時候，齊國孫叔敖見到兩頭蛇。當時民俗，人見兩頭蛇必死，孫叔敖驚恐之餘，就把這兩頭蛇打死了。回到家裏向母親哭訴，自己的生命將亡。為了不讓別人再見到兩頭蛇也遭不測，就把它打死了。他母親高興，勉慰他說，像我兒這樣的好心人，上天不會讓你死的。孫叔敖不但沒死，還當了齊國的宰相。儒家對這樣的故事最為推崇，而且儒家大師對儒經的解釋，也確實有一種宗教和迷信所不能相提並論的光明磊落的大丈夫氣概。中國自西漢以後，儒經儒典，首推《周易》。《周易》本為筮書，但一經儒家解釋，就取得了超越迷信的含義。儒家重道重德，即重道德，合於道德就該去做，不合道德就不去做。為著道德理應不問吉凶，《周易》卻講吉凶，二者顯然有矛盾。對於這個，朱熹是這樣解釋的，他說：“易是用來占卜，以決斷疑惑的，但依正理，應當做的，就應當做；不應當做的，就不應當做；在這種情況下，根本用不著占卜。惟有正事，在方法上有分歧，因而迷惑時，才可以占卜。惡事，私欲，不可占卜。”同意占卜，說明儒家承認天的意誌——天命。但認為道德之事，不卜也可，若為不道德事，卜亦無用。於是本來的占卜之書就可以為儒家的道德倫理觀念服務了。《易》經作為儒學經典，也就理直氣壯，無須半點含糊。儒家的這個立場，遠比隻關心靈魂的佛學更現實，又比隻關心生存享樂的道教來得更光明正大。儒家學說勝過佛、道，有理！有理！
第三個原因，迷信組織和宗教隊伍，在中國屬於散兵遊勇，至多也不過封閉於名山大川，不能形成係統的組織。佛道尚且如此，其餘更無係統。宣傳迷信的人，雖有“半仙”之體，卻沒有周密的隊伍，又沒有完整嚴格的組幺彤式。一個鄉村巫師，“生意”忙時，便可偷閑享福，遇到大旱大澇的嚴 重災害，農民都逃荒要飯去了，他也就沒有“生意”可做。他們隻能和鄉民一起，逃荒要飯去也，但望到了安定地界，重操舊業，再做“生意”。
第八個特征：接近科學，逃離科學。
中國的文化之所以將一切宗教、迷信，神祗都收容一起，使它們各安其業，除去別的原因，與中國哲學文化有關。按我們祖上的觀點，由無而有，由無極到太極，整個天地人生都成一大網絡，看似彼此無關，實則彼此相關，這個思想可以把一切人世間的，天上的，陰間的，凡人的，平民的，貴族的，具有半仙之體的，乃至可以稱為活神仙的，統統網而籠之，溝通成一片。中國的迷信受影響最多的，恐怕還在這個地方。當然因果報應也講，白日成仙也信。但世間之人，畢竟還是凡夫俗子多些。他們哪裏想到成佛做祖的事，不過求個好運罷了，還是中國人的天命之說，氣數之說，陰陽之說，風水之說，麵相之說，更投脾胃。
因為中國的迷信有這樣一個特點：天人合一，天人感應，所以，無論上層宗教人士，還是下層數士相士，便沿著不正確的指導思想找到了近乎正確的思維方法和實驗結果。所以，一講到中國的化學，就非提一提葛洪不可；講到中國人的文化習慣，又非提到佛教與道教不可。中國古來醫巫相合又相分，相分便不再相合，然而，其理論卻又有某些相近之處。可悲的是，中國的迷信因為其指導思想荒謬，因為其追求的目標委瑣不成大體，雖然也曾找到些科學的端倪，畢竟失之交臂，分道揚鑣，各奔前程去也！
如果說，正確的動機總是有限的，往往就是以錯誤的理論體係指導找到了正確的結果。即使如此，中國的迷信還是沒有接近科學，而是逃避了科學。
中國神祗與迷信的上述八個特點，引出的後果是：
第一，中國人的宗教思想、神鬼思想和迷信思想走上了一條從敬天—，敬神，又從敬神——敬人道路。所謂敬“人”，乃是崇拜官位，敬畏皇帝。 第二，因為這個結果，也給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習俗方式帶來重大缺陷，那就是崇拜天命，不崇拜真理；崇拜神佛，不崇拜法治；崇拜皇帝，不崇拜公民權利。
這就回答了，為什麼中國文化本有遠鬼神而近人生的優良傳統，卻未能率先進入近代文明？而極度崇拜上帝的歐洲中世紀卻後來者居上，改天賦神權為天賦人權，率先跨入了近代文明曆史。
中國的神鬼觀念盡可休矣！皇權崇拜觀念盡可休矣！
二 道德人格與自然人格的奇異結合與異化
——中國性文化
為什麼要專門討論一下性文化？因為它重要。人類的文明，最終是要達到“類”的平等的，所謂“類”的平等，就是人類的大同世界。大同世界，第一是指消除貧、富不均現象；第二是指消除男、女不平等現象。也許有人會說，男女不平等還不容易消除嗎？回答說不容易。不信，您看看英國、美國、俄羅斯、中國、日本、埃及以及所有國家的現實，你就知道了。實際上，種族不平等，階級不平等，男女不平等，這三件事情當中，也許最末一個消除的就是男女不平等。
研究性文化，就要涉及性，男女和性文明。性，就其本意來說，首先是自然屬性。但作為人類的文明，自然屬性卻又隻能成為一個基礎。因為不把人的自然屬性作為基礎而作為性關係的全部的，就等於沒有性觀念，或者已經無須性觀念，例如一隻雄豬和一隻雌豬就是如此。性要涉及男女，不涉及男女的性，乃是性關係的異變，本質上還是以男女為參照係數。涉及男女，又要講文明，於是產生性愛。有人主張性與愛分開，這是天方夜譚，不足為信。有人把這意思理解為性關係與婚姻關係分開，這個倒是有的，至少古已有之，不足為奇。講性，講男女，講性文明，這三條加在一起，就構成了人類性文化的基本內容。
就性愛本身來說，它是四個基本因素的對比與組合的結果。這四個因素是：男女在性愛中的地位；子嗣在性愛關係中的地位；文明在性愛關係中的地位；構成性愛基礎的結構類型。從人類的發展曆史上看，這幾個因素，經過了一個不斷複雜的過程，後來又開始了不斷簡化的過程。男女地位不平等是人類特有的現象，但這現象終將消失；子嗣在性愛關係中的地位，不是人類特有的，但它在人類性愛關係中的地位卻和性愛的文明程度與文明階段有關，這一點，一會兒就會比較具體地談到。沒有性文明就不成其為人類之愛，這個已經說過了。最後，構成性愛基礎的結構，是說，愛可能是純情的，也可能是複雜的，現實中的愛，一般說來，純情的少，絕對純情的更少一如果不是沒有的話。因為現代社會文明水平還不能為人類提供絕對純情的基礎。人們的現實情愛總與所愛對象的相貌、性格、品質、氣質、風度、職業、文化水平、社會地位、乃至經濟收入有某些聯係。但健康的性愛，隻以雙方的愛情為基本動機。如果以經濟條件或者社會地位，或者家庭，或者其他條件作為基本動因，那麼，這種性愛就是落後於當今這個時代的，也就是不文明的。
性愛既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標誌，它本身就既有自然構因，又有文化構因，而文化構因屬於文明曆史這個範疇，於是為著適應文明曆史發展的需要，就產生了禁忌。禁忌首先是一種進步。比方最初的人類，群居而食，不分長幼，不辨親疏，雜交而居，繁衍後代。這個階段，在我們文明的人類聽起來不免有點別扭，但別扭也無法可想，因為那曾經是事實。後來人類文明進步了，便有了第一個禁忌，血親之間，異代不能發生性關係。這是開天辟地以來，人類性文明的一大進步。在後來，又有了第二個禁忌，兄弟、姐妹之間不能發生性關係。人類的性禁忌是文明的表現，從雜交開始，經過群婚製，對偶婚製，到一夫一妻製（包括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婚製在內），人類總算達到了古典意義上的性文明。然而，人類為著這個文明付出的代價也是慘痛的，為著奴隸主的幸福就要剝奪奴隸的權利；為著皇帝一夫多妻製的權力，就要人為地製造出一大批光棍漢，而且男女之間的禁忌越來越多，禮教的壓抑越來越重。其根源主要在於生產力的低下，其結果卻是人性的被嚴重扭曲。於是，隨著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達，又開始了打破禁忌的性愛民主運動。我們且把這種打破禁忌的行為，稱為開放行為。縱觀人類性文明的發展史，其實就是禁忌與開放輪流發展的曆史。沒有禁忌不可以，沒有開放也不可以。
講到禁忌，馬上想到了中國的性禁忌。中國曆史上的性禁忌確實十分嚴重！很多行為，統治者和衛道者稱為禮教，現在看來就是性壓迫。但是公正地說，性壓迫並非中國才有。而且從整個人類曆史情況看，中國也不是在性禁忌中走得最遠的國家。即使西方社會，並非從來就像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這種樣子，我以為，中國對於西方性解放的理解，總摻雜著很多小農意識，阿Q精神。傳聞有點誇張，診脈不著要領。西方性解放確實成為過一股強大的潮流，但從現在的情況而論，強調倫理道德已成為比較明顯的社會傾向，這個可以從奧斯卡金像獎的獲獎影片中看出個頭緒來，也可以從美國總統競選的種種風波中看出個頭緒來，還可以從托爾被提名國防部長未獲通過看出個頭緒來。據美聯社1989年1月20日的一篇報道說：“暴露太多的花樣冰服引起爭論。”而且爭論從去年已經開始，因為有些運動員如民主德國運動員的衣服暴露太多。“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冰聯對比賽服裝做出了嚴格的限製。”如果以嚴肅的科學態度去考察曆史，那麼，雷伊?唐娜希爾的《人類性愛史話》對世界上有代表性的文明國家的性禁忌有比較客觀公正的記述和評價。
和歐洲中世紀比，他們那個時候性禁忌比之中國還要嚴格殘酷得多，但這不是說中國的禮教對於合理的性關係沒有壓抑。中國傳統文化中確實存在著禮教與性關係的嚴格衝突，以至以道德人格的名義而使男女間正當的性關係遭到極大扭曲，從而造成多少人的個人悲劇，也造成了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社會性悲劇。但東、西方文明結構類型不同。在西方，是以神的麵目實行性壓迫和性禁忌的，在古代中國則是以“禮”的麵貌實行性壓迫和性禁忌的。禮的壓迫雖然不如神的壓迫來得那麼激烈和粗暴，卻比神的壓迫來得更其誇誇其談，更易迷惑人心，更能巧舌如簧，強詞奪理。
中國性文化突出表現為三個特點。
一個特點：中國人也講性愛，卻沒有正大光明的氣概，也沒有轟轟烈烈的影響。中國人的性愛，更像一首哀婉無盡的怨歌，更像一篇人性的訴說。它如訴如泣，感人肺腑，卻不能如雷如電，動人心魄。中國有《竇娥冤》，然而這不是愛情的悲劇。中國的愛情悲劇要數《梁山伯與祝英台》。可憐，他們所能做的，不過是動情的死，一切希望隻能化作死後的兩隻蝴蝶。我看西方近代以後的愛情小說，該嚷就嚷，該哭就哭，該笑就笑，該打就打，該罵就罵，罵一個狗血噴頭，也算出了胸中的怨氣。就是講到床上的事情，也常有一種熱烈如狂的勁頭，好像要把整個中世紀欠下的債負，一下補償幹淨。文明的西方人其實也是堅決反對和鄙視縱欲的，名著《十日談》也不像《金瓶梅》寫“性”行為寫得那麼自然主義。但他們對青年人的愛情，有一種特別的激情，這樣的激情在中國文化中也許是比較缺乏的，就是現代最有影響的小說家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他們的傑出之作比起來，也顯得沉鬱有餘，狂放不足。不過，這也不能怪張賢亮！而且我們還要感謝張賢亮，中國人在精神上常常受到凶惡的閹割，一個被閹割過的人，你還能希望他有什麼熱烈的情欲？西方的愛情名作很多，20世紀有一本羅曼?羅蘭的《搏鬥》，那裏邊男女主人公的愛戀場麵，倘若讓朱熹先生看上一個小角，絕對口眼歪斜，非馬上背過氣去不可！
