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參偵察營接受了這一任務——由於他們所受到的精良的潛伏和滲透訓練，他們在國防軍內部被認為是執行這次任務的最佳人選。這當然是一件難度很大的工作，難在不能發揮火力，襲擊部隊不能等車隊進了伏擊圈後便一通開火，死了的敘利亞軍官是沒有用的。偵察營隻能依靠突然出現所造成的心理打擊，震懾住敵人的護衛部隊，迫其放棄抵抗。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在人數上對敵護衛部隊具有壓倒優勢。但同時，設伏人數過多又可能被黎巴嫩方麵察覺，那樣敘利亞人根本就不會來。
營長巴拉克的設想是：將設伏部隊分成3部分，一部埋伏在路邊，當敘利亞車隊經過身邊時發起突襲，另外兩部分在車隊的首尾包抄堵截，切斷車隊可能突圍的路線。3支部隊協同的關鍵是時間，他們要同時出現在敵人麵前，以形成他們想要的那種震懾。
行動的代號是“板條箱”，這個名字倒有些符合實際情形：從3麵出現的突襲部隊的確像一隻裝人的箱子。
1972年6月9日，巴拉克率領部隊乘夜潛入黎以邊境上的設伏點。但不久之後，埃拉紮爾將軍取消了這次行動，因為情報顯示，在設伏地區附近有黎巴嫩軍隊活動。
3天之後，偵察營得到情報，敘利亞軍官將再次出現。偵察營立即按計劃出動，3支部隊在12日夜裏，乘著夜色的掩護悄悄進入了伏擊陣位。突襲分隊由巴拉克親自指揮，徒步越過邊境，在黎巴嫩邊境公路邊上的灌木叢裏和巨石後麵隱蔽起來。另一支分隊隱蔽在巴拉克的東麵，負責在目標車隊開過去後從後麵包抄，防止其調頭。埋伏在巴拉克西麵的分隊則負責迎頭堵截，防止車隊加速逃逸。這支分隊配屬了3輛裝甲車，指揮官是剛從烏幹達任軍事顧問回來的穆基·貝策爾上尉。他們這支部隊在路上有點麻煩：需要通過一個設在黎以邊境上的聯合國軍事觀察哨，以及一個黎巴嫩邊境警察哨所。當然，以色列部隊和裝甲車在邊境上活動並不是什麼稀罕事，但關鍵是不能讓人發現他們要進行一場行動，以免打草驚蛇。因此，穆基要求部隊盡量放鬆，在通過哨所時努力做出一幅漫不經心、鬆鬆垮垮的樣子。
總參謀長大衛·埃拉紮爾中將，和北部軍區司令古爾少將的指揮部設在以巴列邊境公路後麵不遠的樹林裏。
13日下午，指揮部的無線電裏傳來了巴拉克的聲音：“發現兩輛轎車，一輛輕便卡車……兩輛吉普……還有一輛裝甲車。”
“停止行動！”無線電裏傳來了古爾將軍急切的聲音。
“沒問題，”巴拉克爭取著，“我們能對付！”
所有的分隊指揮官都通過無線電聽到了將軍和巴拉克的對話，所有人都在屏息等待總參謀長埃拉紮爾的決定。
“不行！”總參謀長發話了。
“我請求您授權開始行動！”巴拉克再次堅持，每個人都能聽出他聲音中的焦急。“他們正在我麵前幾米處，我們現在就能突擊！”
“不！”埃拉紮爾將軍加重了語氣，“絕對不行！”
一直在聽著無線電的穆基歎了口氣，他知道將軍們取消行動的原因是那輛裝甲車。一分鍾後，敘利亞車隊從穆基的分隊前麵開了過去，鑽出了“箱子”。“板條箱2號”行動又流產了。
那天下午，部隊的所有指揮官都在兩位將軍召開的會議上發言表示他們的不滿：埋伏了半天一夜，最後就因為車隊裏多了一輛裝甲車而取消行動，他們有點想不通。
“我如實地向指揮部彙報了前方的情況，”巴拉克說，“但我絕對想不到一輛裝甲車會導致指揮部決定取消行動。我們早已為有裝甲車的情況做了準備，它並不構成額外的威脅。而你們的決定使我們輕易放棄了可能是最後一次營救戰俘的機會。”
“更糟的是，這個決定造成了一種後果，以後我們可能不會再向指揮部如實報告一切情況，因為擔心你們又會像今天這樣取消行動。”（事實上一年後，巴拉克在貝魯特指揮“少年之春”行動時，便沒有如實向指揮部彙報敵情的變化。）
埃拉紮爾將軍和古爾將軍默不做聲，任由軍官們說出他們的惱火，而沒有命令小夥子們注意他們的軍銜——這情景在各國部隊中恐怕都不多見，在以色列正規部隊中也不大可能出現、而隻可能發生在極為強調靈活性，和尊重前敵指揮官臨機處置權的以色列特種部隊中。古爾看著總參謀長，而後者皺著的眉頭顯示出他心中也很矛盾。既要救人，又不能讓營救部隊遭受損失。他低著頭，用手不停地在地上劃著。營裏所有的軍官一個一個地發言，全都站在巴拉克一邊。最後，埃拉紮爾將軍拾起頭說：
“可能是我錯了。現在，我隻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總參謀長說得沒錯，還不到一個星期，巴拉克召集全營的軍官，通報了敘利亞車隊即將於次日返回的消息。
“這次我要做到萬無一失，”巴拉克對軍官們說，“我去待在指揮部裏和將軍們在一起，如果他們又有什麼問題，我就向他們解釋，我們能行。”