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我國逐步完成了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社會生產力得到迅速的發展。鐵器的使用，是生產力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鐵製的斧、鑿、鋸等木工工具，測垂直的懸錘和測平麵的簡單水平儀都已出現，木工技術達到了新的水平（能將曲木壓直，直木壓彎）。我國古代傑出的工程師公輸班（魯國人，故又稱魯班）就生活在這個時代，他改進了生產工具，對造船事業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開始出現了用途不同，形狀各異的船舶。
當時，民間有快速的輕舟、扁舟；有適用於短途運輸的舟令船，有運輸糧食的槽船，有供國君乘坐的“餘皇”，還出現了專門用於水上作戰的戰船。
春秋時期的內河航運相當發達，“泛舟之役”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據《左傳》記載，魯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秦國賑濟晉國的幾萬斛糧食“自雍及絳相繼”。雍是秦國的都城，在今陝西鳳翔縣，臨渭水。絳是晉國都城，在今山西省絳縣，傍汾水。運糧船由雍至絳，先沿渭水東下入黃河，然後逆流北上，東折入汾水。航程六七百裏，首尾相繼，浩浩蕩蕩，蔚為壯觀。
長江的航運更為興盛。據《史記·張儀傳》記載，張儀遊說楚懷王時說：“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裏，舟方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裏，裏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扡關（扡關在楚的西界）。”
1958年，在安徽壽縣出土了戰國時期楚懷王賜給鄂地一個名叫啟的封君的行路符節，叫“鄂君啟金節”。節文規定，鄂君持有此節，可以集3艘船為1批，以50批即150艘為限，自武昌出發，在長江、漢水、湘江、資水、沅江、澧水和贛江航行，以達漢口、南昌、沙市等處，可免稅通行，並可得到食宿優待。這從一個側麵說明，當時楚國已經設立了水路驛站，可見長江中下遊廣大地區舟船往來之盛況。公元前506年，吳王闔閭命伍子胥開鑿了世界胥溪、邗溝路線圖上最早的一條運河——胥河。胥河又稱胥溪，它從蘇州通太湖，經宜興，高淳，穿石臼湖，在蕪湖注入長江，全長100多公裏，從而縮短了從蘇州到安徽巢湖一帶的路程。在胥溪開成的當年，吳王闔閭就率軍從胥溪伐楚，取得了勝利。闔閭死後，夫差又派人開鑿了江都到淮安長達185公裏的邗溝。公元前484年，吳國軍隊從這條水路進攻齊國，又取得勝利。連續兩次勝利，使夫差更加相信利用水路進軍的價值，於是又深挖了泗水和濟水之間的菏水。這樣一來，吳國軍隊從蘇州乘船出發，從邗溝進入淮河，再從淮河進入泗水，然後通過菏水進入濟水，就可以直達中原腹地，與中原諸侯國爭霸了。關於春秋戰國時期的海上交通，據學者們的考證，中國通往日本的航線這時已有兩條：一條為春秋時期所開辟，是一條借日本左旋環流漂流的單向航線；另一條則是戰國時期開辟的，經由對馬島直駛日本北九州。
以上是春秋戰國的造船和航運概況，了解它，有助於我們研究這一時期舟師的裝備和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