一個特點：性愛雖有些地位，卻沒有平等的地位。中國儒家承認人生在世，隻要不想斷子絕孫，就非有“性”不可。這比佛教高明些，也比西方中世紀的基督教高明。但中國儒家，給性的地位實在太低，好比風前燭，又好比瓦上霜。有時候連風前燭瓦上霜的地位都沒有，幹脆坐在被告席上，你一談性，先就有罪；一談愛，又馬上有罪。男人講性也屬不雅，女人講性幹脆就是大逆不道。
中國的性文化如果不就其地位而就其內容而言，可以稱得上是豐富的文化。但如果反過來，就成了悲慘的文化。它不但不能和禮教平等，也不能和生活平等，和生產平等。好像吃飯，喝水，拉屎，撒尿都比“性愛”重要。所以香港孫隆基先生就說中國文化有“非性化”和“兒子化”特點，也是很對的。中國的父母關心兒女，可以說比之任何一個民族都不遜色，然而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卻比之任何一個民族都不見得值得驕傲。他們最關心的乃是兒女的身體，怕他們吃不好，睡不好，喝不好，穿不好，兒女有災有病，簡直比他們自己上了刑場還難忍受。然而他們卻很少去關心兒女的“性”文明，也不去關心他們的“性”觀念，他們不但不教導他們去愛，還很怕他們去愛。很多父母，看到兒子和兒媳或者女兒和女婿關係親密，就有一種酸溜溜的甚至怒衝衝的氣氛從心底下湧上來或得從頭頂上冒出來。也不知道產生這樣的情緒，三屍神管不管，要是不管，這神明真真糊塗！
中國性愛不能平等，因為男女不能平等，其後果就是愛的軟化，愛的羞臊，愛的缺少光明正大的氣魄，愛的有點地下活動做秘密工作的味道！
一個特點：性愛不能自主。性愛是個人的事情，不是群體的事情，然而中國人在這一點上，特別不明白。它總以為這是父母的事，是媒人的事，是家庭的事，甚至是國家的事。中國文化傳統對婚姻當事人本來已經管得無比之細，還要細上加細，說一句話也要管，放一個屁也要管，有一個笑臉也要管，寫一張小條也要管，管來管去，把兒女不是管成傻子，就是管成瘋子。不瘋不傻，絕不罷手。照孫隆基先生的說法，中國人的“SEX”還可以，但中國人的“SEXUALITY”不行。其原因，既不是中國人人種的過錯，也不是中國婚姻當事人的過錯，而是中國性文化的過錯。當然當事人也有點責任——誰讓你們不造反的？
中國性文化的缺陷，大致有三：一曰性歧視，二曰性變態，三曰性恐懼。
先談性歧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性歧視有種種表現。我在前麵說過，構成性文明的有四個基本因素，即男女當事人的關係狀況；婚姻與子嗣的關係狀況；性愛與禮教的關係狀況和愛的結構形式。在這四個方麵，中國的婚姻當事人，簡直處處不能自由。結婚不結婚，和誰結婚，要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好像不是婚姻當事人結婚，而是當事人的父母在結婚似的。而決定和誰來結婚，又要聽從天命的指令，——比如看生辰八字合不合，還要受財富和地位的支配——看雙方家庭是否門當戶對，最後還要看這門婚事合不合禮法。女口此接二連三的幹涉，把“性愛”擠成了一條小縫。性愛就是一個受欺淩的童養媳，父母可以欺負她；媒人可以欺負她；算命先生可以欺負她；金錢、地位也可以欺負她。即使她躲過和容忍了這一切欺辱，她還有最後一道也是最難的一關要通過，那就是男女之間的不平等。這樣看來，中國性文化中的性歧視，就表現為兩個方麵，外在歧視和內在歧視。外在歧視表現在婚姻之前，內在歧視表現在結婚之後，結婚之後，便開始了女人的苦難生活。
再說性變態。現代人所謂的性變態，屬心理學名詞，主要指性心理異變造成的異常性行為。這種現象，隻是特例，能夠夠得上性變態的人恐怕隻是極少數。但在古代，在中國禮教僵化時期，性變態卻是普遍的現象，這種性變態，與其說是性心理異常造成的結果，還不如說是性文化異常造成的結果更為妥帖中肯。
孫隆基先生講中國文化是無“性”文化。為什麼無“性”？他說的不算太多。無“性”的原因，首先在於性的不平等、不自主、不自由。性是被壓抑的，壓抑不受節製；衝破壓抑，視為狂放。於是性壓抑變成性歧視。
性壓抑加上性歧視，性壓抑與性歧視又成為性變態，表現在男女性關係上，就出現男女性分裂的結果。在男方，無須有“性”。在女方，不能有“性”。
最末，談談性恐懼。範文瀾先生在論佛教時曾經說過佛教最有特色的是禪宗，而禪宗同樣怕女人的話；說他們不但怕活女人，連死尼都怕，佛教之脆弱，可想而知。
其實怕女人的不僅佛教，儒教同樣怕女人。頭一個孔夫子就怕，他說：“唯小人與女子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是貶低女人的話，也是無可奈何的話。雖然孔夫子是古代大教育家，但對女性的教育，他卻沒什麼辦法。儒家怕女人，以為女人是禍水。中國傳統文化懼怕女人，主要的是。怕性關係的混亂。因為性關係一亂，就亂了封建王朝的根本。 概括起來，中國傳統文化，並不是一般性地反對“性欲”，它所拚命反對的主要是引起封建家庭禮教關係混亂的性；反映男女平等的性；表現當時人個性要求的性；不合忠、孝、仁、義的性；以及有礙於健康的性。其目的還在於保護夫權，保護父權，保護子權，以及相對於媵妾而言的保護妻權；歸根結蒂是保護封建等級特權。在這些內容中，唯有與健康相聯係的性認識這一條有些借鑒價值，其餘等等，均與現代文明根本對立，而且直到今天，它還在影響、毒害和毀滅著一些不能擺脫其束縛的人們。可悲也夫！
三 最講攻心，最厭侵略
——中國古代兵學與軍事
兵、農、醫這三個領域曆來被認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突出代表。農學農技雖然曆史文化財富很多，畢竟落伍，已經難以和現代農業科學與農業技術相提並論。但兵學和醫學即使在現代科學飛速發展的今天，猶然沒有失去其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所以一次大戰甫停，戰敗的德皇看到《孫子兵法》就要大感痛心，認為早見此書，或許不致敗北。在他以前的拿破侖，傳說也常在軍旅之中誦讀《孫子》；在他以後的現代美國軍事院校，例如西點軍校等，都把《孫子》列為必修課程。
研究中國古代軍事，其實應該包括三個方麵，即兵學、戰例和兵製。兵學代表指導理論，戰例代表實戰經驗，兵製代表軍事製度，又是社會製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戰例不能離開兵學，兵學亦不能離開戰例，所以這裏著重研究兵學和兵製的文化貢獻與文化意義。如果給它們一個概括，就是中國軍事文化。
中國軍事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它在大體上和中國文化相協調，也和儒家文化沒有明顯衝突。但它有自己的特點和作用。因為和中國文化相協調，才免受攻擊，得以流傳；中國軍事思想是在中國曆史上受攻擊最少的學術理論。因為它和儒家文化沒有明顯衝突，所以，儒家對它也沒有過分的指責。儒生不言兵，以為兵與道德相比，實乃次要的事情。孔夫子去兵去食隻留仁義的形象比喻，代表了儒家學說的基本理論傾向。在他們那裏，禮永遠是第一位的，經濟生活是第二位的，軍事是第三位的。雖然叨陪末座，畢竟還有名次。因為它有自己的特點和作用，所以曆朝曆代都沒被完全摒棄過，或者冷落過。平時少有關心軍事者，戰時就成大熱門。何況中國本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對於鞏固統治曆來極端重視，禮教為其主旨，兵學為其輔翼；他們為著自己的需要找到了二者的相通處。而且，中國曆史上儒將儒帥不少。他們又有文化，又能軍事。對於兵學很有獨到的見解，對兵學的弘揚也起了很大作用。西漢大將韓信，雖為武將，深通兵法；張良雖為謀臣，亦通兵法。二人同心協力，在兵學的整理和發揚上頗有建樹。漢末的軍事家，首推曹操、周瑜、孔明。這幾位既是將帥，又是學者。曹公能文能詩能政；周瑜不僅通文，而且通樂；孔明亦文武全才，於兵法頗通，於陣法亦頗通，造木馬流馬與連弩，還是軍事裝備後勤裝備的傑出人才。此風連綿，唐有李靖，宋有範仲淹，前者與太宗問對，成為兵典要籍；後者胸中自有雄兵百萬，且能寫出《嶽陽樓記》這樣漂亮的文章。嶽飛能文能武，文天祥有膽有識。明有王陽明，清有曾國藩，皆以儒生將兵，各有很大影響。雖然曆史地位尚有爭議，但文才武略，各有千秋。
中國是曆史悠久的大國，也是戰事頻仍的大國，由亂到治，由治到亂，都與戰爭有關。反映在曆史上，軍事人物極多，著名戰例也多；反映在製度上，曆史功臣多為武將，武將成為中國封建貴族的重要部分，對封建社會的安定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反映在文學上，軍事題材頗受重視，是與社會小說並列的一大高峰。其代表性著作，有《三國演義》、《水滸傳》、《東周列國誌》、《隋唐演義》、《明英烈》種種。論其整體藝術價值，固不如《紅樓夢》、《金瓶梅》。論其影響，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反映在對後世的影響上，曾有人說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和戰略問題》是抄襲的《孫子兵法》，說法荒謬，不合實際，曾受到毛澤東的嚴厲駁斥。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對於中園近、現代戰爭卻有很重要的非同一般的理論借鑒意義。連毛澤東也承認《三國演義》、《水滸傳》中的戰例對他的啟發。
可以這麼說，沒有中國古代兵學，儒家理論會在中國曆史上占統治地位，有了中國兵學，儒家學說同樣會在中國曆史上占統治地位。但真的沒有中國古代兵學，中國文化的價值就要大打折扣，大受損失。
那麼，本節就先來討論中國古代兵學的文化價值和文化影響。
