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部完成法西斯化之後，成為日本法西斯化的主要推動力量。就在軍部法西斯化急劇發展的同時，軍隊內部在如何建立法西斯政權的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以永田鐵山、石原莞爾、宇垣一成、東條英機等上層將領組成的幕僚革新派認為，鑒於軍部的勢力在不斷擴大，軍隊完全有可能通過自上而下的合法途徑，建立“高度國防國家”。因此，他們自“十月事件”後便開始放棄通過流血手段奪得政權的方法。由於他們主張保持軍部中央機構的統製，依靠合法手段自上而下建立軍部獨裁，因而被稱作統製派。
但是，以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等為首的基層革新派，卻仍然堅持其通過軍事政變途徑實行“國家改造”的主張。由於他們宣揚“皇道精神”，提倡國體明征、天皇親政，因而被稱為皇道派。皇道派認為，日本的軍備和國力反正比不過美英蘇，因而不太重視軍備的現代化和總體戰思想。他們所熱衷的是皇道精神，喋喋不休地鼓吹精神主義。荒木貞夫講話寫文章，通篇盡是皇道、皇軍、皇謨、皇威、皇獻之類冠以“皇”字的字眼。他甚至對人說：“國力不足，我們並不介意。何必要為物質之類的東西多費心機呢？”
1932年初，當犬養毅組閣時，永田鐵山等人曾支持荒木貞夫出任陸相，希望荒木能按照總體戰的要求重整陸軍。但是，荒木與真崎甚三郎等結成皇道派，在軍內大搞派閥之爭，排斥異己，失去了多數幕僚軍官的支持。幕僚軍官逐漸以永田鐵山為中心形成了統製派，其中還包括東條英機少將、今村均上校、武藤章、富永恭次、下山琢磨、影佐極昭中校、地田純久、田中清、四方諒二（憲兵）少校這些人。在永田等人的影響下，1933年11月，以片倉衷為中心的14名尉級幕僚軍官成立非常時期對策研究會，也屬統製派。
皇道派和統製派形成後，因意見分歧，對立尖銳。兩派的主要分歧是：第一、關於改造國家的手段，統製派主張自上而下地合法進行；皇道派則堅持自下而上地搞暴力政變。第二，關於改造的次序，盡管兩派都主張對外侵略擴張，但統製派主張先外後內，通過發動戰爭，推動國內的法西斯改造；而皇道派的中下級軍官則強調“國內第一主義”，主張先在國內建立法西斯統治再謀對外侵略。
統製派得到軍隊內大多數中上層軍官的支持，勢力漸豐。1934年1月，荒木貞夫辭去陸相職務，支持統製派的林銑十郎接任陸相。林銑在陸軍省內安插統製派成員，排擠皇道派。3月，永田鐵山任軍務局長，在陸軍省，這是僅次於陸相、陸軍次官的最有實權的職務。統製派掌握了陸軍的大權，成為推進日本法西斯運動的主體力量。
建立高度國防國家離不開統治階級的支持，尤為重要的是軍部與官僚、財閥的結合。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政府中出現了一批新官僚，他們在1932年與軍部一起推動救農事業，開始嶄露頭角，當時最活躍的是農林相後藤文夫。以後新官僚的隊伍陸續擴大。他們大多是內務、經濟方麵的官僚，主張用極權主義取代自由主義，與軍部完全合拍。他們超越各省廳的界線，形成橫向聯合，在推進綜合統製方麵具有很大能量。1935年5月，按照統製派的主張，在軍部的推動下，設立了綜合國策機構“內閣調查局”。它後來發展為企劃廳、企劃院，成為新官僚的大本營。新官僚是軍部最親密的同夥。軍部與財閥的結合有一個過程。新興財閥是在1931年後日本政府實施軍需通貨膨脹政策、經濟軍事化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是軍部的積極支持者。財界主力三井、三菱等舊財閥，由於過去投資的重點是輕工業和民用工業，所以盡管他們不反對軍部發動侵略戰爭，但是不希望軍部使日本過早地卷入力所不及的大規模國際衝突。舊財閥往往通過內閣、政黨和輿論界，對軍部幹預政治進行一定的抵製。同時，軍部一度也有排斥財閥的傾向，如關東軍、荒木貞夫陸相都曾宣布拒絕財閥資本進入“滿洲”。
很顯然，皇道派失利了。
1932年，在血盟團事件和“五·一五”事件的衝擊下，發生了“財閥轉向”。其表現是：（1）向社會事業捐款。三井、三菱、住友都有捐款，最大的一筆是三井拿出3000萬日元，設立社會事業團體“三井報恩會”。（2）協助開發“滿洲”。三井、三菱、住友向“滿洲國”的銀行、軍火企業提供2000多萬日元貸款。（3）財閥家族退出第一線，辭去財閥直屬公司負責職務。承認子公司的相對獨立性，這意味著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4）公開出售所屬企業的股票，售價高出股票麵額1倍以上。財閥轉向是為了緩和社會上的反財閥情緒，也是為了迎合、接近軍部，並且趁機改革不適應擴大經營的家族封閉式體製。
1934年，統製派在陸軍中占支配地位，他們重視協調軍部與財閥的關係，深知建立高度國防國家不能沒有財閥的支持。陸軍小冊子明確宣布，隻要不違反國家的要求，可以“滿足個人的創造性和辦企業的欲望”。關東軍也在實踐中認識到，開發“滿洲”離不開財閥的財力，於同年6月宣布不再排斥財閥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