中國兵學典籍很多，有俗有雅，有先有後。有的純論軍事，有的兼論禮義，有的重在製度，有的重在戰術。但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武經七書》。《武經七書》中最有影響的又莫過於孫子兵法。《武經七書》的名目出於宋代，是宋神宗元豐年間從眾多的兵書中選出最有代表性的七種，編在一起作為武學必讀書用的。其順序是《孫子》、《司馬法》、《尉繚子》、《六韜》、《吳子》、《六略》和《唐李問對》。這七部書隻有《唐李問對》是唐代作品，其餘都是漢代以前的著作。粗議中國兵學，以孫子兵法為主，兼論其他，也許是比較簡捷的方法。
《孫子》出於先秦，影響之遠，至今未絕。其基本思想對於整個封建時代的軍事理論和軍事實踐都有指導意義。孫子的地位大約就和老子在道家中的地位，孔子在儒家中的地位相似。先秦諸子，於後世影響較大的，不過儒、道、法、兵數家，儒家在於政治論理，道家在於認識方法，法家在於政治謀略，兵家在於軍事哲學。而從其對西方的現實影響考慮，則道家、兵家，似乎影響更其鮮明具體。然而它有自己的特點，這個特點傳於後世兵書，大抵上具備一貫的風格。將其基本特點概括起來，可以說，《孫子》在先秦百子之中，最少空談，最近科學，最多智慧。
最少空談
少空談才近乎實際。先秦著作，最能以氣奪人，富於宣傳效果的，莫過於孟子；最為深邃遼遠，富於認識論價值則是老子。然而，最務實際的，則是孫子。後人讀孟子的書，會覺得理念太多，妙言太多，難於實踐，少有成效。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命運不好，和他們學說本身的這些缺點有關。比如講“仁、義、禮、智”，一講就講得天花亂墜，認為隻有這個，才是最好的又是唯一的真理。強國要這樣，教民要這樣，君王要這樣，臣子也要這樣。然而，當務之急，不在仁義，而在經濟，而在軍事。所以，管子相齊，可以成就桓公的霸業；晏嬰相齊，可以鞏固齊國的地位；商君變法，可以改變秦國的麵貌；李悝變法，可以使魏成為天下強國。而孔孟的一套，沒有人願意聽他，即使聽了也難於實現。兵家出於此時，不講空言，隻務實事。雖務實事，又不鑽牛角尖，而是講戰略，講經濟地位，講戰術，講為將之道，講用兵之道，講利用天時地利之道，講用間之道。
《孫子》開宗明義，就說：
“戰爭是國家的大事，它關係著人民的生死，國家的存亡，不可不慎重地加以考慮”又說： “所以要從五個方麵衡量、對比、研究，以探索雙方勝負的可能。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將’，五是‘法’。”
道、天、地、將、法，這五個字和仁、義、禮、智、信大不相同，後者雖然有不同的應用範疇，但主旨全在道德，似乎別的都可以省略。而前者卻議論全麵，涵而蓋之，無大遺缺。照孫武的解釋：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製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製、官道、主用也。”
第一講上下同心，第二講注重天時，第三講區別地利，第四講為將的要求與標準，第五講以法治軍。由此生發，講到始計，講到作戰，講到謀攻，講到軍形，講到兵勢，講到虛實，講到軍爭，講到九變，講到行軍，講到九地，講到火攻，講到用間，一共一十三篇。文章精粹，言簡意賅。或許是曹孟德刪改的結果，或者是原文大抵如此。不管怎麼樣，《孫子兵法》最重實務，不要空言，不要俗言，不要陳言。《孫子》無空言，代表中國文化的良好傳統。《孫子》無俗言，反映了作者很高的分析能力，概括能力和文字能力。《孫子》無陳言，雖偶爾引幾句古典，其發揮多有新意。《孫子》這個特點，使它能夠產生超越時代和超越國界的文化影響。
最近科學
《孫子》實乃古代軍事科學！科學而講近科學，豈非自相矛盾？我的意思是說，孫子兵法最近近現代軍事科學。因為它近科學，所以一般國際軍事理論界，才把它和德國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並列為人類軍事史上的兩大奇觀。《孫子》以及由它代表的中國古代兵學的科學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七個方麵：
第一，依據國力，決定戰略。戰爭本身是軍事行為，然而它與國力互為表裏，休戚相關。孫武看到這一點，很重視戰略與國力的關係。他說：“國家因戰爭而陷入貧困，是由於遠道運輸，遠道運輸，就會使百姓貧窮。靠近軍隊集中的地方，必然物價高漲，就會使百姓財力枯竭，財力日益枯竭，國內經濟瀕於破產。百姓的財富耗去十分之七，國家的資財，也由於戰車破損，馬匹疲敞，以及盔甲、弓箭、戟盾、矛櫓、牛車等的損耗，而耗去十分之六。”因此，他就主張取糧草、補給於敵國，認為吃敵一“鍾”糧食，可以抵得上國內運來的二十“鍾”，用敵國的一“石”飼料，可以抵得上國內運來的二十“石”。又因為這個，他就主張“速決戰”，以為用兵作戰的法則，“如果動用戰車千輛，輜車千輛，士卒十萬，千裏運糧，那麼總計前後方的開支，招待賓客的費用，物資器材的供應，車輛盔甲的修理，每天就要耗費千金之巨，然後十萬大軍才能出動。”耗費如此之巨，沒有速決能力，就不如不戰，雖戰必敗。
孫武是軍事理論家，但他講軍事不忘國力，這是他的高明之處。這個原理，直到二次大戰還很適用。當然戰爭的正義與否也是極其主要的，然而國力的盛衰關係重大，越是現代戰爭還越是如此。德國、日本法西斯自恃鋼鐵多，大炮多，坦克多，飛機多，有恃無恐，要想統治整個世界。然而講戰爭的性質，他是非正義的；講國力物力人力，他們比不過美國、蘇聯和世界上反法西斯國家的人力物力之和。國力不強，雖有初戰勝利，最後必定失敗，孫武看清了這一點，所以開篇之初，就非常鄭重地講到這件事。
第二，講究攻心，全城之法。孫武提倡攻心，以為“攻心為上，攻城為下”，這又很高明。攻心就是設法使對方軍心動搖，士氣渙散。遠在古代就有很多戰例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楚漢戰爭，劉邦圍攻楚軍於垓下，而項羽將多兵強，一時不能取勝。於是，采納張良建議，大唱楚歌，使得楚營將士，聞聽四麵楚歌，以為故土盡皆陷落，不免人心惶惶，逃跑者日眾；最後，兵敗烏江，自刎東城。因為這個戰例，還留下“四麵楚歌”一句成語。後漢時候，蜀漢占據四川，後人悼念孔明，專門為其立廟。堂前有楹聯一副，上聯寫道“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以此概括孔明的功績，雖有過譽之嫌，大抵公允。實際上，回顧中國曆次戰役，不是能堅“我”心，便是能亂敵“心”，“我”心堅則敵心自“亂”，敵心“亂”則我心益“堅”。這種未曾用兵．先講用智；未曾用智，先講用人；未曾用人，先講攻“心”的軍事理論，同樣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不但講攻心，又講全城。攻心才能全城，全城才能最大限度減少自己的損失。大體說來，攻堅戰不太適應中國人的脾胃；縱有攻堅，傷亡必眾；倒是前後策應，內應外和，才更合中國兵學的作戰主旨。
第三，以法治軍，以仁帶兵。中國兵學不同於中國傳統政治倫理的最大區別，在於能識“兵”性，強調法治。但是僅有法治不夠，還要善待士卒，以情義去感召他們，講法講仁成為中國著名將領統兵作戰的普遍性要求。孫武說：“待兵厚而不能使用，愛而不能命令，違法亂紀而不能懲治，那就像個孩子，是不能用來作戰的”。對這個思想，曹操最能心領神會，所以，在他那個時代，所取得的勝利也最多最大，他在給兒子遺囑中總結一生經驗，告訴自己的後人，“吾在軍中執法是也，至於小憤怒，大過失，不當效也。”中國民間文學包括某些小說演義，講兩軍勝負，對大將軍八麵威風最感興趣，動輒就講一杆槍殺遍天下無敵手，其實那是哄小孩的玩藝——哄小孩都可能誤孩子。真的軍事，無法則不能全眾，到頭來非失敗不可。所以曹操才說，“小憤怒，大過失，不當效也”。為將者要以法治軍，所謂“慈不帶兵”；又要以仁帶兵，所謂“愛兵如子”，孫武子說：“愛護士卒要像保護自己的嬰兒一樣，就可以率領他們去赴湯蹈火，看待士卒就像對待自己的愛子一樣，就可以和他們同生共死。”戰國時，趙國有趙奢趙括父子，趙括熟讀兵書，連他父親都說不過他。但據他母親的比較，他父親為將，對部下視為師長的有十幾人，視部下為上賓有幾十人，視為好友的有數百人，趙王賞賜，多分部屬。而趙括為將，卻沒有一個人能和他平起平坐的。因此，趙括受命之日，趙老太太就去見趙王，說他不能為將，大王要一定用趙括為將，將來請免除我們趙家的連坐之罪。後來果然大敗，成了有名的“紙上談兵”的典型人物。但是，趙括的失敗，不僅僅紙上談兵而已，不能善待士卒，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吳起為背上生瘡的士卒吸吮膿水，這個士卒的母親就大哭起來，她說她丈夫也是被吸吮膿水後拚命作戰，死在戰場上的。吳起能以仁待卒，終成一代名將。宋代狄青，曾受黥麵之恥，然而他不聽別人的勸告，也不聽皇帝的勸告——把這恥辱的標記除去，他要用它激勵士卒，使他們感到他們和他是一樣的人，隻要忠君向上，同樣可以建功立業。
第四，知己知彼，變弱為強。知己知彼，這句話流傳最廣，然而真能知己已屬大不易，又能知彼，更是不易。這個思想在中國兵學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而且現在看來，對於其它種種事情都有借鑒價值。
知己知彼是一個方麵，能夠揚自己之長，避敵人之長，彌補自己之短，發現敵人之短，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比如集中優勢兵力。誰不知道以多打少是最合理的戰法。然而，兵員多少不是主觀願望可以決定的。總體之多，不見得臨戰之多；總體之少，也不見得臨戰之少。中國的兵學，強調機動作戰，所以孫武強調“兵力劣勢就是因為被動的在防備敵人，兵力優勢隻是使敵人被動地來防備自己。”當然集中優勢兵力方法很多，要在能否全局在胸，調度適宜；調度適宜的便能以少勝多，置敵於死地；調度不宜的，空有大軍百萬，連營數百裏，還是要一敗塗地。
又比如“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這是另一條轉弱為強的方法。對手身高八尺，力大無窮，十指交並，打你不過，先抓住一個指頭，死不鬆手，扭斷了再說，看你剩下9個指頭，還撒不撒野？
再比如“置之死地而後生”。這是自強之法。自古以來背水而戰乃最大危險，然而，能夠利用這形勢，使大危險變成大動力的，必是聰明的將帥。自己本不強大，利用外界形勢，煥發出內在潛力，從而轉化為強大，這種戰法，古代戰例，也有許多。
第五，立於不敗，而後言勝。戰爭的目的在於取勝，然而取勝的前提在於先使自己不敗。這道理聽起來多麼簡單，就好像1+1=2-樣。然而，真的做到，又談何容易！《三國演義》中的戰例，寫得最生動最精彩最可信最有說服力的乃是赤壁大戰。當時的情形，曹兵人多勢大，孫劉聯軍人少勢薄，然而，孫劉聯軍終於以少取勝，在於不緊不迫，一個一個地積蓄有利因素，準備有利條件，統一認識，建立權威。沒箭借箭，沒風借風，設反間計殺蔡瑁、張允，定苦肉計黃蓋詐降，施連環計龐統遊說。孫劉方麵的缺點弱點逐一彌補，曹軍方麵的短處日益暴露，曹軍必敗的結局不是隨機原則可以解釋的，曹軍大敗的過程早已開始，等到江上火起，兵敗如山倒，不過是“瓜熟蒂落”罷了。
第六，驅除迷信，倚重人謀。中國古代科學中，兵學理論如果不是最少迷信色彩的理論，至少是最少迷信色彩的理論之一。看《孫子》十三篇，沒有一句涉及宗教迷信。宗教迷信，非孫子所道也。《兵經七書》，除《六韜》之外也極少涉及。比之中國道家的走向迷信，中國儒家的走向天命，中國墨家的相信神鬼，中國陰陽家的迷信五行，在這一點上，實在不能同日而語。中國兵書中也曾有迷信之說。自戰國開始，便有陰陽五行說侵入兵家理論。西漢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的觀念以後，加上東漢讖緯之學盛行，一些軍事著作，“聽音望氣，災變吉凶”也大量滲入。例如唐代李筌的《陰符經》、《太白陰經》就持此說。反映到小說裏就有諸葛亮七星壇祭風，五丈原觀星象．公孫勝呼風喚雨，樊梨花撒豆成兵等荒誕不經的描寫。但這些思想終究不能在中國兵學中取得主導位置，甚至連次要位置也沒有。《孫臏兵法》開五行之道，然而，曆史公允，隻好請其在馬王堆的墳墓裏去發揮它的五行才能。中國軍事大家，少有言迷信者，一入迷信之途，必成敗軍之將，何去何從，絕不含糊。
第七，注重整體效益，不計一城一池得失。無論孫子兵法還是《武經七書》，一個主要特點，要講全麵準備，全麵要求。從將帥至士卒，從後勤至前敵，從國力至軍力，從敵人至自己，從天時至地利，從進攻至撤退，從攻心至攻城，從管理至指揮，從同心至用間，從執法至施仁，從獎賞至懲罰，從軍備至軍械，從陣法至戰法，從陸戰至水戰，從計謀至戰略，從與君王關係至百姓關係，凡應有者，盡皆有之，然後，平衡優劣，以觀勝負。
最多智慧
講兵學最多智慧，不是說諸子百家都沒有智慧，而是說諸子百家隻有兵家最重視智慧，因此保留下來的有關“智慧”素材也最多。道家原本多智，然而，無為乃有為，無智乃有智，機變在我，大智若愚。後人習之，要費腦筋。儒家厭惡智慧，尤其討厭技巧，雖然也講“仁、義、禮、智、信”，惜乎這鴨頭不是那丫頭，此一“智”非彼一“智”也。陰陽家中智慧太過玄乎，法術家講智慧太過老辣，而兵家的智慧則自然天成，又超出自然，既隨處可見，又有法可尋。
兵學中講智慧的地方很多，比如講“兵者，詭道者”；比如講“虛虛實實”；比如講“正兵，奇兵”；比如講“兵不厭詐”；比如講“形人而我無形”，一言以蔽之，就是孫武講的“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經過李靖的解釋，勇武智慧的唐太宗也不免感歎說：奇正的運用，真是深奧啊！深奧啊！
奇正變幻無窮，計謀借鑒有道。後來人也曾編了一本《三十六計》，其內容大體舊日經驗，給人新解新論。其中有：瞞天過海，圍魏救趙，借刀殺人，以逸待勞，趁火打劫，聲東擊西，無中生有，暗渡陳倉，隔岸觀火，笑裏藏刀，李代桃僵，順手牽羊，等等。
中國人的智慧大多被禮教所束縛，禮教所重視的最是講究秩序，然而戰爭本非常之事，非常之事必生非常之人，必用非常之法。即使欽定八股文為科舉考試內容的朱元璋大皇帝，在鄱陽湖死戰的時節，也隻好一心用智，顧不得什麼光啊亮啊賊啊盜啊之類的事情了。禿子就是禿子，和尚就是和尚罷，反正別打敗別打死能打贏就成了。
中國古代兵學雖有種種優點，但這不是說，它就沒有缺點，甚至拿過來就能指導現代戰爭了。沒那事！您別看威廉皇帝打了敗仗，抱著《孫子兵法》熱淚漣漣。真用《孫子兵法》指導打世界大戰，甚至從某個地方把孫武先生請來，授予大權，請他直接指揮第一次世界大戰，也非打敗不可。中國古代兵學的缺點主要有三：
第一，古代兵學基本上是建築在舊文化傳統基礎上的軍事著作，它的直接運用對象，在於冷兵器時代。就是說，是用來指導拿著大刀長矛，腰插弓箭，胯騎戰馬，甚至乘坐戰車時代的兵書。換句話說，就是它的科學精神不夠。唐代以前，中國沒有“熱”兵器；明代以前，中國沒有獨立的炮兵編製。這種情況，到了1840年鴉片戰爭時，缺點就暴露了。中國的兵學雖有悠久的曆史，對於洋人的大炮兵艦還是沒多少辦法。中國兵學的這個缺陷，自然不能全歸咎於兵學本身。它和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和政治製度有關，但也和兵學自身的局限有某種關係。中國古代兵學多講布陣之法，也講器械的改造，然而，說來說去，沒有重大變化，因為中國沒有發達的工商業，也沒有製造近代兵器的生產條件、物質條件和文化條件。
第二，將士的培養辦法，重在實踐，要在實踐，缺少科學的訓練方法和係統的訓練手段。中國的將帥，成為名將的，一靠實踐，二靠悟性，三靠機遇，四靠理論。理論的地位不甚重要。唐太宗與李靖論兵學，就曾經向李靖說，“我和李勣論兵，他所說的見解和你相同的地方不少，不過他不能說出出處來”。因為中國的兵學理論有不尚空談的優點，也有直接出於實踐不能有大的理論抽象和概括的缺點。所以往往實踐經驗越多的人，與中國兵法的諸種法製越能相合。——雖不知也，而相契也。中國古來良將，什麼出身的人都有，有文化的也有，沒文化的也有，讀兵書或熟讀兵書的也有，不讀兵書甚至連兵書的名稱都不知道的也有。樊噲是屠夫，彭越是強盜，關羽曾販糧，張飛曾屠狗，劉裕是賭徒，秦瓊是差役，尉遲恭打鐵起家，程咬金賣私鹽出身。他們有多少文化，要說他們在行伍之前，讀過多少兵書故事，那是謊話。就是讀過兵書的人，例如諸葛亮，初出茅廬的時候，隻有27歲，在劉備看來是一大賢士，在曹操看來就是一介村夫。他沒有實踐經驗，邊打仗邊增長實踐經驗，終於成為三國時代很有名的政治家，也是很有名的軍事人物。當然這情況在曆史上也有變化，而且最有名的將帥如韓信，如嶽飛，如戚繼光，都是有文化的人；而且越到後來，文人做主帥能打勝仗的越多。娥王陽明、袁崇煥、曾國藩、左宗棠都是典型的文化人。即使這樣，中國兵攀對文化素質的重視依然十分不夠，他們沒有提出係統科學的訓練要求，更提不出適應火器時代的科學技術要求。這個缺點，鴉片戰爭以後，更顯得非常突出了。
第三，中國兵學中沒有士兵的地位。這個當然也不能苛求於前人，而且公正地說，唯有在兵學裏麵，將士的關係才最好一些。不過，好雖好，到頭來，還是將帥為父，士兵為子。愛兵如子，是把士兵當成兒子。士兵與將領之間沒有平等地位，所以士卒的打仗，在政治上是為皇帝而戰；在實際上，也是為官長而戰。至於他自身的東西，實在是太少太少。中國曆史上雖有個別起於士伍的將領，但那隻是個別情況。將貴兵賤極容易使將、士之間成依附關係，也容易使士兵與老百姓處在對立的關係。到了後來就成為雇用兵製的濫觴。簡而言之，就是中國的兵學，說來說去，還是屬於中國封建文化這個範疇裏的內容，它不可能提出人格平等的價值理論，也不可能提出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政治要求。
下麵，再來談談中國的兵製與中國兵製的文化意義。
中國兵製曆史悠久，曾幾經變遷。
殷商中期以前，文獻闕如，無史可考。自商中期，軍隊組織出現長期的固定的單位——“師”與“戍”。軍隊的核心為王室與貴族子弟，充當士卒的則主要是平民。這和古希臘情況有些相似。奴隸也有某些從軍的，但不能編在師中，隻能充當雜役。
周滅商，區域擴大，城鎮比較發達了，又形成“國”、“野”之別。國指都城與近郊地區，四郊以外的地方為“野”。那時的製度，隻許“國人”當兵，不許“野”人有武裝。
春秋中葉以後，戰爭頻仍，需要更多的人入伍，打破舊製，“野”人也可從軍，於是兵製出現以郡縣為單位的征兵製度，這是中國軍隊得以充分發展的第一次曆史機遇。戰時為兵，閑時為農，因時勢轉換，人盡其責，這時候的兵製屬兵、農合一性質。
這種兵、民合一製度，經過戰國、秦朝、漢朝、魏晉、南北朝、隋唐，雖在製度上有變化，如秦統一中國，建立了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化的軍事體係；西漢則分置中央兵與地方兵二級體製；東漢又出現所謂家兵、私兵，即武將私有的部隊；北朝西魏、北周實行府兵製，所謂府兵製就是在政府控製的民戶中編組軍隊，使政府統管的軍隊對私兵占有優勢，最後將私兵化為官軍。
這一段時間，有兩個轉變需要引起特別注意，第一個轉變，由春秋戰國時的宗族部隊或私屬部隊為主的早期兵製轉變為中央集權的郡兵為唯一武裝的軍事體製。第二個轉變，自東漢以後，又出現武將擁有私兵的情況，這種情況發展到魏晉時期，私兵成患；比如看《三國演義》，那些謀臣和武將一般要稱自己的首領為主公的。主公者，沒有恰當官稱之謂也。有些著名的將領，如許褚、李典、曹仁、夏侯悖都有自己的軍隊，是帶著宗族軍隊參加曹操的大軍的。直到南北朝實行府兵製，情況才開始發生變化。
唐代初期，仍襲舊製。但實行府兵製，主要的是把戶籍搞清楚。然而唐開國幾十年，逃戶問題日益嚴重，所以到了唐玄宗開元十年，唐明皇接受宰相張說請求，招募壯士當禁衛軍，以後府兵製改為募兵製，兵農合一的傳統製度為兵、農分離的新製度所代替。
宋代沿襲唐製。隻是將軍隊分為禁軍、廂軍、番兵、鄉兵四種。禁軍歸屬中央，廂兵由各州負責招募，番兵是招募的西北少數民族的兵士，鄉兵則於招募之外，也在當地征發，也就是說，宋代沿襲唐製，略有演化而已。
但到南宋初年，因為戰亂原因，出現了嶽家軍，韓家軍，張家軍等專屬某個大將的軍隊。這種情況與宋代確立兵製的初衷大相徑庭。昔日趙匡胤作皇帝，最顧忌的就是大將兵權過重，所以他才來了一出杯酒釋兵權的把戲。從此實行將領換防製度，使他們難於培養自己的親信，防止出現唐代藩鎮割據的情況。所以，出現嶽家軍、韓家軍之類的情況，朝廷自然大不放心，皇帝為了解除大將的兵權，便在這些部隊的名字前麵加上“禦前”字樣，另派人做都統製，後來嶽飛遇害，韓世忠賦閑，不能說和這個沒有關係。
遼、金、元變化無多。到了明代，朱元璋實行衛所製度，想在一定程度上恢複兵農合一的舊製。但是不成功，隻好又實行募兵製。明中葉以後的戰鬥力較強的軍隊，幾乎全是由將領自行招募來的。
滿人在東北興起，實行的是典型的部落軍隊，這個大家比較熟悉，所謂八旗子弟。先是滿族八旗，後來又有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八旗以後還有由漢人組成的綠營兵，但到了清中葉以後，無論八旗也好，綠營兵也好，全沒有戰鬥力了。對付太平天國起義，隻好招募鄉勇作戰。嚴格地說來，鄉勇不是正式軍隊，有戰才為軍，無戰則為民，屬典型的兵農合一製。鄉勇都由將領自己招募，各種私人關係極深，雖說無戰則為民，但後來還是成了專門的軍隊，為以後中國的軍閥割據、軍閥混戰打下了基礎，不過那已經是大清朝滅亡前後的事了。
中國古代兵製的演變，其內容十分複雜。僅憑上述這麼幾千個字的介紹是遠遠不夠的。這不過是畫一個大概的輪廓。通過這一個輪廓，也可以看出中國兵製的基本特點。什麼基本特點呢？就是中國古代兵製曆史雖長，具體內容變化雖多，但是其選擇方式卻不多。換句話說，就是變來變去，大的框架沒變。
中國自殷中期有明文記載的兵製算起，大體經曆過三種典型的選擇。
第一個選擇，兵源的選擇。這個選擇，從殷代算起至春秋中葉止。春秋中葉以前，有所謂“國…‘野”之別，“國人”可以當兵，“野”人沒有當兵的資格，頂多不過當個雜役；其任務雖近乎現代軍隊的後勤兵，但有性質區別。野人沒有當兵資格這聽起來仿佛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其文化意義卻十分重要。實際上野人不能當兵的現象說明了中國還未能進入農業自然經濟狀況的社會狀態。它的社會基礎，不是我們常常講的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以農業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農業大國這樣一個概念。所以，它的選擇，首先考慮的不是民不民的問題，而是“國”與“野”的問題。以後，西周滅亡，東周啟始，天下大亂，禮崩樂壞。雖說是禮崩樂壞，卻開始了中國由奴隸製轉向封建製的曆史，所以兵源的選擇自春秋中葉以後，便始終以農民為主。“國”“野”界限消失，郡兵製成為主導力量，兵農合一的製度開始確定。
第二個選擇，體製的選擇。所謂體製的選擇，簡單地說，就是實行募兵製還是實行郡兵製，或者說是更透徹些，是實行兵農合一製，還是實行兵農分離製。後一個選擇，出現較晚，直到唐開元年間，才開始實行。兵、農分離製應該說是一個進步，但這個進步也隻是一個開始，因為遠征才要分離，近戰無須分離；天下大亂才要分離，天下平安也無須分離。但中國少有遠征，遠征也不能大勝；中國雖有大亂，但大亂終不能持久。所以中國的兵農分離製度，雖曆史悠久卻不能充分發展。而且兵農分離也很不純，唐代雖有分離，但很快出現安史之亂，以後，便戰亂不斷，軍隊常常處在戰鬥之中，所謂兵農分離其實隻是一種設想。宋代雖將軍隊分成四個部分，到了鄉兵一級，也就不能完全分離了。到了清代，分離的結果，是使軍隊世襲，軍官腐敗，真的打大仗打惡仗的時候，還得依靠兵農不分的鄉勇。所以中國兵製體製的選擇，本質上它不能離開農民作為兵源這個唯一的主要社會基礎。
第三個選擇，管理選擇。管理的選擇，以秦始皇統一中國為分界線，秦統一中國之前，情況複雜。春秋時候，軍隊名義上屬於周王朝，實質上屬於各國諸侯；雖共奉周室，卻又春秋無義戰；誰想和誰打，誰就和誰打；周王朝徒有名義，沒有權利。到了戰國時期，幹脆連這個名義也不要了，周之天下化為七個大國，軍隊便分屬於這七個大國。天下紛爭，各為其主；至秦統一。從此以後，隻要有皇帝，軍隊至少在理論上是屬於皇帝的；但在實際上，卻有不同。比如唐代的藩鎮割據，漢代的諸侯割據，名義上昕命於皇帝，實際上聽命於藩鎮和諸侯。漢獻帝雖然坐在龍庭上，卻如坐針氈，好不難受。他調動一兵一卒的權利都沒有。但中國太大，幅員也大，人口也多，邊防過長，軍隊也雜，所以中央直接管理，沒有這個可能；隻有等級管理，才能實施有效管理。等級便要分權，分權又要生事；宋以前幾乎找不出辦法。宋以後有了辦法，卻又有一利而生一弊，統治權力是穩固的，軍隊戰鬥力卻削弱了。總之，中國軍隊的管理，總是處在不穩定之中，好比君權和相權的矛盾，直到朱洪武取消相位之前，始終得不到解決。然而，相位可以取消，軍隊卻不能取消。弄來弄去，除非社會安定，找不到一個完全理想的辦法。
兵製的選擇，看起來是一種主觀行為，實際上是平衡各種基本的社會關係的結果。兵製選擇的當與不當，其標準也在於它對各種社會基本關係平衡的好與不好。什麼社會基本關係？簡單地說，就是和農業自然經濟的關係，和人民特別是和農民的關係，以及和皇帝的關係。
兵製與農業自然經濟的關係，是最基本的關係。實行兵、農合一製度，本身就是承認了農民自然經濟的基礎作用。兵農合一，就把家庭生產方式和生產的保衛連接在一起了。兵農分離，其兵員，主要還是來源於農民。而且軍隊的生存，在本質上也還是靠著農民的賦稅養活。因此，兵製與農業自然經濟的關係就會表現為兩種關係形式。一種形式，兵農合一，要在軍事與農業關係能不能得到合理分配？另一種關係形式，兵農分離，要在農民有沒有力量養活軍隊？從曆史發展情況看，如果這兩種形式的處理是恰當的，那麼那個朝代必定也是清明的安定的；如果這兩個形式處理是不恰當的，那麼這個朝代就必定會走向動亂。以秦始皇為例，秦取天下，本來是一件開天辟地的大好事；然而，始皇不能安定民心，發展經濟，卻今日造阿房，明日造長城，弄得民不聊生，妻離子散，終於釀成大亂，使強大的秦帝國變成了短命的秦帝國。秦是中國頭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清朝代明而興，是中國末一個封建帝國。清朝起家全靠八旗子弟，入關之後，便封王封侯，人人成了貴族。八旗成為貴族，貴族便要過好生活，名義上是兵，實際上已經不履行兵的職責，隻享受“兵”的特權。鄧友梅寫《煙壺》，上麵有這麼一個情節。主人公烏世保“是火器營正白旗人，祖上因軍功受封驍騎校。到烏世保這一代，那職位他伯父門裏襲了。他閑散在家，靠祖上留下來的一點地產，幾箱珍玩過日子。別說騎馬，偶然逛一趟白雲觀，騎驢時兩腿也打哆嗦。”可您別看他連驢都騎著害怕，因為給端王府王爺唱曲唱得好，端王爺馬上恩典下來，“叫他上虎神營當差去吧！”其實當什麼差呢？告個長假，照樣閑散不誤。八旗子弟到了這個份上，仗是打不得了，但享樂還要更甚，開銷還要更多，兵的人數雖沒增加，官的人數可總在增加——誰知道上麵高了興會封誰個什麼呢？所以靠中國的這麼一點土地，靠自然經濟這個基礎，終究養不活這些老爺們。養不活怎麼辦？不交租是不行的；可不吃飯也不行。為著能活命，隻有不怕死，所以沒有多久太平天國就爆發了。我在前麵講過中國封建時代是土地不變，人口不變，產量不變，但官僚在變，官僚越變越多，土地越兼並窮人手裏的土地越少。官僚變多這一欄裏麵，就包括軍隊在內。因為這三不變兩變，就必然會引起動亂。而動亂的結果，還要回到老路上去，還是官、土、家、德的老模式，中國兵製就在這個矛盾運動中不斷地調整而又破壞著軍隊和“土地”的關係。
兵製與“民”的關係。兵製與土地的關係，其實就決定了與民的關係，然而有不同。因為軍隊雖然出於百姓，卻又不等於百姓。兵農合一的時候，仿佛好些，也不盡然；兵農分離，情況就更為複雜。中國入好講王者之師，何為王者之師？就是不傷害或少傷害農民利益的軍隊。《孫子兵法》講取糧草於敵國，就很清醒地考慮到了這一點。但軍隊要生存，就需要農民負擔，軍隊與農民的利益既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如果沒有戰爭，則矛盾處於主導地位，有了戰亂，為了保家衛國，則統一處於主導地位。到了動亂時期，能夠照顧農民利益的，便是王者之師，人數雖少，最終必勝；處處傷害農民利益的，便是盜匪之師，人數雖多必敗。當然，實際上不僅僅是和農民的關係，還有和“士”人的關係，而士人和農民的關係在本質上也是一致的。中國曆史最應該處理好的就是國家政權與農民和與士人的關係，而最不易處理好的也是這兩個關係。看中國自周秦以來的曆史，處在動亂時期的起義軍隊，隻要能夠得“士”，又能利民，勝利雖不一定在“即”，也一定在“望”。反之，失敗雖不一定就在眼前，至少也就為期不遠了。三國時候，曹孟德能三分天下而取其二，第一就是他實行屯田製度，減輕了農民的負擔；第二就是他招攬天下英雄，團結和重用了一批士人。但是，他始終沒有找到更好的處理農民與“士”的關係，所以，終其一生，他就坐皇位不得，到了子嗣後代，也終於坐不長久。
兵製與皇帝的關係。中國需要安定，因為農業需要安定；中國需要統一，因為農業需要統一。基礎如此，誰也沒法可想。而農業自然經濟的統一，就必然要求集權強權政治，於是中國早晚要產生皇帝。商鞅變法代表的是曆史潮流，商鞅不變，別人也會變；秦始皇當皇帝代表的是曆史潮流，秦始皇不當，別人也會當。所以，雖然中國的兵製常常不能處理好和皇帝的關係，最終總需要調整好這種關係。實在沒有皇帝，就創造一個好了。隻有到了封建製度實在耗盡了最後一滴油的時候，農業基礎完全被破壞了，中國的土地在原有基礎上無法養活農民了，中國的皇帝也就坐不住龍廷了，因為支撐這龍廷的基礎已經出現一個大大的窟窿，皇帝再坐上去，馬上掉進洞裏去了。就好像張勳複辟演出的那種可笑可厭的醜劇。
至此，我們來總結一下，中國的軍事，包括兵學、兵製與戰事幾部分，但重要的長期起作用的第一是兵製，第二是兵學。兵製兵學之外，還有接受這兵製與兵學的文化背景，這三個因素相互作用，產生種種可測與難測的結果。比如中國的兵學原本不錯，但兵學不能解決一切軍事問題，有些問題實在是兵學以外的學問，卻和戰爭直接發生關係。例如三國時期，曹操兵臨荊襄九郡，逼得劉備棄城奔逃，而老百姓追隨劉備的有數十萬眾。這不是軍事現象，乃是政治現象，更確切地說是文化現象。因為老百姓自認是劉氏的臣民，不接受非劉氏的統治。劉備在荊襄本無統一的政權，也無多少政績，百姓追隨劉備，主要的因為他是大漢皇叔。這種情況，非孫子兵法可以解釋的，隻有孔氏“兵法”才能解釋。
中國文化傳統涵育了中國兵學與兵製，又製約著中國的兵學與兵製。中國傳統文化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保護的是家庭土地經營所有製，維護的是以皇帝為主宰的中央等級製，實行的是封閉的大陸型文化結構模式，加上中國兵學兵製的作用，產生的社會後果是：
其一，不離故土，堅決抗擊侵略，堅決反對侵略。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屬於農業文化，而中國兵製最主要的依存根據是處理好與農業自然經濟的關係。所以，中華民族，對於侵略是深惡痛絕的，別人入侵我們，就要拚死反抗；自己入侵別人，也是極不情願。這和西方文化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們好以四海為家，而我們則隻想以家為家。因為我們離不開自己的土地，別人侵略我們，意味著破壞了我們的田園；我們侵略別人，也意味著丟棄了自己的田園；這兩樣同樣不好。可以這麼說，在世界上曆史悠久的主要民族當中，中國是最少侵略曆史也最多反抗侵略曆史的。一旦出現異族入侵情況，入侵者要站穩腳跟，隻有處理好農民與土地的關係，又處理好政府與農民和士人的關係，才有可能。而一旦能夠處理好這些關係，入侵者就慢慢地被中華民族所收納，所同化了。他們於是也開始承認儒學，承認中原習俗，進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有機合成部分。
其二，維護統一，堅決反對割據，堅決鏟除割據。中國曆史上封建割據不少，但少有王者氣象，雖然來時轟轟烈烈，最終不免土崩瓦解，成為後人譴責的對象。其原因無非和中國傳統文化結構模式有關。在中國搞分裂無論如何不得人心，古來如此，已經成為一個無法改變的民族文化精魂。而這個傳統，是一切舊有傳統中最值得繼承的傳統。不過要根據時代的要求，賦予其時代新意罷了，那就是不但要統一，而且要進步，要取得現代文明的進步才行。
其三，重視仁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國人講仁政，在彼時彼地自有其存在道理。仁政的概念，既包括各居其位，明明受著壓迫還要歌頌這壓迫的奴才意識；也包括反對兼並土地，反對無限製壓迫剝削農民的道理在內。不過這仁政總也實行不久。到頭來還是好人受氣，壞人得益。於是再生動亂，再求仁政，這是一個魔圈，跳出這個魔圈，非有工業商業作為基礎不可，非有民主與科學幫助不可。
研究中國兵學與兵製的文化意義，可以得出四點啟示：
1．借鑒中國兵學中講求實際的文化精神；
2．繼承中華民族反侵略也不侵略別人的優良傳統；
3．革除中國軍事缺少技術革新不重視技術革命的弊病；
4．從根本上清除軍隊屬於皇帝或者軍隊出於私門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意識。
現代軍隊，把人民作為自己服務的對象，把服從公民意願作為自己行為的最高準則，把執行法律規定的職能作為自己行為的唯一依據。中國曆史，常常是亂自軍人始，治自軍人始，隻有遵循上述原則，才可能根本革除這種曆史積弊。
四 早慧而晚成的畸形兒
——中國古代科技
說中國科技“早慧而晚成”，其實還不夠確切。因為我們還沒有達到“晚成”，但將來終將達到晚成——大器晚成，先作為預言性質的題目寫上吧。研究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因為我們至今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了解還是一知半解。不但技術性了解很缺乏，工藝性了解也很缺乏，就是史實性了解都不夠。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花大力量大本錢寫《中國科學技術史》，至今未見全譯本。有人對由外國專家寫中國科技史不以為然，說這個應該由中國人寫。殊不知世界應該的事情很多，偏偏應該的事情得到不應該的結果。要講應該，中國人早就應該了解中國人自己的科技曆史，可現在您調查一下，平均每10000個人中，包括大領導和小老百姓在內，真正比較了解，大體了解的能有幾個人。所以，照我的想法，中國科技史誰寫都行，外國專家寫得比中國專家好，隻能證明我們自己不行。不行就該努力，光靠擺中國人的老資格臭架子毫無用處。討論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至少應該包括三個題目：中國古代科技的成就；它的典型特點；和它中途衰落的原因。作者才疏學淺，隻能從“至少”這個層次上談起。
中國古代科技成就
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成就如何？成就很大。成就多大？曾經在很長時間內，走在世界的前列並且對世界近代科學的發展起過關鍵性作用。
這裏引三個資料。
一個資料，據美國學者坦普爾在他著述的《中國——發明和發明的國度》中的統計，現代世界賴以建立的基本的發明創造，可能有一半以上源於中國。該書介紹了中國占代的一百個世界第一，坦普爾在序言中說：
“除了指南針、印刷術、羅盤、火藥，是人們廣為知曉的中國四大發明外，現代農業，現代航運，現代石油工業，現代氣象預測，現代音樂，十進製數學，紙幣，多級火箭，水下魚雷，毒氣，槍炮，降落傘，載人飛行，白蘭地，威士忌，甚至蒸汽機的核心設計等，都源於中國。”
一個資料，我的同行馮天瑜，周積明合著的《中國古代文化的奧秘》中的介紹，介紹頗詳，不能細引，尋其目錄，作為輪廓，他們一共列舉了八個方麵，這八個方麵是：
(1)對人類曆史進程發生革命性作用的“四大發明”；
(2)數學的世界性貢獻及其缺陷；
(3)天文學的成就與功能；
(4)物理學的盛衰；
(5)發達的冶金術與煉丹術同步發展的古代化學；
(6)地學的世界紀錄；
(7)傳統農業的多方麵成果；
(8)獨樹一幟的中醫中藥學。
因為文化書籍，重在文化分析；講文化成就也講文化缺陷。成就自然是很大的；而且領先的時間也驚人。比如，數學中的十進位製記數方法就領先歐洲1000多年；圓周率則領先阿拉伯人1000年，領先歐洲人2000年；“開方作法本源圖”則領先歐洲2000年；再比如物理學中的共振實驗，沈括的紙人測定共振實驗，就比意大利人達?芬奇的早400年，比諾布耳和皮戈特的試驗早700年；又比如中國的冶金術，其鍛鑄鐵的技術要比西方早2000年；此外，地學、化學、農業的世界紀錄也很多是由中國人創造的。中國科技實在早慧的很，不領先則已，一領先就是三、五百年，七、八百年，甚至一、兩千年。
一個資料，江西省科協和江西省曆史博物館的“走在世界前期的古代農業科技成就簡表”。其中共列舉了62個項目（有些項目為兩個具體內容或兩個具體內容以上）。其中有些項目，’領先時間未詳，注明“最早發明”或“最早栽培”、“最早飼養”，有些項目，則注明領先時間。我在前麵說過，中國占代最有成就的科技領域為兵、農、醫。農的先進，通過這個資料，可見一斑。其中“最早發明”的有42項，其具體內容是：
(1)粟，(2)稻，(3)大豆，(4)白菜、芥菜，(5)大麻，(6)豬，(7)雞、鴨，(8)馬，(9)蠶，(10)蘿卜，(11)柑桔，(12)枇杷，(13)杏、李、梅，(14)桃，(15)棗、山楂，(16)茶，(17)牲畜閹割術，(18)辨認土壤，(19)騾（最早雜交培育），(20)油菜，(21)楊梅，(22)荔枝，(23)龍眼，(24)馬蹄鐵，(25)水稻育秧移栽，(26)瓠子移接，(27)穗選法，(28)銀杏，(29)水稻烤田技術，(30)低溫催青蠶卵，(31)煙熏防霜，(32)嫁接技術，(33)嫁棗技術，(34)疏花技術，(35)微煮法鑒定種子，(36)車轉翻車，(37)白蠟蟲，(38)豆芽菜，(39)紅曲，(40)高轉筒車，(41)代耕架，(42)風力水車。
領先發明有年限記載的內容包括：
(1)壟作法（精耕細作的耕作製度）比西方早2000年左右；
(2)犁壁裝置，比歐洲早1000年：
(3)翻車（手搖水車），比歐洲早1500年；
(4)風扇車，比歐洲早1400年；
(5)用水排鼓鑄農具，比歐洲早900年；
(6)溫室培育蔬菜，比歐洲早1000多年；
(7)認識植物性別（大麻雄株的認識），比歐洲早1500年；
(8)使用種肥，基肥，追肥等先進施肥技術，比歐洲早1200年；
(9)綠肥較作製，比歐洲早1200年；
(10)石碾，比歐洲早1300年；
(11)用水力驅動石碾，比歐洲早900年；
(12)水轉八磨，比歐洲早1400年；
(13)家畜人工選擇原理，比歐洲早1500年；
(14)家畜外形鑒定學，比歐洲早1000年；
(15)大豆“起土法”，比歐洲早1600年；
(16)農作物選種和繁育製度，比歐洲早1300年；
(17)河渠閘門，比歐洲早700年；
(18)九轉連磨，比歐洲早500年；
(19)小麥移栽，比歐洲早300年；
(20)單株選擇法，比歐洲早100年。
二十項內容，平均領先歐洲水平1285年左右。
中國古代科學的優點在於早慧，缺點在於後繼乏力。早慧固然早慧，後麵卻發展不快。對此，有人作過定量分析，但即使不用定量分析，也可以概略看出大約春秋戰國時期，與古希臘古羅馬時期不相上下，秦漢王朝，特別是漢、唐、宋這一段，總體水平處於世界前列。自明以後開始慢慢與西方科學發展拉開距離，特別是十五、十六、十七三個世紀，西方開始逐漸把中國遠遠拋在後麵。而中國人毫無所知，該驕傲依然驕傲，該滿足依然滿足。“中國是天下中心，中國皇帝是世界主人”的觀念根深蒂固，毫無改變，直到1840年英國兵艦上的大炮吼叫起來了，才開始有些清醒，然而已經為時晚矣。中國為什麼由先進而落後，西方為什麼由落後而先進？這個問題引起了很多西方人士的重視，也引起了中國人的重視。西方最有影響的著作，恐怕首先要數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這方麵的論著極多，論好論壞，論長論短，各有所見。近幾年也頗有些好文章。雖時有爭論，各得新見如許。考慮到本書的結構和篇幅，這裏因繁就簡，談談中國科學發展的類型特點和出現畸形變化的主要原因。
中國科技曆史發展的類型特點
中國科技發展的類型，就其本身的發展情況而論，有五個基本特點，這五個特點是：實用型特點，經驗型特點，直觀型特點，技藝型特點和師傳型特點。
實用型特點。中國科技最重實用，也最講實用。所謂實用，不僅是民用，主要是官用，即以皇帝為中心的官本位製度所用。中國對西方最有影響也影響最大的就是四大發明：指南針、造紙術、活字印刷和火藥。
火藥的發展，在中國其實主要隻有兩個用途，一個用途，在於戰爭。我們剛剛說過，中國唐代以前屬冷兵器時代，沒有熱兵器出現。以後有了火藥，便有了熱兵器。火藥用於戰爭，在中國曆史上很早。也因為它能夠有益於戰爭，才給它一個發展位置。但古代中國的戰爭，主要是農民戰爭。而作戰的對手，不是同樣的農民，就是比之農民的文化層次還要低一個格子的牧民。所以，雖有火藥，沒有工業基礎，不能發展，也無須發展。真正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大刀長矛。有哲人就說是原子彈厲害，還是關雲長的大刀厲害？比較的結果好像是關雲長的大刀厲害，因為它殺人更多些。再一個用途，就是爆竹。戰爭意在殺人，爆竹意在慶祝。慶祝多在節日，鞭炮雷鳴，既驅鬼又開心，實在是中國人很難割舍的一項習俗，就是年年有崩瞎眼睛的慘案發生，還是難於割舍。所以，魯迅先生感歎說，西方人拿了中國的火藥，去發展大炮兵艦，而中國人自己發明的火藥卻隻能放爆竹，兩相比較，差距遠矣。
火藥如此，指南針的命運也並未好些。中國指南針的應用，既有生產之用，又有迷信之用。鄭和下西洋，那麼大的航海行動，沒有指南針不行。其實中國人發明指南針的曆史還要早得多呢！宋代已經達到很成熟的地步，航海普遍使用便在這個時候。至於最初的發明那就更早了，大約戰國時候，已見應用。春秋時期已有所體悟，所以《管子?地數》篇中才有“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的記述。但到了後來，遠航也沒有了，生產也不講了，倒是風水先生多了一個手段，以指南針看風水，實在是中國人最不怎麼樣的一項發明。
至於造紙術和活字印刷其發明者皆出於社會下層又有一定條件者。他們的發明之所以特受朝廷重視，很快得到推廣，實在與中國人重視禮教、重科舉、重書籍的作用有關。順便說，中國的藏書之多，在世界曆史上也曾首屆一指，不過其利用率就不值得自豪了。比如《四庫全書》那麼豐富的百科全書似的集子，目的不在於推廣，而是抄寫七部，保存在皇家七個有名的閣子裏完事。它們不是一般士人可以享受的精神食糧，而是供皇家貴族、供朝廷命官，提高麵子，欽定欽用之物。然而要教化眾生，沒有書籍不行，所以對於造紙術的發明、對於活字印刷的出現還是重視的。不過所謂重視不是文化意義上的重視，而是因為它有點用處的重視。換句話說，隻要有紙就行了，至於用什麼辦法造出來，那我不管，本皇帝日理萬機，哪有管這等瑣事的精力。
中國科學技術的實用型特點，不全是缺點，在相當的曆史時期，還是大大的優點。因為它重實用，所以它神學成分很少；又因為它重實用，所以唯心成分也少。它是以經驗為主，而以實用為目的的科技發展類型，多少有點“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的意味。
經驗型。中國科技不重理論，雖然也有理論。照作者的看法，曆史上人才的發展，大約經過了五個不同的曆史階段。原始社會，屬於人才本體型。就是說，你是不是個人才，看你身體條件如何！身體健壯，動作靈敏，頭腦聰明，四肢發達，行了，人才。如果病病怏怏，甚至有大的殘疾，即使不讓野獸吃了，也有可能被同類吃了。林黛玉那樣的身體在原始社會根本就沒法活下來，西施姑娘那樣捧心蹙眉的美貌在那個時代也是一錢不值。到了奴隸社會以後，人才的類型，已經完全轉變為經驗理論型，即是說，它們需要理論，也需要經驗；經驗為主，理論為輔；主輔相成，構成人才。這個情況，在東西方有些區別。歐洲到了中世紀，經驗理論型成為神學理論型——落後了；中國倒沒有大的演變，隻是在深入細膩豐富這個方麵有所發展。以後，到了資本主義，又成為科學理論型。凡事講實驗，講實證，講邏輯，講科學理論。分門別類，處處有發明，處處有規範。這個情況到了本世紀中葉又發生變化，開始向係統理論型發展了。其標誌就是邊緣學科大量興起，相對論突破了卻又豐富了牛頓定律；係統論、控製論、信息論開始上升為主導地位，等等；也就是托夫勒講的第三次浪潮的興起。我們中國的古代科技長期徘徊不前，就處在經驗理論型這個階段。它講究經驗，重視經驗。神農嚐百草，這個經驗怎麼樣？久病成醫，這個經驗又怎麼樣？中國重視經驗，也重視老人，好講老把式，老師傅，老在行，老先生，老將軍等等。老就是好，所以，請大夫看病，頦下沒有胡子就不大把牢。反映在評書上，小說上，戲劇上，但凡特別有點能耐的老中醫，個個“一部銀髯，胸前飄灑，條條露肉，根根透風”。而那些庸醫，惡醫，治死人的醫生，沒有一個能有這形象的。“老”字何以如此值錢？因為“老”是經驗多的表現。中國人相信經驗，勝過相信理論多矣。什麼都講究拿出來看看。孰不知，很多近代現代科學是無法拿出來看的。好比你讓童弟周先生或者錢偉長先生去農村進行勞動改造，你對他說，你們不都是科學家嗎？給我鋤十畝地看看。其結果，他們準得露“怯”，怕連貓剩、狗蛋也比不過的。
但經驗未可小視，它在屬於它的那個時代，可以有種種光輝的創造。就如同中國的聲學、力學、醫學、算學、幾何學、磁學、摩擦學、瓷器製造業、釀酒製造業、製糖業、采煤采礦業，治理江河，興修水利等方麵所做出的成就一樣。但它難於質變性發展，因而也不能產生超越。而且越是迷信經驗的人，還越是反對超越。比如一個人學習專業知識，他會問，我學它有什麼用？有些專業知識，可以回答得出來，學它就幹這個用；有的則難於回答出來。而回答最為肯定的，往往既是最富現實意義的，也是缺乏長遠意義的。因為今天固然最為有用，明天就可能不敷其用，而等到不敷其用再研究最為有用的，顯然已經晚了。
直觀型。經驗容易導致直觀，但經驗還不是直觀，直觀屬於理論思索，卻常常不是通過科學推導或邏輯推斷或實驗驗證證明出的結論，而是直觀理解，直觀悟想，直觀觀察，直觀揣摸的結果。中國人看問題，先地下而後天上，先人間而後神鬼，先現實而後未來。這是中國人想問題的一個特點，也是中國科學技術定勢思維的一個特點。中國舊學極多，最有思辨特點的，還是道家與禪宗。道家思維，好講其“道”，大則大矣，卻難於實證，也難於給以理論再現，所以老子開篇就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禪宗善講禪機，也叫公案，論機警不能說不機警，論深刻也不能說不深刻，同樣沒有體係，不成係統。後來宋明儒學，吸收儒、道、佛三家之長，組合成新儒學。程朱擅長言“理”，多有道家意味；陸、王雅好講“心”，更有思辨特點。不論程、朱、陸、王，都樂意講格物致知。但格物這件事很困難，據說明代一錢姓儒生，王陽明的朋友，曾麵對青竹，冥思苦想，三天三夜不能休息，最後大病一場。還是找不到結果，於是王陽明親自出馬，又去靜觀七天，終於有了結論。這其實還屬於直觀感悟。直觀感悟無論怎麼說，都是一種萬分辛苦的事情，那意思好像釋迦牟尼想當初坐在菩提樹下的思考，不過這麼說，也許對宋明諸儒有些不敬，好像事情相隔1000多年，他們在方法上還沒有多少進步似的。但格物之不易，卻是從佛至儒，一貫而然。同時，也應該看到，在那個時代，那種文化背景下，不格物也沒辦法，你想找出可、以涵蓋整個世界的悟性，用實驗的辦法怕不行；沒那個工具，也沒那個力量。隻有以己之心，度物之理，或者以己之理，推物之理，格來格去，格一個大體近乎實際的想法出來。東方文化昔日比西方文化高明，也就高明在這個地方，它不需要神的幫助，而隻用心思去想；東方文化後來的發展不如西方文化，倒黴也就倒在這個地方，它隻用心思去想，就不能開創大工業，也不能真正理解近代科學的奧秘；東方文化未來還有希望也還希望在這個地方，因為，現代科學發展到了這麼一個路口上，它要麼不再發展，要麼就必須找出一個對於事物的更廣闊的空間更深的層次都能涵容說明的認識模式或者至少是認識方法。於是，古老的東方文化便又有了用武之地。中國人的這種直觀型思維方式，滲透到科學技術領域之後，更加強化了中國古代科技的經驗性實用性特點。比如中國的數學，在世界上也曾領先多年，然而，它所走的卻是通過文字形式進行分析的道路。它不能離開直觀，而且越是在和直觀事物聯係切近的地方發展愈快，比如圓周率，比如勾股弦定理、比女口割、補術，比如從天元術到四元術的發展，比如近似值的研究，比如不定分析的研究等等。但是傳統的用文字敘述的各種運算的方式和依靠算盤進行運算的手段，妨礙中國數學在思維空間的更高層次的發展。西方的大數學家大半也是大哲學家，至少有很強的抽象思維能力，而中國古代的大數學家，多半與哲學關係不多。他們常常是掌管天文的疇人和計吏。表現在數學研究成果上，就是數學理論和抽象程度比較低下，例如，四元術雖曾經領先於世界，卻又成為中國古代方程式發展的極限。日本學者上野清說：“西洋算學與日俱進，中國從來不進一步，其一原因，在於斯也。”中國數學並非不進一步，進步遲緩，主要是直觀思維過重，抽象思維乏力的結果。
技藝型。中國古代科技，最重視技藝，也最合於技藝。某些技藝水平，直到今天，還使全世界知其情者，莫不驚歎不已。實在說，這不是中國科學技術的一個缺點，而是一大優點，之所以成為缺點，在於隻重技藝，不重理論和實驗，這一點，我們下麵再講。
中國人重技藝，幾乎在所有工藝中都有傑出貢獻。比如中國的陶瓷業，可謂名聞遐邇，婦孺皆知。又如中國的絲綢業，更是遠銷世界，給中國文化帶來莫大聲譽。如中國的手工藝品，中國的雜技，中國的烹調，中國的冶煉技術，中國的建築工藝技術，中國的冷兵器製造，中國人製造的渾天儀，中國的園林藝術，中國盆景，中國的印染工藝，等等。中國人手巧，中國人刻苦，中國人相信經驗而又善於積累經驗，中國人有一股百折不撓持久彌堅的奮鬥精神。其中許多技術工藝製造，都是人類的極其寶貴的曆史財富。很可惜，中國的技藝、工藝，一方麵不能為社會所重視，就好像《煙壺》中寫的那位身懷絕技的聶小軒的命運一樣。因為某王爺——九爺的一句話，就可能把他給“保存”在監獄裏去。什麼時候王爺想起他來，再把他“拿”出來，王爺又可以因為自己要一套“絕活”，便讓他一命嗚呼，或者讓他變成殘廢永遠也不能再幹這活。中國的科技命運很苦，技藝的命運也很苦；命運痛苦而能不屈不撓地奮進，既證明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確有精華，也證明那裏麵確有糟粕。另一方麵，中國占代工藝因為門戶之見，出於保住飯碗考慮，它往往不能流傳開去。往往大師死了，絕技也就沒了。想看絕技，還需要新的大師。等新的大師死了，這絕技又要完了。中國古代人不知道損失了多少絕技，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文化問題。講到這兒也就應該過渡到這一個題目中去了。
師傳型。中國科學技術的繼承，主要靠師傳，“口傳心受”四個大字。比如，舊時代，戲班或者曲藝班中演員拜老師學相聲，學評書，學京戲，這些徒弟，有的認識幾個字，有的大字不識，那些先生也是如此。他們教徒弟的辦法主要是口傳，徒弟學本事的辦法，主要是“心受”。師傅說，徒弟聽，聽幾遍，記住了就照樣畫葫蘆；記不住，打。好像記不住就是不用心，狠揍一頓，看你用心不用心。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傳授大抵如是，這種傳授方法，很顯然，即不利於科學技術的普及，又不利於它的發展，更不利於它的理論概括和研究。中國科學技術發展來發展去，沒有成為巨浪狂潮，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雖然傳授方式還不等於科學技術本身，但是人類如果永遠不能轉入科學傳授——近代教育，那麼人類也就完了，這道理東方西方並無不同。
中國科學技術的類型特點，決定了它的興衰，這裏麵既包含了它本身的優點，也包含了它自身的缺點。正因為這些缺點總是不能克服，才使它雖然早慧，未能早成。
中國科技發展中途衰落的基本原因
基本原因，有三個方麵：
第一個方麵，內部原因。
科技發展中途衰落的內部原因是和中國科技的類型特點相聯係的，因為有那個特點，才產生相應的弱點，大致說來，也可以概括為如下四點：
(1)身份不明，分屬不清。中國科技曆史和歐洲比，我們屬於平緩漸進型，先時水平也不低，近時水平也不高。歐洲屬於中間凹陷型，兩頭高，後頭更高。也就是說，古代中國的科技發展，在曆史上隻有一次大的轉機，而歐洲有兩次轉機。歐洲的轉機，古希臘為第一次，以文藝複興運動為最初構想的資本主義文明算第二次。中國的轉機在先秦，先秦以後，直到近代曆史開始之前，無大變化。那麼，我們研究中國科技的發展原因，就應該著重於先秦的研究，看一看先秦給後代中國人留下的是怎樣的一個模式。西方雖有兩次轉機，第二次轉機是打著文藝複興的旗幟登上曆史舞台的，所以古希臘文化奠定的文化模式也同樣有著重要的意義。
先秦模式和古希臘模式，是人類曆史上兩個典型的結構模式，表現在科技思想上，一個突出的表現在於古希臘思想家具有明確的分科意識，對於哲學特別是邏輯學給以足夠的重視；先秦模式則沒有明確的分科意識，但對倫理思想給以特別的重視。古希臘思想家中，也有不那麼重視邏輯學的人，也有不那麼重視區分學科的人，但那不是主流。先秦思想家中，也有反對倫理道德的人，但反對者依然把它作為頭一等重要的事情予以對待，所以雖反對亦等於支持，以反對者的麵貌壯大了肯定者的聲勢；他們相互之間雖然有種種爭議，而於學科思想則幾乎都沒有給予重視，更沒有多少建樹。先秦思想家中，最有學術代表性的思想家首推荀子，最多科學技術內容的首推墨子，然而，他們同樣不重視分科，荀子以禮為本，以性惡論為武器，雖學風嚴謹，涉及到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美學、心理學種種學科知識，然而隻是涉及而已，切實分門別類的給以體例區別，則沒有這準備，也沒有這實踐。墨子涉及的學科還要多些，大凡政治學、社會學、宗教學、美學、心理學、聲學、光學、邏輯學都涉及到了，然而也不過涉及而已。到底是“潛”的科學，不具備學科分類和近代科學意義上的學科體係。但古希臘時期的哲學家們就不同，不僅亞裏士多德而且柏拉圖，都有比較明確的分科概念，他們的著作大體上是以學科來區別的。最典型的代表自然是亞裏士多德，有人說，中國的苟子仿佛亞裏士多德，地位仿佛，風格仿佛，但學科分類卻不仿佛。荀子一生隻有《荀子》一書，一書而已，百科百學盡在其中矣。不管後人可以從中發現多少有價值的材料和啟示，它畢竟隻是一本《荀子》。亞氏則不同，亞氏一生著述頗豐，相傳他一生著作有1000卷之多，但因為戰亂原因，留傳下來的就沒有這許多，僅剩162卷（草紙卷），但這數量已很可觀，據專門研究者說他的著作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對話”，已全部散失；第二類為劄記，絕大多數也已經散失；隻有第三類尚存，就是現在西方刊行的《亞氏全集》。盡管如此，他留下的著作，內容依然極其豐富，分科依然十分細致。這裏麵包括《倫理學》、《政治學》、《詩學》、《修辭學》、《物理學》、《形而上學》、《生物學》以及《論生滅》、《論天》、《氣象學》和經濟學、心理學等方麵著作。著作之豐，分類之細，都和荀子有很大區別。
中國人不慣為長文，這也是一個道理，但主要的原因還是沒有細致的分科，統而籠之，一概而論，這個習慣和中國是大陸國家有關，和中國人特重人際關係有關。中國人的學術著作，總是以核心結構作為基本的模式，即使以格言集方式編成的《論語》，其主旨依然十分清楚。西方人當然也講主旨，然而，卻以學科不同確定體例。這種情況，顯然對於後世各種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起了重要的作用。
作用之一，古希臘模式，各科分列，從起點上就確立了自然科學的平等地位。而先秦的模式，從一開始就把人與人的關係放在首要位置，而把科學技術——如果還有一點點科學技術的話，也給擠到幕後去了。
作用之二，古希臘模式，各科分列，便於應用。研究物理則可專事物理，研究數學又可專習數學。而先秦模式，不論哪家哪派，總有一個主旨幹擾具體的學術領域。道家，則處處講無為，一有為便違背主旨；而墨家則處處講兼愛，一離兼愛，又有傷主旨；法家，則處處是法、術、勢，除非官僚政客，其餘不堪一論；儒家，則處處仁義道德，簡直就成了仁義道德的汪洋大海，掉在裏麵，喝一口水，都是道德的味。很顯然這種情況很不利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因為不論怎麼樣，這種文化態勢，都使科學思想不能占據社會的主導位置。
作用之三，古希臘模式，有利於知識分子的學術選擇，既可專攻。又可博覽。先秦模式，則隻能以一家之言為基礎，不入儒門，便人道門，即使自立，也是一門。也就是說古希臘學術大體上是以學術為學術的，而先秦學術卻是以門派為學術的。門派也是學術，卻與純學術有別。他們關心政治、關心社會、知識淵博、包容一切，然而，後人選擇十分困難。孔子雖有《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之說，然而《六經》本質上不是六門學問，而是儒家倫理——政治中心的“統編”教材。其中《樂》與其他五經的差別可能大些，偏偏《樂》經散失，漢時已不可考。《詩經》次之，給了“一言以蔽之，思無邪”的闡釋，其餘四經無非曆史、典章、加些天命與認識論。什麼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物理學、動物學、心理學、兵學，幾乎毫無獨立的必要，或刪或免或縮或減，主旨不過三綱、五常而已。
作用之四，古希臘模式，雖有充分的學科自由，卻難以建立強大的統一的思想理論基礎。其原因多在於古希臘文化屬於海洋文化，帶有強烈的開放性質。然後，國興則學興，國衰則學衰，到了中世紀，絕大多數交了壞運。中國的學術屬於大陸文化，對內最講統一，對外則要封閉，它有利於大一統的實現，除去墨學之外，幾乎諸學諸派都有些用處，而儒、道、法三家更多實用和參考價值。以此觀之，先秦諸學的短處卻又是它的長處，古希臘諸學的長處，卻又是它的短處。中國先秦諸子有利於社會安定和國家統一為其長，論到對科學技術的支持與啟發，就是其短了。中國古代文化史，先秦為第一重要時期，時間雖短，影響特別巨大。後來中國文化的模式構建比之先秦時還要缺少自由、平等，還要更其專製。先天不足，分類不清，是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出現畸形的第一個原因。
(2)比例不當，結構失調。科學技術的發展，可區別為理論、實驗、技術三大要素；西方近、現科學技術的發展特點，在於三個因素發展趨向較為平衡。但縱觀西方科技曆史，其間同樣起伏很大，有時候平衡，有時候不平衡；有時候理論占的比重很大，有時實驗占的比重很大，有時又是技術占的比重很大，其科技曆史發展的曲線起伏不定，且高且低，與此有關。中國的情況則不同，三因素的比例，從來都是技術比重很大，明朝以前，最低比率也不低於69%，一般都要在80%以上。而理論比例一貫不高，明代以前最高才隻有23%，一般都在15%以下：實驗最低，最高沒有超過14%，最低則為0%。所以中國的科學曆史發展曲線不大，進步也不快，模式沒有變動，既未產生大的斷層，也未出現大的科技革命。
因為理論不足，所以，中國科技發展，不能產生超越，甚至可以說中國科技隻有實幹，沒有研究。因為實驗不足，所以中國科技缺少實證精神，很多科學思想，常在似是而非之間，比如中國對人體的理解，有極高明處，也有極糊塗之處。糊塗的地方，有時還比不過監獄的獄吏，倒是他們對人體仿佛了解得更透徹些。所以用起刑來，想打殺立時打殺，不想打殺任是打得夭昏地暗，受刑者卻沒有多少痛苦。但仵作的臆想也多，他們雖然常常檢驗死屍，卻絕少肯下認真的實驗性功夫。因為重視技術，所以凡技術要求很高的項目，中國人從來不懼，越是科學處在最為需要技術的時代，中國人才越能發揮聰明才智。然而有一利便有一弊，弊就弊在技術突出型的科技結構，產生和培養相應的技術突出型思維模式，講科學就講技術，結果常常弄得鼠目寸光，專好追求短期效應，也就缺少長期規劃，長遠觀念。好比下象棋，以看三步為基本標準，但慣於看三步的人，你要他看四步，他就會覺得你多事，三步足矣，無求發展。
(3)溝通無術，模式散碎。中國自秦以來，主要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溝通”二字，最為拿手。國家有官僚體製作“溝通”——官本位；思想有儒家道德作“溝通”——禮本位；士人有科舉製度作“溝通”——“經”本位；理論有天人合一，天人感應作“溝通”——“道”本位。但是，很可惜，非常可惜，中國科學技術的內部關係偏偏最少溝通。既少理論溝通，也少數學溝通，還少行業溝通。
缺少理論溝通。中國文化好講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好講“無極而太極，太極而陰陽，陰陽而萬物。”不論什麼事情都離不開一個統一的理論模式，科技當然也不能離開這個“道”的指導。然而，僅靠著一個“道”的指導顯然是太粗疏太宏觀太渺茫太缺少實證精神。中國古代科技理論，可謂有大無中缺小。大理論有，就是“道”。小理論也有，然而過於含蓄，比如齊白石講畫畫原則，說“太似則媚俗，不似則欺人，妙在似與不似之間”，這話很有意味，然而，這意味仿佛隻能意會而不能規範。中國科技理論的小道理，大略如此。師傅教徒弟，自然要講些道理出來，然而這些道理大多卻是些心得，可以心領神會，難以確指確證。比如烹調的火候，冶煉的火候，燒瓷的火候，那都是極其重要的，然而真的掌握準確了，大約90%要靠經驗，9%要靠悟性，還剩那麼一點點靠些秘訣，要言隻在三五句。但就憑這三五句，顯然不能掌握這門技術，三五句後麵就是經驗，經驗，再來一個經驗。居於中層的理論，即學科理論，則最不發達，似有之，似無之；嚴格地說，就是沒有。因此，理論溝通，總成空白，要求大的發展，十分困難。
缺少數學公式溝通。中國古代數學，堪稱發達，然而，主要依靠直觀的算盤和近乎直觀的文字表述，公式表述方式沒有產生，更沒發展，這個嚴重地阻礙了數學的進步，更阻礙了數學的廣泛應用。實際上，現代科學當家的科目，乃是數、理、化，而物理離不開數學，化學離不開分子式。科學公式不發達，數學不能起到溝通各門學科的作用，就等於先在學科自身的溝通方麵絕了中國科學技術發達的一條道路。中國數學本質上屬於應用型數學，雖對世界科學史有過很大貢獻，不能成為自然科學的統帥。中國數學講直觀性、應用性，所以史豐收速算法產生在中國而不產生在歐美國家，偶然性中會有必然性因子，但速算法的推廣需要某種必要的現代數學方式的幫助。我這個看法也許是外行論，但看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曆史道路，或許不致大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